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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华人黄进益，就自己的公司已经打了5年官司，这期间既当过原告，也当过被告。
最近，这位上海荣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上海荣福）的股东兼董事长，踢爆自家公司涉嫌偷税。2011年2月24日，一起香港荣福起诉徐汇区国税局的行政诉讼案，将上海帝景苑再次拉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作为上海商业中心徐家汇的知名楼盘，帝景苑一期项目2000年开发，2004年售罄。在这几年间，上海楼价如火箭般扶摇直上，徐家汇商圈房价涨势更猛。然而，董事长黄进益和公司总经理蔡青峰之间的经济纠葛长达数年，上海荣福没有享受到房价上涨带来的利润，反而成为了牺牲品。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度上海荣福开发帝景苑楼盘所得利润不到3000万元，至今未缴纳的税款已达1.34亿元。更为吊诡的是，负责对其进行征税的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在帝景苑楼盘售罄后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至今没有收到来自上海荣福的税款，也一直未将此案移送警方进行侦查。
事实上，潜藏在这出看似离奇的乌龙剧下的，是一起沪上公权力涉嫌违规的内幕。
成本的谜团
追溯谜案，视线回到18年前。
1993年，印尼商人黄进益旗下的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无线电四厂合资，成立了上海荣福。公开信息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2310万美元，外方占股85%，中方占股15%。注册资本2310万美元全部由香港荣福出资，用于支付前期的土地出让成本1397万美元及拆迁和配套费用，香港荣福在该项目的总投资共计约2500万美元。
公司随后开发肇嘉浜路原1001号地块。此地块当年属上海无线电四厂所有，位于上海市商业中心徐家汇的核心地段，无论是购物、交通都极为便利。整个项目由六幢高楼组成，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方因资金难以为继，导致该项目搁置。此时中国台湾籍商人蔡青峰以兆丰国际上海有限公司的名义，加入了该项目的开发。
记者掌握的一份上海荣福董事会议记录上显示，董事各方同意从1997年10月起，将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印鉴交由兆丰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代为管理，并委托蔡氏负责进行项目策划、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而上海荣福股权几经变更后，由兆丰国际集团占股53%，香港荣福股份从85%缩至46%，上广电占1%。
蔡青峰入主上海荣福后，首先便将帝景苑楼盘从外销房改为内销房。1999年6月，上海市房管局与荣福地产三方股东重新签署了土地出让合同，随后又三度订立补充合同提高容积率，使得土地出让金由1993年的1397万美元改为1683万元人民币，由此，蔡青峰盘回了近亿元资金。
去年10月落马的上海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正是上述合同的签署人。不过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陶的落马与帝景苑项目有关，今年2月21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陶校兴涉嫌受贿案时，庭上亦未有涉及帝景苑项目的任何陈述。
帝景苑楼盘于2000年正式动工开发，2002年底开始预售，至2004年中建成售罄，继而产生了该项目股东利润分配纠纷。长居印尼的黄进益认为，因其实际并不参与该楼盘开发，总经理蔡青峰便以保管公司印鉴和账册之便利，伪造其签名，并伙同会计师事务所，以虚报成本、少列利润的方式，导致其在分配利润时遭到严重损失。
黄的代理律师宋濂溥告知，蔡青峰接盘合作时，与黄进益对帝景苑项目成本曾有估算，双方认为此项目最高成本应不超过4.6亿，而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蔡青峰未向公司提出增加投资要求，不过在项目开发完成后，蔡青峰向徐汇区国家税务局申报的成本却已高达9亿。
黄进益对此质疑，并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帝景苑楼盘进行估值。评估结果显示，帝景苑重置成本是4亿，这与蔡青峰向税务局申报的成本差额近6亿。黄进益曾多次在公司董事会上提出要求查阅公司账簿及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和验资报告的要求，均遭到了蔡青峰方面的拒绝。
记者掌握的上海荣福2005年年报则显示，上海荣福主营业务收入约10亿元，主营业务成本为9亿，2005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仅人民币2700万元，公司现金更只有100多万元。
自我举报漏税
黄进益方面不仅没有分得利润，甚至连投资本金也没有收回，两大股东之间的矛盾由此爆发，内部利益纠纷更牵扯出偷逃国家税款案。
黄在追查公司盈利状况的同时，发现上海荣福在项目开发完成后，至今未缴纳税款。因担心税务机关对其追究法律责任，黄进益便向上海的税务征收和稽查部门举报自己公司偷逃国家税款，同时也想借由公权力的介入，“倒逼”出蔡氏任职上海荣福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
