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璜溪到清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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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州旧分长、万、恩、建、宜、升“六乡”,俗云:“长万出白米,恩建出刀枪,宜乡多礼仪,富贵落升乡。”殊不知,在“出刀枪”的恩乡腹地两河大田村,宋时即有书院。诗书诵咏,泽被幼童稚子,飘过阡陌古道,飞向京畿都邑,大田及周边村落曾科甲兴盛,功名垂范。
  它叫太极书院,后更名璜溪书院,与州城的清湘书院,对全州科举文教影响甚深。
  璜溪之滨书声琅:乡村书院之发轫
  书院产生于唐代,初指官方收藏和校勘书籍的场所,或是私人读书治学的地方,后来发展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和制度,是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宋初,私人讲学的书院大量产生,陆续出现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嵩阳、石鼓、茅山、象山等书院。宋太宗赐石鼓书院敕额,真宗赐应天书院、岳麓书院额。有朝廷重视提倡,书院得以大力推广。
  宋端拱元年(988年),柳开(字仲涂,河北人,文学家)知任全州,因招抚西延瑶民粟氏有功,太宗赐钱三十万缗(每缗一千文),柳公不入私囊,在州城北山筑室,政余开堂讲学,训读士人。读书堂建成翌年,即出了全州历史上第一个进士许侍问。三年后柳调离全州,百姓念其功,立柳侯祠,改北山为柳山,书堂几经兴废。一百多年后的淳熙三年(1176年),在清湘与灌阳两县域交界的乌山邓家拉村,邓宁民以“春秋举解元联捷进士”,官横州司户参军,致仕归田后在家乡附近的桐木冲——旧称桐木街,开创“太极书院”,招童开蒙,授礼仪诗书,举秀才之学。私人筹建书院,这是湘南粤西地区有史记载的最早先例。
  璜溪之滨,琅琅书声,浸润了乡音,滥觞恩乡古村。
  嘉定八年(1215年),福建人林岜知全州,修柳山,建率性堂,邀其友魏了翁(著名学者)作记,称书院自此始。宝庆三年(1227年),郡守程榆奏请,因全州辖清湘县,宋理宗题“清湘书院”匾额,书院声名大震。惜宋末元初,毁于战火。
  蒙元时,岭南书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仅全州清湘书院、桂州宣城书院有所动作。元统元年(1333年) ,清湘书院新建柳侯祠,立仲涂新像。当是时,清湘书院学宾、大田人邓华夫,将柳侯原像移至老家,将太极书院修葺扩建,取门前璜溪,更名“璜溪书院”,并请仕人曾昺作《璜溪书院记》。试摘其要:
  璜溪发源于高山,萦回演迤,远赴於灌阳之会湘桥溪之左,地可数十亩,前挹双峰,后枕高阜冈,原翼于左右,若堵墙故,即其地而营筑焉。其屋为梁者三,为楹者六十有余,正堂以贮先圣遗像之碑,瞻敬其所由始也,柳侯旧像居房之右,而东向厌于所尊也,华夫之大父曰宁民,习春秋,以恩科调横州司户参军,乃为新像居房之左,而西向谓其尝被斯文之泽,知仰柳侯之风,而今祀侯于其地,故使为主而面之也。……华夫创谋于元统之癸酉暨至正甲申,余随府判顾公用之,以公委至其地,犹未及建也,余喜其幽胜,徘徊久之,且力赞其毋后时,而早为。又二年丙戌春,余再访焉,始立外门,华夫欲余豫记之。余谓之曰:书院成游观者,必众其名,将与柳山并传,岂无宗公钜卿为君记之者?
  想象一下,“其屋为梁者三,为楹者六十有余”,于乡村是何等的高大上!我在20世纪80年代读小学时,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生擠在一间生产队留下的老仓库里,一个民办老师(教我们把“陈秉正”读作“陈乘正”,把“移舟泊烟渚”读成“移舟泊烟者”)。据方志称,“元朝历时98年,在广西仅建一所书院。恩乡建璜溪书院,这书院还是民间私人建的,官方一所也没有。这么庞大的元朝又如此的短命,与其不重视教育不是没有关系的”。我同意摄游友人马震宇先生的观点:仅有的这一所璜溪书院,并不属于广西,因为其时全州尚隶属永州府治。
  璜溪书院在明宣德年间重修,正德九年(1514年)再修。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大田士人邓尚友捐资重修,历时两年竣工。及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同治四年(1865年)再度重修。清末荒废,至民国年间,尚存书院大堂。这个处于两县三乡交界的地方由于战乱频仍,乡村书院再也摆不下一张安静的课桌,最终难逃土木不存的厄运,遗址被“学大寨”的村民开垦成一丘丘稻田。
  璜溪之侧追思切:乡关何处?
