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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行割禮。”司马玲背过他说。
“绣湖西路上就有一个教堂。”最近一次体检，老中医握住他的蛋蛋揉捏良久，松手时特别叮嘱他注意个人卫生，密封严实的体检报告两周后寄达：鼻中隔偏曲、载脂蛋白偏高、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包皮过长。“为什么绣湖西路上会有一个教堂呢？”
“真要去行割礼？”
“愿主保佑。”他想到老中医，脑袋一阵昏沉，他努力让自己想一想绣湖西路上的那个教堂。
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四个月没发工资了的时候，他正在教堂里听唱诗班合唱《基督复生歌》。教堂位于绣湖西路143号二楼，临街的三层简易小楼，楼梯就在街上，楼梯口正上方有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埋没在两边的各种招牌中，“胡土莲妇科诊所”“乌商面馆”“食功夫港式烧腊连锁餐厅”“休芸芸修脚铺”“木槿花韩式自助涮烤”“星火美粥王”“纳米汗蒸养生馆”……教堂里的歌声隐隐传到马路上，他循声走进去，想要凉快一下。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在电话里说。他说，我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唱诗班领唱走过来示意他安静，同时递给他一本黑色封皮的《圣经》。他挂断电话，唱诗班重新起头，基督在耳朵里复生，他信手翻到一段《圣经》：“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他恶意想象如果用犹太人的禁忌物来对付犹太人，耶和华也做不了什么……走出教堂，阳光依旧猛烈，他合起《圣经》抵住额头遮挡阳光，步行回到房间静候司马玲上门，没有晒伤。
“好热，”司马玲从床上坐起来，盯着窗帘，“你要是安一扇纱窗，我们就可以开窗让风进来了。”
“比起蚊虫，我宁愿忍受闷热。”他平躺着，鼓励她也躺回去，“躺下来就好。”
“末班车快到了。”司马玲把衬衣掖进衬裙里，站直了环视房间，“我简直是在和一个清教徒约会。”
“愿主保佑。”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很干涩，仿佛喉咙里塞满了锯末。在司马玲离开以后，他想起来喝一杯水以前，闷热和倦意彻底把他放倒了。他平躺着，听见走廊上司马玲的足音，想象自己也跟着她一起出门、下楼，走到公交站等着，上车、投币、落座，陷入昏睡。
他虽然会开车，但实在不喜欢也不擅长坐车，他羡慕那些可以在车上专注阅读的人，遗憾自己没有遗传到一个强大的头脑和一副强健的肠胃。尤其长途车，他总是昏昏欲睡，仿佛脑袋里塞满了锯末，他虚弱地抿紧双唇，被干呕出来的胃酸灼伤。
后半夜，他热醒过来，翻身，折叠床受惊似的“嘎吱”叫了一声，肩胛骨也“嘎吱”一声苏醒过来，微微酸痛。他想象自己是在深夜的长途车里，脚臭、汗酸气、头油味以及机油、汽油、水蒸气，想着想着，有了一点尿意，摸黑来到想象的车厢尽头，在现实中的抽水马桶前站定，一点一点放空膀胱。月亮是一块白色的炽炭，热气腾腾烧了整宿，烧完，车子也就驶进了灰蒙蒙的白昼。
像到站时车上昏昏沉沉的旅客，他睁开眼，像接受一座陌生城市一样，接受无可回避的新一天。他很高兴走廊上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不想说话，他不自觉地有些蹑手蹑脚，在下到一楼进办公室之前，他不想遇到其他人。
虹姐已经到了，泡好了一杯枸杞茶。他的工作位在虹姐正后方，经过时，虹姐照例猛一抬头，冲他一笑，他面无表情地绕到自己座位上。小叶总是踩着点到，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会出现的，他看了眼手机，离八点半还有六分钟。
他发现左手腕上有一块蚊虫叮咬的红肿，他掏出房间钥匙，捏住钥匙齿边来回划过红肿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挠痒有点儿像割腕，这个类似自杀的动作使他镇静下来。他问小叶哪里有毒药卖时，虹姐夸张地惊呼起来。小叶配合着虹姐，调侃说，万事好商量，莫要想不开。但因为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小叶笑了笑就不笑了。他把钥匙换到左手，划起右手腕，左手腕上的划痕一会儿就消失了。
母亲的来电使他分神，撒了一些药粉到左手上。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说。
“怎么样了？”他蹲在夜市的鼠药摊前，左手背有点儿发热，也可能是幻觉。
“老板跑了。”母亲叹了叹气，手机里相应地一串噼里啪啦。
“那怎么办？”他站起来，背过摊上的扩音喇叭，强调说，“你不能就这样算啦。”
“还能怎样呢？”
母亲的态度让他恼火，但他不想再说下去了，左手背又一阵发热。一回到房间，他就用洗手液、香皂、牙膏，都各洗了一遍双手。左手腕上还有一点红肿，他想起白天虹姐的惊呼和小叶笑到一半的笑，就对着镜子也笑了笑，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他其实很怕死，比“死”更怕的还有“怕”本身。他最多只是以想象的形式，零成本地摆出一些危险的越界姿态，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无缘无故把他杀死，他也绝不反对似的；就好像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人要无缘无故杀死他，他也绝不会慌神似的。好像而已，他知道自己只是虚张声势。
他的感觉告诉他手背不再发热，于是戴上手套开始分布鼠药，沿墙一条匀匀的“药线”，几处死角加大药量，重点防控。房间不算小，两室加一个独立卫生间，但他很快做完了这一切。入职第一天，主任关心他在哪里落脚，他淡淡地表示还没着落呢，事实上他已经接触了几家中介，因为房租问题还在举棋不定。主任就把他领到二楼的主任办公室，办公用房面积新标准出台以后，主任就搬回一楼的老办公室了。室内烟味很重，从门底下钻进来的风卷起地板上的灰。买回折叠床之前，他就在宽大的老板桌上凑合了几晚。单位附近的房租都不便宜，而他直接住在了单位，上楼下楼上班下班，不必再为通勤烦恼抱怨堵车晕车。主任给他钥匙时，很诚恳地说，会好起来的。仿佛欠了他一个人情。他坚定地点点头，克制自己没有喜形于色。
司马玲倒了两班公车来到他房间，把老板桌上的衣裤、袜子拢到卫生间水池里，再把易拉罐、酒瓶、鞋盒、旧报纸、薯片袋、泡面桶、话梅糖纸、红枣和红枣核通通丢进垃圾袋，桌上除了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本《圣经》。 “墻角这些是什么？臭死了。”司马玲开窗通风，说。
“过几天还会有死老鼠的味道。”他说。
“这里有老鼠？”司马玲像一只老鼠一样，凑近墙角的鼠药嗅了嗅，“真臭。”边说边掂起桌上的《圣经》，“你信这个？”
“信的。”他摇摇头。
“我们像不像两只化粪池里的臭老鼠？”司马玲左手抱着《圣经》，右手在空中画了个十字，“上帝也救不了我们，救不了这间房了。”
“周末陪我去医院。”他说。
“你要晕倒了吗？”司马玲放下《圣经》，“我感觉我快熏晕过去了。”
“如你所愿，陪我去行割礼。”他把一只手搭在《圣经》上，好像她是他的牧师。
“绵绵现在一、三、五负责咨询台，二、四、六盯售票窗口，忙起来连单休都没有，总之就是要和外人打交道。旺季一天要回答几百遍‘长颈鹿区怎么走啊’，要警告几十遍‘你自己应该清楚为什么你的学生证买不了学生票’，还要说上无数遍‘操你妈’，当然‘操你妈’是私下说说，常常是前一秒她还在问候游客，‘您好’，‘欢迎再来’，一转头她就拉长脸‘操’开了，操你妈。”
“您好。”他扳过司马玲的脑袋，一字一顿说。
“操你妈。”司马玲掰开扳着她脑袋的手，《圣经》从胸口滑落，“什么声音？”
“老鼠吧。”他在她脑门上吻了一下，“没什么可怕的。”
“操你妈。”
母亲来电让他下周末带上换洗的衣物，她会在温泉酒店等他。电话背景里始终有一些别的人在说话，还有搬移重物的轰响，这回是母亲那边比较热闹了，他想，下个周末还远着呢，母亲打电话来更多的是提醒他这个周末没有回家的事实。他和司马玲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隔了一点距离，没有人说话。司马玲发觉他上身绷得很紧，就坐近了一点，安慰他，只是个小手术，就像剪掉一段海蜇头一样，没什么可怕的。他不安地挪了挪屁股，想站起来，但还是坐着。
走廊那头突然一阵喧哗，急救对象刚从救护车上放下，就一刻不停地推往抢救室。经过时，他们看清楚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赤膊，昏迷，全身是血，像是交通事故的重伤者。他松了一口气，突然觉得没什么可怕了，就像剪掉一段海蜇头一样嘛。带着这股莫名的勇气，他顺利完成了手术。司马玲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仿佛迎接英雄凯旋。英雄推开美人，希望美人和他一样小心谨慎，尤其在接下来一段日子里，避免过多的刺激。司马玲翻白眼说，我要买束满天星庆祝我真的在和一个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约会。
他看到了虹姐，虹姐也看到了他，他想扭头就走已经来不及了。虹姐嘴巴微张着，显然也有点儿惊讶。他们走近了打招呼，虹姐捧着左手，食指缠满绷带，笑眯眯地说，我切胡萝卜不小心切到了自己，实习的小护士包得也像一段胡萝卜。他报以一笑，感激虹姐没有过问他来医院的目的，他确定虹姐脸上的笑是真诚的，是真的笑。
他一直和虹姐、小叶一个办公室。他坐在虹姐正后方，但凡他动作大一点，虹姐就会迅速地抬头，看他一眼，脸上笑盈盈的。一开始他像惊弓之鸟一样，只好笑得更热情作为回应，尽到新人应有的谦态。有一回，虹姐填好了一份快递单，坐等快递小哥上门收件，空等到傍晚，眼看要下班了，他主动请缨要帮虹姐送到快递点。虹姐笑眯眯地吐吐舌头，不用啦，谢谢。他也不和她客气，直接抢过快递单和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邮寄品，一件酒红色文胸，搭扣上附了一张小卡片写明退换尺码。虹姐抢回去锁进抽屉，有点儿生气，可笑容一如既往。他僵在原地不知所措，只好笑笑。虹姐走后，小叶和盘托出，原来虹姐患有遗传性轻度癫痫，动静稍大就可能引起肌阵挛发作，不知情的以为是笑容灿烂热情洋溢，“我刚来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也上过当，我甚至以为虹姐对我有意思呢，后来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文胸事件过后，他走了一个和之前相反的极端，对虹姐始终态度冷淡。虹姐的应激反应照出了他的病态，他也是病人，一样敏感脆弱。
“感觉怎么样？”他和司马玲看到门诊楼前的喷泉池在放水，“会影响尿尿吗？”
“小心一点儿就好了。”他看起来比其他病人都要神气。
“手术的时候不害怕吗？”司马玲说，“虽然这是个可有可无的小手术。”
“忘记怕了。”他说，“我一直在观察老中医的一举一动，好像是别人在动手术一样，我尽量记下每一个步骤，上麻药、激光、缝合，到最后包扎得像一段胡萝卜。”
司马玲弯曲食指，说，“你的胡萝卜也是实习的小护士包的吗？”
他笑笑。喷泉池重新开始喷水了。
他平安地恢复了一周，很快就迎来了下周末，他按约回家，来到温泉酒店。大堂中央有一盏摔碎的吊灯，水晶散了一地。身着月白色工作制服的母亲无视吊灯残骸，走过来把房卡交给他，“二楼201，上电梯，走廊最东头。”走廊地毯上有不少烟头，好在201房间还算干净。房卡插入电卡槽，卫生间先亮起来，浴霸的光柱里翻飞着密集的微尘。每当洗澡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想象力特别活跃，他的思绪被无人知晓的联想所牵扯，轻盈的幻想却有千真万确的感觉，在这令人不安的魔力下，他时不时就要停下来，没法像许多人那样百分之百投入生活而不意识到生活本身。
“这一层都是标间。”母亲换回便装，坐到床上看电视。
他坐在另一张床上，不看母亲，也不看电视。
“法院很快会来拍卖，”母亲盯着电视说，“这间客房能住一天算一天吧，门市价一天要六百八呢，不过服务员都不干了，保洁要自己做，反正我也做惯了。”
“我们把电视机搬回家吧。”他有点儿反感母亲一直盯着电视看。
“那还不如搬沙发，沙发是芝华仕牌的，比电视机值钱。”母亲说，“还有这个抽纸盒，红木的。”母亲入职温泉酒店客房部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真不敢想时间啊，一开始做一个房间要半小时，铺床、吸尘、擦镜子、替换洗漱用品，一年后就快了，做一个房间顶多十分钟，做到后面更快了，服务标兵、客房部经理，到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客房部经理。”母亲拿起遥控器，换了个频道，“现在住在这一层的都是酒店的员工和家属，一人占一间房，一旦工资讨不回来，如你所想的，我们就会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搬回家，想一想，在酒店讨薪总归比其他地方舒服一点儿。” 母亲在他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带他到温泉酒店洗澡。没做过的房间乱七八糟，气味陌生，他站在温暖的浴霸下，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瘦。水汽很快盖住仿佛是闯入者一样的他的镜像，他把热水开到最大，打香皂的时候把莲蓬头转个方向，白花花的温泉白白喷向墙角，愉快地浪费着。偶尔也会在走廊撞上一两个带小孩来的同事，心照不宣地彼此点点头，笑一笑。母亲告诉他，刚刚那个阿姨和她一样，也留了一间客房，就等自家小囡来洗过澡后再做保洁。母亲说这些，多少有点儿法不责众的机心，普通人见缝插针的一点小奸小坏，占一点普通的小便宜。他上了初中，还是很瘦，站在自家冰冷干净的澡盆里，时常怀念那些客房里素未谋面的住客们留下的陌生气味，他小心地打湿自己，用两只热水瓶的水量洗一个澡，再也没有那种愉快的浪费机会了。
此刻他躺在母亲做过的客房里，干净明亮，无可挑剔，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没带换洗的衣服来。”母亲调小了两格电视音量说。
“我没打算住下来。”他留意到母亲的右眼飞快地眨了一下。
“洗个温泉澡住一晚，又不吃亏，一晚上六百八啊，”母亲关掉电视，“你一定觉得我很小家子气。”
“没有。”他确实不方便洗澡，医嘱说，包皮手术后半个月内不宜淋浴，以免伤口感染，“你在吃什么？”他看到母亲从一只紫色的瓶子里倒了什么在掌心，往嘴里送。
“辅助降血压促进排铅的，”母亲说，“志远做暑期工跑销售，你作为表哥也应该买一份，支持一下。”
他躺下来，拿过一只枕头，盖住脸，表弟是他又一个不愿触碰的话题。志远在他家一直长到五岁，小姨才把表弟接回去。无功而返的小姨感慨说，人山人海里捞针，捞到后来连针长什么样子都记不清啦。他没有告诉小姨，其实他还记得姨父，年轻的姨父，满脸惊惶。
初二那会儿流行过一种名为“红外线”的玩具，实际上只是装了发红光的二极管的小手电，通过前置的放大镜镜头聚光，便可远程射出一束又细又亮的“红外线”。和其他情侣一样，小姨也选择在天黑以后挑一个乌七八黑的角落谈朋友；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也选择在天黑以后用“红外线”扫荡一切可疑角落，他和他的小伙伴组成一支用“红外线”武装起来的少年纠察队，专拆月老“红线”。
有一天他的“红外线”捕获了一张方脸，原本专注的亲嘴停顿、分离，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接着是一个慢吞吞的黑影。他看到小姨在路灯下和自己的影子对视了一会儿，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影子一样。小姨不能接受自己的爱情受到冒犯，更不能接受当爱情突遇危机时，另一半居然先她一步临阵脱逃，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更危险的是，半个月以后小姨发现自己有四个月的身孕了，最危险的是，姨父陪小姨做完产检就失踪了。
和外婆有过节的邻居到处放马后炮，说姨父明明是山水画专业，却耍流氓更热衷于画人体，姨父不过是来婺城采采风顺手泡个姑娘，“这个不是我信口开河，是他自己和本地光棍喝酒时讲的，他画过光棍的脸，光棍很开心就请他喝酒，光棍把自己的脸挂到墙上，像是蛮像的，不过铅笔画出来好像遗像一样。”小姨挺着大肚到处奔走，离预产期近了才回到婺城，姨父比小姨时间充裕，足够他精心策划潜逃路线，周密部署躲藏方案，小姨坐完月子把表弟往他家一扔，又上路了。
表弟和他共享一个房间。他躺在凉席上翻他的秘密画册，铜版纸上的比基尼女郎和铜版纸一样坚挺，他刚有了一些情绪，表弟醒来一下扑倒画册，对着高清的爆乳送上虔诚的舌头。和铜版纸一样光滑的舌尖，涎液横流，比基尼女郎无一幸免都湿了身。虽然理智上能够理解，但情感上，他没办法像包容自己的青春期本能一样，宽容表弟出生后就没被母乳喂养过的本能缺憾。嗷嗷待哺的表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也是只动物。
