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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秋季，我的一个多年的老友竞选国会众议员，并且当选了。他是一个不错的人——聪明、关心别人、品行端正。在当选几天之后，我打电话向他祝贺。我们只简短地谈到第111届国会所面临的重大事项，包括经济问题、伊朗和阿富汗的前景，但是他很快就将话题转到了另一个主题：筹款事宜。
国会议员，还是电话推销员？
他关注的是他没有以绝对的优势击败竞选对手。此时，离他宣誓入驻国会山还有两个月，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分量的不是选民的要求或国家的优先利益——对他的最大压力是怎样筹集足够的竞选经费来赢得2010年再次当选。
看到一位原本有着良好意愿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坠入华盛顿这个醉心于金钱的政治文化圈中，真的很恼火。在华盛顿，筹款活动从未停止过，即使在面临金融风暴和国外的两场战争期间。民选的大部分公职人员花费在将竞选的钱袋子填满的心思多于花费在管理好社会方面。自从联邦法律禁止国会议员在政府提供的办公室里打筹款电话以来，他们就跑到了各自政党总部的由荧光灯照亮的电话亭里去打。它虽然使一位在国会的大理石殿堂里制定法律的人感到有失身份，可对于钟爱自己这份职业的议员们是必须的。“你可以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担任国会众议员的乔伊·克特尼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记者抱怨说，但是你需要有“电话推销员的决心”，才能在华盛顿生存下去。
弊病多多的筹款制度
在2006年，美国每个联邦众议员获胜的候选人平均要花费126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比1996年高出42%，其中包括顾问人员、电视广告和直接邮寄宣传品的大量增加。而成功赢得参议员职位的候选人的平均费用则提高了74%，达到900万美元。更为糟糕的是，一些国会众议员如今声称，他们计划在国会例会期间，每天要筹款2万美元。一位资深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助理悲哀地问道：“试想一下，当你整天头脑里想着筹款时，又怎么来为你的选民们服务？”
这话真的是问得不错。筹款活动大量增加无疑占用了议员们许多时间——包括了解各种问题，在听证会询问证人，与选民谈话研究当地民生难题……已退休的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里茨·豪林斯估计，他以前的同事用于筹款的时间大约占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
更为糟糕的是，筹款活动充斥和支配了议员们的日程安排，如果国会领导人确定的辩论会和投票程序与笼络筹款大户的招待会在时间上发生冲突的话，许多议员就提前离开会议，连投票都不参加。
那么是什么人出席筹款招待会呢？通常并不是选民，而是那些为大公司、工会团体和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的院外集团活动分子。这些人都在争取与议员们套近乎。有时候，他们并不仅仅是露露脸、拉拉关系而已。由于费尽心机地筹款，有一些议员以提供好处来回报所获得的金钱。前共和党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鲍勃·内伊就是一个案例。2006年，检方指控他接受了数万美元的竞选现金，而其中的一项回报行为是，他在众议院提出了对得克萨斯州一个印第安土著部落有利的修正条款，该条款要求联邦法律不再禁止在印第安人的领地开设赌场。他已在那次诉讼中表示服罪。
美国的纳税人不能在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制度下混沌度日，因为这种运行机制不但使得政治人物为金钱苦于奔命，而且可能会在美利坚大地上滋生出一个腐败的政府。
公共竞选基金的尝试
提出改革的人们想要给候选人们指出一条出路：以“干净”的钱来拒绝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捐赠。在新一届的国会，一项预期由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提出的议案将致力于为候选人根据他们在其选区竞选时的实际花费来提供公共竞选基金。例如，对于竞选众议员的候选人，可依据前两个竞选周期的平均竞选经费的80%发放；而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可以在大选期间从公共竞选基金获取75万美元，并从他所在州的选区另外获得15万美元。候选人可获得某种形式的代金券来购买电视广告时间，无线广播电台将提供每个候选人20%的折扣优惠。任何候选人从其家乡州获得数量为每人5美元的大量捐款(即每人捐的款项不超过5美元)都是合法的。
一些对公共竞选基金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提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为何回绝了公共竞选基金，而使用他自己筹集的7.6亿美元竞选经费？对于这一指责，对公共竞选基金持赞成态度的人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特例。因为知名度较低的各级别参众两院候选人根本不能指望像奥巴马那样通过互联网大量筹集竞选经费，尤其是在地方级别的，如市、县(郡)一级。
