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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还没有写出真正对文学有新贡献的作品，这是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整体80后作家的评价”
从2001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算起，张悦然已经带着“80后作家”的帽子走过十年。
2003年到2006年三年时间里，她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三本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一本图文小说集《红鞋》。那个时候，她被冠之以“多产”之名的同时被质疑写作质量，“还有说我写的不够认真的”。
“我自己当时也觉得非常的恐惧，我就想按照这个速度，再过几年就真的著作等身了，而自己必须对这些等身的著作都要负责。”她笑说，现在回想，反倒很怀念最初那段创作力惊人旺盛的时光。
“写作本身应该是一件特别原始的事情，释放潜意识里自己未曾感知的部分，不让意识出来束缚写作，快和流畅就很重要。”
之后是两年的沉寂期，直到2008年夏天，她主编的《鲤》书系创立，在中国内地首创“主题书”这一全新出版物概念。每本一个话题，已经出版的主题有孤独、嫉妒、暧昧、逃避、上瘾、荷尔蒙等。
最新一期的主题是“来不及”，在豆瓣网站上关于《鲤 来不及》的内容简介里，张悦然反思，“80后”这一名词诞生于十年前，“从那个时候起，这一代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说，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过。我们早慧，却晚熟，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扮演着最初的角色——一个旧传统里的不和谐音符，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或许不用再过十年，它们就会被完全吞没。”
而在张悦然的十年里，她从最初排斥“80后作家”标签，已经逐渐习惯被如此称呼。采访中她说，“我发现自己对80后作家这个概念所代表的群体开始产生归属感”。
或许正因为此，她在采访中对80后作家的文坛表现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她批评，80后文学是形容词文学，“无非是几百个、上千个形容词粘贴复制组合，作品缺少精神内核”。
她感觉，80后作家呈现出的群像，就像是一群握在媒体手中的空心玩偶，在流水线上被制造、命名，分送到既定的位置，呈现给大众。
“现在90后开始写作，于是80后就从最初‘被青春’到‘被长大’，被宣布说，你们青春结束了，我们有了新的娃娃了。”
她拒绝评论韩寒、郭敬明这些和她一同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知名80后作家，“80后作家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对文学有新贡献，这是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整体80后作家的评价”。
但这并不意味她对80后作家悲观，相反她一直有个想法，“真正的80后的作家，可能并不是现在被大家看到的这些，而是没有进入出版市场当中，在大家视野之外的，很安静地很寂寞地写作的人。”
80后写作真正精采真正会被大家传诵的高潮，可能还没有到来。“等着拿出更好作品的年轻作家来谱写。”
创办《鲤》书系的原因，即在“找到更多在写和写得好的人”。
写作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对于想要开始创作的人，她给了个建议，“早上一醒来，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干，立刻冲到桌边去，开始写。”
她认为，那时是写作最好的时间，因为意识大军尚未醒来，潜意识驻留脑中未走，人像胚胎般单纯。
因为孤独，所以书写
张悦然父亲是中文系教授，在她看来，父母对其最大的影响，“第一没让我上中文系，第二没让我写作。他们把我送到新加坡学了理科。”
恰恰，身在异乡的孤独，对未来的迷茫，讓她涌起写作欲望，不可抑制。
“你或坐或站或行走，总而言之，你的存在就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好象是不应该这样的状态，对于这种不适应的状态，你又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只是靠写东西去纾解。”
“那时候每次打开电脑，要写程序时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切换到WORD文档，我就发现可以写得很顺利。”程序和写作之间不断切换，但最终她发现无法并行。
那时，她最喜欢的地方是新加坡的机场，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咖啡馆有网络，可以忘记时间，沉浸写作。
父母对她第三大影响是让她出书。“当时父母觉得我在那适应的不好，很可怜，出于一种补偿心理说要不然你把你的那些小说都连在一起出一本书吧，有一种从此告别写作的意味在里面。”
但告别却成了开端，“写完这本书，我就再也没停下来，离开了父母原来安排好的道路。”