表弟眼睛里常常露出老鼠那样的惊喜来，仿佛洞晓房间里的一切秘密。他发现他的秘密私藏，那些铜版纸画册和海报被动过了，遗失的海报里有一个他最喜欢的藏在椰树后面的白种女人，白底蓝条纹的比基尼不像是穿在身上，而是直接在身上描了一道道，有一种切分肉体的快感。他独自仇恨着表弟，将剩下的女郎付之一炬，亲手消灭了这些容易落入他人之手的秘密，往后的夜晚，他需要动用一部分记忆和全部的想象力，才能让身体愉悦了。他想起在温泉酒店的最后一次淋浴，卫生间盥洗台下有一只沒打扫掉的避孕套，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东西，就好奇地收进了裤兜里，等到母亲洗衣服时才想起来，直到衣服全部晾完，母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不过那以后，他再没被带去温泉酒店洗过澡。后来小姨来领回表弟，母亲知道小姨显然也看出了他和表弟还没成为朋友，从他房间撤走志远的钢丝床时，母亲对他说，你总是保护好你自己的。他确定自己听明白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以及母亲的弦外之音，这么久了，难为她一直误会着，隐而不发。或许母亲也早就发现了他的比基尼女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一网打尽，只好不动声色，蚂蚁搬家似的一次消灭一两个。
母亲不知道，他还在酒店卫生间收过住客遗留的发夹、橡皮筋、纽扣、一小瓶快用完了的指甲油，这些陌生的小物件丰富了他的秘密想象：白种女人涂完二十个指甲，优雅地从椰树后面走出来，走进阳光里，仿佛上帝就在她头顶宣布，要有光，于是肉体通电似的发白发亮，冰蓝条纹荡漾在雪白的肉体之上，自然健康的生长兼人为的矫饰让他感到阵阵晕眩——她是一片海，胸口起伏着两朵白浪镶边的碧涛；她也是一个天使，为他送来禁果……他想象身体陷在沙滩里，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他急于接受想象中的馈赠，又不得不谨慎再谨慎，表弟永远比他起得早睡得晚，细长的鼠眼射出两道精光，随时可以点燃房间里的黑……
“至少有一点，志远做得比你好，”母亲也躺下来，轻轻呼出一口气，“志远有礼貌，适合做销售的。”
“志远以前对小姨也讲‘谢谢’的，”他冷嘲热讽说，“小姨给他盛饭，谢谢；小姨给他买新衣服，谢谢；小姨去给他开小学家长会，他也讲谢谢。真是难为小姨，也难为志远了，在家也像做客一样，你说呢？” 母亲没有话说。
“你睡着了吗？”他问另一张床上的母亲。
“睡着了。”母亲闭着眼答话。
他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想起司马玲。或许母亲也把他想象替换成了别的什么人，越陌生越好，符合酒店客房轻盈暧昧的空气。
礼拜四的傍晚，司马玲问他：“你想我了吗？”这个礼拜前三天单位排演节目，他每天都排到很晚，司马玲礼拜一买的榴梿，放到礼拜四，带到他这里，“你的房间这么臭，最适合吃榴梿了。”
房间里原本轻盈暧昧的空气就被污染了，他感觉自己是躺在一只榴梿里，同时边上还躺着一只榴梿。
榴梿问他：“你在看什么？”
他没在看什么，只是凭空想到一个画面：一辆小车行驶在雾霾天里，车身鲜红。可能是司马玲抱他抱得太紧他有点儿呼吸不畅的缘故。
“来的路上，差点儿被一辆红色POLO擦到，幸好我闪得快。”听司马玲这样说，他一惊，但很快反应过来，只是巧合，她怎么可能看见他所想的。
他换了种腔调，朗诵起来：“回想一下我们的成长历程，教会我们坚强、自立，教我树雄心立大志的是父亲；父亲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是希望和信心的化身。”
“这就是你们三天的成果？”司马玲乐不可支。
他平躺着，匀匀运气，继续朗诵：“不管父亲在哪里，一个电话，一句教导，一个叮嘱都证明了父亲的关怀是无所不在的，父爱如山，能抵挡住风雨的洗礼、雷电的怒吼、波涛的汹涌。”
“傻帽透顶。”
“各位领导、同事：大家下午好，在人类爱的长河里，父爱和母爱同样伟大……”
“你不要再让我笑了，房间这么臭，我不想张大嘴巴。”司马玲伸手盖住了他的嘴。
“明知是笑话，我也随波逐流了。阿达就不会。”
“阿达是谁？”司马玲说，“你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你从来不介绍给我认识。”
“阿达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做出这种傻帽行为，阿达的父亲也绝对不可能容忍儿子这样亵渎自己。”
“我更想认识阿达了，如果是绵绵的话，”司马玲模仿绵绵的口吻，说，“各位领导、同事：大家下午好，在人类爱的长河里，父爱和母爱同样伟大……绵绵讲到这里停顿一下，然后肯定要讲一句‘操你妈’。”
“好像一位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发言，”他调动情绪，模仿出一种偏激的口吻，“操你妈，明明母爱大过天，父爱算个屁。”
“说这种话的一定是个不幸的单亲妈妈。”司马玲说。
“阿达就没有父亲，”他看到司马玲双目低垂，盯着地上，极力掩饰又想展示自己同情的样子，“阿达父亲在阿达二十岁那年离开。他们的父子关系一直都不算亲密，不像有的台湾文艺片里演的那样，好得可以一起看A片，聊女朋友的罩杯什么的，当然了，也不像我们上个月看的那部《青少年哪吒》那么剑拔弩张。”
“你有没有和你爸聊过我……的罩杯。”司马玲打断他。
“遗体告别时，阿达放了一本书进棺材。阿达的长篇小说。”他也打断她。
“阿达还写小说？”
“这个时代人人都是作家。”
“我以为阿达这样的强硬派最多唱一唱摇滚。”
“摇滚巨星就不能写小说吗？”
“变态、反社会、无政府主义、愤怒的不满者例如单亲妈妈才写小说，至少也应该是你这样的，你总是心事重重，不那么开心。”
他吐吐舌头，打住了阿达的话题。这段时间主任派他参加单位组织的父亲节散文詩朗诵比赛，朗诵稿是工会提供的，通篇陈词滥调，他随大流一遍遍排练，礼拜三晚上的正式演出没出纰漏。回到后台，他点开手机里周克希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随便跳到一页就读上一段——
“有如一种体现自由的壮举，平添了几分自尊，好比领受涉世的启蒙，初尝禁果的滋味，许多郁积心间的东西膨胀了开来。”
“可是他俩生活上越是亲近，内心里越是疏远。”
“每个微笑背后都藏着无聊的哈欠，兴致盎然背后永远是腻烦嫌恶！”
“爱玛成天想着自己的心事，犹如一位大公夫人那样从不为钱操心。”
“偶像是碰不得的：那层包金会沾在手上。”
……
这是他的自救方式，工作中每写完一篇公文，他就会强迫自己读几页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诗经》、《追忆似水年华》、《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马尔克斯、张爱玲都是他的“圣经”，就像不幸被奸污的人急欲洗干净身体。他从未忘记他的阅读趣味、欣赏能力，文字感觉都还在，但如果不加保护也会很容易失去。
春天的一次旅行，他正在如厕，灵感忽然来袭，刚释放完的膀胱顿时又紧张起来，他掏掏口袋，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小旅馆的房间里没有笔，最后还是司马玲从化妆包里掏出一支眉笔、一支口红，他拉开卫生纸当场涂写起来，好像鬼画符一样。“比拯救大熊猫还紧张，”司马玲读过不少作家传记，对于各种各样的作家的各种各样的奇怪行为，知之甚多，因此能见怪不怪地包容他，“作家这种心思细腻触角敏感的生物。”收起眉笔口红时，司马玲做着鬼脸祝贺他，“恭喜你在厕所捉住了缪斯。”他满足地冲司马玲笑，笑容有点儿像孩子在动物园看见了喜欢的动物……
房间里的榴梿味持续到礼拜五下午依然浓重，他决定周末回家前打开窗通风，尽管这样做存在蚊虫老鼠入室的隐患。出门前他下决心一定要给房间装上纱窗，可是到了车站，坐上回家的客车，他又觉得安纱窗这件事可以向后延一延。他坐在最后一排靠右车窗的位置上，想象自己是在一辆即将冲下悬崖的车上，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会对这个世界说什么？他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他会甘心就这样直坠崖底吗？自燃的车体势必引燃他的身体，他静静燃烧，谁也找不到他。
车子颠簸了一下，想象中断了，醒过来时，发现坐过站了。他一点儿也不慌张，下车走了一段，走到一截封闭的桥梁下，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尽管他在婺城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还是绕不过这些土堆、建筑垃圾。他看清眼前是一片排屋的工地，建筑工人的板房以及在建中的毛坯房挡住了他熟悉的那条老路。旧城改造持续多年，建完城东拆城西，建完城西拆城东，婺城就像一件缝缝补补的旧衣裳，谁都无法否认它依然又小又旧。那些毛坯房的窗框，黑洞洞的，远看好像形状规则的弹孔，他想，那里面一定有许多蚊虫和老鼠，小的虫，小的鼠，小的命，小的城。他绕过工地，2路公车正好开过来。 他利用花在冤枉路上的时间，用手机重读了几遍张爱玲的《天才梦》：“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是他喜欢张爱玲的地方，落落大方正视自己的过失，然后理直气壮地原谅自己。
到家时，天黑了，母亲坐在餐桌旁，啃着一片杧果干。
“你可以先吃的。”他不愿意她等他。
母亲端出饭菜，电饭煲里温着两只清蒸闸蟹。他掰下蟹脚，挨个吮吸起来，他不确定自己喜欢吃蟹，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吃蟹麻烦，需要他花不短的时间动手又动嘴，用不着为闲着的嘴巴没话找话。
“他们今天看到我买蟹就问我是不是儿子要回来了。”母亲胃寒不宜吃蟹，但挑蟹的眼光不错，他每次回家都能吃到上品的蟹，“他们上上个礼拜去泰国玩了，他们讲那里的帝王蟹比国内便宜很多。”母亲回忆说，“你第一次看到帝王蟹，差一点儿吓哭。”
那时候，他在温泉酒店洗完澡，母亲不忙的话就会带他四处转转，因此他比同龄人早得多地见识过总统套房和管家服务了。他进过酒店后厨，水族箱里各种待宰的海鲜，大开眼界。他惊讶地发现回到学校他和那些真正去度假区过周末，真正去海洋公园逛海底世界看海豚表演的同学也能聊到一块，甚至比他们知道得还多一点儿。很少有同学像他一样目睹过那么多海鲜由生到熟的全过程：撬开的象拔蚌、冒泡泡的鲍鱼、大卸八块的帝王蟹。厨师长举着壮硕的蟹钳吓唬他，他一点儿也不掩饰害怕，嗷嗷乱叫。看归看，他从来没有吃过，好在小学生的聊天大多简单粗暴，“好吃死了”，“难吃毙了”，他得以在味觉方面的探讨上蒙混过关。
“这个杧果干就是他们从泰国带回来的。”母亲和他一样害怕坐长途车，所以很少出行，但因为有一群交好的牌友，多多少少也知道了暹粒、大叻、尼泊尔、琅勃拉邦、莺歌，“他们讲大象按摩就是一个人躺到地上，被大象鼻子戳一戳，意思不大，还有泰国人妖都很短命的，活过四十岁的，少有。”母亲鹦鹉学舌说到这里，打住了。
母亲比他诚实，总会加上“他们讲”的前缀，表明自己所讲都是道听途说，她可以不负责任的；不像他，言辞凿凿，好像阅历丰富，好像一个有故事的人一样。张爱玲写道：“写爱情小说，但是从来没有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这才是他的故事，他写的那些故事的真相。
他的整个大学生活都挺枯燥的，不想旅行，没谈恋爱，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看闲书，写爱情小说。大学图书馆等于是他小学时候的温泉酒店后厨，阅读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都是他未曾亲历品尝的，但他能够想象，像盲人想象颜色聋人想象声音一样想象文字，然后像个作家一样思考想象本身。他变得强大又虚弱，并为此焦虑，他知道得越来越多，同时知道得也越来越少，他害怕别人以为他知道得很多，更害怕别人知道他其实知道得并不多。他第一次吃海螺的时候，无从下手，假借喝水偷偷观察司马玲用牙签熟练地插进螺内，三百六十度旋转，一直转，直到螺肉被转出来。他如法炮制，娴熟地挑出螺肉，比司马玲做得更好，又一次成功地虚张声势。大二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反响平平，似乎爱情小说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但他认定了写作是他为数不多能够胜任且乐于投身其中的事业，能够接纳他的一切胡思乱想，他感觉周围都是务实的搭房子的工地，只有他一人务虚地画洋房跳房子。他像藏起自己和自己的快樂忧伤一样，把样书藏进衣柜秘不示人，不希望自己的格格不入惊扰了旁人。
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正好毕业前夕刊出，杂志社编辑要给他邮寄样刊时，他已经办完离校手续，用了四年的大学地址即将失效，家庭地址又尚未生效，他困在离开与归去之间。母亲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汇报搬家的细节，她打包装箱结果腰痛复发但也没找推拿师傅，母亲似乎对自己的忍耐力挺自豪，只在每次通话快结束时才流露一点软弱，“要是你在，就好了。”
他一点儿也不好。毕业季正逢世界杯，通宵看球，通宵喝送别酒，彻夜狂欢，好像世纪末的华丽。他自有他的末世情结，不合时宜仍然泡图书馆，试图以双倍的清醒延长所剩无几的这样安定的日子，恨不得把自己也摁进书里，白纸黑字，不朽。他想过他留下的文字会比他长久，就像父亲的剪报，有些新闻隔了这些年往回看简直就是笑话，有些又变成了预言，惊人地预见了他会遇到的社会问题、时代弊端、个人困境，他想，有没有可能当年的预言者其实是像写笑话一样写下这些预言的呢？他开玩笑似的在最后一本归还给图书馆的书的末页留了一行字：要是你在，就好了。若干年后发现它的学弟学妹们会作何想，会以为这是一句暗恋者的告白吗，像电影《情书》那样？他很高兴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无解的秘密，比他更长久。
他回到婺城，世界末日般小的城。样刊已经先他一步，寄到了出租房。他没想过，母亲一定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们会在故乡租房子住。虽然只是拆迁安置房建好以前的临时过渡，他却有种家道中落的羞耻。入职报到前的那段空当，他第一次走进了婺城图书馆，楼是矮矮的，楼梯是窄窄的，采光是暗暗的。他在架子上看到了自己的书，关于这本长篇处女作，母亲比他积极，前后一共买了三十本，分赠给亲朋好友，并且兴奋地告诉他：“图书馆里已经有你的书了。”故乡还是爱他的，他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释然一些，放下对故乡的偏见和恐惧，也爱一爱这座城，连同它的小？他做着思想斗争，来到“思想史”的架子前，居然有一本他导师的著作，虽然在学校图书馆就读过了，不怎么对他的胃口，还是取下来翻了翻，仿佛他乡遇故知。架子另一面有一本连学校图书馆都没有的哲学史专著，绝版多年，旧书网上早就叫价很高了，他如获至宝，尽可能地多读了几页，书页意外地还很新，然后放回书架，摸了摸书脊，形同告别情人的脸庞，从今往后他很有可能是它唯一的一个读者。他再次确认了对故乡的绝望，这样的书本应该可以任意挑选读者，然而它却只能安静地待在架子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簇新着，无人问津的新，巴巴等待他的下一次到来。
“他们讲，上次你和一个女孩一起，在车站。”他心里有数，这是母亲自己看见的，不好意思直接讲出来，也算是对“他们讲”的另一种妙用。 “哪次啊？”他有意捉弄她，“没有啊。”
“就你上个礼拜回去，在汽车站，你们还一起买了炒栗子吃。”
“我今年就没吃过炒栗子。”
“明明是一纸袋炒栗子啊，我是老花眼又不是近视眼，”母亲意识到失言，忙改口，“可能他们看错了，或者我听错了，栗子营养好的，吃一吃对预防心血管病都蛮好的。”
“酒店那边怎么样了？”他抓住了母亲窘迫的一瞬，自得地窃笑。
“老样子。”母亲终于没话说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像是准备祈祷。
他离开厨房走进小房间，锁上房门，他们已经达成默契，这是他准备写作的一个信号，母亲轻易不会敲门打扰他。事实上他坐了一路车回家，加上刚吃过饭，昏沉沉的，怎么可能写作。他和司马玲有一搭没一搭地在网上聊着。司马玲通知他，月底婺城图书馆会有一场读书沙龙。他想起和司马玲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婺城图书馆，就是他第一次去婺城图书馆的那回。那天他看了所有书架，最终决定坐下来阅读自己的长篇。
他没想到的是，在这样小的城，在这样小的图书馆，会有人对他的文字发表意见，“你看的这本书虽然是我们婺城人写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写得更好，有些地方感觉是喝咖啡喝过量了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司马玲，也是司马玲第一次见到活的作家。司马玲瞥见他手边的借阅证，管理员手写登记的姓名让她用不着管理员提醒就彻底安静了。他比她更窘，有一点儿被冒犯的怒意，一心只想收起自己的书快快逃离。司马玲用手机打了一行字，给他看：很高兴认识你，作家先生。他更窘了，还好她一直说个不停，他多少自在了一些。
司马玲和他一样也在邻县工作，邻县比婺城大一点，至少有动物园，两地之间坐客车需要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车程让他与家之间不远不近，隔了一个微妙的距离，一如他恋家又畏家。司马玲在动物园的工作让他好奇，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司马玲还经常对着河马朗读余华的小说。
“为什么是余华？”
“就是觉得河马先生会喜欢。”司马玲模仿河马刷牙时长长的喷气，“像不像持续无奈的叹息？”
“好像远洋航船驶进入海口之后发出的悲凄汽笛声。”
“是不是应该换冰心、迟子建读读？”
“王小波、李银河更好，说不定第二天就一堆小河马下地了。”
“有道理，一堆特立独行的小河马。”
