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8月，23岁的罗马尼亚王国末代国王米哈伊一世做出了一个惊人决定：下令抓捕总理安东内斯库，脱离“轴心国”阵营，打击纳粹德国。而4年前，他被纳粹扶上台，还曾与希特勒共进午餐。但此时，他决定和罗马尼亚共产党及苏联人结盟。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35岁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东南欧负责人威斯纳密切观察着时局。纳粹飞机轰炸了米哈伊的王宫，虽然米哈伊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表弟，但远在天边的英美盟军救不了他，只能靠苏联红军。他的反戈一击让战争缩短了好几个月。战后斯大林接见了他，授予他胜利勋章，还送他一架飞机。而在威斯纳眼里，这是“冷战的最初迹象”。
　　罗马尼亚驻美大使乔治·马约的新书《美国第一间谍：弗兰克·威斯纳悲剧性的英雄主义》，讲述了美国“秘密行动之父”威斯纳的神秘人生。马约当过罗情报部长，写书时又从威斯纳家人处挖到了不少内幕，令此书引起了外界的浓厚兴趣。

从“搭救飞行员”到“观察冷战”

　　威斯纳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富有的中产家庭。他大学毕业后在华尔街当过律师，但很快厌倦了单调的办公室工作，报名参加了海军。入伍半年，珍珠港事件爆发，他转入战略情报局。1944年6月，他从土耳其前往罗马尼亚，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搭救执行因轰炸任务而被击落的盟军机组人员。威斯纳先后将上千名盟军战士转送出境。
　　随着二战胜利的临近，威斯纳却越来越忧虑。他成了米哈伊国王的好朋友和非正式顾问，甚至和一位罗马尼亚公主谈起了恋爱。通过种种上层关系，他观察到苏联人和罗共在罗马尼亚的影响越来越大，亲苏派人士正在掌握越来越多的重要岗位，传统的民主政党则“缓慢地失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的米哈伊“变得日益孤立”。马约说：“在美国情报界，威斯纳第一个观察到东欧国家正在被拉入苏联的卫星轨道。他向华盛顿报告了这些情况，但得到的回应并不积极。威斯纳甚至得到指令，要求劝说米哈伊放弃权力流亡。”
　　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美国要维持与苏联的盟友关系，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更主张战后要与苏联分享权力。因此，华盛顿并不想放大威斯纳传回的冷战信号。威斯纳转往战略情报局设在德国的情报站，领导他的是后来成为中情局首任局长的艾伦·杜勒斯。
　　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担心战略情报局的特工扰乱正常秩序，而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胡佛更不愿意看到情报机构跟他争锋。他游说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一个拥有1.6万名特工的军情机构在和平年代会成为“美国的盖世太保”。杜鲁门下令裁撤战略情报局，只在战争部保留少量情报人员。

　　弗兰克·威斯纳：1909年生，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曾为律师和美国海军军官，后加入战略情报局，是中央情报局创办者之一。

