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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呆久了，看到很多人因为贪小便宜、听故事或者被别人诱惑，而跌进了万丈深渊，并且越跌越深。我好像有一种使命感，总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利用媒体的力量，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听我一言。”
翟健民无疑是这个收藏市场热火朝天的时代里，曝光率名列前茅的瓷器专家。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私下里，他永远一脸笑容，友善而谦恭。
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的拍卖现场。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甫一露面，立即成为全场焦点。它造型秀丽小巧，颈部为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瓶身腹部绘有“花石锦鸡图”，寓意锦上添花，其构图与风格有郎世宁之风。瓶身背面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
这件距今约300年的紫禁城旧物上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75年5月12日，它流落海外多年后，几经辗转出现在伦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终被一位香港藏家以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此次拍卖起价为8500万港元，当坐在前排的翟健民叫到9600万、以为万事大吉时，一位电话委托人半路杀出。几轮叫价之后，拍卖师一槌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双耳瓶被翟健民以1.15亿港元斩获。这一天文数字，不仅打破了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以及亚洲区单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更让翟健民一举成名。
“洗碗工”的瓷缘
翟健民祖籍山东，出生于澳门。早年间，其父在澳门经营抽纱生意，闲时喜好收藏古玩，尤其是瓷器。后来澳门动乱，一家人便从此迁居香港。不料，在香港遭人欺诈，其父的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不幸染病，家中的古玩瓷器就这样一件件消失了，变成一家老小的伙食衣被。翟健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作为长子，15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打工，逐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也因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师傅的黄应豪。
那时候，他在一家抽纱店打杂，下班后常去隔壁黄师傅那里帮忙给客人送货。1973年，黄师傅打算自己开家古董店，请他去店里工作。作为伙计和学徒，翟健民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清洗瓷器。“一洗就是9年，不管寒冬还是酷暑，都蹲在走廊洗，那时候不懂，心里真的恨死师傅了”。渐渐地，翟健民对那些碗、碟、瓶有了朦胧的兴趣，然后开始注意瓷器的手感、轻重、厚度、形状、大小、款式、颜色、图样、落款、年代、材质等细节和差异。翟健民算过一笔账，9年洗下来，平均每天要洗20件，过手的瓷器累计有五位数。师傅买进卖出的瓷器每件都要经他手清洗，从脏到干净，“慢慢地居然感觉像是在捧着自己的孩子帮他清洗一样”。从1975年开始，翟健民跟着师傅跑欧洲，去英国、美国，各地的博物馆让他大开眼界。而师傅忙着买东西，回酒店之后照例吩咐他清洗。随着时间的推移，翟健民愈发意识到清洗碗盘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磨练机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专业基础便是那时候打下的，而且绝对比别人扎实。正因为这样长年累月的亲密接触和努力学习，他才能在瓷器方面卓有建树。2005年那一举，也是对他专业眼光的再次验证。在此前后，他也多次在重要拍卖会上显露身手，斩获瓷器珍品。