自2006年11月至2009年12月的三年多时间里，黄进益先后向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上海市检察院和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实名举报，累计达13次，举报的主要内容便是自己的公司在帝景苑楼盘开发后未缴纳税款。
负责核查举报的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六分局，先后在2007年5月15日及10月18日，两次告知黄进益，因上海荣福无法提供完整的账册凭证和报表等资料，难以核实有关成本费用支出的真实性。
在举报的四年时间里，上海荣福从未收到来自税务部门的税单，其所涉税款也未缴纳。包括黄进益和蔡青峰在内的公司高层，也未被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僵局直到去年初才被打破。2010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国家税务局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上海荣福，因该公司无法提供财务凭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上海荣福截至2007年11月30日应缴土地增值税、应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缴外商投资企业地方所得税实施核定征税。其中土地增值税3400余万元（34,121,037.02）、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地方所得税共逾1亿元（100,493,390.38）。彼时，楼盘已经售罄，公司无法从帝景苑项目中获得更多利润，若上海荣福的财务状况真如其年报所述，已不能缴纳共1.34亿的税款。
这份《税务事项通知书》被送达至总经理蔡青峰后，便没了下文，直到被邮政局退回徐汇区国税局——理由是“原址查无此处”。黄进益一方随后通过多方努力获知，此信封曾被剪开一道数厘米的口子，但通知书仍在里面。同时，在黄进益方面一再要求下，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将同样内容的通知书也送达到黄进益方面。“我们看到通知书内容后觉得很奇怪”，宋濂溥称，“通知书将纳税金额精确至分，可以推定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应该掌握着上海荣福的账册资料，那么为什么通知书说要按照核定征税方式对我们征税呢？”
所谓核定征收，是在税务机关无法掌握被征税企业财务报表的情况下，以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成本等数据，对征税企业所需征收的税费进行推算的办法。
就此理由，黄进益以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名义对徐汇区国税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告知其被征税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计算方法。
原告质疑核定征税不可能有整有零并精确到分，进一步质疑徐汇区国税局以核定征收之名，行查账征收之实。不过在今年2月24日下午的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以香港荣福名义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这导致双方当庭一直纠缠于此问题，庭审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开庭两周后，3月7日，徐汇区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记者从该份行政裁定书上看到，法院作出此裁定的理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法庭认为，原告以香港荣福名义起诉，不符合上述法条，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黄进益一方将寻求以上海荣福的名义再次起诉徐汇区国税局，以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诉讼条件。
谁低价买了帝景苑
漏税事件牵扯出了徐汇区国家税务局，经过黄进益的深挖，更多惊人事实浮出水面。
南都周刊记者掌握了一份帝景苑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于2004年10月30日签订，颇引人注目。
此份合同显示买方是徐炎及其女儿，据记者核实，徐炎是原徐汇区副区长费滨海之妻。彼时，费滨海负责主管徐汇区的财税工作，而徐炎的身份则是上海市财税监督稽查五局的官员。
1962年出生的费滨海，拥有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1982年至1993年，费氏在上海市税务局徐汇分局工作，历任税政员、科长、副局长，并与同在上海财税系统工作的徐炎结为夫妻。1993年至2003年间，费曾先后担任上海徐汇区对外经济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及徐汇区副区长。随后，费滨海从任上主动辞职，旋即出任捷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000996.SZ)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为中达股份(600074.SH)独立董事。