当然，公共竞选基金要花费纳税人的钱——依据某种方案，一年大约需要9.5亿美元。但为了恢复公平和廉正，应该让那些准备到华盛顿执政的人们这样做。筹款改革所付出的这种代价似乎是明智的。在美国，已有7个州和2个城市实施了公共竞选基金制度。当奥巴马总统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也曾与别人共同提交过公共竞选基金在联邦层面实施的议案。
我们期望奥巴马总统现在能继续支持这一方案。如今是到了让我们的公仆们在任职期间全身心地解决国家遇到的难题的时候，而不能让他们再继续充当“电话推销员”了。
（宇捷译自美国《RD》杂志2009年4月号，原作者：迈克尔·克罗雷）
国会议员，还是电话推销员？
他关注的是他没有以绝对的优势击败竞选对手。此时，离他宣誓入驻国会山还有两个月，在他的心目中占有最重分量的不是选民的要求或国家的优先利益——对他的最大压力是怎样筹集足够的竞选经费来赢得2010年再次当选。
看到一位原本有着良好意愿的人在如此短的时间就坠入华盛顿这个醉心于金钱的政治文化圈中，真的很恼火。在华盛顿，筹款活动从未停止过，即使在面临金融风暴和国外的两场战争期间。民选的大部分公职人员花费在将竞选的钱袋子填满的心思多于花费在管理好社会方面。自从联邦法律禁止国会议员在政府提供的办公室里打筹款电话以来，他们就跑到了各自政党总部的由荧光灯照亮的电话亭里去打。它虽然使一位在国会的大理石殿堂里制定法律的人感到有失身份，可对于钟爱自己这份职业的议员们是必须的。“你可以是亚伯拉罕·林肯”，第一次担任国会众议员的乔伊·克特尼对《华盛顿邮报》的采访记者抱怨说，但是你需要有“电话推销员的决心”，才能在华盛顿生存下去。
弊病多多的筹款制度
在2006年，美国每个联邦众议员获胜的候选人平均要花费126万美元的竞选经费——比1996年高出42%，其中包括顾问人员、电视广告和直接邮寄宣传品的大量增加。而成功赢得参议员职位的候选人的平均费用则提高了74%，达到900万美元。更为糟糕的是，一些国会众议员如今声称，他们计划在国会例会期间，每天要筹款2万美元。一位资深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的助理悲哀地问道：“试想一下，当你整天头脑里想着筹款时，又怎么来为你的选民们服务？”
这话真的是问得不错。筹款活动大量增加无疑占用了议员们许多时间——包括了解各种问题，在听证会询问证人，与选民谈话研究当地民生难题……已退休的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弗里茨·豪林斯估计，他以前的同事用于筹款的时间大约占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
更为糟糕的是，筹款活动充斥和支配了议员们的日程安排，如果国会领导人确定的辩论会和投票程序与笼络筹款大户的招待会在时间上发生冲突的话，许多议员就提前离开会议，连投票都不参加。
那么是什么人出席筹款招待会呢？通常并不是选民，而是那些为大公司、工会团体和其他利益集团游说的院外集团活动分子。这些人都在争取与议员们套近乎。有时候，他们并不仅仅是露露脸、拉拉关系而已。由于费尽心机地筹款，有一些议员以提供好处来回报所获得的金钱。前共和党俄亥俄州联邦众议员鲍勃·内伊就是一个案例。2006年，检方指控他接受了数万美元的竞选现金，而其中的一项回报行为是，他在众议院提出了对得克萨斯州一个印第安土著部落有利的修正条款，该条款要求联邦法律不再禁止在印第安人的领地开设赌场。他已在那次诉讼中表示服罪。
美国的纳税人不能在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制度下混沌度日，因为这种运行机制不但使得政治人物为金钱苦于奔命，而且可能会在美利坚大地上滋生出一个腐败的政府。
公共竞选基金的尝试
提出改革的人们想要给候选人们指出一条出路：以“干净”的钱来拒绝来自特殊利益集团的捐赠。在新一届的国会，一项预期由共和与民主两党议员提出的议案将致力于为候选人根据他们在其选区竞选时的实际花费来提供公共竞选基金。例如，对于竞选众议员的候选人，可依据前两个竞选周期的平均竞选经费的80%发放；而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候选人可以在大选期间从公共竞选基金获取75万美元，并从他所在州的选区另外获得15万美元。候选人可获得某种形式的代金券来购买电视广告时间，无线广播电台将提供每个候选人20%的折扣优惠。任何候选人从其家乡州获得数量为每人5美元的大量捐款(即每人捐的款项不超过5美元)都是合法的。
一些对公共竞选基金持批评态度的人则提出，奥巴马总统在这次选举中为何回绝了公共竞选基金，而使用他自己筹集的7.6亿美元竞选经费？对于这一指责，对公共竞选基金持赞成态度的人认为奥巴马只是一个特例。因为知名度较低的各级别参众两院候选人根本不能指望像奥巴马那样通过互联网大量筹集竞选经费，尤其是在地方级别的，如市、县(郡)一级。
当然，公共竞选基金要花费纳税人的钱——依据某种方案，一年大约需要9.5亿美元。但为了恢复公平和廉正，应该让那些准备到华盛顿执政的人们这样做。筹款改革所付出的这种代价似乎是明智的。在美国，已有7个州和2个城市实施了公共竞选基金制度。当奥巴马总统还是一名参议员时，他也曾与别人共同提交过公共竞选基金在联邦层面实施的议案。
我们期望奥巴马总统现在能继续支持这一方案。如今是到了让我们的公仆们在任职期间全身心地解决国家遇到的难题的时候，而不能让他们再继续充当“电话推销员”了。
（宇捷译自美国《RD》杂志2009年4月号，原作者：迈克尔·克罗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