古董生意也让翟健民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刘惠芳。1981年，他们二人结为伴侣。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刘惠芳，家里也是经营古董生意的，她的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一位行家，哥哥也在荷李活道开办了东宝斋。翟健民夫妇也想开创自己的古董店，因此在结婚当年翟健民辞别了师傅。但在当时，他们俩没有本钱，自然租不起店面，只能在家里做生意。幸好1978、1979年左右，黄师傅店里的一些客户便跟翟健民建立了信任，有意请他做经纪人。而他自立门户之后，又坚持在师傅的店里帮了一年忙。1988年，翟健民和刘惠芳终于在荷李活道有了自己的店。店名是他太太刘惠芳取的，叫“永宝斋”，她希望每个顾客从这里买到的永远是宝贝。为了生意常青，夫妻和睦，夫妇二人早有分工，翟健民负责瓷器，太太专攻杂项，真正相得益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上海的藏家来到香港，带动了当地的收藏市场。可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藏家队伍已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大藏家越来越少，好东西越来越贵。而在2000年之后，大陆市场起来了，香港市场又随之受益。
70年代，翟健民因为陪母亲探亲，第一次踏上了大陆故土。80年代再来的时候，多半是为自己的公司来办货。当时，内地的古玩文物只能对公交易，而且只有文物商店、上海南京东路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才能提供出境所需的相关文件。“我们那时候很乖的，不敢跟私人交易，一是没法出境，二来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万一是公安怎么办呢？”在翟健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市场如同荒漠一般。
1993、1994年前后，上海的拍卖市场兴起，古玩市场也渐渐活跃起来，但大部分买家都是境外人士或者来自香港和台湾，国内的买家不仅少，而且缺乏经验。翟健民回忆说，当时如果看中100件，差不多能买到手80件。偶尔，他们夫妇二人会一起去北京的琉璃厂或者其他古玩市场逛逛，每每都能遇到热情的商家主动上来招呼，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人民币1万元的东西，付8000港币或1000美元也行。进入2000年之后，国内市场大了，行情整个倒了个个儿。国外买家没那么抢手了，翟健民在拍卖会上选100件东西，也只能买到20件左右。这一回再到琉璃厂，轮到他主动询问商家有没有好东西给他看了。“现在差不多国外国内持平了，只不过是看个人眼光了。”
就在这一年，43岁的翟健民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大学新生们一起学习。虽然入行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翟健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基础理论需要补。只不过大学生一周上5天，他上2天，只选他喜欢、觉得有必要学的课，比如陶瓷。尤其令他受益匪浅的现场发掘的实践课，这是他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当年辍学时，翟健民刚进中学念一年级，如今修本科课程还要完成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翟健民又一次坚持了下来。遗憾的是，2004年同学们毕业之时，旁听生翟健民不能获得任何资质凭证。他的勤奋和执著打动了考古系的老师，后者建议他去上海社科院与金城文物专修学院合办的课程班学习2年，拿一个硕士学历。2007年，翟健民正好50岁，他已经完成了2年的课程，等待着属于他的学历证书，谁料他的年龄刚好超过了授予标准。难得的是，在社科院相关人士翻查过他的履历之后，决定特聘他为考古系教授。 伤不起的经纪人
到北大学习之后，翟健民在内地的时间越来越多。对内地市场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市场虽然蓬勃，但专业知识很匮乏，艺术品经纪人这一块更是几乎空白。翟健民乐观地以为他会有用武之地，他甚至用“热血沸腾的一张白纸”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可结果却是“到处撞墙，头破血流”。
在他看来，国内大部分藏家都是拿艺术品、古玩来投资或者炫富，好像买车买房一样。不少人都是买了之后存几个月，一升值就又拿去拍卖了。以至于他现在拿到拍卖书也懒得看，没有新鲜的东西，还是这两三年走来走去的那几样。“有个瓶真惨，拍了8次了，好像流浪者。我说哪个好人把它收下来吧，一件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好的归宿呢？”