徐炎所购的这套商品房，位于帝景苑一期肇嘉浜路999弄18号1901室，屋子偏北面就是徐家汇公园，距徐家汇商圈步行距离也只需五分钟。此套商品房面积168.58平米，每平方米单价6550元，总价110万元，低于帝景苑股东内部认定的每平方米9850元的底价。而当时此楼盘市价已达2.3万元每平方米，差价为277万余元。目前，帝景苑一期商品房在二手市场上，每平方米开价则已接近4万元，徐炎的此套房已浮盈约560万元。
更诡异的是，在该合同中，买方填写的住址显示为汉口路300号23楼，据记者调查，300号是解放日报办公大楼，在2004年徐置业时，23楼其实是帝景苑开发商上海荣福的办公地址。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处了解到，像这种买方将住址填写为开发商办公地址的情况极为罕见，“非同寻常”。
而根据本刊记者所掌握的费滨海和徐炎的常住人口信息显示，这对夫妻的实际居住地并非上述地址。“他们跟蔡青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宋濂溥质疑，“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记者曾多方联系费滨海，由于其目前已不担任公职，无法得到费本人的回应。记者也曾致电徐炎所在单位，也未得到采访许可，最终无法从费滨海夫妻处了解情况。
在帝景苑低价买房的官员远不止费滨海夫妇。2009年10月14日，在黄进益因公司利益纠纷起诉蔡青峰一案中，黄方面曾提交一份追加被告起诉状，追加8位在买房时获得较大折扣的公职人员或其家属。
8人中包括上海锦江投资总经理杨原平、上海广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原负责人陆天明、上海房管局土地处原处长朱文锦、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李征静以及上海市工商局总经济师杜贵根等人。黄进益在追加起诉状中指称，他们或以低至3折的优惠条件在帝景苑置业，或根本未付房款。
其中，陆天明因上海社保案被判刑，朱文锦也已落马，杜贵根目前仍担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总经济师一职，此前，杜曾分管工商局外资处，是帝景苑项目审批绕不开的部门。据公开报道，兼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杜，最近在3月15日与其他人大代表共同出席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活动，而李征静则将在今年5月24日，度过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正式任职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
去年李征静被公示提任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后不久，上海市纪委纪检监察三室胡泰祥和上海市委组织部监督室主任杨建国对宋濂溥当面表示，李征静通过朋友在帝景苑低价买房是错误的，不过他们没有掌握李征静和帝景苑开发商之间存在钱权交易的证据，故目前李氏并不违法。
目前上海荣福仍未缴纳1.34亿元的税款，涉嫌逃税案亦未进入司法程序。记者曾于3月8日致函徐汇区国税局，希望该局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至本文截稿时，未能得到该局回应。蔡青峰此前在沪时深居简出，记者曾多次尝试联系蔡本人核实情况，也未能实现。
据接近蔡青峰的知情人士透露，蔡已于3月初出境回到台湾，在回台前，蔡氏与上海仪电集团签署协议，授予上海仪电对上海广万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全权处置权和管理权，广万置业是帝景苑二期项目的开发商，上海仪电则是广万置业的股东。
而目前，黄进益长居印尼，他只要求拿回帝景苑项目开发的本金。
最近，这位上海荣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下文简称为上海荣福）的股东兼董事长，踢爆自家公司涉嫌偷税。2011年2月24日，一起香港荣福起诉徐汇区国税局的行政诉讼案，将上海帝景苑再次拉到了公众的视野中。
作为上海商业中心徐家汇的知名楼盘，帝景苑一期项目2000年开发，2004年售罄。在这几年间，上海楼价如火箭般扶摇直上，徐家汇商圈房价涨势更猛。然而，董事长黄进益和公司总经理蔡青峰之间的经济纠葛长达数年，上海荣福没有享受到房价上涨带来的利润，反而成为了牺牲品。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资料显示，2005年度上海荣福开发帝景苑楼盘所得利润不到3000万元，至今未缴纳的税款已达1.34亿元。更为吊诡的是，负责对其进行征税的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在帝景苑楼盘售罄后长达六年多的时间里，至今没有收到来自上海荣福的税款，也一直未将此案移送警方进行侦查。
事实上，潜藏在这出看似离奇的乌龙剧下的，是一起沪上公权力涉嫌违规的内幕。
成本的谜团
追溯谜案，视线回到18年前。
1993年，印尼商人黄进益旗下的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与上海无线电四厂合资，成立了上海荣福。公开信息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为2310万美元，外方占股85%，中方占股15%。注册资本2310万美元全部由香港荣福出资，用于支付前期的土地出让成本1397万美元及拆迁和配套费用，香港荣福在该项目的总投资共计约2500万美元。