他们第一次认识就聊了一个多钟头，分别后，他一个人回家，沉默让他放松下来，说话真的是很辛苦的体力活，然而刚才的一个多小时里却一点儿也不觉得……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在图书馆。”他知道她还记得。
“一个作家和一个图书馆，合起来完全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画面，”司马玲的打字速度很快，“虽然这位作家在图书馆看的是自己的书。”
“要是阿达，应该会出现在机车上、酒吧里，玩玩滑板、组一组乐队，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
“所以阿达是个天才作家？”
他发了个哭丧脸的表情过去。
司马玲也在和绵绵聊天，不时就把绵绵的聊天记录直接复制转发给他——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猴子，是为了炫耀人类进化的优越感吗？”他对着电脑，一笑。
“烦死了，新到的这批猴子什么时候才能驯服啊！！！”他同情地点点头。
“为什么没有恐怖分子来轰炸动物园，是认可动物园的这套秩序吗？动物和动物园先天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画面吗？”他觉得这行字有点儿眼熟。
“那些难驯的猴子，除了爱自由的天性更强一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动物园年久失修、太旧太小了？假设把它们丢到北京上海的大动物园去，它们会不会配合顺从一些？它们会不会很快认命，进入角色？”他心中一凛，回婺城、去邻县上班，都是他自主的选择，虽然母亲一心期盼他毕业以后不要离家太远，因此对他的择业很是满意。
他的同事们都是热忱的大生活家，股市行情、理财产品风险评估、年休假旅游攻略、小区物业每半年一次的汽车保养……一如他是他们眼中的大作家。大生活家和大作家，隔行如隔山，这多少激发他取长补短，自我驯服，不至于“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之前参加笔会，一位男作家开车载了他和另外一位女作家，在开导航的情况下还是转错了车道，错过了高速出口，兜兜转转，迟到了笔会一个多小时。他们三个简直要被场上其他作家的眼光杀死，而那位中年男作家又被他和同车的女作家腹诽个半死，谁让他一路不停地解释道歉：“不好意思哦，我平时很少开车的。”他和女作家听了一路，听了一个多小时，也就原谅了一路，原谅了一个多小时：“没事的，慢慢开，不着急。”
他和同事关系融洽，他知道同事们也看出来了，他在工作上没什么企图心，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他成天只想着自己的心事，为小说所累，犹如一位大公夫人那样从不为钱操心。礼拜五的下午，主任心血来潮，在临下班前二十分钟搞了一次突击查岗，一半人中招，事后上交检查，理由大同小异，为了早点儿回去接小孩儿，怕堵车提早错峰出行……只有他，只是想早一点儿回到楼上的房间，早一点儿静下来，接上没写完的小说，他对自己说：“我想要快点儿回到那个我可以操控一切的世界，在这里我什么也做不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被驯服。他在上交的检查里写的理由是为了避开晚高峰早一点儿回家，假装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事实上，查岗的插曲直接导致他的小说后半段，小说主人公委屈而死。
婺城图书馆的读书沙龙如期举行，还没进行到一半，司马玲就愤然离席了。他始终正襟危坐，面带微笑，他笑自己不该抱有幻想的，整场讨论乏味，观点陈旧，且暴露了明显的讹误，他从头到尾只笑着，不置一词。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对牛弹琴是一个遗憾伤心的事故。
小时候逢年过节还兴搭台唱戏的，黄梅戏、绍兴戏以及本地的婺剧，婺城男女老少从戏台下面第一排一直绵延到戏场外，人头攒动，看个热闹。戏年年唱，帝王将相左右不过那两个朝代，看戏的人却已经换了几代，台下掷骰子押宝、瞄气球放枪、放烟花点擦炮、捧萝卜饼吃小馄饨，件件都比台上端空坛夹空筷的写意实惠多了。人群熙攘，来或者走，直截了當，哪有歌剧院那套保持安静不得随意走动的虚礼？花旦挣命似的用了实嗓，调子一吊再吊，勉力压住台面，还是露了绽，一个破音反倒引得满堂彩，台下搏命鼓掌欢呼。花旦面不改色往下唱，那个场面印象深刻，比花旦唱的《窦娥》更让他悲伤，是悲剧的悲剧。后来读到张爱玲写的：“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所以何必要这么卖力地唱好，唱下去，“仿佛是一个破败的大家庭里，难得有一个发财衣锦荣归的儿子，于欢喜中另有一种凄然。”遗憾伤心。 “你怎么受得了在里面坐两个小时！”司马玲在图书馆门口的水吧等了他一个多小时，“简直是一场噩梦。”
“你说话的样子有点儿像读书沙龙上的那两位，”他模仿其中一位讨论者的形态，又模仿了刚刚司马玲的样子。
“你这是恭维吗？”司马玲大步走到路肩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向他的住处进军。
司马玲把《圣经》卡进床板落差之间的凹陷里，垫着腰，折叠床的中轴坏了一段时间了，两半床板一高一低，没法严密咬合，躺在床上就硌着腰，睡得很不舒服，“睡在这种床上也是噩梦，这个脏乱差的房间，也只有你和还没被毒死的老鼠能忍受了，你怎么受得了！”
他躺在她右侧，感觉自己睡着了，就像是在一个段落结束之前，“我很少记得做过的梦，不管美梦还是噩梦。”
“作家都是醒着做梦。”司马玲翻过身，同时调整了一下腰部的《圣经》。
他坐起来，环顾着房间，好像这就是全部了。原先的办公杂物占去了一部分空间，房间因此没有显得过分空和大，更符合他孤独的尺寸。他知道自己早晚会离开，离开之前也许会去一趟婺城图书馆解救出那本无人识货的绝版好书，带上它一起奔向更有意义的地方，一个跳房子比搭房子更重要的地方，那里有像样的读书沙龙，他会滔滔不绝，说不定还会面红耳赤，但一点都不会觉得表达是一种负担，在那里交流与理解是成正比的，理解与快乐本身也能成正比。他相信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所以像一名合格的临时寄居者，他格外包容房间里的不尽如人意，坏了的折叠床、没有纱窗的窗户、恶臭、遍地垃圾，他也乐意做一个年纪轻轻的老好人，和同事们和和气气的，和谁都不交心，好像天一亮就要拍屁股走人似的，尽管他入职以来就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四年了。
“这是什么？”司馬玲在床底下发现一只信封，没封口，抽出信纸，“你要辞职啊？”
“这是我入职时候写的，就在这个房间里写的，”他将信扔回床底，“要用的时候再捡起来就好了，”他补充强调说，“总会用上的。”
第二天，司马玲拖了一张大床垫来，忍无可忍地收起折叠床送给了楼下爆米花的阿公。地板上沉积了一块长方形的灰尘，司马玲捡起辞职信放到桌上，警告他，“只要你还在这里住着，我就不希望你在生活上也向卡夫卡、佩索阿、耶茨看齐。”于是住了四年的办公室一夕变成了大床房。
“有个电影情节是这样的：边境防疫站的医疗队起先以为那具学生的尸体是一个被河水冲上岸的床垫。”
“这张床垫很干燥。”司马玲在床单底下铺了一层防潮帆布。
“做一名合情合理的死者和做一名出色的杀手一样困难重重，”他用屁股试了试床垫，“不论死者还是杀手，都需要充分的准备才不至于死得蹊跷。”
“你又在写以死亡结局的小说了吗？你的许多小说都是用死亡收场的。”司马玲躺到床垫上说。
“暂时只有这个结局，其他什么都还没有，为什么死，怎么死。”他也躺上去，“啊，舒服死了。”
“你可以往前反推嘛，从‘舒服死了’开始，在这之前呢？是不舒服吗？不舒服地活着，再之前呢？为什么不舒服地活着呢？”
“说说猴子吧，”他想到了绵绵，“它们安分一点儿了吗？”
“总会适应的。”司马玲说，“猴子是每个动物园的标配。”
“动物园秩序。”他脱口而出，同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标题。
“婺城也要建动物园了，会从我们动物园拨一批猴子过去。”司马玲说，“小时候我们都是要坐汽车去省城才能看到斑马、犀牛、大象的。”
他小的时候去过省城，父亲带他和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给母亲治皮肤病。他没有专门为了动物园去过省城。他第一次去动物园，是和司马玲在一起，但去的不是司马玲上班的动物园。没人知道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动物园，也不会有人看出这是他的第一次，他虽然饶有兴趣但没有一惊一乍，表现得就像动物园的常客。他逐字逐句地想着，鼻子发酸，“一座伤心的动物园”。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标题。
“这是新小说的标题吗？”司马玲说，“还可以写一个欢乐的殡仪馆、一座污秽的水库什么的。”
“阿达爷爷年轻的时候参与建设过源口水库。”
“我记得小学有一年春游就是去源口水库的，要是那个时候婺城就有动物园了，怎么可能会去水库春游呢？不过我想，造水库应该有意思许多。那么大一块地往下挖，挖深，再蓄水，放水，好像创世纪一样，很容易想到宇宙洪荒之类的画面。”
“那是1968年12月16日，34个公社的万余名民工开展了一场婺城历史上最为壮观艰巨的大会战。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响，劳动红旗插满山岗，大家白天挑土筑坝，晚上睡草棚。电影放映队偶尔上工地来放两场电影，《红色娘子军》是保留片目，吴琼花知道吧，后来是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那一辈人心目中的女神，相当于现在的王菲什么的。阿达给我看过一张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说明书，黑白印刷的吴琼花蛮凶相的，像个男人一样。阿达爷爷那辈人中很多都会偷偷看着电影说明书上的吴琼花……”
“偷偷看着电影说明书上的吴琼花。”司马玲看着他。
“嗯。”他在她的腰上掐了一把。
“嗯。”她把手放在他的裆部。
“1971年水库完成第一期工程，开始蓄水，真正竣工是1979年12月，整整11年。”
“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
“阿达的爸爸也属于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本来他有可能是上海人的。”
“小学时候放的电视剧《孽债》就讲阿达他爸这类人的。”
“光看吴琼花也不是办法，毕竟上山下乡的是一群青年，有没有知识都一样。阿达奶奶是婺城本地人，生下阿达爸九年以后，阿达爷爷返乡回上海，再没回来过。”
“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
他睡着了，梦见自己在水库中央，他的船三百六十度原地高速旋转。他在梦里没有晕船的感觉，在他对面还坐了一个人，但看不清楚，他感觉是父亲。他记得他在梦里看了一下手表，上午九点七十二分，接着他就在一个厨房里了，没有水库没有船，只有靠墙放的一排不锈钢置物柜。他听见不知是谁的心理活动：她希望他会喜欢这里，看得出他不甚满意，但她有把握他迟早会喜欢上的……他挣扎着强迫自己醒过来记下，以前他也有过录梦的冲动，他在梦里奋笔疾书想要还原保住梦境，可是梦醒以后一场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醒过来，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二十二分，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另一个时间：九点七十二分。 主任在礼拜一的工作例会上居然也提到了源口水库，他不禁思考这个巧合是否是某种暗示。虹姐佯装接电话，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小叶在玩手机游戏，看上去像在用手机邮箱回复工作邮件；他也盯着手机：鹿金、吴劳翻译的艾·巴·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他随意浏览翻页，试图捕捉到一个句子，好让他的小说顺利进行下去。他的双眼被一个个字眼占有，等被点名叫起来复述会议内容时，他发现小叶早已收好了手机，目不斜视，虹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回来了，一定是小叶通风报信，虹姐惊魂甫定频频咧嘴吐舌头，好像得了口歪眼斜病，有几分滑稽。每个微笑背后都藏着无聊的哈欠，兴致盎然背后永远是腻烦嫌恶！
主任让他散会以后留一下。主任业务繁忙，电话不断，他被晾在一边，没有什么可以转移注意力，他有点儿不耐烦了，但没有显露出来，《卢布林的魔术师》里的一些句子跳了出来，被重新擦亮，预言一般窥破了他此刻的内心——
“他始终是个灵魂受尽折磨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悔恨、羞耻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度过痛苦的夜晚，计算自己的年纪。他还有多少年轻的岁月呢？”他始终是个灵魂受尽折磨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悔恨、羞耻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度过痛苦的夜晚，计算自己的年纪。他还有多少年轻的岁月呢？
“尽管雅夏忧心忡忡，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尽管他忧心忡忡，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火柴，尽管他明知道没有火柴。”他伸手到口袋里想要掏点什么，尽管他明知道只有手机而已。
主任終于得空和他“谈谈心”，一开口先肯定了他近期写的一批公文，还给他倒了杯水。主任又提到小叶，“礼拜一早上查岗，总有人迟到，但是小叶一次也没有。”当然不会有，小叶每天早上准时得从不多一分钟，精确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仿佛一只精明的狐狸，况且小叶真的有狐臭。他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联想，虹姐应该是猫，性感有风情，完全看不出是一位二胎妈妈，若非遗传性轻度癫痫，以虹姐的条件完全可以嫁得更好的。遗憾归遗憾，他尊重命运的安排。
“你也从来不迟到，你想迟到也难，因为你就住在单位嘛。”主任笑了笑，似乎这个说法很有趣，“不知道不住这里以后，你会不会迟到呢？”
过了几天，他路过主任办公室，无意听见小叶被主任训话，原来小叶在例会上玩手机的“劣迹”，主任心里是有数的。他隐约还听到了一句主任对他的褒奖，想不到主任也会让他做一做小叶的榜样。如果小叶算是狐狸，那么主任呢？他一时想不出归类的动物。等小叶回到办公室，虹姐习惯性“呀”了一声，好像春天的猫叫，他灵光一闪，主任不是丛林之王，而是动物园管理员，维系着动物园秩序一成不变。
“中午老金让我去一趟，说有好戏看，老金是动物园最年长的管理员，干到下个月就退休了，结果他叫我去看母猴来月经！”司马玲像照顾听众情绪似的，瞥了他一眼，“和女人一样，母猴也会来月经的，母猴把血啊白带啊直接用手抠出来放进嘴里吃掉。”司马玲弯曲两臂，开始往嘴里塞空气。
“嗯。”他制止了司马玲的表演，表示自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
“所有的母猴都是猴王的，猴王想干谁就干谁，它们可以随时随地干那种事。”这话听上去像一句暗示，司马玲接着说，“老金说这个就算是他退休前送给我的道别礼物，还祝我永远幸福和谐。我说，操你妈的。他就笑得很响，好几只小猴都吓退到假山后面，不敢动了。”
“欠操。”他也跟着谴责跟着笑。
“我现在说到‘操你妈’就会想起绵绵。”司马玲说，“之前一只小猴被游客的烟头烫伤了左眼，受训的时候，不论攀高还是荡秋千，小猴都不像别的猴子那么灵光了，关键是不知情的游客恰恰觉得这只猴子最特别。忧郁的小猴一下子成了最受欢迎的猴子，大部分游客都喜欢投喂它，甚至还有人把用过的避孕套，也喂给它。”
“阅历丰富的小猴。”他想象了一下自己面对一只行动迟缓的特别的猴子会怎么做，说不定也会把避孕套当作香肠的肠衣糊弄猴子。
“还没有幸运儿掉进你的圈套吗？越往后药效挥发越多，中奖概率会越来越低的，唯一的好处是房间终于没那么臭了，也有可能是我麻木免疫了。”司马玲指指墙角那一溜鼠药，“绵绵先毒死小猴，再把自己也毒死了，她和小猴吃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老鼠药。”
“真惨烈。”理智告诉他，比起肯定老鼠药的药效，这个时候更应该表示一点同情，也正是这一点理智与同情，使他和司马玲区别于小猴和老鼠，从而免于被关进动物园，或被药死。
“绵绵的遗书只有三个字。”
“操你妈？”
司马玲果断点点头，“你会把绵绵写进小说里吗？”
“小猴吃了吗？那个用过的避孕套。”
“这个得问老金。”司马玲说，“老金明天也要来的。”
他在灵堂见到老金前，先看见了绵绵。虽然从司马玲口中听过不少绵绵的典型事迹，做个小说里的典型人物绰绰有余了，可面对遗像，他不得不承认完全陌生。他想认识她已经来不及了。他注意到老金右手握着一张卷成筒状的A4纸，卷反了，写着红字的正面露在外头：操你妈。他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六旬老金的老母亲，僵硬的脸颊松了一些，他冲老金笑了笑。