而真正的藏家，基本上是有进无出的，“我喜欢，我买下，给多少钱都不卖。小的器物平时还要把玩，弄清楚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而国内一些大买家，估计他连东西的名字都记不住，只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更有甚者，还跟拍卖公司勾结。比如某人从拍卖公司私下买了一件东西，价格是5000万，然后他又跟拍卖公司联合，再公开拍卖找人叫价，叫到3个亿的时候那个5000万的买家买下，然后押给银行，如果押50%就可以得到1.5亿。两三年之后，东西归银行，其实他根本也没打算再要，“这样的勾结内地很多”。
时隔多年，翟健民始终记得黄师傅对他的教导：做古董生意要真、精、信——东西要真，要精，人要诚信。自立门户后，他对于所有客人都坚持一条原则——有好东西不藏、不收、不隐。然而，这不二法则在内地根本没人买账。
几年前，翟健民在上海遇到一位年轻买家，此人后来到香港找他，头一次交易就买了好几百万的古玩。成交后，翟健民派人送东西到上海，没想到两三天后，这位藏家的助理就给他打电话，说有人认为那些东西有一半是假的。原来，这位藏家不放心，便在上海请了不少专家来帮忙验看。“我说，你就付你认为真的那部分的钱吧，假的还给我。这种生意我再也不敢做了，我哪知道你什么专家？”在香港，藏家是不会轻易更换经纪人的，更不会听从别的经纪人的建议或推荐。而国内呢，翟健民发现，一个买家问了他之后，可能还要问6到8个人的意见。“一帮人围着一个人，有吹喇叭的，有打鼓的，有抬轿的。每个人都是师傅，每个人都是专家，你让这个藏家听谁的？他们要是不得利，还会说我的坏话。”在香港，每次帮大收藏家葛老先生买到好东西，后者都会在告别时，回头给他鞠三个躬，感谢他给自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碰到这样的客户，作为艺术品经纪人是很有成就感的”，翟健民说，可是，现在干这一行离不开内地市场，只好忍气吞声。
艺术品经纪人这个职业，翟健民反复强调诚信很重要，“是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现实情况让他不禁有些气馁。很多所谓的艺术品经纪人，只关心成交，自己先赚了再说。至于这个藏家以后还跟不跟自己买，不管；这件藏品以后怎么样，不管。而好的艺术品经纪人应该是负责的，应该替买家分担风险，不止是看真假决定能否买进，而且还要建议在什么价位收手、什么价位拿下，行情价位都要把好关。“比如我介绍你买这个瓶或者那个碗，多少年以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处理，你的后人我也可以一直服务下去。”
从市场比较规范的香港来到内地，翟健民的失落不言而喻。不过，这些年来，他也渐渐看淡了。现在，但凡有人问他，他或许也会跟人家说一说，但是不会再帮忙买东西了。“我承受不起这种伤心，不如没有金钱来往，大家都心安，有时间的话还是做一些公众的事情算了。”说归说，他还是希望假以时日国内能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上产生一些好的艺术品经纪人，为真正的藏家服务。至于时间，他认为至少十年。
以前，翟健民是艺术品经纪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的”。现在，他超过60%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忙活大众的事情”。博览会就是其中之一。从2002年开始，翟健民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古玩博览会。除了2003年因为非典而暂停一年之外，至今从未中断过。而且还分成了两支，一为亚洲博览会，一为国际古玩展。这是翟健民多年来心里一直想做的事，他说，首先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要想赚钱的话，我卖两个碗盘就行了”。这些年来，他发现国外许多大藏家、大行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平台，能接触到大陆的买家和爱好者。“可惜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一行做点什么。虽然这完全是艺术品经纪人之外的事情。”
