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爱情被认为是个体解放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均显示，现代转型过程中，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往往最先遭遇挑战，而爱情通常是改变、重塑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因素。费孝通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江村经济》里就谈到，一位与工友恋爱并同居的已婚女工，因为此事被工厂开除以后，她并没有跟情人出走，而是顶着舆论压力回到丈夫家中;她的公婆和丈夫最终还是接纳了她，因为她有挣工资的能力。这件事情表明，随着女工成为村里挣工资的“阶层”，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上升，夫妻关系正逐渐取代父子轴和婆媳轴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后来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指出，七十年代以来，当乡村走出祖先的阴影之后，围绕夫妻轴的核心家庭及其成员的幸福成为人们的关注所在，这点和后集体化时代国家和市场因素相叠合，造成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过度功利的个体主义。
　　与阎云翔的分析稍有不同的是，费孝通并不认为这种自我中心的个体主义与一种合作模式的家庭结构是冲突的，或者说能够还原成情感/ 欲望与理性的冲突。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差序格局中的“家”核心三角（父—母—子）是个超稳定的文化模式，这种个体主义除非以核心三角为价值追求，否则无法现实化。但他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爱情的浪漫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它视生命为不断克难的探险。西方的团体格局社会能肯定这种文化价值，是因为家庭中子女成长后就离开这个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亦剥离了家庭领域，所以夫妻始终是主轴，婚姻是维持比较纯粹的两个个体的关系;生育不再是家的核心价值。因此，对于家核心三角来说，爱情就有可能会造成差序格局下的家的解体。
　　作为费孝通的同学，林耀华在人类学小说《金翼》中呈现了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更为复杂的爱情和婚姻关系。他对这个问题持更开放的态度，认为爱情带来了挑战，但也给乡土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机遇。
　　这本小说的经验材料取自福建古田县岭尾村及其毗邻的乡村社会。生于清后期闽江中游的青年农民黄东林一生苦心经营，从卖花生的小贩成为古田县的乡绅。他带领的家族“金翼之家”的成员各自在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祖孙、兄弟、朋友、邻居、亲戚、情人、敌人等种种社会关系中守成或者左右冲突，在与土匪、战争、政党、国家的遭逢中时而飞黄腾达，时而陷于绝境。人们有时候意识到自己无论做何种选择都会被神秘莫测的“命运”摆布，但有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地冲破它的裹挟。
　　《金翼》主要涉及九个人的婚姻遭遇和恋爱情况，分别是黄东林、大哥（东林长侄）、三哥（东林长子）、四哥（东林二子）、五哥（东林三子）、小哥（东林四子）、东林小侄女，以及茂衡（张芬洲二子）、茂德（张芬洲三子）。张芬洲是东林的姐夫，他一家的衰落和金翼之家的上升构成精巧的一组对照结构。同时，东林及其四个儿子之间也构成了几组对照。
　　从东林的婚姻开始，就出现了与乡土社会习俗不同的通婚策略。东林最开始是在商道上卖花生，因为厌倦了守寡的母亲和长兄东明不断督促自己回家务农的说教，所以趁着和芬洲在湖口镇开店的时机经常待在镇里。他这时候二十岁出头，身边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商贩，不再是农民。东林决心自己找老婆，通过朋友介绍，他对一个郑姓人家的闺女感到满意，最后还自己操持了自己的婚事。而按照村里的风俗，订婚与成婚均由长辈安排。
　　但这里的重点并非形式上的差异。乡土社会的理想婚姻，应该如费孝通所说，夫妻之间刻意保持冷淡，极少表达亲密，为的是在家庭中塑造父子轴权威，这种压抑使情感偏向同性方面发展。如潘光旦写冯小青影恋之事，便指出小青自恋乃至有同性恋的心理倾向，实与传统家庭和社会漠视女性的性生理和精神的正当性有莫大关系。而黄东林对婚姻的考虑已经超出一个普通农民的思考。他事先考察过未来岳父的经济情况和郑家姑娘的品性，知道这家人有点文化基础，对此他感到满意。
　　后来的经历证实了东林的眼光。黄太太任劳任怨，侍奉婆婆，教养子女，与妯娌相处和谐，是东林得力的贤内助。仅从一件小事便能看出她谦和知礼的处事风格。有一次小哥在自家田里不慎打死了别人家一只小鸭子，当时并无他人在场。后来事主跑到田里痛骂打死鸭子的人，黄太太听见了便问小哥。得知真相后，她带着小哥去给人道歉并进行了赔偿，直到事主满意离开。东林对黄太太始终尊重敬爱，并延及郑氏家族。在郑家遭遇大火、三个妻兄弟全殁之时，东林设法给唯一幸存的郑家媳妇招了一个上门女婿，确保郑氏香火延续。
　　东林选择妻子和对待婚姻的态度，既不同于一般农民，也并非出于自由恋爱—他和妻子婚前从未见过。他的爱情和婚姻适应湖口镇的商业社会，是宗族之间联盟和两性合作的产物。东林意识到城镇生活方式带来个人观念的改变，认为这一点是家庭生活需要考虑的因素。
　　在东林的四子中，三哥和小哥的爱情、婚姻类型相似，四哥和五哥则属于另一类。三哥是书中较受瞩目的个案，林耀华有意安排他和茂德之间的对照。近来研究者如黄子逸曾讨论过两人命运之不同所展现的对现代性的不同适应之道。
　　我感兴趣的是，三哥与茂德亦呈现了基于现代爱情的联姻和宗族之间的联姻两种方式的比较。三哥拒绝东林为他安排婚事，志愿通过自由恋爱结婚，新娘素珍是他在教会学校的同学。茂德也是三哥的同学，其婚姻大事由家长操持。当时芬洲和东林的店铺正蒸蒸日上，芬洲在千挑万选之后，为茂德选定富商之女惠兰。茂德和惠兰两人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婚后过了一段甜蜜的时光。然而不久茂德因心脏病去世，芬洲夫妇希望惠兰像大儿媳一样守寡，并要给她过继一个孩子。惠兰难以接受，终日和公婆吵闹要回家，甚至以自杀威胁，双方这种相互折磨最终以二老相继离世、惠兰如愿回家告终。
　　三哥的爱情实现是宗族妥协的结果。三哥婚后住在延平市，但他教書的收入不足以养活妻小，仍靠家里支持。林耀华说，这个小家庭仍然是大家庭的一部分。三哥的例子特别符合费孝通所说的家核心三角从宗族模式分离出来后的状态，不过这种状态并不稳定，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当小哥因为上学住进来，这个小家庭很快矛盾不断。小哥觉得三嫂素珍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亲弟弟，而是当保姆和仆人使唤;素珍则感觉和整个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小哥在自己家中总能唤起这种不适感。素珍和小哥冲突的根源是宗族模式不断拉扯家核心三角所致，而冲突最后的解决方式则是家长们一致沉默，不了了之。对于这种不断摇摆的状态，林耀华倾向于用社会关系网的均衡—非均衡结构进行解释，认为这取决于现实中互动的个体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综合的研判及其行动的结果。如果以素珍的角度来说，她对小哥的不满首先不是因为她本人或小哥的人品有问题，而是这个家核心三角的空间被侵入了。但是她作为这个小家庭的女主人，过分依赖三哥，在这些事情上没有自己的主动性，则是个人能力和处事智慧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