灵堂东北角的待客区坐了一些人，不断还有人涌进来，站在过道上，好像无座票的乘客。LED顶灯挥发着冷光，灵堂像一节凉爽的车厢，白森森的干净，站着的，远远超过了坐着的人数。他为自己买到有座票而庆幸，环顾灵堂，并没有看见扩音装置，无孔不入的哀乐和死亡一样神秘，“绵绵的灵堂选小了，阿达他爸的灵堂就又偏大了，显冷清，灵堂和KTV一样，分大包、中包、小包、豪华包，阿达爸的灵堂相当于KTV最小的迷你包，比那个还小。陵园墓地也是最小号的，在一片平缓的山坡上，种着小小的长青树苗，小小的墓碑上刻着一竖小小的隶书，很温馨。”
“请注意，今天的死者是绵绵，”坐着的司马玲左顾右盼，像在等什么人，“别说阿达他爸了，说说你爸吧。” 他不说了。顶灯的冷光逐渐扩散，他仿佛看见死神的阴影，透明的阴影无限延伸，像在场所有人终将抵达的死亡之谷。骚动最先是从他的左后方开始的，蔓延至正后方、右后方，他的大后方都沦陷了。喧哗与骚动将他从死神的阴影里拉回来，人手一张A4纸汇成一片雪白的纸海，有点儿晃眼，“操你妈”是海面上的红色浪花，更晃眼。
司马玲也掏出一朵红色浪花，站到折叠椅上，和她的同事们掀起一波红色浪潮。他淹没在浪底，除了绵绵，他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站起来的。他坐在激昂的人群当中，显得无动于衷又孤立无援。他终于听清楚他们喊的，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同工同酬！……改革用工體制！……取消临时工、派遣工……坚决贯彻执行新劳动法！”
人群中还有两名温泉酒店的员工，他认得他们的工作制服，想不到绵绵的交际面这么广。他终于也站到了椅子上，挨着司马玲明知故问，“你们动物园有这么多人啊？”
“动物园总共有三个正式工、六个派遣工、九个临时工，”司马玲讲话的同时，没有停止挥舞手中的“操你妈”，“你以为只有动物园才有临时工吗？”司马玲和他讲过，她去动物园上班是邻居老金介绍的，因为原来一名正式工涉赌被公安送去劳教，动物园缺一名饲养员，司马玲就补缺成了一名临时工，“老金是派遣工，我们的工作内容和正式工完全一样，工资却只有正式工的一半，”司马玲补充说，“而且我们每个月都只发一半工资，另一半汇总到年底再一次性结清。”
一个三十多岁的光头跳到灵堂中央，连说了三遍“操你妈”，算是开场白——
“我相信面对这样的结果谁都只有遗憾，这样的遗憾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正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沉默哑忍，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我认识的绵绵，是一个积极上进阳光爱笑的小姑娘，为什么这样积极上进阳光爱笑的人的临终遗言是这个呢？”光头更用力地挥了挥A4纸，分别朝三个方位追问，“为什么呢？”光头收回目光，平视前方，正前方有好几台手机对着他拍摄，“我相信去过动物园的人一定都对她有印象，‘您好’‘欢迎再来’，让我们共同记住她的名字：绵绵，一名勤劳善良的动物园临时工，操！”
光头开了个好头，灵堂陷入了集体追忆。
“我爱人小叶增生需要做手术，绵绵帮我顶了好几天白班，直到我爱人出院，我从自己工资里拿了一点儿钱给她，我知道她需要。”
“绵绵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来动物园的小朋友都叫她：河马姐姐。算一算，再过几年绵绵也该有自己的小孩儿了。”
“我见过绵绵的男朋友，高高大大的，来过动物园好几次，也在动物园和绵绵吵过好几次架，后来就分手了，我听说绵绵男朋友是别的什么单位的正式工。”
司马玲用余光发现他也在看自己，定定神，走上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工作上我和绵绵是很好的搭档，生活上我和绵绵是很好的闺蜜，可以说过去的几年里，我和绵绵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的父母，比和我的男朋友都要长，”司马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飞快地朝东北角看了他一眼，“绵绵，人如其名，像绵羊一样温驯善良，喜欢可爱的东西，喜欢逛街看电影，最喜欢的明星是王菲，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上帝对热爱美食的绵绵真的眷顾太深，怎么吃都不长胖。被上帝宠坏了的绵绵生前没有说过一句脏话，”司马玲又停下来看了看他，“想不到第一次爆粗口是她临死之际。”
“绵绵——绵绵——”整齐的呼号填满了追忆与追忆之间的空当，灵堂里的哀乐彻底听不见了。他没有听见母亲的来电。
“你说谎。”司马玲以沉默应对他的质疑，他在人群中搜索了一圈，绵绵的双亲和司马玲一样静坐着，以沉默应对各种手机摄像头，“为什么绵绵叫河马姐姐？”他不想她沉默下去。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绵绵真的是因为用工问题自杀的？”
“也许吧。”
“这是一场有剧本有道具的闹剧，站出来发言的每个人都是分到台词的主角吧？包括你。”他有意激怒她。
司马玲把A4纸揉成团，握在手心，手背发白，“欢乐的殡仪馆。”
围在死者家属跟前的拍照手机逐渐散开，就像演出结束，演员还在谢幕，观众已经走掉大半。他这才觉得这间灵堂对于绵绵来说，也偏大了，“你们怎么处理那只小猴的？会连带追究绵绵家属的责任吗？”
“也许吧。”
他们上前和家属话别。绵绵母亲握住司马玲的手久久不松开，两个人都想开口说点儿什么，又感觉词穷，幸好殡仪馆的焚尸工过来打断他们，火化的时间到了。
“我第一次来殡仪馆。”走出殡仪馆，他说。
“绵绵的死对你有帮助吗？”
“什么？”
“你不是在写新的小说吗？如果你写到殡仪馆的话会写得更好了，”司马玲说，“刚才我真担心你会对绵绵她妈说出‘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来。”
“有问题吗？”他有意和她较劲儿，“你们口口声声说绵绵多么多么阳光积极开朗，把她形容成是人畜无害的小绵羊，虽然古今中外的悼词都有点儿言过其实，死者为大嘛，可你不觉得你们用力过度了吗？你们形容的绵绵太完美了，一点儿缺陷都没有，反而降低了可信度，也怪绵绵的遗书留白太多，才让你们有机可乘大做文章，冒用了那么多不是她的部分，不过无所谓了，死无对证了。”
“冒用了那么多不是她的部分，”司马玲说，“今天的这一切，绵绵的爸妈是默许的，不管我们的抗议成或败，绵绵这根导火线都会被我们，被这座城市记住一阵子，也可能记住很久，对于死者家属，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也是抚慰。说到底，逝者已矣，如何做到死得其所才是身后事的关键所在。绵绵爸妈在这点上倒是不糊涂。”
“于是你们编造了这些谎话？”
“我更愿意听你说是虚构，就像你写的那些小说一样，大部分细节是真实的，心理诉求是真实的。至于谎话，你的父亲节主题朗诵才是鬼话连篇。”
他想做点儿什么转移一下注意力，于是给母亲回了电话。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的声音永远冷冷清清，即便听上去她那边闹哄哄的，好像更热闹一点儿。
“一个朋友死了。”
母亲略一沉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终于得到了一笔温泉酒店的遣散费，却不小心误存进了父亲的户头。她在银行一筹莫展地告诉他，“我真的要去做公证了。”
他和司马玲已经走出殡仪馆很远了，路上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路边的田野上吹来一阵风，不知道是什么作物的清香，混杂一点儿粪便的臭气，总之不是熟悉的气味。
“你真的高兴吗？”他问母亲。
“什么？”
“没什么。”他看着司马玲手里皱巴巴的“操你妈”，他想问母亲的是，当她在做客房服务，当她面对温泉酒店的住客说“很高兴为您服务”时，她真的高兴吗？
母亲办妥退休手续，和同事们凑在查封前的温泉酒店吃了一顿散伙饭，互相道别，也是相互壮胆，往后就要各走各的路了。他写道：“现在，她的容颜已经是明日黄花，她没想到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的客房服务”，写出来才发觉好像一句悼词，更适合写到挽联上，只是不清楚死因为何，凶手又在哪里。
他收拾家里的小房间，发现放在书架最顶层的样刊少了好几本，剩下的样刊，他在自己的文章部分发现有批注的痕迹，淡淡的铅笔字。母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
他看着母亲，看她从高压锅里夹出大闸蟹，看她拧开醋瓶倒出一小碟陈醋再把瓶盖拧紧，看她端出醋碟前接了一个外婆的电话，眉头微蹙，嗓音冷清——这些细节分毫不差地吻合了他的记忆和描写。他像看一个虚构人物一样地看着母亲，恍惚而不真切，他是她的创造者，母亲出现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面；他不知道母亲当年怀抱刚出生的他时，是否也有这样的晕眩感。他知道父亲母亲年纪很轻就结婚了。
“外婆说她不想做七十大寿。”母亲把手机放得离餐盘远远的。
“六十大寿的时候还不是也这么说。”他拿起一只蟹，微烫，放下，凉着。
“所以说何必讲这种话，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母亲拿回手机，好像要确认一下刚才和她通话的真是她的母亲，“小姨七点钟要来。”她只是想确认一下时间。
“志远来不来？”
“外婆老是讲不要花冤枉钱，也不晓得她到底做了多少钞票了。做完七十大寿，我要叫她把银行账户的密码都写出来。”
“小姨知道吗？”
“银行的人讲，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不少家里老人没交代一声就突然去世了，留下不知道密码的户头，取不出遗产，只好先去做死亡证明做公证。”
“你早该去做的。”他尽量说得只是像一句陈述。母亲还是把它当成了怨怼，向他哀告，父亲的账户上没余什么钱。
“会不会还有别的银行卡？”他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母亲没有听出或者刻意忽略了这句话的深意，向他保证父亲有且仅有这一个賬户，“当初我试了许多密码，从结婚日期到家里座机号，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都不是，账户就被冻结了。我只好回家拿身份证、结婚证。”他能想象拿着一堆证明的母亲凑近钢化玻璃，对准窗口一遍一遍地解释，帮帮忙，我丈夫不在了。
“好说歹说柜台终于帮我查了查，账户余额十二块六毛钱。我就和柜台小姐解释，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两张银行卡忘记带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明明没有做错什么。给柜台小姐服务打分的时候，我打了一颗星，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银行。”
他一直知道父亲留下的钱不会很多，但也不至于“十二块六毛钱”，母亲绝口不提，他也就一直认为母亲得到了她应得的。母亲有意隐瞒这一点或许是为了隐瞒别的更重要的什么，正如母亲也不明白为何他执意要烧掉父亲的两大本剪报。当时的母亲也像现在这样哀告，抗议他的疯狂行为，这是你父亲大半辈子的心血啊。抗议无效，反而母亲也感染了他的疯狂，参与焚烧了一部分父亲的旧物，衣柜里的父亲的毛衣、衬衣和羊毛袜，还有床头柜里一盒用了一半的避孕套，母亲亲手点亮了她的独身宣言，守贞的决心……
“十二块六，很吉利的数字，现在你会对我满意一些了吗？”她把矛头转向了那些她偷偷看过的他写的“母亲”身上了——那些因现实条件和欲望不匹配而备受折磨，备受丈夫冷待的“包法利夫人”。他像写悼词一样写道：“多数人风平浪静终此一生，这座小城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爱情，可这两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或可以拥有的。生活就是煎熬，而这就是生活之所以煎熬的答案，生活教会她生活最重要，其他的是闲事……”每当编辑和他讨论稿子，分析他的小说，郑重其事地叫出他虚构的那些人物的名字，他就会克制自己的羞耻感，尽量不去想母亲，想婺城。
“我交错了银行卡，他们把你父亲的卡号登记上去了，偏偏这次又是在取款机上转账，用不着填写收款人姓名，加上做事的人也慌里慌张，没有仔细核对一下，钱就打给你父亲了，我应该把银行卡也一起烧掉的。”他这才知道母亲一直把父亲的银行卡放在贴身钱包里，母亲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像祷告，“我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每年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我感觉我不是我自己了，就像你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一样，包括你现在就坐在这里，什么也没写，什么也不做。”
“我什么也没想。”他想，母亲是如何一点点容忍适应一个写作的儿子的呢，而现在她忍无可忍，终于开始抱怨了。他神圣的写作要求他享有安静、孤独和私密的空间，其他人不能不请自入，包括母亲。他是自己统治自己的国王，他无法摆脱自尊心和虚荣心，灵魂受尽折磨，困在想象与事实之间，困在写与不写之间，困在门里与门外之间，困在离开与归去之间，困在同母亲和好与远离母亲之间……他耽于这种秘不示人的折磨，如同清教徒式的苦修，用一扇门隔开了母与子，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他俩生活上越是亲近，内心里越是疏远——大生活家和大作家之间的根本矛盾，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母亲饱受这种间歇性冷落的折磨，通常只能假装没事发生，“我以前以为你只是小打小闹，像小学时候的兴趣小组，你参加过美术班、航模班，最后都不了了之，你那本没什么人买的长篇小说是我买来捐给婺城图书馆的，我以为大学毕业就会停下来不写了，但是你父亲不在以后，你好像写得更勤快了。” “我现在也还对绘画和航模有兴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母亲解释他在写作上的热情，他越来越依赖文字，举个例子，他是先有“秃瓢”才看得见秃瓢，从脑袋里的词库迅速挑出“秃瓢”去印证现实，暗自心惊，原来真有像瓢一样的秃顶。他更信任文字组织过的世界，逻辑清明、一目了然，与此同时，他越发觉得自己感知现实的能力在衰退，也举个例子，他逛一圈商场也不见得有多少长进，何况他对逛商场也兴趣不大，但如果翻一翻商场的促销手册，他就能获取许多，某些细节说不定还能用到小说里，如果他的小说涉及商场的话。他倚仗的多是纸上得来的二手经验，保守地写一些出格的小说，他的小说里总是出现死亡、失踪或是病痛，充满不幸，好像他真的经过了许多风浪。他自知他是个懦夫，他的小说里有那么多不幸，正是展示了他对不幸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每一次闭关结束，他都有一丝怯场，像一段弥撒接近尾声：去吧，善良的人们，我们已经尽力庇护你们了，但我们不得不把你们还给你们的时代，还给你们的烦恼，走吧——他打开门走出房间，就是生活，无可回避的生活，“我也试过停下来不写了，写和不写截然不同，写和不写的反差让我有机会弄清楚两者中的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世界，结论是，两个都是，只不过在各自特定的时间。”
“你会有双重生活也会有双重运气。”母亲直直地看着他，说。
“你一点儿也不像我母亲，”他想奉承她一下，说，“你比我原以为的要宽容得多。”
小姨的来访，让母亲暂时摆脱了相告无门的焦虑。小姨掏出一张纸条念起来：“《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姐夫失踪已经七年了，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了；《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要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但因为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所以最快也要三个月？”母亲好像被自己说的吓坏了一样。
父亲失踪以后，母亲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单方面发布了父亲的死讯。他对母亲心有不满，为什么不再等一等。母亲一意孤行，他硬着头皮陪她挑选墓碑墓地，一切从简，母亲用父亲的西装、夹克、西褲、衬衣、领带，一件白色的背心和一条白色的内裤，按正常顺序套好，拼凑出一个人形，为父亲造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母亲亲手把这一切放进小小的墓穴里，参加葬礼的只有他和母亲。他曾无数次想象，如果真的找到了父亲的遗体，殡仪馆最小的灵堂恐怕也会显得过大。七年后，父亲重新被提起来又将再死一次，他仿佛看见父亲面如黄纸，被死亡折磨得弱不禁风。
“你急着用那笔钱吗？”小姨把那张律师朋友手写给她的纸条推给母亲。
“只好等一等了。”母亲叠起纸条，放进口袋前又展开看了一遍。
“我听说你婆婆回家了。”小姨打开茶几上的玻璃罐，嗑起瓜子。
母亲没有接话。原本卧室墙上有一张父亲和奶奶的合照，父亲失踪第二年，母亲就把它从墙上摘下来了。
“很多人为了遏制癌细胞都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还是你婆婆勇敢，听说上个礼拜停止治疗了。大夫好心劝她，说她是拿生命开玩笑。你婆婆说那又怎么样，我现在感觉好极了，然后就出院了，威风得很。”小姨的嘴角粘了一片瓜子皮。