然而，办博览会远比他想象的要费心费力。受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邀请，翟健民在山西太原办了2届，在广东东莞办了1届，可是他说以后不会再在内地办了，“不是他们不好。藏家和参观者都很热情，但我们解决不了古玩从国外进海关的问题。”所有国外的藏品都是先到香港，然后进入内地，结束后回到香港交接，或者从香港直接运回英国。中间的过程、环节，全由翟健民负责，虽然有风险，但小心点基本可以避免。关键在于，所有进关的收藏品都要比照奢侈品抽17%的税，一件过亿的东西一进国门就得抽数千万的税，卖掉也就罢了，可卖不掉的是大多数。最初，这些古玩入关借鉴定的名义，只展出，不买卖，要交易必须到香港。但是，从2011年开始，海关抓得很严，以前进关的时候最多一次可以带300箱东西几千件文物来“鉴定”，海关全部放行。现在超过三五件就不行了。“这不是逼我们走私进来走私出去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办博览会，怎么能这样？但国家的规定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山西和东莞的展会，都吸引了不少国外藏家。山西人的热情，给翟健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山西人也很喜欢翟健民，等他在东莞办的时候，大批山西人又追了过去。而相比之下，东莞人则要清醒很多，做决定的时候非常谨慎，不像山西人那么冲动。本来是个好事情，没想到，第一次太原博览会结束后，翟健民一算，发现自己赔进去200多万。而回想起几次展会过程中，与内地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细节，他更是大呼自己气得要吐血。
“我担这么多风险干什么？”
真正让翟健民在内地家喻户晓的，是北京卫视一档鉴宝节目以及随后爆出的“砸宝门”。电视上的翟健民，打扮休闲，比如深色针织衫配条粉色围巾，完全不像大家习惯性认为的那种老气横秋的专家，在他看来：天天谈古老的话题那不得穿时髦点？！节目中，翟健民的镜头不多，通常只是在一件古玩亮相后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场上大多数时候是主持人王刚口若悬河，嘉宾唇枪舌剑。可是“砸宝门”一出，网上板砖、口水横飞过来。提起这些，坐在沙发上的翟健民颇为委屈。 这个节目，本是帮朋友的忙，结果抽不开身了，一做就是6年。这6年，几乎每一期节目的重器都是翟健民去找的，大部分在香港，也有英国、美国、日本、台湾，“内地的藏家我不熟，也比较啰嗦”。不管是定了青花还是斗彩什么的，哪个博物馆或者哪个私人藏家手里有些什么宝贝，翟健民心里一清二楚，他不无得意地说，“别人谁有这样的人脉？”
借到手之后，翟健民就飞往北京，在机场入关登记贴封条，再拿到文物局打开、登记、拍照，然后才能放行。录完节目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去文物局打火漆，开出境单，尽量乘当晚最后一班飞机回香港。普通的或者小物件翟健民一个人拿，大的、重要的或者多件，就必须有徒弟随行，北京2个，香港接机1个。可是，除了录节目那几天每天几百块的车马费，自己和徒弟们的机票、行李超重甚至古玩打火漆的钱都得翟健民自己掏。不仅如此，保险费也一分没有。从香港到北京再到香港，一路上这少则过万、多则上亿元的重器由头至尾都是翟健民一个人承担责任和风险。
有一次，节目要做“康熙十二花神杯”，可哪里都借不到一套，翟健民一激动说他知道谁有，是他多少年前亲自卖的。藏家很爽快，就去银行保险柜拿给他。就在他放到地下打开察看时，没想到一弯腰胸前口袋里的手机掉了下来，幸好只是打到盒子没砸到杯子，翟健民想想至今后怕，“如果打到了杯子，就算不是我打的，也是因为我，要不然人家还放在保险柜里好好的呢。而只要打坏一只，以后就再也别想从任何人手里借到东西了。”录完节目后，他带着5箱东西赶8点30分的飞机回香港，可等到凌晨1点也没见到自己的行李。当时这套杯子市价一两千万，翟健民吓得腿都软了，赶紧跑去问，又拜托北京机场的熟人回机场帮他看看，结果这5箱东西居然还在机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去机场等头班飞机。5箱东西拿到之后，他赶紧回公司拆开看了这才放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担那么多风险干什么？大家都以为我这么卖力，肯定是这个节目的股东。谁会相信实情是这样的呢？”
这些年来，每个月都要穿梭往返于京港之间，于是翟健民也在北京安了家，说话时不仅夹杂的普通话越来越纯正，京片子也不时脱口而出。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他更忙了——内地一位商人请他为自己打造一座私人博物馆。
一见面，翟健民先提了个问题：什么叫博物馆？他想了解这个人在博物馆的定位、规模、设计等方面的考虑。但在对方看来，不就是一大房子吗？中式的，气派点儿，豪华点儿，然后里面的艺术品都是自己的，不是国家的。又问：全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在哪里？对方当然不知道。一番交流下来，翟健民认为带他走出国门见识一下，“首先要让他有概念”。
