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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我期待着从海外来到英格兰的人们全身心地融入英国社会，我们当然应该全力以赴，去回报出版社远在海外的各个东道国。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对当地社会施加影响。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且如果这也正是出版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商业收益必将随之而来。
去年，威尔士王子查尔斯殿下任命我作为他本人派驻社区商业协会的大使之一。我受命向企业界阐释它们应该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维系和捍卫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能够接受王子殿下的这一委任，令我深感荣幸，然而我本人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有此番荣誉，当归功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数千同仁的出色成就。
为什么说帮助出版社业务所及的各个社区，我们责无旁贷?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在全世界推动和促进知识的传播。如今我们的出版业务虽然遍及40多个国家，然而我们意识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归根到底仍是立足于英国本土的机构，迄今为止，我们也的确被人看作是一个英国出版机构。未来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融入各国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社会，能否与那些社会休戚相关、荣辱与共。那才是完全公平的：既然我期待着从海外来到英格兰的人们全身心地融入英国社会，我们当然应该全力以赴，去回报出版社远在海外的各个东道国。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对当地社会施加影响。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且如果这也正是出版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商业收益必将随之而来。
那么在实践中，出版商可以做些什么呢?为说明这一点，或许可以在此列举几个让我倍感骄傲的剑桥事迹。
2008年，中国和缅甸两国几乎在同时分别遭受了重大灾难。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致使那些偏远村庄损失惨重，而在缅甸，热带风暴纳尔吉斯造成的洪水冲走了整个村庄及学校。这些可怕的灾难发生后，我们的北京办事处立即向我和整个董事会发出倡议，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金会，方便世界各地的员工捐款，目标是在两个地区各自重建一所学校。我们接受了这一倡议，出版社为了鼓励员工捐款，同意为每一个员工的捐款数额追加配捐。结果，剑桥全球员工共筹集了大约81，000美元的捐款，分别用于中国四川和缅甸。有了这笔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一起在四川省建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小学，而在伊洛瓦底三角洲，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正在筹建中。
另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发生在海地，同样，大地震对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次，我们送去了教学资料，为当地愿意参与自助、重建家园的孩子们提供支持。有了这些书籍，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就可以利用自己新掌握的英语语言，为地震发生后到达海地的各个国际援助机构和寻求帮助的民众做翻译。如果没有那次经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英语语言培训居然能够如此迅速地发挥重要作用!
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在我本人看来要亲切得多，因为我出生在乌干达，对非洲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剑桥大学出版社南非代表处发现，整个非洲存在一个严重的识字教育问题：大量人口操持着仅有当地部落人口使用的部落语言，却根本没有以这些部落语言写成的书籍，因为出版这类书籍赚不到钱。结果，那里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基础知识，学习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读书写字，而这些却不是他们的母语!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以30多种部落语言出版一套故事书，让当地的老师们可以用部落语言教育孩子。孩子们现在终于可以在五岁时学习阅读，而不必再费三四年才能理解老师教授的东西。剑桥大学出版社所以会出版那些读本，是因为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教育，而不是赚钱，因此我们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其他出版社不愿做的事情。
我讲述这些实例，是因为事实上只要出版商的心胸足够开阔，愿意在某个特定社会提升自己的企业形象，就应该做些类似的工作。你会发现本机构的员工非常愿意参与到这类活动中。的确，我们的雇员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做得更多，且往往不惜花费自己的时间。他们参与教师培训，帮助中小学校的孩子们提高阅读和算术技巧；还会参与其他活动，提高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以使他们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而这些还不仅限于教育，出版商们还可以选择支持诸多其他社会活动。我本人对表演艺术很感兴趣，特别是音乐，还在一个名叫“英国小型交响乐团”(BdttenSinfonla)的优秀交响乐队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和个人都不再如往日那样慷慨资助艺术活动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形势最糟的时候，也需要有人继续确保音乐、戏剧和绘画艺术的存续，这一点至关重要。作为企业，我们当有能力尽己之所能，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企业效仿我们，在某些国家的贸易较为惨淡时，仍出资支持各类艺术形式的存续和发展。