“她一直都很伟大的。”母亲也抓了一把瓜子。
“伟大就是自己难受。”小姨摘掉了嘴边的瓜子皮。
“身边的人更不好受。”
“她就只有这一个孙子了，有时间还是要走动走动，她那一份遗产还能给谁？”小姨看着他，又看看母亲，有意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一点儿，开玩笑说，“只是到时候千万别再存错账户啦。”母亲勉强笑笑，一点儿也不轻松。
他和志远隔得有点儿远地坐着，志远变黑了，可能是暑假干了两个月销售的缘故，但也没见口才方面有什么提高，沉默着，仿佛是在外冲锋陷阵的战士大难不死，回家后就是沉默的余生。他不确定志远还记不记得没有母乳的哺乳期狂舔铜版纸双乳的荒唐行为，更不确定这样的先天匮乏是否已经渗入骨髓，成了表弟的生命底色、灵魂烙印。他有点儿害怕在他家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会成为表弟今后的人生，而不是一段很快就能结束遗忘的插曲。就像外婆一辈子都没达到母亲的“得体”标准，六十大寿上，母亲不断帮外婆擦拭洒到袖口上的汤汁，外婆难看的吃相让两个女儿很难堪，都是年轻的时候饿怕了，“你不能因为喜欢才去吃，你是要为了活下去而吃”，这是外婆的一贯态度。
“下个月就是妈的七十岁生日了。”母亲说。
“六十大寿好像才刚刚过完。”小姨说。
“不知道六十大寿那套唐装还合不合身，”母亲比画了一下外婆的尺码，“十年穿一次，平时不舍得穿，真不知道有什么不舍得的，死脑筋。”
母亲也不可能知道他烧掉的两大本剪报中间藏有夹层，前后页边粘在一起，稍用点儿力就能拆开来，脱出一群比基尼女郎，解开了多年前的遗失之谜，既不是表弟也不是母亲，这都不重要了，他为自己和父亲在女人方面的相似品位感到欣慰，父亲偷走藏起的都是他最珍爱的那几个，年份久了，纸张泛黄，那个藏在椰树后面的白种女人也变成黄种女人了，冰蓝条纹的比基尼好像灰扑扑的病号服，透着一股死气。父亲生前替自己建造了这些秘密阁楼，想必不会愿意让母亲踏足，儿子无意中的发现也是一种冒犯，他祈求这些秘密女郎们经过焚烧火化，都能顺利抵达阴曹地府，不让父亲孤单。陈旧的女郎们在火焰中狰狞、枯萎、扭曲、融化，最后一个个都缩成字一般大小，仿佛一群生造字，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要进一步了解认识父亲也没有机会了，自此以后，他小说里的母亲都变得冷淡、阴郁，至少不能让父亲满意。
那些母子都看得见的剪报，也是他和母亲都看得见的父亲，剪报大部分内容都是时政方针类的，包括各级领导的上台、落马、逝世，两大本剪报既是编年史，也是人物小传。每次吃饭等于开批判大会，父亲控诉房地产乱象，一棍子打死一片，“温州人最坏了，照我说都应该枪毙，”讲到年轻一代，“飙车党比酒驾、醉驾更应该抓应该罚，因为这是头脑清醒的犯罪！”父亲抚今追昔，怀念激情燃烧不竭、秩序整齐划一的从前，那是贴在剪报首页的电影说明书上的红色娘子军的年代，那是一起观看红色娘子军和偷偷欣赏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说明书的年代，“以前红彤彤、乓乓响老好的，现在猴子精满地跑老盎三了。”父亲兴之所至就会蹦出一两句上海话，笑一笑，这是他和母亲很少见到的父亲，正如藏在剪报夹层里的女郎。
“绣湖西路上就有一个教堂。”最近一次体检，老中医握住他的蛋蛋揉捏良久，松手时特别叮嘱他注意个人卫生，密封严实的体检报告两周后寄达：鼻中隔偏曲、载脂蛋白偏高、幽门螺旋杆菌阳性、颈椎生理曲度变直、包皮过长。“为什么绣湖西路上会有一个教堂呢？”
“真要去行割礼？”
“愿主保佑。”他想到老中医，脑袋一阵昏沉，他努力让自己想一想绣湖西路上的那个教堂。
母亲打电话告诉他四个月没发工资了的时候，他正在教堂里听唱诗班合唱《基督复生歌》。教堂位于绣湖西路143号二楼，临街的三层简易小楼，楼梯就在街上，楼梯口正上方有一个不显眼的红色十字架，埋没在两边的各种招牌中，“胡土莲妇科诊所”“乌商面馆”“食功夫港式烧腊连锁餐厅”“休芸芸修脚铺”“木槿花韩式自助涮烤”“星火美粥王”“纳米汗蒸养生馆”……教堂里的歌声隐隐传到马路上，他循声走进去，想要凉快一下。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在电话里说。他说，我在一个很安静的地方。唱诗班领唱走过来示意他安静，同时递给他一本黑色封皮的《圣经》。他挂断电话，唱诗班重新起头，基督在耳朵里复生，他信手翻到一段《圣经》：“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他恶意想象如果用犹太人的禁忌物来对付犹太人，耶和华也做不了什么……走出教堂，阳光依旧猛烈，他合起《圣经》抵住额头遮挡阳光，步行回到房间静候司马玲上门，没有晒伤。
“好热，”司马玲从床上坐起来，盯着窗帘，“你要是安一扇纱窗，我们就可以开窗让风进来了。”
“比起蚊虫，我宁愿忍受闷热。”他平躺着，鼓励她也躺回去，“躺下来就好。”
“末班车快到了。”司马玲把衬衣掖进衬裙里，站直了环视房间，“我简直是在和一个清教徒约会。”
“愿主保佑。”他发觉自己的声音很干涩，仿佛喉咙里塞满了锯末。在司马玲离开以后，他想起来喝一杯水以前，闷热和倦意彻底把他放倒了。他平躺着，听见走廊上司马玲的足音，想象自己也跟着她一起出门、下楼，走到公交站等着，上车、投币、落座，陷入昏睡。
他虽然会开车，但实在不喜欢也不擅长坐车，他羡慕那些可以在车上专注阅读的人，遗憾自己没有遗传到一个强大的头脑和一副强健的肠胃。尤其长途车，他总是昏昏欲睡，仿佛脑袋里塞满了锯末，他虚弱地抿紧双唇，被干呕出来的胃酸灼伤。
后半夜，他热醒过来，翻身，折叠床受惊似的“嘎吱”叫了一声，肩胛骨也“嘎吱”一声苏醒过来，微微酸痛。他想象自己是在深夜的长途车里，脚臭、汗酸气、头油味以及机油、汽油、水蒸气，想着想着，有了一点尿意，摸黑来到想象的车厢尽头，在现实中的抽水马桶前站定，一点一点放空膀胱。月亮是一块白色的炽炭，热气腾腾烧了整宿，烧完，车子也就驶进了灰蒙蒙的白昼。
像到站时车上昏昏沉沉的旅客，他睁开眼，像接受一座陌生城市一样，接受无可回避的新一天。他很高兴走廊上只有他一个人，因为不想说话，他不自觉地有些蹑手蹑脚，在下到一楼进办公室之前，他不想遇到其他人。
虹姐已经到了，泡好了一杯枸杞茶。他的工作位在虹姐正后方，经过时，虹姐照例猛一抬头，冲他一笑，他面无表情地绕到自己座位上。小叶总是踩着点到，不到最后一分钟是不会出现的，他看了眼手机，离八点半还有六分钟。
他发现左手腕上有一块蚊虫叮咬的红肿，他掏出房间钥匙，捏住钥匙齿边来回划过红肿处。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挠痒有点儿像割腕，这个类似自杀的动作使他镇静下来。他问小叶哪里有毒药卖时，虹姐夸张地惊呼起来。小叶配合着虹姐，调侃说，万事好商量，莫要想不开。但因为不确定他是不是认真的，小叶笑了笑就不笑了。他把钥匙换到左手，划起右手腕，左手腕上的划痕一会儿就消失了。
母亲的来电使他分神，撒了一些药粉到左手上。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说。
“怎么样了？”他蹲在夜市的鼠药摊前，左手背有点儿发热，也可能是幻觉。
“老板跑了。”母亲叹了叹气，手机里相应地一串噼里啪啦。
“那怎么办？”他站起来，背过摊上的扩音喇叭，强调说，“你不能就这样算啦。”
“还能怎样呢？”
母亲的态度让他恼火，但他不想再说下去了，左手背又一阵发热。一回到房间，他就用洗手液、香皂、牙膏，都各洗了一遍双手。左手腕上还有一点红肿，他想起白天虹姐的惊呼和小叶笑到一半的笑，就对着镜子也笑了笑，他们一点都不了解，他其实很怕死，比“死”更怕的还有“怕”本身。他最多只是以想象的形式，零成本地摆出一些危险的越界姿态，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无缘无故把他杀死，他也绝不反对似的；就好像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人要无缘无故杀死他，他也绝不会慌神似的。好像而已，他知道自己只是虚张声势。
他的感觉告诉他手背不再发热，于是戴上手套开始分布鼠药，沿墙一条匀匀的“药线”，几处死角加大药量，重点防控。房间不算小，两室加一个独立卫生间，但他很快做完了这一切。入职第一天，主任关心他在哪里落脚，他淡淡地表示还没着落呢，事实上他已经接触了几家中介，因为房租问题还在举棋不定。主任就把他领到二楼的主任办公室，办公用房面积新标准出台以后，主任就搬回一楼的老办公室了。室内烟味很重，从门底下钻进来的风卷起地板上的灰。买回折叠床之前，他就在宽大的老板桌上凑合了几晚。单位附近的房租都不便宜，而他直接住在了单位，上楼下楼上班下班，不必再为通勤烦恼抱怨堵车晕车。主任给他钥匙时，很诚恳地说，会好起来的。仿佛欠了他一个人情。他坚定地点点头，克制自己没有喜形于色。
司马玲倒了两班公车来到他房间，把老板桌上的衣裤、袜子拢到卫生间水池里，再把易拉罐、酒瓶、鞋盒、旧报纸、薯片袋、泡面桶、话梅糖纸、红枣和红枣核通通丢进垃圾袋，桌上除了笔记本电脑，还有一本《圣经》。 “墻角这些是什么？臭死了。”司马玲开窗通风，说。
“过几天还会有死老鼠的味道。”他说。
“这里有老鼠？”司马玲像一只老鼠一样，凑近墙角的鼠药嗅了嗅，“真臭。”边说边掂起桌上的《圣经》，“你信这个？”
“信的。”他摇摇头。
“我们像不像两只化粪池里的臭老鼠？”司马玲左手抱着《圣经》，右手在空中画了个十字，“上帝也救不了我们，救不了这间房了。”
“周末陪我去医院。”他说。
“你要晕倒了吗？”司马玲放下《圣经》，“我感觉我快熏晕过去了。”
“如你所愿，陪我去行割礼。”他把一只手搭在《圣经》上，好像她是他的牧师。
“绵绵现在一、三、五负责咨询台，二、四、六盯售票窗口，忙起来连单休都没有，总之就是要和外人打交道。旺季一天要回答几百遍‘长颈鹿区怎么走啊’，要警告几十遍‘你自己应该清楚为什么你的学生证买不了学生票’，还要说上无数遍‘操你妈’，当然‘操你妈’是私下说说，常常是前一秒她还在问候游客，‘您好’，‘欢迎再来’，一转头她就拉长脸‘操’开了，操你妈。”
“您好。”他扳过司马玲的脑袋，一字一顿说。
“操你妈。”司马玲掰开扳着她脑袋的手，《圣经》从胸口滑落，“什么声音？”
“老鼠吧。”他在她脑门上吻了一下，“没什么可怕的。”
“操你妈。”
母亲来电让他下周末带上换洗的衣物，她会在温泉酒店等他。电话背景里始终有一些别的人在说话，还有搬移重物的轰响，这回是母亲那边比较热闹了，他想，下个周末还远着呢，母亲打电话来更多的是提醒他这个周末没有回家的事实。他和司马玲坐在医院走廊的塑料椅上，隔了一点距离，没有人说话。司马玲发觉他上身绷得很紧，就坐近了一点，安慰他，只是个小手术，就像剪掉一段海蜇头一样，没什么可怕的。他不安地挪了挪屁股，想站起来，但还是坐着。
走廊那头突然一阵喧哗，急救对象刚从救护车上放下，就一刻不停地推往抢救室。经过时，他们看清楚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赤膊，昏迷，全身是血，像是交通事故的重伤者。他松了一口气，突然觉得没什么可怕了，就像剪掉一段海蜇头一样嘛。带着这股莫名的勇气，他顺利完成了手术。司马玲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仿佛迎接英雄凯旋。英雄推开美人，希望美人和他一样小心谨慎，尤其在接下来一段日子里，避免过多的刺激。司马玲翻白眼说，我要买束满天星庆祝我真的在和一个货真价实的清教徒约会。
他看到了虹姐，虹姐也看到了他，他想扭头就走已经来不及了。虹姐嘴巴微张着，显然也有点儿惊讶。他们走近了打招呼，虹姐捧着左手，食指缠满绷带，笑眯眯地说，我切胡萝卜不小心切到了自己，实习的小护士包得也像一段胡萝卜。他报以一笑，感激虹姐没有过问他来医院的目的，他确定虹姐脸上的笑是真诚的，是真的笑。
他一直和虹姐、小叶一个办公室。他坐在虹姐正后方，但凡他动作大一点，虹姐就会迅速地抬头，看他一眼，脸上笑盈盈的。一开始他像惊弓之鸟一样，只好笑得更热情作为回应，尽到新人应有的谦态。有一回，虹姐填好了一份快递单，坐等快递小哥上门收件，空等到傍晚，眼看要下班了，他主动请缨要帮虹姐送到快递点。虹姐笑眯眯地吐吐舌头，不用啦，谢谢。他也不和她客气，直接抢过快递单和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邮寄品，一件酒红色文胸，搭扣上附了一张小卡片写明退换尺码。虹姐抢回去锁进抽屉，有点儿生气，可笑容一如既往。他僵在原地不知所措，只好笑笑。虹姐走后，小叶和盘托出，原来虹姐患有遗传性轻度癫痫，动静稍大就可能引起肌阵挛发作，不知情的以为是笑容灿烂热情洋溢，“我刚来这个办公室的时候也上过当，我甚至以为虹姐对我有意思呢，后来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文胸事件过后，他走了一个和之前相反的极端，对虹姐始终态度冷淡。虹姐的应激反应照出了他的病态，他也是病人，一样敏感脆弱。
“感觉怎么样？”他和司马玲看到门诊楼前的喷泉池在放水，“会影响尿尿吗？”
“小心一点儿就好了。”他看起来比其他病人都要神气。
“手术的时候不害怕吗？”司马玲说，“虽然这是个可有可无的小手术。”
“忘记怕了。”他说，“我一直在观察老中医的一举一动，好像是别人在动手术一样，我尽量记下每一个步骤，上麻药、激光、缝合，到最后包扎得像一段胡萝卜。”
司马玲弯曲食指，说，“你的胡萝卜也是实习的小护士包的吗？”
他笑笑。喷泉池重新开始喷水了。
他平安地恢复了一周，很快就迎来了下周末，他按约回家，来到温泉酒店。大堂中央有一盏摔碎的吊灯，水晶散了一地。身着月白色工作制服的母亲无视吊灯残骸，走过来把房卡交给他，“二楼201，上电梯，走廊最东头。”走廊地毯上有不少烟头，好在201房间还算干净。房卡插入电卡槽，卫生间先亮起来，浴霸的光柱里翻飞着密集的微尘。每当洗澡的时候，他就发现他的想象力特别活跃，他的思绪被无人知晓的联想所牵扯，轻盈的幻想却有千真万确的感觉，在这令人不安的魔力下，他时不时就要停下来，没法像许多人那样百分之百投入生活而不意识到生活本身。
“这一层都是标间。”母亲换回便装，坐到床上看电视。
他坐在另一张床上，不看母亲，也不看电视。
“法院很快会来拍卖，”母亲盯着电视说，“这间客房能住一天算一天吧，门市价一天要六百八呢，不过服务员都不干了，保洁要自己做，反正我也做惯了。”
“我们把电视机搬回家吧。”他有点儿反感母亲一直盯着电视看。
“那还不如搬沙发，沙发是芝华仕牌的，比电视机值钱。”母亲说，“还有这个抽纸盒，红木的。”母亲入职温泉酒店客房部的时候还不到三十岁，“真不敢想时间啊，一开始做一个房间要半小时，铺床、吸尘、擦镜子、替换洗漱用品，一年后就快了，做一个房间顶多十分钟，做到后面更快了，服务标兵、客房部经理，到顶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客房部经理。”母亲拿起遥控器，换了个频道，“现在住在这一层的都是酒店的员工和家属，一人占一间房，一旦工资讨不回来，如你所想的，我们就会把房间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搬回家，想一想，在酒店讨薪总归比其他地方舒服一点儿。” 母亲在他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利用职务之便带他到温泉酒店洗澡。没做过的房间乱七八糟，气味陌生，他站在温暖的浴霸下，从镜子里看见自己的瘦。水汽很快盖住仿佛是闯入者一样的他的镜像，他把热水开到最大，打香皂的时候把莲蓬头转个方向，白花花的温泉白白喷向墙角，愉快地浪费着。偶尔也会在走廊撞上一两个带小孩来的同事，心照不宣地彼此点点头，笑一笑。母亲告诉他，刚刚那个阿姨和她一样，也留了一间客房，就等自家小囡来洗过澡后再做保洁。母亲说这些，多少有点儿法不责众的机心，普通人见缝插针的一点小奸小坏，占一点普通的小便宜。他上了初中，还是很瘦，站在自家冰冷干净的澡盆里，时常怀念那些客房里素未谋面的住客们留下的陌生气味，他小心地打湿自己，用两只热水瓶的水量洗一个澡，再也没有那种愉快的浪费机会了。
此刻他躺在母亲做过的客房里，干净明亮，无可挑剔，没什么可说的了。
“你没带换洗的衣服来。”母亲调小了两格电视音量说。
“我没打算住下来。”他留意到母亲的右眼飞快地眨了一下。
“洗个温泉澡住一晚，又不吃亏，一晚上六百八啊，”母亲关掉电视，“你一定觉得我很小家子气。”
“没有。”他确实不方便洗澡，医嘱说，包皮手术后半个月内不宜淋浴，以免伤口感染，“你在吃什么？”他看到母亲从一只紫色的瓶子里倒了什么在掌心，往嘴里送。
“辅助降血压促进排铅的，”母亲说，“志远做暑期工跑销售，你作为表哥也应该买一份，支持一下。”
他躺下来，拿过一只枕头，盖住脸，表弟是他又一个不愿触碰的话题。志远在他家一直长到五岁，小姨才把表弟接回去。无功而返的小姨感慨说，人山人海里捞针，捞到后来连针长什么样子都记不清啦。他没有告诉小姨，其实他还记得姨父，年轻的姨父，满脸惊惶。
初二那会儿流行过一种名为“红外线”的玩具，实际上只是装了发红光的二极管的小手电，通过前置的放大镜镜头聚光，便可远程射出一束又细又亮的“红外线”。和其他情侣一样，小姨也选择在天黑以后挑一个乌七八黑的角落谈朋友；和其他同学一样，他也选择在天黑以后用“红外线”扫荡一切可疑角落，他和他的小伙伴组成一支用“红外线”武装起来的少年纠察队，专拆月老“红线”。
有一天他的“红外线”捕获了一张方脸，原本专注的亲嘴停顿、分离，一个黑影一闪而过，接着是一个慢吞吞的黑影。他看到小姨在路灯下和自己的影子对视了一会儿，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有影子一样。小姨不能接受自己的爱情受到冒犯，更不能接受当爱情突遇危机时，另一半居然先她一步临阵脱逃，这似乎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更危险的是，半个月以后小姨发现自己有四个月的身孕了，最危险的是，姨父陪小姨做完产检就失踪了。