第一站是京都的MIHO博物馆，建筑部分是贝聿铭设计的，所有人是母女俩。“人家那种氛围、环境、花草、服务、餐饮、图书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参考的。”第二站是去东京参观著名的出光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前者由一家大型企业创建，地点就设在企业大楼里，大约三四千平方米。而后者的花园更是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参观者到那里不仅会看它的艺术品，而且必去花园游览。这几趟走下来，地产商收获颇丰，拍了很多照片，打算把一些元素用在自己的博物馆里。艺术品交由翟健民把关，预算近10亿人民币，时间是2年左右。“他有不少书画、青铜器。博物馆博一点没错，但更要有自己的收藏定位，或者叫主题。说简单点，就是大家到你这里来看什么。比如台北故宫，它的明清瓷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北京故宫则有一批古代宫廷留下来的高古瓷，不过这方面还是比不上欧洲，人家开始得比我们早。”翟健民帮这位地产商的博物馆做的定位是以陶瓷为主，不止是官哥汝钧定，还要有小窑、民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从学徒开始，到成为经纪人，然后拥有自己的公司，再被广大电视观众所关注喜爱，甚至尊为“大帅”；翟健民无疑是这个收藏市场热火朝天的时代里，曝光率名列前茅的瓷器专家。而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私下里，他永远一脸笑容，友善而谦恭。和气生财，翟健民忙得忙得不亦乐乎，他说：“在国内呆久了，看到很多人因为贪小便宜、听故事或者被别人诱惑，而跌进了万丈深渊，并且越跌越深。我好像有一种使命感，总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利用媒体的力量，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听我一言。”
翟健民无疑是这个收藏市场热火朝天的时代里，曝光率名列前茅的瓷器专家。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私下里，他永远一脸笑容，友善而谦恭。
2005年10月23日，香港苏富比的拍卖现场。
“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花石锦鸡图双耳瓶”甫一露面，立即成为全场焦点。它造型秀丽小巧，颈部为卷草形双耳，垂肩处的如意纹雅致婉丽。瓶身腹部绘有“花石锦鸡图”，寓意锦上添花，其构图与风格有郎世宁之风。瓶身背面墨彩题诗：新枝含浅绿，晓萼散轻红。
这件距今约300年的紫禁城旧物上一次公开亮相是在1975年5月12日，它流落海外多年后，几经辗转出现在伦敦佳士得的拍卖会上，终被一位香港藏家以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的价格收入囊中。此次拍卖起价为8500万港元，当坐在前排的翟健民叫到9600万、以为万事大吉时，一位电话委托人半路杀出。几轮叫价之后，拍卖师一槌落下，全场掌声雷动，双耳瓶被翟健民以1.15亿港元斩获。这一天文数字，不仅打破了全球清代瓷器最高拍卖价，以及亚洲区单件艺术品拍卖的最高成交纪录，更让翟健民一举成名。
“洗碗工”的瓷缘
翟健民祖籍山东，出生于澳门。早年间，其父在澳门经营抽纱生意，闲时喜好收藏古玩，尤其是瓷器。后来澳门动乱，一家人便从此迁居香港。不料，在香港遭人欺诈，其父的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不幸染病，家中的古玩瓷器就这样一件件消失了，变成一家老小的伙食衣被。翟健民在家中排行老四，上面三个姐姐，下面一个弟弟。作为长子，15岁的他不得不中断学业，外出打工，逐渐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也因此遇见了后来成为他师傅的黄应豪。
那时候，他在一家抽纱店打杂，下班后常去隔壁黄师傅那里帮忙给客人送货。1973年，黄师傅打算自己开家古董店，请他去店里工作。作为伙计和学徒，翟健民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清洗瓷器。“一洗就是9年，不管寒冬还是酷暑，都蹲在走廊洗，那时候不懂，心里真的恨死师傅了”。渐渐地，翟健民对那些碗、碟、瓶有了朦胧的兴趣，然后开始注意瓷器的手感、轻重、厚度、形状、大小、款式、颜色、图样、落款、年代、材质等细节和差异。翟健民算过一笔账，9年洗下来，平均每天要洗20件，过手的瓷器累计有五位数。师傅买进卖出的瓷器每件都要经他手清洗，从脏到干净，“慢慢地居然感觉像是在捧着自己的孩子帮他清洗一样”。从1975年开始，翟健民跟着师傅跑欧洲，去英国、美国，各地的博物馆让他大开眼界。而师傅忙着买东西，回酒店之后照例吩咐他清洗。随着时间的推移，翟健民愈发意识到清洗碗盘对他来说，是不可多得的磨练机会，他始终认为自己的专业基础便是那时候打下的，而且绝对比别人扎实。正因为这样长年累月的亲密接触和努力学习，他才能在瓷器方面卓有建树。2005年那一举，也是对他专业眼光的再次验证。在此前后，他也多次在重要拍卖会上显露身手，斩获瓷器珍品。