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或许要算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了。这一领域的最大问题是，很难令个人、公司和政府改变其既有的行为模式。我们都知道驱车出行会污染环境；也都看到了北京上空的浮尘烟雾和南中国沿海顺流而下的工业污染；我们都听到政府官员劝说公众节能减排，尽量不要将有毒化学品倾倒入江河，使用可持续森林产出的木浆等。然而公众还需要企业界的典范作用：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的老板为解决该问题切实努力，看到风头正盛的公司为全体国民作出榜样。作为出版商，我们应是最早投入这一行动的领先者。语言文字的力量不可低估，而我们最擅长文墨，完全能够借助手中的笔来扩大对同胞的影响。
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做法可以写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议程中。我们可以对作者负起责任，保护他们的版权，并向他们提供足以维持生计的版税。还可以对顾客负起责任，确保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我们的出版物定价合理，产品物有所值。我们还可以帮助那些有志于创造美好未来的东道国政府实现既定目标。为此，我全力参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hina BookInternational，CBI)，力求西方世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这可以算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又一简单事例。
在我看来，优秀的企业都力求实现多赢，参与其中的各方都会受益。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这方面的报道都能够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便知道人们会愿意购买剑桥的出版物，因为他们很容易对剑桥的品牌产生认同感。那样我们自然能够赚取利润，并利用这部分利润将企业宗旨鞋一步发扬光大。
我们必须始终铭记，顾客和东道国社会期待着从企业获得回报，而企业也完全能够用价值回报顾客和社会。如果愿意，回报的方式很多，也简单易行。事实上，剑桥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我们还专门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诠释企业可以多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社区的一分子。然而这不仅仅是剑桥一家企业的事情，每个企业都应参与其中。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建美好未来!
去年，威尔士王子查尔斯殿下任命我作为他本人派驻社区商业协会的大使之一。我受命向企业界阐释它们应该如何发挥重要作用，维系和捍卫整个社会的文化凝聚力。能够接受王子殿下的这一委任，令我深感荣幸，然而我本人清醒地认识到，我之所以能有此番荣誉，当归功于剑桥大学出版社数千同仁的出色成就。
为什么说帮助出版社业务所及的各个社区，我们责无旁贷?剑桥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是在全世界推动和促进知识的传播。如今我们的出版业务虽然遍及40多个国家，然而我们意识到，剑桥大学出版社归根到底仍是立足于英国本土的机构，迄今为止，我们也的确被人看作是一个英国出版机构。未来要想取得更大的成功，取决于我们能否融入各国员工工作和生活的社会，能否与那些社会休戚相关、荣辱与共。那才是完全公平的：既然我期待着从海外来到英格兰的人们全身心地融入英国社会，我们当然应该全力以赴，去回报出版社远在海外的各个东道国。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做法是对当地社会施加影响。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且如果这也正是出版社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商业收益必将随之而来。
那么在实践中，出版商可以做些什么呢?为说明这一点，或许可以在此列举几个让我倍感骄傲的剑桥事迹。
2008年，中国和缅甸两国几乎在同时分别遭受了重大灾难。中国四川发生的地震致使那些偏远村庄损失惨重，而在缅甸，热带风暴纳尔吉斯造成的洪水冲走了整个村庄及学校。这些可怕的灾难发生后，我们的北京办事处立即向我和整个董事会发出倡议，提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金会，方便世界各地的员工捐款，目标是在两个地区各自重建一所学校。我们接受了这一倡议，出版社为了鼓励员工捐款，同意为每一个员工的捐款数额追加配捐。结果，剑桥全球员工共筹集了大约81，000美元的捐款，分别用于中国四川和缅甸。有了这笔钱，剑桥大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发展基金会一起在四川省建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小学，而在伊洛瓦底三角洲，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正在筹建中。
另一个同样感人的故事发生在海地，同样，大地震对那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一次，我们送去了教学资料，为当地愿意参与自助、重建家园的孩子们提供支持。有了这些书籍，当地的一些年轻人就可以利用自己新掌握的英语语言，为地震发生后到达海地的各个国际援助机构和寻求帮助的民众做翻译。如果没有那次经历，我们根本无法想象，英语语言培训居然能够如此迅速地发挥重要作用!
