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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巴塞尔协议Ⅲ在银行资本构成、资产质量、资本充足率以及其他流动性指标方面都大幅提升了监管要求,从协议的内容看,它绝对可以被称为近30年来全球银行业在监管方面进行的规模最大的改革。这意味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过后,全球银行业的监管迎来了新时代。其最大特征正是银行业监管核心价值观的转变,安全性远远超越了盈利性。然而,无论是在危机时刻还是在经济繁荣阶段,一味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否能真正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健与有效,是否能顺应经济有序运行,这些问题不得不令人深思。
资本充足不等于银行稳健
根据协议,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同时,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反周期缓冲”。事实证明,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对银行业建立稳健安全的体系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此,巴塞尔协议Ⅲ也是出于加强这一作用而迅速达成的。然而,只盯住巴塞尔协议,只有资本充足,对于一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健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不高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协议寄希望于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再次提高资本充足率下限,以此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并增强金融机构应对损失的能力。这一措施的默认前提是,银行拥有越多的优良资本即一级资本,银行就越安全。从本质上说,资本金代表银行的偿付能力,巴塞尔协议从Ⅰ到Ⅲ都是不断提高对银行偿付能力的要求,然而,无论一级资本金比率提升到多高,其实都不能从根本上防止银行破产倒闭。
一家拥有一级资本的大型银行持续进行信贷投放,但贷款通常为长期,且难以快速流动或回收。同时,银行为追逐利润回报,其现金余额降到微乎其微。直到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突发挤兑现象,只能转向政府紧急求助流动资金。大型银行虽手握一级资本,拥有大量股东份额,但是现金资产却严重匮乏。政府部门往往只能开动印钞机,助其应对突发的流动性困境。
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金作为偿付能力的代表,它虽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但当银行面临危机时,真正可以挽救银行的却是流动性而并非偿付能力。这里的流动性主要是指现金或能够快速变现的其他资产。在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商业银行曾经有最低现金比例要求,一般大约在10%左右,有了巴塞尔协议之后,不再有类似的现金比例要求。巴塞尔协议Ⅰ和Ⅱ的定义中几乎没有提到流动性问题,或者默认偿付能力就等同于流动性(实际上根本不等于)。从这个层面说,巴塞尔协议的一级资本金要求与银行的风险状况并不直接相关。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大型银行过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明显弊端,因此,为了降低商业银行对短期市场流动性的依赖,新协议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用于考核短期和中长期的流动性。这两个新指标在增加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也加大了被监管者的成本,并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有显著影响。巴塞尔协议Ⅲ尽管提到了流动性风险,但仍然存在资本充足与流动性之间的模糊界定区域。
此外,金融危机还暴露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积聚问题,资本缓冲的新规定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投机性合约等金融衍生工具。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其交易所导致的风险也并非严格的资本监管能解决。反倒是,每一次监管加强,都会引致市场上出现更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监管。
杠杆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杠杆率是监管机构引入的对资本充足率的一个重要补充指标。不能否认,“过度杠杆化”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一大根本原因。新协议为银行体系确定了杠杆率的底线,其目的就是作为风险资本比例的补充,防止金融产品模型错误导致的风险,约束商业银行业务规模过度扩张。
从功能角度说,银行想要的是更高的杠杆率,而巴塞尔协议Ⅲ反其道行之,试图要降低其杠杆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巴塞尔委员会将资本金比率提到多高,杠杆率降到多低,都无法阻止银行规避监管,因为金融机构的许多“杠杆”通常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表外业务操作,所以金融机构总有办法增加杠杆率。然而,在新协议要求表内业务资本金比率有所提升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提高杠杆率了。
银行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资产负债业务重新调整。对于银行来说,新协议要求银行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业务范围。银行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信贷需求方能得到的贷款额也会相应减少。这对于严重依赖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的业务模式而言,比如我国银行业,将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严格的资本计提要求和杠杆率要求,将会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这可能促进我国银行业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转变,尤其是扩大表外业务领域。