古董生意也让翟健民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刘惠芳。1981年，他们二人结为伴侣。在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刘惠芳，家里也是经营古董生意的，她的父亲在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是一位行家，哥哥也在荷李活道开办了东宝斋。翟健民夫妇也想开创自己的古董店，因此在结婚当年翟健民辞别了师傅。但在当时，他们俩没有本钱，自然租不起店面，只能在家里做生意。幸好1978、1979年左右，黄师傅店里的一些客户便跟翟健民建立了信任，有意请他做经纪人。而他自立门户之后，又坚持在师傅的店里帮了一年忙。1988年，翟健民和刘惠芳终于在荷李活道有了自己的店。店名是他太太刘惠芳取的，叫“永宝斋”，她希望每个顾客从这里买到的永远是宝贝。为了生意常青，夫妻和睦，夫妇二人早有分工，翟健民负责瓷器，太太专攻杂项，真正相得益彰。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一批上海的藏家来到香港，带动了当地的收藏市场。可是到了9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藏家队伍已呈现出青黄不接的状况，大藏家越来越少，好东西越来越贵。而在2000年之后，大陆市场起来了，香港市场又随之受益。
70年代，翟健民因为陪母亲探亲，第一次踏上了大陆故土。80年代再来的时候，多半是为自己的公司来办货。当时，内地的古玩文物只能对公交易，而且只有文物商店、上海南京东路友谊商店之类的地方，才能提供出境所需的相关文件。“我们那时候很乖的，不敢跟私人交易，一是没法出境，二来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万一是公安怎么办呢？”在翟健民的印象中，那时候的市场如同荒漠一般。
1993、1994年前后，上海的拍卖市场兴起，古玩市场也渐渐活跃起来，但大部分买家都是境外人士或者来自香港和台湾，国内的买家不仅少，而且缺乏经验。翟健民回忆说，当时如果看中100件，差不多能买到手80件。偶尔，他们夫妇二人会一起去北京的琉璃厂或者其他古玩市场逛逛，每每都能遇到热情的商家主动上来招呼，说有好东西给他们看。人民币1万元的东西，付8000港币或1000美元也行。进入2000年之后，国内市场大了，行情整个倒了个个儿。国外买家没那么抢手了，翟健民在拍卖会上选100件东西，也只能买到20件左右。这一回再到琉璃厂，轮到他主动询问商家有没有好东西给他看了。“现在差不多国外国内持平了，只不过是看个人眼光了。”
就在这一年，43岁的翟健民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跟大学新生们一起学习。虽然入行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但翟健民明白，自己还有很多基础理论需要补。只不过大学生一周上5天，他上2天，只选他喜欢、觉得有必要学的课，比如陶瓷。尤其令他受益匪浅的现场发掘的实践课，这是他平时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当年辍学时，翟健民刚进中学念一年级，如今修本科课程还要完成作业，其难度可想而知，但翟健民又一次坚持了下来。遗憾的是，2004年同学们毕业之时，旁听生翟健民不能获得任何资质凭证。他的勤奋和执著打动了考古系的老师，后者建议他去上海社科院与金城文物专修学院合办的课程班学习2年，拿一个硕士学历。2007年，翟健民正好50岁，他已经完成了2年的课程，等待着属于他的学历证书，谁料他的年龄刚好超过了授予标准。难得的是，在社科院相关人士翻查过他的履历之后，决定特聘他为考古系教授。 伤不起的经纪人
到北大学习之后，翟健民在内地的时间越来越多。对内地市场的认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他发现，市场虽然蓬勃，但专业知识很匮乏，艺术品经纪人这一块更是几乎空白。翟健民乐观地以为他会有用武之地，他甚至用“热血沸腾的一张白纸”来形容当时的自己。可结果却是“到处撞墙，头破血流”。
在他看来，国内大部分藏家都是拿艺术品、古玩来投资或者炫富，好像买车买房一样。不少人都是买了之后存几个月，一升值就又拿去拍卖了。以至于他现在拿到拍卖书也懒得看，没有新鲜的东西，还是这两三年走来走去的那几样。“有个瓶真惨，拍了8次了，好像流浪者。我说哪个好人把它收下来吧，一件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就不能有个好的归宿呢？”
而真正的藏家，基本上是有进无出的，“我喜欢，我买下，给多少钱都不卖。小的器物平时还要把玩，弄清楚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而国内一些大买家，估计他连东西的名字都记不住，只记得自己花了多少钱。”更有甚者，还跟拍卖公司勾结。比如某人从拍卖公司私下买了一件东西，价格是5000万，然后他又跟拍卖公司联合，再公开拍卖找人叫价，叫到3个亿的时候那个5000万的买家买下，然后押给银行，如果押50%就可以得到1.5亿。两三年之后，东西归银行，其实他根本也没打算再要，“这样的勾结内地很多”。