当她真正开始写作后，却发现为了缓解孤独的写作，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不可高估的80后文学
人物周刊：有人评论说，80后作家作品虽然貌似个性强烈，可是真正展示出有个性的作品却不多，太雷同了，你怎么看这一说法，你认为80后作家作品的辨识度在哪里？
张悦然：公平地讲，我们这代人每个人的文本辨识度确实不够高。那些文本里，通常充斥着大量的形容词。我们这代人对繁华世界的描述，体现在比上一代人多使用几百个、上千个形容词上面，而动词却萎缩得厉害，小说里传达的主要信息不是一种行动，只是一些特别空虚的描述。
而形容词和其他部分的连接关系不像动词那么明显，形容词实际上是特别容易重复的，你从谁那看到一个词完全可以拿到你这边来，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就变成了不停地挪用、复制形容词的一个群体。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更高的文本辨识度，现在也正在试图去改变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对同属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韩寒、郭敬明如何评价？
张悦然：每个人的道路和他的选择、发展的方式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而评价就有比较的意味在里面。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到现在为止，80后作家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称得上是对文学有新贡献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是我对郭敬明、韩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80后作家一个整体评论。
人物周刊：青春文学被认为是80后写作的主题，但不少80后作家并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被视为青春文学？
张悦然：80后作家、青春文学这些词，变成标签以后已经充满歧义，导致我们不愿意再和这些词连在一起。问题是青春的确是我们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我们如何能和它摆脱关联呢？
其实问题不是出在青春文学身上，而是出在80后对青春文学的表达方式上，目前的确还不太成熟。
个人化表达尚在路上
人物周刊：你觉得80后作家的出现，对于文学格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张悦然：我认可我们这代人做到的一点就是个人化的表达代替此前的宏大叙事。
即使还有很多的人在提倡，还有很多的人想看到宏大叙事那样一个完整的画卷，但是在年轻一代的表达当中，已很难出现。
换句话说，这代人写不出来了。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变化，因为集体的概念被解散了，然后出现的是一个更小的自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种变化利弊如何？
张悦然：我个人觉得这种变化可能符合文学创造规律。所谓的宏大叙事实际上倾向于集体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我认为对于创造者而言必须是要回到一个个人身上，让个体去自由运动，而不是说把集体一个价值观强加给他。我因此很不同意要求文学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说法，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这种独特性不应该淹没在群体的共性中。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社会责任、道德标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张悦然：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对社会责任、道德伦理等东西念念不忘，自己的观点就会被强加到人物的身上，这些将会影响到小说内部活力和角色本身自由活动的空间。
我们谁都不想看到像剪纸一样平面的人，我们都想看到立体的人物，想看到人在一些事件面前特别复杂的心理反应。
人物周刊：个人化表达是否会影响到作品本身的可读性？
张悦然：个人化表达可能会影响我们讲故事，而故事是需要集体的，集体给故事编写提供了标准。如果陷于一已的个人化中、不顾读者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不会引起广泛共鸣，不再让人印象深刻，内心触动。
村上春树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现在很多人质疑小说死了，简单来说就是小说不好看了，他认为一个解决路径是该回到十九世纪小说通过故事来写作的传统。
可以感觉到村上春树编故事的自由度肯定比中国作家要大很多，一方面他头脑中自我设限更少，同时外部也给他更大的写作空间。而中国作家则受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想禁锢，以及特定的现实主义传统束缚。
