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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嵘在《诗品》中将“兴”置于首位,并作出新解,同时强调三义兼备,是对传统“比显兴隐”、“重赋轻兴”的纠正,其去经学(诗教)化的立场是十分显著的.此举与其滋味说诗学主张、魏晋玄风,以及试图使诗歌摆脱政教藩篱的目的密切相关.与经学思想笼罩下的汉儒诗学相比,钟嵘“诗三义”是在传统“诗六义”语汇范畴内,受齐梁文风影响,于经学领域所进行的一次意义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