接下来讲述的故事在我本人看来要亲切得多，因为我出生在乌干达，对非洲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剑桥大学出版社南非代表处发现，整个非洲存在一个严重的识字教育问题：大量人口操持着仅有当地部落人口使用的部落语言，却根本没有以这些部落语言写成的书籍，因为出版这类书籍赚不到钱。结果，那里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习基础知识，学习用包括英语在内的外语读书写字，而这些却不是他们的母语!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很简单，以30多种部落语言出版一套故事书，让当地的老师们可以用部落语言教育孩子。孩子们现在终于可以在五岁时学习阅读，而不必再费三四年才能理解老师教授的东西。剑桥大学出版社所以会出版那些读本，是因为我们首要的目标是教育，而不是赚钱，因此我们有足够的动机去做其他出版社不愿做的事情。
我讲述这些实例，是因为事实上只要出版商的心胸足够开阔，愿意在某个特定社会提升自己的企业形象，就应该做些类似的工作。你会发现本机构的员工非常愿意参与到这类活动中。的确，我们的雇员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愿意做得更多，且往往不惜花费自己的时间。他们参与教师培训，帮助中小学校的孩子们提高阅读和算术技巧；还会参与其他活动，提高孩子们学习的兴趣，以使他们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而这些还不仅限于教育，出版商们还可以选择支持诸多其他社会活动。我本人对表演艺术很感兴趣，特别是音乐，还在一个名叫“英国小型交响乐团”(BdttenSinfonla)的优秀交响乐队担任委员会主席职务。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和个人都不再如往日那样慷慨资助艺术活动了，然而即使在经济形势最糟的时候，也需要有人继续确保音乐、戏剧和绘画艺术的存续，这一点至关重要。作为企业，我们当有能力尽己之所能，我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很多企业效仿我们，在某些国家的贸易较为惨淡时，仍出资支持各类艺术形式的存续和发展。
关于公司的社会责任，人们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或许要算是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了。这一领域的最大问题是，很难令个人、公司和政府改变其既有的行为模式。我们都知道驱车出行会污染环境；也都看到了北京上空的浮尘烟雾和南中国沿海顺流而下的工业污染；我们都听到政府官员劝说公众节能减排，尽量不要将有毒化学品倾倒入江河，使用可持续森林产出的木浆等。然而公众还需要企业界的典范作用：他们需要看到自己的老板为解决该问题切实努力，看到风头正盛的公司为全体国民作出榜样。作为出版商，我们应是最早投入这一行动的领先者。语言文字的力量不可低估，而我们最擅长文墨，完全能够借助手中的笔来扩大对同胞的影响。
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做法可以写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议程中。我们可以对作者负起责任，保护他们的版权，并向他们提供足以维持生计的版税。还可以对顾客负起责任，确保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我们的出版物定价合理，产品物有所值。我们还可以帮助那些有志于创造美好未来的东道国政府实现既定目标。为此，我全力参与“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China BookInternational，CBI)，力求西方世界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这可以算作企业社会责任的又一简单事例。
在我看来，优秀的企业都力求实现多赢，参与其中的各方都会受益。负责任的企业行为和这方面的报道都能够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以此为出发点，我们便知道人们会愿意购买剑桥的出版物，因为他们很容易对剑桥的品牌产生认同感。那样我们自然能够赚取利润，并利用这部分利润将企业宗旨鞋一步发扬光大。
我们必须始终铭记，顾客和东道国社会期待着从企业获得回报，而企业也完全能够用价值回报顾客和社会。如果愿意，回报的方式很多，也简单易行。事实上，剑桥已经完成了很多工作，我们还专门为此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诠释企业可以多种方式融入当地社会。成为社区的一分子。然而这不仅仅是剑桥一家企业的事情，每个企业都应参与其中。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建美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