我认为，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现状，文学必须得先完成这个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先要从集体当中解脱，通过个人化的表达甩掉一些陈腐的，模式化的，充满说教性的故事， 然后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故事，才能更自由地写故事。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代社会，伴随各种交流通讯工具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状态会更密切还是更孤独？
张悦然：在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少种热闹的网络社交方式，人肯定都会越来越孤独。各种各样的机械、机器、电子、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已经让我们双脚都悬空、离开土地，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基本做事的能力，这种状态是一种孤立的状态。
从2001年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算起，张悦然已经带着“80后作家”的帽子走过十年。
2003年到2006年三年时间里，她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葵花走失在1890》、《十爱》。三本长篇小说《樱桃之远》、《水仙已乘鲤鱼去》、《誓鸟》，一本图文小说集《红鞋》。那个时候，她被冠之以“多产”之名的同时被质疑写作质量，“还有说我写的不够认真的”。
“我自己当时也觉得非常的恐惧，我就想按照这个速度，再过几年就真的著作等身了，而自己必须对这些等身的著作都要负责。”她笑说，现在回想，反倒很怀念最初那段创作力惊人旺盛的时光。
“写作本身应该是一件特别原始的事情，释放潜意识里自己未曾感知的部分，不让意识出来束缚写作，快和流畅就很重要。”
之后是两年的沉寂期，直到2008年夏天，她主编的《鲤》书系创立，在中国内地首创“主题书”这一全新出版物概念。每本一个话题，已经出版的主题有孤独、嫉妒、暧昧、逃避、上瘾、荷尔蒙等。
最新一期的主题是“来不及”，在豆瓣网站上关于《鲤 来不及》的内容简介里，张悦然反思，“80后”这一名词诞生于十年前，“从那个时候起，这一代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说，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过。我们早慧，却晚熟，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扮演着最初的角色——一个旧传统里的不和谐音符，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或许不用再过十年，它们就会被完全吞没。”
而在张悦然的十年里，她从最初排斥“80后作家”标签，已经逐渐习惯被如此称呼。采访中她说，“我发现自己对80后作家这个概念所代表的群体开始产生归属感”。
或许正因为此，她在采访中对80后作家的文坛表现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她批评，80后文学是形容词文学，“无非是几百个、上千个形容词粘贴复制组合，作品缺少精神内核”。
她感觉，80后作家呈现出的群像，就像是一群握在媒体手中的空心玩偶，在流水线上被制造、命名，分送到既定的位置，呈现给大众。
“现在90后开始写作，于是80后就从最初‘被青春’到‘被长大’，被宣布说，你们青春结束了，我们有了新的娃娃了。”
她拒绝评论韩寒、郭敬明这些和她一同自新概念作文大赛出道的知名80后作家，“80后作家的作品并没有真正对文学有新贡献，这是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整体80后作家的评价”。
但这并不意味她对80后作家悲观，相反她一直有个想法，“真正的80后的作家，可能并不是现在被大家看到的这些，而是没有进入出版市场当中，在大家视野之外的，很安静地很寂寞地写作的人。”
80后写作真正精采真正会被大家传诵的高潮，可能还没有到来。“等着拿出更好作品的年轻作家来谱写。”
创办《鲤》书系的原因，即在“找到更多在写和写得好的人”。
写作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事情。对于想要开始创作的人，她给了个建议，“早上一醒来，什么事情都先不要干，立刻冲到桌边去，开始写。”
她认为，那时是写作最好的时间，因为意识大军尚未醒来，潜意识驻留脑中未走，人像胚胎般单纯。
因为孤独，所以书写
张悦然父亲是中文系教授，在她看来，父母对其最大的影响，“第一没让我上中文系，第二没让我写作。他们把我送到新加坡学了理科。”
恰恰，身在异乡的孤独，对未来的迷茫，讓她涌起写作欲望，不可抑制。
“你或坐或站或行走，总而言之，你的存在就有一种不安，有一种好象是不应该这样的状态，对于这种不适应的状态，你又没有办法去做什么，只是靠写东西去纾解。”
“那时候每次打开电脑，要写程序时我就什么也写不出来，切换到WORD文档，我就发现可以写得很顺利。”程序和写作之间不断切换，但最终她发现无法并行。
那时，她最喜欢的地方是新加坡的机场，灯火通明，人来人往，有咖啡馆有网络，可以忘记时间，沉浸写作。