  我故乡的老房子门外,各有一对甲石。村外路旁还有两处甲石。我们村叫花林岗,大田村在隔着几里外的田垌的东南面;厚村在田垌东,百板洞村在田垌南。小时候,十里八村里的甲石,是我们攀爬游戏的地方。多年后,我才觉得,乡亲们叫它们的名字应写作“甲石”——记录科甲荣光的石头,书名旗杆石。而至今,也没有谁给我讲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当然也没人告诉村子外田垌里那条弯弯绕绕的“江”叫璜溪,更不必说书院了。
  我是“文化大革命”后出生的农家孩子,村里识字的大人都没几个,还能奢求什么?璜溪书院的落寞,可想而知。
  那一对对甲石,随着年龄和阅历渐长,我愈来愈觉出它们的分量。当我俯下身去辨认,翻开书去研读,大吃一惊:光是大田、厚村邓氏就有十多位进士,近百名举人。大田村有进士楼,楹联云:“名门久列南阳首,甲第曾开西粤先”,横额为木雕“出入是门”。大田、厚村科举人文,在明清为鼎。大田村旧有“一门三进士,七科八举人”的故事——“七科八举人”云云,意谓七个赶考的书生加上其中一个随从马夫也考中了举人。
  今人书写的“百板洞”,实为“百榜垌”之讹误。盖因周边村族士人科考中榜者众多,官府差人送皇榜到此,与村中迎接报喜的人一道牵马进村,高中的人都要在田垌的官道边立一块牌子,将所中功名刻在上面,时间一长,皇榜益多,故称“百榜”,且砌了房子由人看守,后定居为村。村中一条南北走向的青石板街,当街的民居都有木板门面的铺子,曾经北往全州永州、南去灌阳道州的过客商贾,往来如云。1931年1月初,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红七军在全州县城关岳庙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性的前敌委会议,自粟家渡过湘江,经蒙家岭、广坪、百板洞、大田,进灌阳入道州,走的就是这条石板街。红七军撒下的革命火种,点燃了百板洞人邓崇济参与领导的全灌特支及桂北游击队。这条繁华了千百年的革命老区的街道,前几年却被“村内道路硬化”的混凝土给封盖,两边的铺面与古民居也庶几倾圮殆尽。   那些透着厚重的古典美的石板路、石拱桥,秩序井然的天井房子,近些年迅疾老去,荒芜湮没在我们的记忆中,终究是太可惜!大青石阶铺就上去的进士门楼的气派,带蜈蚣墙、马头墙的明清民居的优雅,民国风格的碉楼的庄重,缀连二十四个天井的家族建筑群的壮观……一对石鼓,两面雀替,几个柱础,就饱含了精美考究的艺术审美和敦实耐用的工匠精神。古建美学和民俗风情,多潜藏在那日益颓败的各式建筑之中。具有地方代表性的古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是静默的诗篇,是无字的历史,也是乡愁之所在。
  “踏着石板路,去看天井房子……”这样的期望,竟快成奢望了。
  每次回乡,看到村里断掉的石桥,挖走古樟的空坪,倒塌的老房子,心里总不是滋味。那条南北通衢的石板大路,连同一路上的凉亭、石桥,多半荒废湮没于荒野。故乡犹在,实际上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故乡”。70后、80后这两代人,大抵都有一个回不去的故乡。我在一篇小文《回家的路》中说:“园田半荒芜,村庄多空去,山路无人走,学堂少人读。曾经学生爆满的中学早已撤销,各村小学撤并,四五个行政村才凑成一所百人左右的小学。这盆地里一万多人,都去了哪里?留下来的,可能不到五分之一。”
  清湘之畔烟云散:乡土文化何去何从?