时隔多年，翟健民始终记得黄师傅对他的教导：做古董生意要真、精、信——东西要真，要精，人要诚信。自立门户后，他对于所有客人都坚持一条原则——有好东西不藏、不收、不隐。然而，这不二法则在内地根本没人买账。
几年前，翟健民在上海遇到一位年轻买家，此人后来到香港找他，头一次交易就买了好几百万的古玩。成交后，翟健民派人送东西到上海，没想到两三天后，这位藏家的助理就给他打电话，说有人认为那些东西有一半是假的。原来，这位藏家不放心，便在上海请了不少专家来帮忙验看。“我说，你就付你认为真的那部分的钱吧，假的还给我。这种生意我再也不敢做了，我哪知道你什么专家？”在香港，藏家是不会轻易更换经纪人的，更不会听从别的经纪人的建议或推荐。而国内呢，翟健民发现，一个买家问了他之后，可能还要问6到8个人的意见。“一帮人围着一个人，有吹喇叭的，有打鼓的，有抬轿的。每个人都是师傅，每个人都是专家，你让这个藏家听谁的？他们要是不得利，还会说我的坏话。”在香港，每次帮大收藏家葛老先生买到好东西，后者都会在告别时，回头给他鞠三个躬，感谢他给自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碰到这样的客户，作为艺术品经纪人是很有成就感的”，翟健民说，可是，现在干这一行离不开内地市场，只好忍气吞声。
艺术品经纪人这个职业，翟健民反复强调诚信很重要，“是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在当前社会环境下，现实情况让他不禁有些气馁。很多所谓的艺术品经纪人，只关心成交，自己先赚了再说。至于这个藏家以后还跟不跟自己买，不管；这件藏品以后怎么样，不管。而好的艺术品经纪人应该是负责的，应该替买家分担风险，不止是看真假决定能否买进，而且还要建议在什么价位收手、什么价位拿下，行情价位都要把好关。“比如我介绍你买这个瓶或者那个碗，多少年以后，你可以来找我，我帮你处理，你的后人我也可以一直服务下去。”
从市场比较规范的香港来到内地，翟健民的失落不言而喻。不过，这些年来，他也渐渐看淡了。现在，但凡有人问他，他或许也会跟人家说一说，但是不会再帮忙买东西了。“我承受不起这种伤心，不如没有金钱来往，大家都心安，有时间的话还是做一些公众的事情算了。”说归说，他还是希望假以时日国内能在一个好的基础之上产生一些好的艺术品经纪人，为真正的藏家服务。至于时间，他认为至少十年。
以前，翟健民是艺术品经纪人，用他的话说就是“做生意的”。现在，他超过60%的时间和精力都在“忙活大众的事情”。博览会就是其中之一。从2002年开始，翟健民每年都会举办一两次古玩博览会。除了2003年因为非典而暂停一年之外，至今从未中断过。而且还分成了两支，一为亚洲博览会，一为国际古玩展。这是翟健民多年来心里一直想做的事，他说，首先不是为了自己，“如果要想赚钱的话，我卖两个碗盘就行了”。这些年来，他发现国外许多大藏家、大行家都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平台，能接触到大陆的买家和爱好者。“可惜至今没有人站出来做这件事，我觉得我应该为这一行做点什么。虽然这完全是艺术品经纪人之外的事情。”
然而，办博览会远比他想象的要费心费力。受当地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邀请，翟健民在山西太原办了2届，在广东东莞办了1届，可是他说以后不会再在内地办了，“不是他们不好。藏家和参观者都很热情，但我们解决不了古玩从国外进海关的问题。”所有国外的藏品都是先到香港，然后进入内地，结束后回到香港交接，或者从香港直接运回英国。中间的过程、环节，全由翟健民负责，虽然有风险，但小心点基本可以避免。关键在于，所有进关的收藏品都要比照奢侈品抽17%的税，一件过亿的东西一进国门就得抽数千万的税，卖掉也就罢了，可卖不掉的是大多数。最初，这些古玩入关借鉴定的名义，只展出，不买卖，要交易必须到香港。但是，从2011年开始，海关抓得很严，以前进关的时候最多一次可以带300箱东西几千件文物来“鉴定”，海关全部放行。现在超过三五件就不行了。“这不是逼我们走私进来走私出去吗？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办博览会，怎么能这样？但国家的规定就是这样，没办法。我不能冒这个风险。”
山西和东莞的展会，都吸引了不少国外藏家。山西人的热情，给翟健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山西人也很喜欢翟健民，等他在东莞办的时候，大批山西人又追了过去。而相比之下，东莞人则要清醒很多，做决定的时候非常谨慎，不像山西人那么冲动。本来是个好事情，没想到，第一次太原博览会结束后，翟健民一算，发现自己赔进去200多万。而回想起几次展会过程中，与内地一些政府部门打交道的细节，他更是大呼自己气得要吐血。
“我担这么多风险干什么？”