和外婆有过节的邻居到处放马后炮，说姨父明明是山水画专业，却耍流氓更热衷于画人体，姨父不过是来婺城采采风顺手泡个姑娘，“这个不是我信口开河，是他自己和本地光棍喝酒时讲的，他画过光棍的脸，光棍很开心就请他喝酒，光棍把自己的脸挂到墙上，像是蛮像的，不过铅笔画出来好像遗像一样。”小姨挺着大肚到处奔走，离预产期近了才回到婺城，姨父比小姨时间充裕，足够他精心策划潜逃路线，周密部署躲藏方案，小姨坐完月子把表弟往他家一扔，又上路了。
表弟和他共享一个房间。他躺在凉席上翻他的秘密画册，铜版纸上的比基尼女郎和铜版纸一样坚挺，他刚有了一些情绪，表弟醒来一下扑倒画册，对着高清的爆乳送上虔诚的舌头。和铜版纸一样光滑的舌尖，涎液横流，比基尼女郎无一幸免都湿了身。虽然理智上能够理解，但情感上，他没办法像包容自己的青春期本能一样，宽容表弟出生后就没被母乳喂养过的本能缺憾。嗷嗷待哺的表弟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他，他也是只动物。
表弟眼睛里常常露出老鼠那样的惊喜来，仿佛洞晓房间里的一切秘密。他发现他的秘密私藏，那些铜版纸画册和海报被动过了，遗失的海报里有一个他最喜欢的藏在椰树后面的白种女人，白底蓝条纹的比基尼不像是穿在身上，而是直接在身上描了一道道，有一种切分肉体的快感。他独自仇恨着表弟，将剩下的女郎付之一炬，亲手消灭了这些容易落入他人之手的秘密，往后的夜晚，他需要动用一部分记忆和全部的想象力，才能让身体愉悦了。他想起在温泉酒店的最后一次淋浴，卫生间盥洗台下有一只沒打扫掉的避孕套，那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东西，就好奇地收进了裤兜里，等到母亲洗衣服时才想起来，直到衣服全部晾完，母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不过那以后，他再没被带去温泉酒店洗过澡。后来小姨来领回表弟，母亲知道小姨显然也看出了他和表弟还没成为朋友，从他房间撤走志远的钢丝床时，母亲对他说，你总是保护好你自己的。他确定自己听明白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以及母亲的弦外之音，这么久了，难为她一直误会着，隐而不发。或许母亲也早就发现了他的比基尼女郎，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时机一网打尽，只好不动声色，蚂蚁搬家似的一次消灭一两个。
母亲不知道，他还在酒店卫生间收过住客遗留的发夹、橡皮筋、纽扣、一小瓶快用完了的指甲油，这些陌生的小物件丰富了他的秘密想象：白种女人涂完二十个指甲，优雅地从椰树后面走出来，走进阳光里，仿佛上帝就在她头顶宣布，要有光，于是肉体通电似的发白发亮，冰蓝条纹荡漾在雪白的肉体之上，自然健康的生长兼人为的矫饰让他感到阵阵晕眩——她是一片海，胸口起伏着两朵白浪镶边的碧涛；她也是一个天使，为他送来禁果……他想象身体陷在沙滩里，正陷入她那流沙般的温存所带来的快乐中，他急于接受想象中的馈赠，又不得不谨慎再谨慎，表弟永远比他起得早睡得晚，细长的鼠眼射出两道精光，随时可以点燃房间里的黑……
“至少有一点，志远做得比你好，”母亲也躺下来，轻轻呼出一口气，“志远有礼貌，适合做销售的。”
“志远以前对小姨也讲‘谢谢’的，”他冷嘲热讽说，“小姨给他盛饭，谢谢；小姨给他买新衣服，谢谢；小姨去给他开小学家长会，他也讲谢谢。真是难为小姨，也难为志远了，在家也像做客一样，你说呢？” 母亲没有话说。
“你睡着了吗？”他问另一张床上的母亲。
“睡着了。”母亲闭着眼答话。
他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想起司马玲。或许母亲也把他想象替换成了别的什么人，越陌生越好，符合酒店客房轻盈暧昧的空气。
礼拜四的傍晚，司马玲问他：“你想我了吗？”这个礼拜前三天单位排演节目，他每天都排到很晚，司马玲礼拜一买的榴梿，放到礼拜四，带到他这里，“你的房间这么臭，最适合吃榴梿了。”
房间里原本轻盈暧昧的空气就被污染了，他感觉自己是躺在一只榴梿里，同时边上还躺着一只榴梿。
榴梿问他：“你在看什么？”
他没在看什么，只是凭空想到一个画面：一辆小车行驶在雾霾天里，车身鲜红。可能是司马玲抱他抱得太紧他有点儿呼吸不畅的缘故。
“来的路上，差点儿被一辆红色POLO擦到，幸好我闪得快。”听司马玲这样说，他一惊，但很快反应过来，只是巧合，她怎么可能看见他所想的。
他换了种腔调，朗诵起来：“回想一下我们的成长历程，教会我们坚强、自立，教我树雄心立大志的是父亲；父亲是勇气和力量的源泉，是希望和信心的化身。”
“这就是你们三天的成果？”司马玲乐不可支。
他平躺着，匀匀运气，继续朗诵：“不管父亲在哪里，一个电话，一句教导，一个叮嘱都证明了父亲的关怀是无所不在的，父爱如山，能抵挡住风雨的洗礼、雷电的怒吼、波涛的汹涌。”
“傻帽透顶。”
“各位领导、同事：大家下午好，在人类爱的长河里，父爱和母爱同样伟大……”
“你不要再让我笑了，房间这么臭，我不想张大嘴巴。”司马玲伸手盖住了他的嘴。
“明知是笑话，我也随波逐流了。阿达就不会。”
“阿达是谁？”司马玲说，“你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你从来不介绍给我认识。”
“阿达绝对不可能容忍自己做出这种傻帽行为，阿达的父亲也绝对不可能容忍儿子这样亵渎自己。”
“我更想认识阿达了，如果是绵绵的话，”司马玲模仿绵绵的口吻，说，“各位领导、同事：大家下午好，在人类爱的长河里，父爱和母爱同样伟大……绵绵讲到这里停顿一下，然后肯定要讲一句‘操你妈’。”
“好像一位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在发言，”他调动情绪，模仿出一种偏激的口吻，“操你妈，明明母爱大过天，父爱算个屁。”
“说这种话的一定是个不幸的单亲妈妈。”司马玲说。
“阿达就没有父亲，”他看到司马玲双目低垂，盯着地上，极力掩饰又想展示自己同情的样子，“阿达父亲在阿达二十岁那年离开。他们的父子关系一直都不算亲密，不像有的台湾文艺片里演的那样，好得可以一起看A片，聊女朋友的罩杯什么的，当然了，也不像我们上个月看的那部《青少年哪吒》那么剑拔弩张。”
“你有没有和你爸聊过我……的罩杯。”司马玲打断他。
“遗体告别时，阿达放了一本书进棺材。阿达的长篇小说。”他也打断她。
“阿达还写小说？”
“这个时代人人都是作家。”
“我以为阿达这样的强硬派最多唱一唱摇滚。”
“摇滚巨星就不能写小说吗？”
“变态、反社会、无政府主义、愤怒的不满者例如单亲妈妈才写小说，至少也应该是你这样的，你总是心事重重，不那么开心。”
他吐吐舌头，打住了阿达的话题。这段时间主任派他参加单位组织的父亲节散文詩朗诵比赛，朗诵稿是工会提供的，通篇陈词滥调，他随大流一遍遍排练，礼拜三晚上的正式演出没出纰漏。回到后台，他点开手机里周克希翻译的《包法利夫人》，随便跳到一页就读上一段——
“有如一种体现自由的壮举，平添了几分自尊，好比领受涉世的启蒙，初尝禁果的滋味，许多郁积心间的东西膨胀了开来。”
“可是他俩生活上越是亲近，内心里越是疏远。”
“每个微笑背后都藏着无聊的哈欠，兴致盎然背后永远是腻烦嫌恶！”
“爱玛成天想着自己的心事，犹如一位大公夫人那样从不为钱操心。”
“偶像是碰不得的：那层包金会沾在手上。”
……
这是他的自救方式，工作中每写完一篇公文，他就会强迫自己读几页经典名著，《包法利夫人》、《诗经》、《追忆似水年华》、《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马尔克斯、张爱玲都是他的“圣经”，就像不幸被奸污的人急欲洗干净身体。他从未忘记他的阅读趣味、欣赏能力，文字感觉都还在，但如果不加保护也会很容易失去。
春天的一次旅行，他正在如厕，灵感忽然来袭，刚释放完的膀胱顿时又紧张起来，他掏掏口袋，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小旅馆的房间里没有笔，最后还是司马玲从化妆包里掏出一支眉笔、一支口红，他拉开卫生纸当场涂写起来，好像鬼画符一样。“比拯救大熊猫还紧张，”司马玲读过不少作家传记，对于各种各样的作家的各种各样的奇怪行为，知之甚多，因此能见怪不怪地包容他，“作家这种心思细腻触角敏感的生物。”收起眉笔口红时，司马玲做着鬼脸祝贺他，“恭喜你在厕所捉住了缪斯。”他满足地冲司马玲笑，笑容有点儿像孩子在动物园看见了喜欢的动物……
房间里的榴梿味持续到礼拜五下午依然浓重，他决定周末回家前打开窗通风，尽管这样做存在蚊虫老鼠入室的隐患。出门前他下决心一定要给房间装上纱窗，可是到了车站，坐上回家的客车，他又觉得安纱窗这件事可以向后延一延。他坐在最后一排靠右车窗的位置上，想象自己是在一辆即将冲下悬崖的车上，在他失去意识之前，他会对这个世界说什么？他有没有特别想见的人？他会甘心就这样直坠崖底吗？自燃的车体势必引燃他的身体，他静静燃烧，谁也找不到他。
车子颠簸了一下，想象中断了，醒过来时，发现坐过站了。他一点儿也不慌张，下车走了一段，走到一截封闭的桥梁下，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尽管他在婺城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他还是绕不过这些土堆、建筑垃圾。他看清眼前是一片排屋的工地，建筑工人的板房以及在建中的毛坯房挡住了他熟悉的那条老路。旧城改造持续多年，建完城东拆城西，建完城西拆城东，婺城就像一件缝缝补补的旧衣裳，谁都无法否认它依然又小又旧。那些毛坯房的窗框，黑洞洞的，远看好像形状规则的弹孔，他想，那里面一定有许多蚊虫和老鼠，小的虫，小的鼠，小的命，小的城。他绕过工地，2路公车正好开过来。 他利用花在冤枉路上的时间，用手机重读了几遍张爱玲的《天才梦》：“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是他喜欢张爱玲的地方，落落大方正视自己的过失，然后理直气壮地原谅自己。
到家时，天黑了，母亲坐在餐桌旁，啃着一片杧果干。
“你可以先吃的。”他不愿意她等他。
母亲端出饭菜，电饭煲里温着两只清蒸闸蟹。他掰下蟹脚，挨个吮吸起来，他不确定自己喜欢吃蟹，有没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吃蟹麻烦，需要他花不短的时间动手又动嘴，用不着为闲着的嘴巴没话找话。
“他们今天看到我买蟹就问我是不是儿子要回来了。”母亲胃寒不宜吃蟹，但挑蟹的眼光不错，他每次回家都能吃到上品的蟹，“他们上上个礼拜去泰国玩了，他们讲那里的帝王蟹比国内便宜很多。”母亲回忆说，“你第一次看到帝王蟹，差一点儿吓哭。”
那时候，他在温泉酒店洗完澡，母亲不忙的话就会带他四处转转，因此他比同龄人早得多地见识过总统套房和管家服务了。他进过酒店后厨，水族箱里各种待宰的海鲜，大开眼界。他惊讶地发现回到学校他和那些真正去度假区过周末，真正去海洋公园逛海底世界看海豚表演的同学也能聊到一块，甚至比他们知道得还多一点儿。很少有同学像他一样目睹过那么多海鲜由生到熟的全过程：撬开的象拔蚌、冒泡泡的鲍鱼、大卸八块的帝王蟹。厨师长举着壮硕的蟹钳吓唬他，他一点儿也不掩饰害怕，嗷嗷乱叫。看归看，他从来没有吃过，好在小学生的聊天大多简单粗暴，“好吃死了”，“难吃毙了”，他得以在味觉方面的探讨上蒙混过关。
“这个杧果干就是他们从泰国带回来的。”母亲和他一样害怕坐长途车，所以很少出行，但因为有一群交好的牌友，多多少少也知道了暹粒、大叻、尼泊尔、琅勃拉邦、莺歌，“他们讲大象按摩就是一个人躺到地上，被大象鼻子戳一戳，意思不大，还有泰国人妖都很短命的，活过四十岁的，少有。”母亲鹦鹉学舌说到这里，打住了。
母亲比他诚实，总会加上“他们讲”的前缀，表明自己所讲都是道听途说，她可以不负责任的；不像他，言辞凿凿，好像阅历丰富，好像一个有故事的人一样。张爱玲写道：“写爱情小说，但是从来没有恋爱过，给人知道不好。”这才是他的故事，他写的那些故事的真相。
他的整个大学生活都挺枯燥的，不想旅行，没谈恋爱，在校的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图书馆，看闲书，写爱情小说。大学图书馆等于是他小学时候的温泉酒店后厨，阅读的大部分内容同样都是他未曾亲历品尝的，但他能够想象，像盲人想象颜色聋人想象声音一样想象文字，然后像个作家一样思考想象本身。他变得强大又虚弱，并为此焦虑，他知道得越来越多，同时知道得也越来越少，他害怕别人以为他知道得很多，更害怕别人知道他其实知道得并不多。他第一次吃海螺的时候，无从下手，假借喝水偷偷观察司马玲用牙签熟练地插进螺内，三百六十度旋转，一直转，直到螺肉被转出来。他如法炮制，娴熟地挑出螺肉，比司马玲做得更好，又一次成功地虚张声势。大二那年，他出版了第一本长篇小说，反响平平，似乎爱情小说的市场已经饱和了，但他认定了写作是他为数不多能够胜任且乐于投身其中的事业，能够接纳他的一切胡思乱想，他感觉周围都是务实的搭房子的工地，只有他一人务虚地画洋房跳房子。他像藏起自己和自己的快樂忧伤一样，把样书藏进衣柜秘不示人，不希望自己的格格不入惊扰了旁人。
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正好毕业前夕刊出，杂志社编辑要给他邮寄样刊时，他已经办完离校手续，用了四年的大学地址即将失效，家庭地址又尚未生效，他困在离开与归去之间。母亲每天都会打电话来汇报搬家的细节，她打包装箱结果腰痛复发但也没找推拿师傅，母亲似乎对自己的忍耐力挺自豪，只在每次通话快结束时才流露一点软弱，“要是你在，就好了。”
他一点儿也不好。毕业季正逢世界杯，通宵看球，通宵喝送别酒，彻夜狂欢，好像世纪末的华丽。他自有他的末世情结，不合时宜仍然泡图书馆，试图以双倍的清醒延长所剩无几的这样安定的日子，恨不得把自己也摁进书里，白纸黑字，不朽。他想过他留下的文字会比他长久，就像父亲的剪报，有些新闻隔了这些年往回看简直就是笑话，有些又变成了预言，惊人地预见了他会遇到的社会问题、时代弊端、个人困境，他想，有没有可能当年的预言者其实是像写笑话一样写下这些预言的呢？他开玩笑似的在最后一本归还给图书馆的书的末页留了一行字：要是你在，就好了。若干年后发现它的学弟学妹们会作何想，会以为这是一句暗恋者的告白吗，像电影《情书》那样？他很高兴在离开之前留下了一个无解的秘密，比他更长久。
他回到婺城，世界末日般小的城。样刊已经先他一步，寄到了出租房。他没想过，母亲一定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们会在故乡租房子住。虽然只是拆迁安置房建好以前的临时过渡，他却有种家道中落的羞耻。入职报到前的那段空当，他第一次走进了婺城图书馆，楼是矮矮的，楼梯是窄窄的，采光是暗暗的。他在架子上看到了自己的书，关于这本长篇处女作，母亲比他积极，前后一共买了三十本，分赠给亲朋好友，并且兴奋地告诉他：“图书馆里已经有你的书了。”故乡还是爱他的，他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释然一些，放下对故乡的偏见和恐惧，也爱一爱这座城，连同它的小？他做着思想斗争，来到“思想史”的架子前，居然有一本他导师的著作，虽然在学校图书馆就读过了，不怎么对他的胃口，还是取下来翻了翻，仿佛他乡遇故知。架子另一面有一本连学校图书馆都没有的哲学史专著，绝版多年，旧书网上早就叫价很高了，他如获至宝，尽可能地多读了几页，书页意外地还很新，然后放回书架，摸了摸书脊，形同告别情人的脸庞，从今往后他很有可能是它唯一的一个读者。他再次确认了对故乡的绝望，这样的书本应该可以任意挑选读者，然而它却只能安静地待在架子上几十年如一日地簇新着，无人问津的新，巴巴等待他的下一次到来。
“他们讲，上次你和一个女孩一起，在车站。”他心里有数，这是母亲自己看见的，不好意思直接讲出来，也算是对“他们讲”的另一种妙用。 “哪次啊？”他有意捉弄她，“没有啊。”
“就你上个礼拜回去，在汽车站，你们还一起买了炒栗子吃。”
“我今年就没吃过炒栗子。”
“明明是一纸袋炒栗子啊，我是老花眼又不是近视眼，”母亲意识到失言，忙改口，“可能他们看错了，或者我听错了，栗子营养好的，吃一吃对预防心血管病都蛮好的。”
“酒店那边怎么样了？”他抓住了母亲窘迫的一瞬，自得地窃笑。
“老样子。”母亲终于没话说了，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像是准备祈祷。
他离开厨房走进小房间，锁上房门，他们已经达成默契，这是他准备写作的一个信号，母亲轻易不会敲门打扰他。事实上他坐了一路车回家，加上刚吃过饭，昏沉沉的，怎么可能写作。他和司马玲有一搭没一搭地在网上聊着。司马玲通知他，月底婺城图书馆会有一场读书沙龙。他想起和司马玲第一次见面也是在婺城图书馆，就是他第一次去婺城图书馆的那回。那天他看了所有书架，最终决定坐下来阅读自己的长篇。
他没想到的是，在这样小的城，在这样小的图书馆，会有人对他的文字发表意见，“你看的这本书虽然是我们婺城人写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写得更好，有些地方感觉是喝咖啡喝过量了写出来的东西。”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司马玲，也是司马玲第一次见到活的作家。司马玲瞥见他手边的借阅证，管理员手写登记的姓名让她用不着管理员提醒就彻底安静了。他比她更窘，有一点儿被冒犯的怒意，一心只想收起自己的书快快逃离。司马玲用手机打了一行字，给他看：很高兴认识你，作家先生。他更窘了，还好她一直说个不停，他多少自在了一些。
司马玲和他一样也在邻县工作，邻县比婺城大一点，至少有动物园，两地之间坐客车需要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的车程让他与家之间不远不近，隔了一个微妙的距离，一如他恋家又畏家。司马玲在动物园的工作让他好奇，更让他感兴趣的是，司马玲还经常对着河马朗读余华的小说。
“为什么是余华？”
“就是觉得河马先生会喜欢。”司马玲模仿河马刷牙时长长的喷气，“像不像持续无奈的叹息？”
“好像远洋航船驶进入海口之后发出的悲凄汽笛声。”
“是不是应该换冰心、迟子建读读？”
“王小波、李银河更好，说不定第二天就一堆小河马下地了。”
“有道理，一堆特立独行的小河马。”
他们第一次认识就聊了一个多钟头，分别后，他一个人回家，沉默让他放松下来，说话真的是很辛苦的体力活，然而刚才的一个多小时里却一点儿也不觉得……
