一方面，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剧作家们从理论上组装起来的“三一律”是建立在对希腊戏剧的误解基础上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为了适应自己的艺术要求，这些剧作家们才会对希腊人做出如此的理解。
　　无知是一种魔力。今后我们是否还会因为无知犯各种各样的悲剧？我们没有办法消除这种不安。难怪乎希腊最伟大的作家们要将无知作为悲剧产生的源头了。
　　1830年诸多事件使整个欧洲都被拖进政治性漩涡，德国文学也没能够幸免。当时几乎所有的作家们都在向人们弘法——生吞活剥的立宪主义以及更加粗制滥造的共和主义。人们为了掩饰作品中最欠缺的才能因素，纷纷用那些能够吸引人们眼球的政治性的语言加以充斥。这些东西渐渐成为人们普遍的习惯，在那些庸俗文人之处尤甚。
　　就像文化史专家们所坚信的那样，罗宾汉的故事表达的绝对不仅仅是对自然生活的复归。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样，它们并不是以那种形式的自然主义为基础的。卢梭的社会契约是一种希望通过契约将那些以独立作为本性的各种各样的主体结合起来，关联起来的东西，这与单纯地向自然生活的复归是不同的。大大小小的罗宾汉的故事所拥有的只不过是一种艺术上面的外壳罢了。毋宁说，那是一种对自十六世纪以来逐渐抬头，在十八世纪大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未卜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