真正让翟健民在内地家喻户晓的，是北京卫视一档鉴宝节目以及随后爆出的“砸宝门”。电视上的翟健民，打扮休闲，比如深色针织衫配条粉色围巾，完全不像大家习惯性认为的那种老气横秋的专家，在他看来：天天谈古老的话题那不得穿时髦点？！节目中，翟健民的镜头不多，通常只是在一件古玩亮相后介绍相关背景知识，场上大多数时候是主持人王刚口若悬河，嘉宾唇枪舌剑。可是“砸宝门”一出，网上板砖、口水横飞过来。提起这些，坐在沙发上的翟健民颇为委屈。 这个节目，本是帮朋友的忙，结果抽不开身了，一做就是6年。这6年，几乎每一期节目的重器都是翟健民去找的，大部分在香港，也有英国、美国、日本、台湾，“内地的藏家我不熟，也比较啰嗦”。不管是定了青花还是斗彩什么的，哪个博物馆或者哪个私人藏家手里有些什么宝贝，翟健民心里一清二楚，他不无得意地说，“别人谁有这样的人脉？”
借到手之后，翟健民就飞往北京，在机场入关登记贴封条，再拿到文物局打开、登记、拍照，然后才能放行。录完节目如果时间来得及，就去文物局打火漆，开出境单，尽量乘当晚最后一班飞机回香港。普通的或者小物件翟健民一个人拿，大的、重要的或者多件，就必须有徒弟随行，北京2个，香港接机1个。可是，除了录节目那几天每天几百块的车马费，自己和徒弟们的机票、行李超重甚至古玩打火漆的钱都得翟健民自己掏。不仅如此，保险费也一分没有。从香港到北京再到香港，一路上这少则过万、多则上亿元的重器由头至尾都是翟健民一个人承担责任和风险。
有一次，节目要做“康熙十二花神杯”，可哪里都借不到一套，翟健民一激动说他知道谁有，是他多少年前亲自卖的。藏家很爽快，就去银行保险柜拿给他。就在他放到地下打开察看时，没想到一弯腰胸前口袋里的手机掉了下来，幸好只是打到盒子没砸到杯子，翟健民想想至今后怕，“如果打到了杯子，就算不是我打的，也是因为我，要不然人家还放在保险柜里好好的呢。而只要打坏一只，以后就再也别想从任何人手里借到东西了。”录完节目后，他带着5箱东西赶8点30分的飞机回香港，可等到凌晨1点也没见到自己的行李。当时这套杯子市价一两千万，翟健民吓得腿都软了，赶紧跑去问，又拜托北京机场的熟人回机场帮他看看，结果这5箱东西居然还在机场。回到家时，已是凌晨3点，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去机场等头班飞机。5箱东西拿到之后，他赶紧回公司拆开看了这才放心。“我也不知道自己担那么多风险干什么？大家都以为我这么卖力，肯定是这个节目的股东。谁会相信实情是这样的呢？”
这些年来，每个月都要穿梭往返于京港之间，于是翟健民也在北京安了家，说话时不仅夹杂的普通话越来越纯正，京片子也不时脱口而出。而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他更忙了——内地一位商人请他为自己打造一座私人博物馆。
一见面，翟健民先提了个问题：什么叫博物馆？他想了解这个人在博物馆的定位、规模、设计等方面的考虑。但在对方看来，不就是一大房子吗？中式的，气派点儿，豪华点儿，然后里面的艺术品都是自己的，不是国家的。又问：全世界最好的私人博物馆在哪里？对方当然不知道。一番交流下来，翟健民认为带他走出国门见识一下，“首先要让他有概念”。
第一站是京都的MIHO博物馆，建筑部分是贝聿铭设计的，所有人是母女俩。“人家那种氛围、环境、花草、服务、餐饮、图书等很多方面，都是值得参考的。”第二站是去东京参观著名的出光美术馆和根津美术馆。前者由一家大型企业创建，地点就设在企业大楼里，大约三四千平方米。而后者的花园更是有着几百年的历史，其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参观者到那里不仅会看它的艺术品，而且必去花园游览。这几趟走下来，地产商收获颇丰，拍了很多照片，打算把一些元素用在自己的博物馆里。艺术品交由翟健民把关，预算近10亿人民币，时间是2年左右。“他有不少书画、青铜器。博物馆博一点没错，但更要有自己的收藏定位，或者叫主题。说简单点，就是大家到你这里来看什么。比如台北故宫，它的明清瓷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北京故宫则有一批古代宫廷留下来的高古瓷，不过这方面还是比不上欧洲，人家开始得比我们早。”翟健民帮这位地产商的博物馆做的定位是以陶瓷为主，不止是官哥汝钧定，还要有小窑、民窑，“要么不做，要做就要做好”。
从学徒开始，到成为经纪人，然后拥有自己的公司，再被广大电视观众所关注喜爱，甚至尊为“大帅”；翟健民无疑是这个收藏市场热火朝天的时代里，曝光率名列前茅的瓷器专家。而无论在公众视野，还是私下里，他永远一脸笑容，友善而谦恭。和气生财，翟健民忙得忙得不亦乐乎，他说：“在国内呆久了，看到很多人因为贪小便宜、听故事或者被别人诱惑，而跌进了万丈深渊，并且越跌越深。我好像有一种使命感，总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利用媒体的力量，传播正确的收藏理念。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听我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