“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在图书馆。”他知道她还记得。
“一个作家和一个图书馆，合起来完全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画面，”司马玲的打字速度很快，“虽然这位作家在图书馆看的是自己的书。”
“要是阿达，应该会出现在机车上、酒吧里，玩玩滑板、组一组乐队，最不可能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了。”
“所以阿达是个天才作家？”
他发了个哭丧脸的表情过去。
司马玲也在和绵绵聊天，不时就把绵绵的聊天记录直接复制转发给他——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看猴子，是为了炫耀人类进化的优越感吗？”他对着电脑，一笑。
“烦死了，新到的这批猴子什么时候才能驯服啊！！！”他同情地点点头。
“为什么没有恐怖分子来轰炸动物园，是认可动物园的这套秩序吗？动物和动物园先天就是一个‘政治正确’的画面吗？”他觉得这行字有点儿眼熟。
“那些难驯的猴子，除了爱自由的天性更强一些，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动物园年久失修、太旧太小了？假设把它们丢到北京上海的大动物园去，它们会不会配合顺从一些？它们会不会很快认命，进入角色？”他心中一凛，回婺城、去邻县上班，都是他自主的选择，虽然母亲一心期盼他毕业以后不要离家太远，因此对他的择业很是满意。
他的同事们都是热忱的大生活家，股市行情、理财产品风险评估、年休假旅游攻略、小区物业每半年一次的汽车保养……一如他是他们眼中的大作家。大生活家和大作家，隔行如隔山，这多少激发他取长补短，自我驯服，不至于“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之前参加笔会，一位男作家开车载了他和另外一位女作家，在开导航的情况下还是转错了车道，错过了高速出口，兜兜转转，迟到了笔会一个多小时。他们三个简直要被场上其他作家的眼光杀死，而那位中年男作家又被他和同车的女作家腹诽个半死，谁让他一路不停地解释道歉：“不好意思哦，我平时很少开车的。”他和女作家听了一路，听了一个多小时，也就原谅了一路，原谅了一个多小时：“没事的，慢慢开，不着急。”
他和同事关系融洽，他知道同事们也看出来了，他在工作上没什么企图心，对谁都不构成威胁。他成天只想着自己的心事，为小说所累，犹如一位大公夫人那样从不为钱操心。礼拜五的下午，主任心血来潮，在临下班前二十分钟搞了一次突击查岗，一半人中招，事后上交检查，理由大同小异，为了早点儿回去接小孩儿，怕堵车提早错峰出行……只有他，只是想早一点儿回到楼上的房间，早一点儿静下来，接上没写完的小说，他对自己说：“我想要快点儿回到那个我可以操控一切的世界，在这里我什么也做不了。”他知道自己并没有被驯服。他在上交的检查里写的理由是为了避开晚高峰早一点儿回家，假装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事实上，查岗的插曲直接导致他的小说后半段，小说主人公委屈而死。
婺城图书馆的读书沙龙如期举行，还没进行到一半，司马玲就愤然离席了。他始终正襟危坐，面带微笑，他笑自己不该抱有幻想的，整场讨论乏味，观点陈旧，且暴露了明显的讹误，他从头到尾只笑着，不置一词。他在很小的时候就明白了，对牛弹琴是一个遗憾伤心的事故。
小时候逢年过节还兴搭台唱戏的，黄梅戏、绍兴戏以及本地的婺剧，婺城男女老少从戏台下面第一排一直绵延到戏场外，人头攒动，看个热闹。戏年年唱，帝王将相左右不过那两个朝代，看戏的人却已经换了几代，台下掷骰子押宝、瞄气球放枪、放烟花点擦炮、捧萝卜饼吃小馄饨，件件都比台上端空坛夹空筷的写意实惠多了。人群熙攘，来或者走，直截了當，哪有歌剧院那套保持安静不得随意走动的虚礼？花旦挣命似的用了实嗓，调子一吊再吊，勉力压住台面，还是露了绽，一个破音反倒引得满堂彩，台下搏命鼓掌欢呼。花旦面不改色往下唱，那个场面印象深刻，比花旦唱的《窦娥》更让他悲伤，是悲剧的悲剧。后来读到张爱玲写的：“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所以何必要这么卖力地唱好，唱下去，“仿佛是一个破败的大家庭里，难得有一个发财衣锦荣归的儿子，于欢喜中另有一种凄然。”遗憾伤心。 “你怎么受得了在里面坐两个小时！”司马玲在图书馆门口的水吧等了他一个多小时，“简直是一场噩梦。”
“你说话的样子有点儿像读书沙龙上的那两位，”他模仿其中一位讨论者的形态，又模仿了刚刚司马玲的样子。
“你这是恭维吗？”司马玲大步走到路肩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向他的住处进军。
司马玲把《圣经》卡进床板落差之间的凹陷里，垫着腰，折叠床的中轴坏了一段时间了，两半床板一高一低，没法严密咬合，躺在床上就硌着腰，睡得很不舒服，“睡在这种床上也是噩梦，这个脏乱差的房间，也只有你和还没被毒死的老鼠能忍受了，你怎么受得了！”
他躺在她右侧，感觉自己睡着了，就像是在一个段落结束之前，“我很少记得做过的梦，不管美梦还是噩梦。”
“作家都是醒着做梦。”司马玲翻过身，同时调整了一下腰部的《圣经》。
他坐起来，环顾着房间，好像这就是全部了。原先的办公杂物占去了一部分空间，房间因此没有显得过分空和大，更符合他孤独的尺寸。他知道自己早晚会离开，离开之前也许会去一趟婺城图书馆解救出那本无人识货的绝版好书，带上它一起奔向更有意义的地方，一个跳房子比搭房子更重要的地方，那里有像样的读书沙龙，他会滔滔不绝，说不定还会面红耳赤，但一点都不会觉得表达是一种负担，在那里交流与理解是成正比的，理解与快乐本身也能成正比。他相信这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所以像一名合格的临时寄居者，他格外包容房间里的不尽如人意，坏了的折叠床、没有纱窗的窗户、恶臭、遍地垃圾，他也乐意做一个年纪轻轻的老好人，和同事们和和气气的，和谁都不交心，好像天一亮就要拍屁股走人似的，尽管他入职以来就一直住在这个房间里，住了四年了。
“这是什么？”司馬玲在床底下发现一只信封，没封口，抽出信纸，“你要辞职啊？”
“这是我入职时候写的，就在这个房间里写的，”他将信扔回床底，“要用的时候再捡起来就好了，”他补充强调说，“总会用上的。”
第二天，司马玲拖了一张大床垫来，忍无可忍地收起折叠床送给了楼下爆米花的阿公。地板上沉积了一块长方形的灰尘，司马玲捡起辞职信放到桌上，警告他，“只要你还在这里住着，我就不希望你在生活上也向卡夫卡、佩索阿、耶茨看齐。”于是住了四年的办公室一夕变成了大床房。
“有个电影情节是这样的：边境防疫站的医疗队起先以为那具学生的尸体是一个被河水冲上岸的床垫。”
“这张床垫很干燥。”司马玲在床单底下铺了一层防潮帆布。
“做一名合情合理的死者和做一名出色的杀手一样困难重重，”他用屁股试了试床垫，“不论死者还是杀手，都需要充分的准备才不至于死得蹊跷。”
“你又在写以死亡结局的小说了吗？你的许多小说都是用死亡收场的。”司马玲躺到床垫上说。
“暂时只有这个结局，其他什么都还没有，为什么死，怎么死。”他也躺上去，“啊，舒服死了。”
“你可以往前反推嘛，从‘舒服死了’开始，在这之前呢？是不舒服吗？不舒服地活着，再之前呢？为什么不舒服地活着呢？”
“说说猴子吧，”他想到了绵绵，“它们安分一点儿了吗？”
“总会适应的。”司马玲说，“猴子是每个动物园的标配。”
“动物园秩序。”他脱口而出，同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小说标题。
“婺城也要建动物园了，会从我们动物园拨一批猴子过去。”司马玲说，“小时候我们都是要坐汽车去省城才能看到斑马、犀牛、大象的。”
他小的时候去过省城，父亲带他和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给母亲治皮肤病。他没有专门为了动物园去过省城。他第一次去动物园，是和司马玲在一起，但去的不是司马玲上班的动物园。没人知道这是他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进动物园，也不会有人看出这是他的第一次，他虽然饶有兴趣但没有一惊一乍，表现得就像动物园的常客。他逐字逐句地想着，鼻子发酸，“一座伤心的动物园”。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标题。
“这是新小说的标题吗？”司马玲说，“还可以写一个欢乐的殡仪馆、一座污秽的水库什么的。”
“阿达爷爷年轻的时候参与建设过源口水库。”
“我记得小学有一年春游就是去源口水库的，要是那个时候婺城就有动物园了，怎么可能会去水库春游呢？不过我想，造水库应该有意思许多。那么大一块地往下挖，挖深，再蓄水，放水，好像创世纪一样，很容易想到宇宙洪荒之类的画面。”
“那是1968年12月16日，34个公社的万余名民工开展了一场婺城历史上最为壮观艰巨的大会战。高音喇叭昼夜不停地响，劳动红旗插满山岗，大家白天挑土筑坝，晚上睡草棚。电影放映队偶尔上工地来放两场电影，《红色娘子军》是保留片目，吴琼花知道吧，后来是红色娘子军的党代表，那一辈人心目中的女神，相当于现在的王菲什么的。阿达给我看过一张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说明书，黑白印刷的吴琼花蛮凶相的，像个男人一样。阿达爷爷那辈人中很多都会偷偷看着电影说明书上的吴琼花……”
“偷偷看着电影说明书上的吴琼花。”司马玲看着他。
“嗯。”他在她的腰上掐了一把。
“嗯。”她把手放在他的裆部。
“1971年水库完成第一期工程，开始蓄水，真正竣工是1979年12月，整整11年。”
“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
“阿达的爸爸也属于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本来他有可能是上海人的。”
“小学时候放的电视剧《孽债》就讲阿达他爸这类人的。”
“光看吴琼花也不是办法，毕竟上山下乡的是一群青年，有没有知识都一样。阿达奶奶是婺城本地人，生下阿达爸九年以后，阿达爷爷返乡回上海，再没回来过。”
“天真的和感伤的创造。”
他睡着了，梦见自己在水库中央，他的船三百六十度原地高速旋转。他在梦里没有晕船的感觉，在他对面还坐了一个人，但看不清楚，他感觉是父亲。他记得他在梦里看了一下手表，上午九点七十二分，接着他就在一个厨房里了，没有水库没有船，只有靠墙放的一排不锈钢置物柜。他听见不知是谁的心理活动：她希望他会喜欢这里，看得出他不甚满意，但她有把握他迟早会喜欢上的……他挣扎着强迫自己醒过来记下，以前他也有过录梦的冲动，他在梦里奋笔疾书想要还原保住梦境，可是梦醒以后一场空，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醒过来，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二十二分，他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另一个时间：九点七十二分。 主任在礼拜一的工作例会上居然也提到了源口水库，他不禁思考这个巧合是否是某种暗示。虹姐佯装接电话，出去之后就没再回来；小叶在玩手机游戏，看上去像在用手机邮箱回复工作邮件；他也盯着手机：鹿金、吴劳翻译的艾·巴·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他随意浏览翻页，试图捕捉到一个句子，好让他的小说顺利进行下去。他的双眼被一个个字眼占有，等被点名叫起来复述会议内容时，他发现小叶早已收好了手机，目不斜视，虹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坐回来了，一定是小叶通风报信，虹姐惊魂甫定频频咧嘴吐舌头，好像得了口歪眼斜病，有几分滑稽。每个微笑背后都藏着无聊的哈欠，兴致盎然背后永远是腻烦嫌恶！
主任让他散会以后留一下。主任业务繁忙，电话不断，他被晾在一边，没有什么可以转移注意力，他有点儿不耐烦了，但没有显露出来，《卢布林的魔术师》里的一些句子跳了出来，被重新擦亮，预言一般窥破了他此刻的内心——
“他始终是个灵魂受尽折磨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悔恨、羞耻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度过痛苦的夜晚，计算自己的年纪。他还有多少年轻的岁月呢？”他始终是个灵魂受尽折磨的人。他的七情六欲像鞭子似的抽打着他。他从来没有摆脱过悔恨、羞耻和对死亡的恐惧。他度过痛苦的夜晚，计算自己的年纪。他还有多少年轻的岁月呢？
“尽管雅夏忧心忡忡，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尽管他忧心忡忡，还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自尊心和虚荣心。
“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火柴，尽管他明知道没有火柴。”他伸手到口袋里想要掏点什么，尽管他明知道只有手机而已。
主任終于得空和他“谈谈心”，一开口先肯定了他近期写的一批公文，还给他倒了杯水。主任又提到小叶，“礼拜一早上查岗，总有人迟到，但是小叶一次也没有。”当然不会有，小叶每天早上准时得从不多一分钟，精确执行八小时工作制，仿佛一只精明的狐狸，况且小叶真的有狐臭。他按照这个思路继续联想，虹姐应该是猫，性感有风情，完全看不出是一位二胎妈妈，若非遗传性轻度癫痫，以虹姐的条件完全可以嫁得更好的。遗憾归遗憾，他尊重命运的安排。
“你也从来不迟到，你想迟到也难，因为你就住在单位嘛。”主任笑了笑，似乎这个说法很有趣，“不知道不住这里以后，你会不会迟到呢？”
过了几天，他路过主任办公室，无意听见小叶被主任训话，原来小叶在例会上玩手机的“劣迹”，主任心里是有数的。他隐约还听到了一句主任对他的褒奖，想不到主任也会让他做一做小叶的榜样。如果小叶算是狐狸，那么主任呢？他一时想不出归类的动物。等小叶回到办公室，虹姐习惯性“呀”了一声，好像春天的猫叫，他灵光一闪，主任不是丛林之王，而是动物园管理员，维系着动物园秩序一成不变。
“中午老金让我去一趟，说有好戏看，老金是动物园最年长的管理员，干到下个月就退休了，结果他叫我去看母猴来月经！”司马玲像照顾听众情绪似的，瞥了他一眼，“和女人一样，母猴也会来月经的，母猴把血啊白带啊直接用手抠出来放进嘴里吃掉。”司马玲弯曲两臂，开始往嘴里塞空气。
“嗯。”他制止了司马玲的表演，表示自己能想象出那个画面。
“所有的母猴都是猴王的，猴王想干谁就干谁，它们可以随时随地干那种事。”这话听上去像一句暗示，司马玲接着说，“老金说这个就算是他退休前送给我的道别礼物，还祝我永远幸福和谐。我说，操你妈的。他就笑得很响，好几只小猴都吓退到假山后面，不敢动了。”
“欠操。”他也跟着谴责跟着笑。
“我现在说到‘操你妈’就会想起绵绵。”司马玲说，“之前一只小猴被游客的烟头烫伤了左眼，受训的时候，不论攀高还是荡秋千，小猴都不像别的猴子那么灵光了，关键是不知情的游客恰恰觉得这只猴子最特别。忧郁的小猴一下子成了最受欢迎的猴子，大部分游客都喜欢投喂它，甚至还有人把用过的避孕套，也喂给它。”
“阅历丰富的小猴。”他想象了一下自己面对一只行动迟缓的特别的猴子会怎么做，说不定也会把避孕套当作香肠的肠衣糊弄猴子。
“还没有幸运儿掉进你的圈套吗？越往后药效挥发越多，中奖概率会越来越低的，唯一的好处是房间终于没那么臭了，也有可能是我麻木免疫了。”司马玲指指墙角那一溜鼠药，“绵绵先毒死小猴，再把自己也毒死了，她和小猴吃的是同一个牌子的老鼠药。”
“真惨烈。”理智告诉他，比起肯定老鼠药的药效，这个时候更应该表示一点同情，也正是这一点理智与同情，使他和司马玲区别于小猴和老鼠，从而免于被关进动物园，或被药死。
“绵绵的遗书只有三个字。”
“操你妈？”
司马玲果断点点头，“你会把绵绵写进小说里吗？”
“小猴吃了吗？那个用过的避孕套。”
“这个得问老金。”司马玲说，“老金明天也要来的。”
他在灵堂见到老金前，先看见了绵绵。虽然从司马玲口中听过不少绵绵的典型事迹，做个小说里的典型人物绰绰有余了，可面对遗像，他不得不承认完全陌生。他想认识她已经来不及了。他注意到老金右手握着一张卷成筒状的A4纸，卷反了，写着红字的正面露在外头：操你妈。他忍不住想象了一下六旬老金的老母亲，僵硬的脸颊松了一些，他冲老金笑了笑。
灵堂东北角的待客区坐了一些人，不断还有人涌进来，站在过道上，好像无座票的乘客。LED顶灯挥发着冷光，灵堂像一节凉爽的车厢，白森森的干净，站着的，远远超过了坐着的人数。他为自己买到有座票而庆幸，环顾灵堂，并没有看见扩音装置，无孔不入的哀乐和死亡一样神秘，“绵绵的灵堂选小了，阿达他爸的灵堂就又偏大了，显冷清，灵堂和KTV一样，分大包、中包、小包、豪华包，阿达爸的灵堂相当于KTV最小的迷你包，比那个还小。陵园墓地也是最小号的，在一片平缓的山坡上，种着小小的长青树苗，小小的墓碑上刻着一竖小小的隶书，很温馨。”
“请注意，今天的死者是绵绵，”坐着的司马玲左顾右盼，像在等什么人，“别说阿达他爸了，说说你爸吧。” 他不说了。顶灯的冷光逐渐扩散，他仿佛看见死神的阴影，透明的阴影无限延伸，像在场所有人终将抵达的死亡之谷。骚动最先是从他的左后方开始的，蔓延至正后方、右后方，他的大后方都沦陷了。喧哗与骚动将他从死神的阴影里拉回来，人手一张A4纸汇成一片雪白的纸海，有点儿晃眼，“操你妈”是海面上的红色浪花，更晃眼。
司马玲也掏出一朵红色浪花，站到折叠椅上，和她的同事们掀起一波红色浪潮。他淹没在浪底，除了绵绵，他是全场唯一一个没有站起来的。他坐在激昂的人群当中，显得无动于衷又孤立无援。他终于听清楚他们喊的，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同工同酬！……改革用工體制！……取消临时工、派遣工……坚决贯彻执行新劳动法！”
人群中还有两名温泉酒店的员工，他认得他们的工作制服，想不到绵绵的交际面这么广。他终于也站到了椅子上，挨着司马玲明知故问，“你们动物园有这么多人啊？”