公司随后开发肇嘉浜路原1001号地块。此地块当年属上海无线电四厂所有，位于上海市商业中心徐家汇的核心地段，无论是购物、交通都极为便利。整个项目由六幢高楼组成，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方因资金难以为继，导致该项目搁置。此时中国台湾籍商人蔡青峰以兆丰国际上海有限公司的名义，加入了该项目的开发。
记者掌握的一份上海荣福董事会议记录上显示，董事各方同意从1997年10月起，将公司公章、财务章、合同章等印鉴交由兆丰国际上海有限公司代为管理，并委托蔡氏负责进行项目策划、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而上海荣福股权几经变更后，由兆丰国际集团占股53%，香港荣福股份从85%缩至46%，上广电占1%。
蔡青峰入主上海荣福后，首先便将帝景苑楼盘从外销房改为内销房。1999年6月，上海市房管局与荣福地产三方股东重新签署了土地出让合同，随后又三度订立补充合同提高容积率，使得土地出让金由1993年的1397万美元改为1683万元人民币，由此，蔡青峰盘回了近亿元资金。
去年10月落马的上海房管局原副局长陶校兴，正是上述合同的签署人。不过目前尚未有证据表明陶的落马与帝景苑项目有关，今年2月21日，在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陶校兴涉嫌受贿案时，庭上亦未有涉及帝景苑项目的任何陈述。
帝景苑楼盘于2000年正式动工开发，2002年底开始预售，至2004年中建成售罄，继而产生了该项目股东利润分配纠纷。长居印尼的黄进益认为，因其实际并不参与该楼盘开发，总经理蔡青峰便以保管公司印鉴和账册之便利，伪造其签名，并伙同会计师事务所，以虚报成本、少列利润的方式，导致其在分配利润时遭到严重损失。
黄的代理律师宋濂溥告知，蔡青峰接盘合作时，与黄进益对帝景苑项目成本曾有估算，双方认为此项目最高成本应不超过4.6亿，而在项目开发过程中，蔡青峰未向公司提出增加投资要求，不过在项目开发完成后，蔡青峰向徐汇区国家税务局申报的成本却已高达9亿。
黄进益对此质疑，并委托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对帝景苑楼盘进行估值。评估结果显示，帝景苑重置成本是4亿，这与蔡青峰向税务局申报的成本差额近6亿。黄进益曾多次在公司董事会上提出要求查阅公司账簿及审计报告、财务报告和验资报告的要求，均遭到了蔡青峰方面的拒绝。
记者掌握的上海荣福2005年年报则显示，上海荣福主营业务收入约10亿元，主营业务成本为9亿，2005年度的未分配利润仅人民币2700万元，公司现金更只有100多万元。
自我举报漏税
黄进益方面不仅没有分得利润，甚至连投资本金也没有收回，两大股东之间的矛盾由此爆发，内部利益纠纷更牵扯出偷逃国家税款案。
黄在追查公司盈利状况的同时，发现上海荣福在项目开发完成后，至今未缴纳税款。因担心税务机关对其追究法律责任，黄进益便向上海的税务征收和稽查部门举报自己公司偷逃国家税款，同时也想借由公权力的介入，“倒逼”出蔡氏任职上海荣福期间，损害公司利益的事实。
自2006年11月至2009年12月的三年多时间里，黄进益先后向上海市国家税务局、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第六稽查局、上海市检察院和国家税务总局等四部门实名举报，累计达13次，举报的主要内容便是自己的公司在帝景苑楼盘开发后未缴纳税款。
负责核查举报的上海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六分局，先后在2007年5月15日及10月18日，两次告知黄进益，因上海荣福无法提供完整的账册凭证和报表等资料，难以核实有关成本费用支出的真实性。
在举报的四年时间里，上海荣福从未收到来自税务部门的税单，其所涉税款也未缴纳。包括黄进益和蔡青峰在内的公司高层，也未被司法部门追究法律责任。
僵局直到去年初才被打破。2010年2月25日，上海市徐汇区国家税务局以书面通知的形式告知上海荣福，因该公司无法提供财务凭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对上海荣福截至2007年11月30日应缴土地增值税、应缴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应缴外商投资企业地方所得税实施核定征税。其中土地增值税3400余万元（34,121,037.02）、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和外商投资企业地方所得税共逾1亿元（100,493,390.38）。彼时，楼盘已经售罄，公司无法从帝景苑项目中获得更多利润，若上海荣福的财务状况真如其年报所述，已不能缴纳共1.34亿的税款。
这份《税务事项通知书》被送达至总经理蔡青峰后，便没了下文，直到被邮政局退回徐汇区国税局——理由是“原址查无此处”。黄进益一方随后通过多方努力获知，此信封曾被剪开一道数厘米的口子，但通知书仍在里面。同时，在黄进益方面一再要求下，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将同样内容的通知书也送达到黄进益方面。“我们看到通知书内容后觉得很奇怪”，宋濂溥称，“通知书将纳税金额精确至分，可以推定徐汇区国家税务局应该掌握着上海荣福的账册资料，那么为什么通知书说要按照核定征税方式对我们征税呢？”
所谓核定征收，是在税务机关无法掌握被征税企业财务报表的情况下，以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成本等数据，对征税企业所需征收的税费进行推算的办法。
