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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8日,“寶珀会客厅”来到北京,以“风味时间”为主题,邀请宝珀文化大使梁文道,与宝珀品牌挚友、纪录片导演、制作人陈晓卿共同探索高级制表与高级美食的共鸣。
“传统”和“奢侈”
梁文道:宝珀源自瑞士侏罗山脉地区,那里几百年前就开始从事专门的制表工作,他们打磨零件的工具是由当地的树木打造的,润滑零部件的精油也取材自山谷附近的花草。这让我想起曾经去过一间深山中的餐馆,所有的食材都是老板和厨师自己种植以及在山中采集得来,因为新鲜竹子不经处理容易滋生细菌,所以甚至连每天使用的筷子,都是从山里砍来竹子当天削制。这种对所从事事业的认真和心怀敬意,可以称得上是最大的“奢侈”。
陈晓卿:我们在寻味之中也去过一些比较豪华的地方,但真正“奢侈”是来自人的感情。2002年我曾经在四川奉节的长江上的一个小沙洲,它是一个小气候,产榨菜,那种脆的感觉像是一座楼在嘴里崩塌。岛上有一家老两口和孩子开的面馆,在一棵黄桷树下,旁边有一个很大的水井。我从没吃过那么好吃的面,每天都去。后来修三峡,整个沙洲沉到了库区底下,又过了几年我去奉节,他说他们开了一家新店。我特别迫切,那个榨菜和面条让我魂牵梦绕。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干了,也不拍摄了,就去吃面。一吃特别失望。我问,你怎么做不出原来那个样子了,他说他也不明白。我问是水不一样吗?他说水都是差不多的。我又问那是什么不一样呢?他说所有材料都是一样的。他说,也许这儿缺了一棵黄桷树。所以我觉得,真正好的东西,在一个地方是搬不走的。
“精准”的把握
梁文道:我在西班牙吃过一间馆子,以火烤闻名,他们家烤肉用木柴,老板带着厨师自己上山砍,非常讲究,比如烤什么东西要用苹果木,什么木需要沉放多久才能烤。最令我念念不忘的是一盘豌豆,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叫泪珠豌豆,像泪珠一样的形状。一个白的陶盘放豌豆在火架上烤,我从没吃过这么好的豌豆,嚼起来那一下就像鱼子酱,啪一声爆开,爆出来的汁液让你觉得像把整个草原吞进口里,清风吹拂大地。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个味道,上个月做梦还会梦到。那个豆子当然很好,在那个时间,那个地方,产那种豆子,但更难的是对火候的控制,他们像火的魔术师。美食和高级制表的相通之处也在这里,宝珀今天展出的中华年历赤铜腕表,赤铜是用铜和金两种材质打造的合金浸入特殊的溶液里,使其覆上黑绿色泽,时间出现一点偏差颜色就完全不对了;还有今天展出的艺术大师“西厢记”主题定制腕表,使用微绘珐琅工艺,这种工艺非常注重火候,大师几个礼拜用珐琅画一幅画,画完就放进窑炉里,时间差一点点出来就前功尽弃,火的温度也得非常精准。我有时在想,无论高级腕表还是美食,所有厉害的东西,都得非常精准,你觉得这个到底是要靠标准,还是要凭感觉?
陈晓卿:就做菜来说,是既有规矩,又有经验。规矩是大家都一样的,经验是处理意外的能力。比如一道很考验功夫的回锅肉,就需要规矩和经验。首先在选肉上,最好的肉叫二刀坐墩,猪屁股上第二刀,肥瘦比例最好,而且这个猪应该是土猪。其次是煎煮的过程,煮多久,煮透到什么程度,再切片炒。我认识一个师傅,他很谦虚地说自己是乱炒的,但一定要看到它对自己笑,就可以出锅了。在专业烹饪里我们叫灯盏窝,他说好的肉遇到明火和高温会发生扭曲,它的酒窝出来了,好,这道菜可以了。这是对生活一种特别美好的描述。
“标准”、“传承”与“创新”
梁文道:宝珀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品牌,1735年创立,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这是乾隆元年。从那个时候开始它就有很多的坚守是传承下来的,比如坚持只做机械表,从来不做石英表;比如坚持全自产,所有零件都能自己做,而且必须自己做;比如不管什么价位的表,从来不做第二等级的产品。它会形成自己的标准,那么复杂但又那么精准,真的就像厨师拿镊子做菜一样一分一毫都不能错。但它又很讲创新,甚至品牌的DNA就叫“创新即传统”。美食我们也在讲传统,也有标准也有坚守,但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一个人什么都按传统的标准去做就会做得好,很多时候是要讲创造力和灵感的。这让我想到,有时候我们会说这个馆子地不地道、正不正宗。你觉得地道、正宗和创新是有矛盾的吗?还是说越地道越正宗的东西,也在每一代有一定程度的变化?
很多人对腕表有个误会,以为这是纯粹的工业产品。它当然是工业革命的一部分,甚至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对行业顶尖的高级制表来讲,它可以说更是艺术品。高级腕表是制表大师们亲手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去打磨去组装的,更重要的是设计和创作,比如宝珀的制表大师们仍然保持着非常强大的动能,他们总是在做新的机芯,用五年半的时间去研究中国的历法,第一次在腕表上把中国的农历、时辰和公历、时间同时展现出来,这就是宝珀具有创造力的部分,也是为什么宝珀可以成为高级制表的代表。
陈晓卿:这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只能留给专业的美食家去回答。从我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文道讲宝珀诞生的时间1735年是乾隆元年,我会换另外一个参照系。我年轻的时候有一套书叫《走向现代化》,其中有一本叫《第三次浪潮》,作者是托夫勒。他还做了一个纪录片,我至今记得其中一个场景,他站在格林尼治天文台前面,拿着一个别针,说这个别针很小,小到我们可能不清楚它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发端。实际上18世纪初,整个欧洲都在为把别针做成大中小三个码而努力,不同家生产的别针完全可以替换使用,当这个标准化成为可能,工业化才会实现。他说,同样是这个原因,我们把世界划分成24个时区,这就是身后的格林尼治天文台。大家知道宝珀诞生后二十年,第一台蒸汽机出现了,这就是工业革命,世界开始逐渐标准化。
到了吃的角度,标准化给了我们吃起来更方便的东西,比如番茄酱,比如香肠。我们不需要找一个老师傅,放一头猪在机器上,那边就出来生产好的香肠了。像虾饺的标准是要十二道褶,以前一个人要练很久,但机器一下就可以做到了,这是标准带来的好处,也约束了很多餐厅做出来很标准、吃起来不坏的食物。但是有些创造力是属于美食的,餐饮就是餐饮,餐饮要做到不坏,有利润,目标是挣钱,而美食是在另外一条道路上狂奔,它要有想象力、要创造、要不停地挑战自己。可能最终更重要的问题是,你服务于谁?要服务大众,最好是标准化的,要服务于一些希望感受到你工艺的精致和你的用心的人,一定需要在传承和标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