“动物园总共有三个正式工、六个派遣工、九个临时工，”司马玲讲话的同时，没有停止挥舞手中的“操你妈”，“你以为只有动物园才有临时工吗？”司马玲和他讲过，她去动物园上班是邻居老金介绍的，因为原来一名正式工涉赌被公安送去劳教，动物园缺一名饲养员，司马玲就补缺成了一名临时工，“老金是派遣工，我们的工作内容和正式工完全一样，工资却只有正式工的一半，”司马玲补充说，“而且我们每个月都只发一半工资，另一半汇总到年底再一次性结清。”
一个三十多岁的光头跳到灵堂中央，连说了三遍“操你妈”，算是开场白——
“我相信面对这样的结果谁都只有遗憾，这样的遗憾我想说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正是长久以来我们的沉默哑忍，最终导致悲剧发生。我认识的绵绵，是一个积极上进阳光爱笑的小姑娘，为什么这样积极上进阳光爱笑的人的临终遗言是这个呢？”光头更用力地挥了挥A4纸，分别朝三个方位追问，“为什么呢？”光头收回目光，平视前方，正前方有好几台手机对着他拍摄，“我相信去过动物园的人一定都对她有印象，‘您好’‘欢迎再来’，让我们共同记住她的名字：绵绵，一名勤劳善良的动物园临时工，操！”
光头开了个好头，灵堂陷入了集体追忆。
“我爱人小叶增生需要做手术，绵绵帮我顶了好几天白班，直到我爱人出院，我从自己工资里拿了一点儿钱给她，我知道她需要。”
“绵绵很受小朋友的欢迎，来动物园的小朋友都叫她：河马姐姐。算一算，再过几年绵绵也该有自己的小孩儿了。”
“我见过绵绵的男朋友，高高大大的，来过动物园好几次，也在动物园和绵绵吵过好几次架，后来就分手了，我听说绵绵男朋友是别的什么单位的正式工。”
司马玲用余光发现他也在看自己，定定神，走上前说出自己的证词：“工作上我和绵绵是很好的搭档，生活上我和绵绵是很好的闺蜜，可以说过去的几年里，我和绵绵在一起的时间比和我的父母，比和我的男朋友都要长，”司马玲说到这里停了一下，飞快地朝东北角看了他一眼，“绵绵，人如其名，像绵羊一样温驯善良，喜欢可爱的东西，喜欢逛街看电影，最喜欢的明星是王菲，如果真的有上帝，那上帝对热爱美食的绵绵真的眷顾太深，怎么吃都不长胖。被上帝宠坏了的绵绵生前没有说过一句脏话，”司马玲又停下来看了看他，“想不到第一次爆粗口是她临死之际。”
“绵绵——绵绵——”整齐的呼号填满了追忆与追忆之间的空当，灵堂里的哀乐彻底听不见了。他没有听见母亲的来电。
“你说谎。”司马玲以沉默应对他的质疑，他在人群中搜索了一圈，绵绵的双亲和司马玲一样静坐着，以沉默应对各种手机摄像头，“为什么绵绵叫河马姐姐？”他不想她沉默下去。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绵绵真的是因为用工问题自杀的？”
“也许吧。”
“这是一场有剧本有道具的闹剧，站出来发言的每个人都是分到台词的主角吧？包括你。”他有意激怒她。
司马玲把A4纸揉成团，握在手心，手背发白，“欢乐的殡仪馆。”
围在死者家属跟前的拍照手机逐渐散开，就像演出结束，演员还在谢幕，观众已经走掉大半。他这才觉得这间灵堂对于绵绵来说，也偏大了，“你们怎么处理那只小猴的？会连带追究绵绵家属的责任吗？”
“也许吧。”
他们上前和家属话别。绵绵母亲握住司马玲的手久久不松开，两个人都想开口说点儿什么，又感觉词穷，幸好殡仪馆的焚尸工过来打断他们，火化的时间到了。
“我第一次来殡仪馆。”走出殡仪馆，他说。
“绵绵的死对你有帮助吗？”
“什么？”
“你不是在写新的小说吗？如果你写到殡仪馆的话会写得更好了，”司马玲说，“刚才我真担心你会对绵绵她妈说出‘永垂不朽’之类的话来。”
“有问题吗？”他有意和她较劲儿，“你们口口声声说绵绵多么多么阳光积极开朗，把她形容成是人畜无害的小绵羊，虽然古今中外的悼词都有点儿言过其实，死者为大嘛，可你不觉得你们用力过度了吗？你们形容的绵绵太完美了，一点儿缺陷都没有，反而降低了可信度，也怪绵绵的遗书留白太多，才让你们有机可乘大做文章，冒用了那么多不是她的部分，不过无所谓了，死无对证了。”
“冒用了那么多不是她的部分，”司马玲说，“今天的这一切，绵绵的爸妈是默许的，不管我们的抗议成或败，绵绵这根导火线都会被我们，被这座城市记住一阵子，也可能记住很久，对于死者家属，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也是抚慰。说到底，逝者已矣，如何做到死得其所才是身后事的关键所在。绵绵爸妈在这点上倒是不糊涂。”
“于是你们编造了这些谎话？”
“我更愿意听你说是虚构，就像你写的那些小说一样，大部分细节是真实的，心理诉求是真实的。至于谎话，你的父亲节主题朗诵才是鬼话连篇。”
他想做点儿什么转移一下注意力，于是给母亲回了电话。 “你那边很热闹。”母亲的声音永远冷冷清清，即便听上去她那边闹哄哄的，好像更热闹一点儿。
“一个朋友死了。”
母亲略一沉吟，告诉他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她终于得到了一笔温泉酒店的遣散费，却不小心误存进了父亲的户头。她在银行一筹莫展地告诉他，“我真的要去做公证了。”
他和司马玲已经走出殡仪馆很远了，路上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路边的田野上吹来一阵风，不知道是什么作物的清香，混杂一点儿粪便的臭气，总之不是熟悉的气味。
“你真的高兴吗？”他问母亲。
“什么？”
“没什么。”他看着司马玲手里皱巴巴的“操你妈”，他想问母亲的是，当她在做客房服务，当她面对温泉酒店的住客说“很高兴为您服务”时，她真的高兴吗？
母亲办妥退休手续，和同事们凑在查封前的温泉酒店吃了一顿散伙饭，互相道别，也是相互壮胆，往后就要各走各的路了。他写道：“现在，她的容颜已经是明日黄花，她没想到自己做了大半辈子的客房服务”，写出来才发觉好像一句悼词，更适合写到挽联上，只是不清楚死因为何，凶手又在哪里。
他收拾家里的小房间，发现放在书架最顶层的样刊少了好几本，剩下的样刊，他在自己的文章部分发现有批注的痕迹，淡淡的铅笔字。母亲偷看过他写的东西。
他看着母亲，看她从高压锅里夹出大闸蟹，看她拧开醋瓶倒出一小碟陈醋再把瓶盖拧紧，看她端出醋碟前接了一个外婆的电话，眉头微蹙，嗓音冷清——这些细节分毫不差地吻合了他的记忆和描写。他像看一个虚构人物一样地看着母亲，恍惚而不真切，他是她的创造者，母亲出现在他的许多小说里面；他不知道母亲当年怀抱刚出生的他时，是否也有这样的晕眩感。他知道父亲母亲年纪很轻就结婚了。
“外婆说她不想做七十大寿。”母亲把手机放得离餐盘远远的。
“六十大寿的时候还不是也这么说。”他拿起一只蟹，微烫，放下，凉着。
“所以说何必讲这种话，该花的钱总是要花的，”母亲拿回手机，好像要确认一下刚才和她通话的真是她的母亲，“小姨七点钟要来。”她只是想确认一下时间。
“志远来不来？”
“外婆老是讲不要花冤枉钱，也不晓得她到底做了多少钞票了。做完七十大寿，我要叫她把银行账户的密码都写出来。”
“小姨知道吗？”
“银行的人讲，这种情况很常见的，不少家里老人没交代一声就突然去世了，留下不知道密码的户头，取不出遗产，只好先去做死亡证明做公证。”
“你早该去做的。”他尽量说得只是像一句陈述。母亲还是把它当成了怨怼，向他哀告，父亲的账户上没余什么钱。
“会不会还有别的银行卡？”他后悔问了这个问题。
母亲没有听出或者刻意忽略了这句话的深意，向他保证父亲有且仅有这一个賬户，“当初我试了许多密码，从结婚日期到家里座机号，我们每个人的生日，都不是，账户就被冻结了。我只好回家拿身份证、结婚证。”他能想象拿着一堆证明的母亲凑近钢化玻璃，对准窗口一遍一遍地解释，帮帮忙，我丈夫不在了。
“好说歹说柜台终于帮我查了查，账户余额十二块六毛钱。我就和柜台小姐解释，不好意思啊，我还有两张银行卡忘记带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道歉，明明没有做错什么。给柜台小姐服务打分的时候，我打了一颗星，我再也没有去过那家银行。”
他一直知道父亲留下的钱不会很多，但也不至于“十二块六毛钱”，母亲绝口不提，他也就一直认为母亲得到了她应得的。母亲有意隐瞒这一点或许是为了隐瞒别的更重要的什么，正如母亲也不明白为何他执意要烧掉父亲的两大本剪报。当时的母亲也像现在这样哀告，抗议他的疯狂行为，这是你父亲大半辈子的心血啊。抗议无效，反而母亲也感染了他的疯狂，参与焚烧了一部分父亲的旧物，衣柜里的父亲的毛衣、衬衣和羊毛袜，还有床头柜里一盒用了一半的避孕套，母亲亲手点亮了她的独身宣言，守贞的决心……
“十二块六，很吉利的数字，现在你会对我满意一些了吗？”她把矛头转向了那些她偷偷看过的他写的“母亲”身上了——那些因现实条件和欲望不匹配而备受折磨，备受丈夫冷待的“包法利夫人”。他像写悼词一样写道：“多数人风平浪静终此一生，这座小城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爱情，可这两样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想拥有或可以拥有的。生活就是煎熬，而这就是生活之所以煎熬的答案，生活教会她生活最重要，其他的是闲事……”每当编辑和他讨论稿子，分析他的小说，郑重其事地叫出他虚构的那些人物的名字，他就会克制自己的羞耻感，尽量不去想母亲，想婺城。
“我交错了银行卡，他们把你父亲的卡号登记上去了，偏偏这次又是在取款机上转账，用不着填写收款人姓名，加上做事的人也慌里慌张，没有仔细核对一下，钱就打给你父亲了，我应该把银行卡也一起烧掉的。”他这才知道母亲一直把父亲的银行卡放在贴身钱包里，母亲双手交叉放在桌上，像祷告，“我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的，每年这个时候我的注意力就不容易集中，我感觉我不是我自己了，就像你写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完全不认识你一样，包括你现在就坐在这里，什么也没写，什么也不做。”
“我什么也没想。”他想，母亲是如何一点点容忍适应一个写作的儿子的呢，而现在她忍无可忍，终于开始抱怨了。他神圣的写作要求他享有安静、孤独和私密的空间，其他人不能不请自入，包括母亲。他是自己统治自己的国王，他无法摆脱自尊心和虚荣心，灵魂受尽折磨，困在想象与事实之间，困在写与不写之间，困在门里与门外之间，困在离开与归去之间，困在同母亲和好与远离母亲之间……他耽于这种秘不示人的折磨，如同清教徒式的苦修，用一扇门隔开了母与子，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他俩生活上越是亲近，内心里越是疏远——大生活家和大作家之间的根本矛盾，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
母亲饱受这种间歇性冷落的折磨，通常只能假装没事发生，“我以前以为你只是小打小闹，像小学时候的兴趣小组，你参加过美术班、航模班，最后都不了了之，你那本没什么人买的长篇小说是我买来捐给婺城图书馆的，我以为大学毕业就会停下来不写了，但是你父亲不在以后，你好像写得更勤快了。” “我现在也还对绘画和航模有兴趣。”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和母亲解释他在写作上的热情，他越来越依赖文字，举个例子，他是先有“秃瓢”才看得见秃瓢，从脑袋里的词库迅速挑出“秃瓢”去印证现实，暗自心惊，原来真有像瓢一样的秃顶。他更信任文字组织过的世界，逻辑清明、一目了然，与此同时，他越发觉得自己感知现实的能力在衰退，也举个例子，他逛一圈商场也不见得有多少长进，何况他对逛商场也兴趣不大，但如果翻一翻商场的促销手册，他就能获取许多，某些细节说不定还能用到小说里，如果他的小说涉及商场的话。他倚仗的多是纸上得来的二手经验，保守地写一些出格的小说，他的小说里总是出现死亡、失踪或是病痛，充满不幸，好像他真的经过了许多风浪。他自知他是个懦夫，他的小说里有那么多不幸，正是展示了他对不幸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每一次闭关结束，他都有一丝怯场，像一段弥撒接近尾声：去吧，善良的人们，我们已经尽力庇护你们了，但我们不得不把你们还给你们的时代，还给你们的烦恼，走吧——他打开门走出房间，就是生活，无可回避的生活，“我也试过停下来不写了，写和不写截然不同，写和不写的反差让我有机会弄清楚两者中的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的世界，结论是，两个都是，只不过在各自特定的时间。”
“你会有双重生活也会有双重运气。”母亲直直地看着他，说。
“你一点儿也不像我母亲，”他想奉承她一下，说，“你比我原以为的要宽容得多。”
小姨的来访，让母亲暂时摆脱了相告无门的焦虑。小姨掏出一张纸条念起来：“《民事诉讼法》第167条规定，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二年，或者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其死亡的，向下落不明人住所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姐夫失踪已经七年了，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了；《民事诉讼法》第168条规定，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要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但因为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
“所以最快也要三个月？”母亲好像被自己说的吓坏了一样。
父亲失踪以后，母亲没有办理任何手续，单方面发布了父亲的死讯。他对母亲心有不满，为什么不再等一等。母亲一意孤行，他硬着头皮陪她挑选墓碑墓地，一切从简，母亲用父亲的西装、夹克、西褲、衬衣、领带，一件白色的背心和一条白色的内裤，按正常顺序套好，拼凑出一个人形，为父亲造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母亲亲手把这一切放进小小的墓穴里，参加葬礼的只有他和母亲。他曾无数次想象，如果真的找到了父亲的遗体，殡仪馆最小的灵堂恐怕也会显得过大。七年后，父亲重新被提起来又将再死一次，他仿佛看见父亲面如黄纸，被死亡折磨得弱不禁风。
“你急着用那笔钱吗？”小姨把那张律师朋友手写给她的纸条推给母亲。
“只好等一等了。”母亲叠起纸条，放进口袋前又展开看了一遍。
“我听说你婆婆回家了。”小姨打开茶几上的玻璃罐，嗑起瓜子。
母亲没有接话。原本卧室墙上有一张父亲和奶奶的合照，父亲失踪第二年，母亲就把它从墙上摘下来了。
“很多人为了遏制癌细胞都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还是你婆婆勇敢，听说上个礼拜停止治疗了。大夫好心劝她，说她是拿生命开玩笑。你婆婆说那又怎么样，我现在感觉好极了，然后就出院了，威风得很。”小姨的嘴角粘了一片瓜子皮。
“她一直都很伟大的。”母亲也抓了一把瓜子。
“伟大就是自己难受。”小姨摘掉了嘴边的瓜子皮。
“身边的人更不好受。”
“她就只有这一个孙子了，有时间还是要走动走动，她那一份遗产还能给谁？”小姨看着他，又看看母亲，有意让谈话的气氛轻松一点儿，开玩笑说，“只是到时候千万别再存错账户啦。”母亲勉强笑笑，一点儿也不轻松。
他和志远隔得有点儿远地坐着，志远变黑了，可能是暑假干了两个月销售的缘故，但也没见口才方面有什么提高，沉默着，仿佛是在外冲锋陷阵的战士大难不死，回家后就是沉默的余生。他不确定志远还记不记得没有母乳的哺乳期狂舔铜版纸双乳的荒唐行为，更不确定这样的先天匮乏是否已经渗入骨髓，成了表弟的生命底色、灵魂烙印。他有点儿害怕在他家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会成为表弟今后的人生，而不是一段很快就能结束遗忘的插曲。就像外婆一辈子都没达到母亲的“得体”标准，六十大寿上，母亲不断帮外婆擦拭洒到袖口上的汤汁，外婆难看的吃相让两个女儿很难堪，都是年轻的时候饿怕了，“你不能因为喜欢才去吃，你是要为了活下去而吃”，这是外婆的一贯态度。
“下个月就是妈的七十岁生日了。”母亲说。
“六十大寿好像才刚刚过完。”小姨说。
“不知道六十大寿那套唐装还合不合身，”母亲比画了一下外婆的尺码，“十年穿一次，平时不舍得穿，真不知道有什么不舍得的，死脑筋。”
母亲也不可能知道他烧掉的两大本剪报中间藏有夹层，前后页边粘在一起，稍用点儿力就能拆开来，脱出一群比基尼女郎，解开了多年前的遗失之谜，既不是表弟也不是母亲，这都不重要了，他为自己和父亲在女人方面的相似品位感到欣慰，父亲偷走藏起的都是他最珍爱的那几个，年份久了，纸张泛黄，那个藏在椰树后面的白种女人也变成黄种女人了，冰蓝条纹的比基尼好像灰扑扑的病号服，透着一股死气。父亲生前替自己建造了这些秘密阁楼，想必不会愿意让母亲踏足，儿子无意中的发现也是一种冒犯，他祈求这些秘密女郎们经过焚烧火化，都能顺利抵达阴曹地府，不让父亲孤单。陈旧的女郎们在火焰中狰狞、枯萎、扭曲、融化，最后一个个都缩成字一般大小，仿佛一群生造字，他一个也不认识。他想要进一步了解认识父亲也没有机会了，自此以后，他小说里的母亲都变得冷淡、阴郁，至少不能让父亲满意。
那些母子都看得见的剪报，也是他和母亲都看得见的父亲，剪报大部分内容都是时政方针类的，包括各级领导的上台、落马、逝世，两大本剪报既是编年史，也是人物小传。每次吃饭等于开批判大会，父亲控诉房地产乱象，一棍子打死一片，“温州人最坏了，照我说都应该枪毙，”讲到年轻一代，“飙车党比酒驾、醉驾更应该抓应该罚，因为这是头脑清醒的犯罪！”父亲抚今追昔，怀念激情燃烧不竭、秩序整齐划一的从前，那是贴在剪报首页的电影说明书上的红色娘子军的年代，那是一起观看红色娘子军和偷偷欣赏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说明书的年代，“以前红彤彤、乓乓响老好的，现在猴子精满地跑老盎三了。”父亲兴之所至就会蹦出一两句上海话，笑一笑，这是他和母亲很少见到的父亲，正如藏在剪报夹层里的女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