  全州境内书院,有记载的共十所,其中以璜溪书院创立最早,以清湘书院闻名于世。宋元时,知州邓公在凤凰麻市创建明经书院,民国十五年(1926年),官府及士绅将其旧屋作校舍,建麻市小学。明嘉靖九年(1530年),州守黄佐在湘山寺东百家井旁创湘山书院;嘉靖四十年(1561年),知州黄应升创凤坡书院;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州人重建,明末毁于兵灾,州守徐唐亦募捐重建;州人工部侍郎蒋淦在永岁梅潭村建梅潭书院。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州同周大沅在西延建中峰书院;道光二十年(1840年),州同程庆龄建西延书院;道光年间,枧塘白茆屋举人唐开灼私资创湘门书院,捐田租四百多担为书院经费。大埠头湘西书院,始建年代无考,州人进士赵润生曾执教。州城学宫与文庙亦合二为一,并先后建了登科提名碑、尊金阁、名宦乡贤祠等配套建筑物。每月初一、十五,集诸生拜先师孔子遗像后,授《四书》《五经》,有条件的研读《十三经》和《二十一史》 ;习作方面,须学写诏、表、策论、诗、赋等,论文均用八股文体裁。武生还要学马射、步射、技击及《武经》。诸生皆临摹晋、唐名帖,书写整齐美观。光绪二十七年(1901),旨令书院改学堂,书院历史就此结束。
  文化在深层次上是坚韧的,文脉的传承常常又是脆弱的。璜溪书院遗址上现在仅有的物证,是立在荒野的孔子石像碑和旁边的几块记事碑。孔像碑高二点四米,宽一点三七米,碑面阳刻孔子全身立像,像高一点六五米、宽零点六三米;顶端有“先圣遗像”篆字,右边有数行小字,已漫漶不清,左边落款“唐吴道子笔”楷书。碑上人物的头饰、手形、衣袍、广袖等造型线条流畅优美,髯须飘逸,广额长眉,近四十五度的半侧面立像,显出深沉睿智又不失亲和的仁爱风范。马震宇先生在其公众号上撰文:“这种角度既适合表现人物的相貌特征,又没有正面像给观者的那種威严的压力。《论语·子张》记子夏言:‘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这幅画像大约可以体现出这种标准。”“文化大革命”期间,孔像碑被推倒开砸,所幸石像厚实,只砸去右上侧一角(石像其他部位线条尚清晰,唯面相模糊,疑似亦被污损)。据考,孔像碑立于南宋时,且乃“画圣”绘“至圣”,应极具价值。然而这宝贝至今还兀立在荒郊,日渐风化。
  州城边上的清湘书院,现在同样胜迹不存,故址难寻。自北宋柳开至南宋林岜,至明内阁首辅、大才子解缙造访赋诗,至明正德八年(1513年)开封府尹顾璘谪知全州,增置亭宇院堂,兴复柳山,及广西右参议、文学家曹学佺题“柳仲涂书院”额,徐霞客游记称柳山“与睢、岳、嵩、庐四书院共著”,各朝各代官府无不主持复修重建,士绅解囊助捐,乡儒致仕讲学,以兴贤育才为首务。清湘书院不负众望,广植仕林:元朝广东抚使曹横舟,明代刑部尚书舒应龙、殿试探花舒宏志、户部尚书蒋冕、御史曹学程、礼部尚书蒋松屏,清山东巡抚谢赐履、翰林学士著名史学家谢济世、蒋良骐,河道总督蒋启玫,铁面御史赵炳麟……全州人杰皆出清湘。全州文史丛书编著者蒋钦挥先生说:“遗憾的是今天的柳山书院已成陈迹,几年前笔者曾瞻仰此处,只见胜迹乱坟丛丛,荒草没膝,除了顾太守题的‘应泉’二字外,只有石墩数只,听任虫鸣唧唧,风雨潇潇。”也曾有记者“柳山之悲:应泉空自叮咚流,书院难堪炸炮声”的报道,文史工作者“可惜这个好地方,如今成了乱坟岗!”的慨叹。
  璜溪的孔像碑前,有块清嘉庆年间的《邓氏积善垂裕后昆记》的记事碑,其文末尤为动人:“昔宋太师温国公司马光有曰:积金以遗子孙未必子孙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未必子孙能尽读,不如积阴德与冥冥之中以遗子孙之记,正合子之意也。且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将见均辈昆季能敦尚行实积德累仁而世守其先业以发挥先君之潜德幽光,不亦善乎!”