父母对她第三大影响是让她出书。“当时父母觉得我在那适应的不好，很可怜，出于一种补偿心理说要不然你把你的那些小说都连在一起出一本书吧，有一种从此告别写作的意味在里面。”
但告别却成了开端，“写完这本书，我就再也没停下来，离开了父母原来安排好的道路。”
当她真正开始写作后，却发现为了缓解孤独的写作，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职业。
不可高估的80后文学
人物周刊：有人评论说，80后作家作品虽然貌似个性强烈，可是真正展示出有个性的作品却不多，太雷同了，你怎么看这一说法，你认为80后作家作品的辨识度在哪里？
张悦然：公平地讲，我们这代人每个人的文本辨识度确实不够高。那些文本里，通常充斥着大量的形容词。我们这代人对繁华世界的描述，体现在比上一代人多使用几百个、上千个形容词上面，而动词却萎缩得厉害，小说里传达的主要信息不是一种行动，只是一些特别空虚的描述。
而形容词和其他部分的连接关系不像动词那么明显，形容词实际上是特别容易重复的，你从谁那看到一个词完全可以拿到你这边来，所以说我们这代人就变成了不停地挪用、复制形容词的一个群体。我希望自己能够有更高的文本辨识度，现在也正在试图去改变这一点。
人物周刊：你对同属80后作家领军人物的韩寒、郭敬明如何评价？
张悦然：每个人的道路和他的选择、发展的方式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比较的。而评价就有比较的意味在里面。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觉得到现在为止，80后作家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称得上是对文学有新贡献的这样的一部作品。这是我对郭敬明、韩寒，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80后作家一个整体评论。
人物周刊：青春文学被认为是80后写作的主题，但不少80后作家并不希望自己的写作被视为青春文学？
张悦然：80后作家、青春文学这些词，变成标签以后已经充满歧义，导致我们不愿意再和这些词连在一起。问题是青春的确是我们文学中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它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我们如何能和它摆脱关联呢？
其实问题不是出在青春文学身上，而是出在80后对青春文学的表达方式上，目前的确还不太成熟。
个人化表达尚在路上
人物周刊：你觉得80后作家的出现，对于文学格局带来的改变是什么？
张悦然：我认可我们这代人做到的一点就是个人化的表达代替此前的宏大叙事。
即使还有很多的人在提倡，还有很多的人想看到宏大叙事那样一个完整的画卷，但是在年轻一代的表达当中，已很难出现。
换句话说，这代人写不出来了。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变化，因为集体的概念被解散了，然后出现的是一个更小的自我。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种变化利弊如何？
张悦然：我个人觉得这种变化可能符合文学创造规律。所谓的宏大叙事实际上倾向于集体价值取向、道德标准。我认为对于创造者而言必须是要回到一个个人身上，让个体去自由运动，而不是说把集体一个价值观强加给他。我因此很不同意要求文学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说法，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这种独特性不应该淹没在群体的共性中。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社会责任、道德标准和文学创作的关系？
张悦然：如果在创作过程中一直对社会责任、道德伦理等东西念念不忘，自己的观点就会被强加到人物的身上，这些将会影响到小说内部活力和角色本身自由活动的空间。
我们谁都不想看到像剪纸一样平面的人，我们都想看到立体的人物，想看到人在一些事件面前特别复杂的心理反应。
人物周刊：个人化表达是否会影响到作品本身的可读性？
张悦然：个人化表达可能会影响我们讲故事，而故事是需要集体的，集体给故事编写提供了标准。如果陷于一已的个人化中、不顾读者的时候，这个故事就不会引起广泛共鸣，不再让人印象深刻，内心触动。
村上春树在接受访谈时提到，现在很多人质疑小说死了，简单来说就是小说不好看了，他认为一个解决路径是该回到十九世纪小说通过故事来写作的传统。
可以感觉到村上春树编故事的自由度肯定比中国作家要大很多，一方面他头脑中自我设限更少，同时外部也给他更大的写作空间。而中国作家则受长期的集体主义思想禁锢，以及特定的现实主义传统束缚。
我认为，以我们现在所处的国家现状，文学必须得先完成这个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先要从集体当中解脱，通过个人化的表达甩掉一些陈腐的，模式化的，充满说教性的故事， 然后我们才能找到更好的故事，才能更自由地写故事。
人物周刊：你觉得现代社会，伴随各种交流通讯工具的进步，人和人之间的状态会更密切还是更孤独？
张悦然：在现代社会，不管有多少种热闹的网络社交方式，人肯定都会越来越孤独。各种各样的机械、机器、电子、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已经让我们双脚都悬空、离开土地，让我们失去了很多基本做事的能力，这种状态是一种孤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