　　威斯納郁闷地回到美国，一度重操旧业当了律师。一个熟人把他招进了美国国务院负责占领区事务的部门。冷战的阴云在欧洲越聚越浓，很快给了他重出江湖的机会。

曾占用中情局3/4的资金和60%的人力

　　1947年，杜鲁门下令成立中央情报局。当年12月30日，亲苏的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成立，米哈伊流亡瑞士。就在这一年，一直担心“共产党势力扩散”的威斯纳积极游说包括美国防长在内的众多高官，推动建立了一个名为“政策协调办公室”的机构，自任主任。这个机构很快挂靠到中情局，得到了大笔资金。
　　在特工世界，平淡的名称背后往往有着丰富的内容。威斯纳的“协调办”从搞宣传战到密谋推翻外国政府，什么都干。宣传战方面，威斯纳搞了一个“知更鸟行动”，控制美国主流媒体。那时，他和《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的众多知名记者关系很好，经常组织记者和包括杜勒斯在内的政府高官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被外界称为“乔治敦圈子”。大家聚会时还把夫人带上，外界称之为“乔治敦女士社交俱乐部”。其乐融融中，记者们所写的文章有意无意地紧跟中情局的立场，有些甚至直接传达了威斯纳的意思。专栏作家阿斯洛普的文章刊登在300多家报刊上，对“知更鸟行动”的贡献尤其大。
　　威斯纳不断寻找向美国公众展现“共产主义危险性”的方法。1954年，他为好莱坞电影《动物庄园》的拍摄安排了资金。这部根据奥威尔名作改编的电影被视为对苏联体制的讽刺。上世纪50年代，中情局从事宣传战的人员达到3000多人。当时美国有一本据称是苏联叛逃间谍写的回忆录，把苏联写得一团漆黑。实际上这也是中情局特工代笔的。
　　只要能反共，威斯纳什么人都敢用。他曾发起一个“血石行动”，招募了一批前纳粹特工，希望用他们的情报专长对付苏联。这件事后来引发美国司法部的调查。他的老对手、FBI局长胡佛也不断给他下绊子。胡佛调查了“协调办”的人员，发现其中一些人早年参与过左翼政治运动。他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反共立场强硬的参议员麦卡锡，还向麦卡锡爆了一条“八卦”：早年和威斯纳传过绯闻的罗马尼亚公主“其实是苏联间谍”。
　　中情局又进行了一次调整，将“协调办”和负责情报搜集的“特别行动处”合并为“计划局”，仍归威斯纳指挥。这个部门占用了中情局3/4的资金和60%的人力。威斯纳搞了两个重大秘密行动，继续“舆论先行”。1953年，他指挥推翻了被视为“亲苏”的伊朗首相摩萨台。当时，中情局行动人员伪装成左翼人士，恐吓伊朗的宗教领袖们“不得反对摩萨台”。这种“高级黑”激怒了笃信宗教的伊朗民众。中情局又在伊朗军方秘密运作，合法当选的摩萨台最终被军人逮捕。 　　1954年，威斯纳又将目标对准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其实，阿本斯还算不上“亲苏”，只是个民族主义色彩比较强烈的领导人，在实行土地国有化过程中触碰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该公司老板在美国媒体上大造舆论，称阿本斯在危地马拉的行动是“苏联在美洲扩张的开始”。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认为“美国后院”不容有失，决定以“反共”的名义除掉阿本斯。威斯纳负责实施这个代号“胜利”的行动。中情局开动了它的宣传机器，把10万份题为《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小册子散发出去，3部中情局制作的心战电影在危地马拉免费放映，还有一些反映阿本斯“暴政”的假照片也广为传播。中情局还拿出2000万美元扶持反对派武装。虽然反对派武装人数少于政府军，中情局却通过“自由之声电台”等宣传工具让阿本斯的支持者相信，两路武装精良的大军即将扑向危地马拉城。特工们还忙着收买政府军将领，有一位将军收到的“投降费”是6万美元。当阿本斯试图组织民兵抵抗时，军队拒绝给民兵发武器。绝望的阿本斯最终辞职。

抑郁中开枪自杀

　　一心想成为冷战赢家的威斯纳，在1956年似乎看到了胜利希望。这一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严厉批评斯大林。威斯纳很快拿到了报告，并透露给《纽约时报》，后者在当年6月公开发表。威斯纳分析，赫鲁晓夫的行动会鼓励东欧国家摆脱苏联的控制。
　　事实正是如此。在波兰和东德都出现了一些躁动不安的情形。在匈牙利，总理纳吉宣布放松国家对媒体的控制，允许讨论政治和经济改革问题，释放了一批政治异见人士，还表示要举行自由选举，退出华沙条约组织。这些引起了赫鲁晓夫的警觉。当事态显得越来越失去控制时，苏军的坦克开上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街头。纳吉下台，并被定罪处决。数以千计的匈牙利人在事件中死亡。

　　这件事给威斯纳带来了很大的打击。他原以为美国在关键时刻会出兵对抗苏军，但这并未发生。他的朋友说：“威斯纳花了很多钱，投入大量精力，通过自由欧洲电台鼓动民众进行反抗。他告诉朋友，他觉得是美国政府背弃了匈牙利，甚至觉得他输掉了冷战。”威斯纳告诉时任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鲁斯：“那么多的人被杀，而我们什么也没有做。我们忽视了它。”
　　匈牙利事件后，威斯纳患了严重的抑郁症，被迫住院治疗而无法工作。1958年出院后，杜勒斯派他到伦敦当中情局英国站站长。1962年，陷入抑郁症的威斯纳退休。1965年10月28日，他开车去马里兰州自家的农场。妻子担心他自杀，特意打电话给农场护理员要求把房子里的枪藏起来。但威斯纳找到了儿子的手枪，第二天自尽。
　　马约说，他对威斯纳的故事感兴趣，是因为今天罗马尼亚所在的地区，情报活动仍活跃而复杂。“技术进步了，但谍战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而作为北约一员的罗马尼亚，仍然是那个对美国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前沿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