  存国粹,彰先贤,举文化,正是积德积善之大行。
  全州为湘桂走廊上中原与岭南交会之要冲,在楚南桂北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县。虞舜南巡,鸿蒙初开;春秋战国,即有边邑;及秦汉,立郡县,中原之风日渐丰泽。其地东陈都庞,西列越城,北极荆楚,南控百粤,中间湘水曲流,官商百工,络绎不绝;人文胜迹,随处可闻。我尝作梳理,谨列十类:
  一、以湘江战役为代表的红色文化。
  二、以无量寿佛为中心的佛教文化。
  三、以石涛、谢良琦与桂剧、彩调为主的文学戏曲艺术。
  四、以璜溪书院、清湘书院为代表的书院文化。
  五、以燕窝楼、桐荫山庄、风雨桥为主的古建筑文化。
  六、以建安司、洮阳古城、江凹里窑为代表的遗址文化。
  七、以蒋冕、王贻德、谢济世、赵炳麟等名宦为代表的廉政文化。
  八、以天湖、湘山寺等为代表的旅游文化。   九、以醋血鸭、禾花鱼、红油米粉等为代表的饮食文化。
  十、 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文化。
  此十类文化,均有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譬如,湘山寺的佛教文化(不是宗教信仰),不仅包含无量寿佛教化推崇的真善美,还有养生长寿、明辨哲思的文化意义,融释、道、儒为一体。譬如艺术,石涛是明末清初从湘山寺走出去的画僧,他在绘画的创作技艺和艺术理论上,是国内外公认的开一代先风之气的艺术大师,且诗书画皆擅,享有很高的世界声誉。而“铁面御史”谢济世、赵炳麟与万历帝赐“天下清官第一”匾额的王贻德等一批乡贤,他们当朝为官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精神,在当前尤其有现实意义。
  如何留住乡土乡愁,讲好全州故事,提亮“文化名片”?鄙人姑妄言之,且拟“四个结合”的建议:一是结合在建中的文化公园和政协文史馆,大力发掘历代乡贤骄子和过往文化名人,搜集整理文獻资料和动人故事,通过文字、图片、影像视频等,多渠道展示地方文化精华;二是结合初步成型的思源民俗博物馆,保护桂北民居及古村、古桥、石(木)刻等具有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加大修缮力度,鼓励和支持民间力量,保护性建设古民居,适度开发利用;三是结合湘山寺的历史,拟好发展规划,追溯无量寿佛、石霜、石涛等名僧的传奇身世及文化价值,突出寿佛的求真向善、养生长寿文化,突出石涛这位世界级艺术家的人文和艺术魅力,聘学者设专题讲座、编辑文化丛书等;四是结合湘山文化主题活动,设立“××文化奖”,每两到三年评一次奖,扶持、表彰全州籍作者及在全州工作的人士创作的文学、美术、书法、摄影、音乐、戏曲等优秀原创作品,深入推进当代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
  欣慰的是,当下也不乏有心人走村访乡,探古拾珠,如整理前贤古籍轶作的蒋钦挥先生,修复古民居、再现传统建筑艺术的唐以金老人。他们凭一己之力,撑起家乡文化历史的一角天空,特别的湛蓝,特别地绚烂。湘江静流,清波中映见芳草秀木,也映见甘心付出的乡贤的背影。
  在柳宗元、黄庭坚、范成大、刘克庄等历代名人迁客过全州留下的诗作中,颇能引我感怀的,是元代江南人陆垕题柳山的五律:
  何年柳使君,开此读书林?
  天地三江远,烟云一径深。
  高山仰圣道,流水净人心。
  伊昔从游乐,遗风尚可寻。
  从澄碧璜溪到悠悠清湘,从洮阳旧郡到全州新城,乡土文化何可寻?亟待各方人士,且行且珍惜。
  责任编辑 韦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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