就此理由，黄进益以香港荣福置业有限公司名义对徐汇区国税局提起行政诉讼，要求被告告知其被征税所采用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计算方法。
原告质疑核定征税不可能有整有零并精确到分，进一步质疑徐汇区国税局以核定征收之名，行查账征收之实。不过在今年2月24日下午的庭审中，被告辩称原告以香港荣福名义起诉没有法律依据。这导致双方当庭一直纠缠于此问题，庭审没有任何实质进展。
开庭两周后，3月7日，徐汇区法院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记者从该份行政裁定书上看到，法院作出此裁定的理由是，“原告主体不适格”——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一条，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而法庭认为，原告以香港荣福名义起诉，不符合上述法条，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对此，黄进益一方将寻求以上海荣福的名义再次起诉徐汇区国税局，以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诉讼条件。
谁低价买了帝景苑
漏税事件牵扯出了徐汇区国家税务局，经过黄进益的深挖，更多惊人事实浮出水面。
南都周刊记者掌握了一份帝景苑商品房预售合同，该合同于2004年10月30日签订，颇引人注目。
此份合同显示买方是徐炎及其女儿，据记者核实，徐炎是原徐汇区副区长费滨海之妻。彼时，费滨海负责主管徐汇区的财税工作，而徐炎的身份则是上海市财税监督稽查五局的官员。
1962年出生的费滨海，拥有在职博士研究生学历和高级经济师职称。1982年至1993年，费氏在上海市税务局徐汇分局工作，历任税政员、科长、副局长，并与同在上海财税系统工作的徐炎结为夫妻。1993年至2003年间，费曾先后担任上海徐汇区对外经济委员会任副主任、主任及徐汇区副区长。随后，费滨海从任上主动辞职，旋即出任捷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000996.SZ)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为中达股份(600074.SH)独立董事。
徐炎所购的这套商品房，位于帝景苑一期肇嘉浜路999弄18号1901室，屋子偏北面就是徐家汇公园，距徐家汇商圈步行距离也只需五分钟。此套商品房面积168.58平米，每平方米单价6550元，总价110万元，低于帝景苑股东内部认定的每平方米9850元的底价。而当时此楼盘市价已达2.3万元每平方米，差价为277万余元。目前，帝景苑一期商品房在二手市场上，每平方米开价则已接近4万元，徐炎的此套房已浮盈约560万元。
更诡异的是，在该合同中，买方填写的住址显示为汉口路300号23楼，据记者调查，300号是解放日报办公大楼，在2004年徐置业时，23楼其实是帝景苑开发商上海荣福的办公地址。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业内人士处了解到，像这种买方将住址填写为开发商办公地址的情况极为罕见，“非同寻常”。
而根据本刊记者所掌握的费滨海和徐炎的常住人口信息显示，这对夫妻的实际居住地并非上述地址。“他们跟蔡青峰到底是什么关系？”宋濂溥质疑，“这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记者曾多方联系费滨海，由于其目前已不担任公职，无法得到费本人的回应。记者也曾致电徐炎所在单位，也未得到采访许可，最终无法从费滨海夫妻处了解情况。
在帝景苑低价买房的官员远不止费滨海夫妇。2009年10月14日，在黄进益因公司利益纠纷起诉蔡青峰一案中，黄方面曾提交一份追加被告起诉状，追加8位在买房时获得较大折扣的公职人员或其家属。
8人中包括上海锦江投资总经理杨原平、上海广电房地产开发公司原负责人陆天明、上海房管局土地处原处长朱文锦、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李征静以及上海市工商局总经济师杜贵根等人。黄进益在追加起诉状中指称，他们或以低至3折的优惠条件在帝景苑置业，或根本未付房款。
其中，陆天明因上海社保案被判刑，朱文锦也已落马，杜贵根目前仍担任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总经济师一职，此前，杜曾分管工商局外资处，是帝景苑项目审批绕不开的部门。据公开报道，兼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杜，最近在3月15日与其他人大代表共同出席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活动，而李征静则将在今年5月24日，度过为期一年的试用期，正式任职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
去年李征静被公示提任上海特警总队党委书记后不久，上海市纪委纪检监察三室胡泰祥和上海市委组织部监督室主任杨建国对宋濂溥当面表示，李征静通过朋友在帝景苑低价买房是错误的，不过他们没有掌握李征静和帝景苑开发商之间存在钱权交易的证据，故目前李氏并不违法。
目前上海荣福仍未缴纳1.34亿元的税款，涉嫌逃税案亦未进入司法程序。记者曾于3月8日致函徐汇区国税局，希望该局就有关问题进行解释说明，至本文截稿时，未能得到该局回应。蔡青峰此前在沪时深居简出，记者曾多次尝试联系蔡本人核实情况，也未能实现。
据接近蔡青峰的知情人士透露，蔡已于3月初出境回到台湾，在回台前，蔡氏与上海仪电集团签署协议，授予上海仪电对上海广万置业有限公司股东的全权处置权和管理权，广万置业是帝景苑二期项目的开发商，上海仪电则是广万置业的股东。
而目前，黄进益长居印尼，他只要求拿回帝景苑项目开发的本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