融资成本上升。由于核心资本的比例提升,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昂的资本成本。银行将更多地通过扩大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比如,我国银行的普通股年度成本约在10%〜13%,远远高于发行次级债的成本。
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和方式均受到挑战。由于新协议使得许多国际性银行面临急迫的融资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为了监管达标,全球银行业需要从不同途径融资。为了保证资本补充的持续性,银行内源融资方式仍是首选,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减少银行的股息派放,由此带来的股东回报水平也会明显降低。但是,银行在股东要求持续盈利的压力下,会另寻他路,比如开发更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绕开法规、谋求利润。但银行业高额利润率的时代是否由此宣告结束,还有待时间考证。
对实体经济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新协议的立意在于,将金融业从风险急剧的虚拟世界拉回实体经济的正常轨道。实际上,这一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先从该行业本身而言,银行业的前景预期受到影响。尽管新协议出于长期的行业稳健考虑要求增加资本金,但对目前仍然深陷泥潭的欧美银行来说,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资产质量的其他指标,要立即达到新协议的要求,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未来几年内,全球银行业需要从不同途径融资高达上千亿美元。其中欧洲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比如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困境。基于此,新协议规定了长达8年的过渡期,从而给全球银行业提升自身的安全级别提供了足够的转型期。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尚未完成对巴塞尔Ⅱ的实施,大部分国家将会从2015年才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从上述银行业盈利前景看,为了保证资本补充的持续性,银行将扩大利润留存,股东的盈利水平预期有所下降,从而会影响银行業的股东和债权人对银行业的投资意愿,这可能会使市场调低对银行业未来几年发展前景的预期。
再从一国的宏观经济层面看,过度的银行监管将很大程度上抑制信贷投放,由此可能使经济复苏受阻或者使经济回暖的成果再次流失。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资本留存缓冲和反周期缓冲资本金把银行一级资本金比率总要求提升到7%。如果新协议要求的这部分额外储备资金中一部分原本是用作信贷资金的话,那么就会由于抑制信贷投放而直接影响到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所以新协议需要几年时间之后才来开始推行,否则,欧美国家的经济恢复,就很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固然,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可以综合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维持经济增长。但必须承认,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协调好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项指标,顾此失彼都难以取得银行稳健的结果。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
资本充足不等于银行稳健
根据协议,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当前的2%提升至4.5%。一级资本金比率将从4%提升至6%,同时,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反周期缓冲”。事实证明,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对银行业建立稳健安全的体系的确发挥了积极作用,基于此,巴塞尔协议Ⅲ也是出于加强这一作用而迅速达成的。然而,只盯住巴塞尔协议,只有资本充足,对于一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健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业界已基本达成共识,认为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不高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协议寄希望于通过要求金融机构再次提高资本充足率下限,以此抑制金融机构的过度投机行为,并增强金融机构应对损失的能力。这一措施的默认前提是,银行拥有越多的优良资本即一级资本,银行就越安全。从本质上说,资本金代表银行的偿付能力,巴塞尔协议从Ⅰ到Ⅲ都是不断提高对银行偿付能力的要求,然而,无论一级资本金比率提升到多高,其实都不能从根本上防止银行破产倒闭。
一家拥有一级资本的大型银行持续进行信贷投放,但贷款通常为长期,且难以快速流动或回收。同时,银行为追逐利润回报,其现金余额降到微乎其微。直到金融危机爆发,银行突发挤兑现象,只能转向政府紧急求助流动资金。大型银行虽手握一级资本,拥有大量股东份额,但是现金资产却严重匮乏。政府部门往往只能开动印钞机,助其应对突发的流动性困境。
问题的症结在于,资本金作为偿付能力的代表,它虽然可以起到缓冲作用,但当银行面临危机时,真正可以挽救银行的却是流动性而并非偿付能力。这里的流动性主要是指现金或能够快速变现的其他资产。在历史上的黄金年代,商业银行曾经有最低现金比例要求,一般大约在10%左右,有了巴塞尔协议之后,不再有类似的现金比例要求。巴塞尔协议Ⅰ和Ⅱ的定义中几乎没有提到流动性问题,或者默认偿付能力就等同于流动性(实际上根本不等于)。从这个层面说,巴塞尔协议的一级资本金要求与银行的风险状况并不直接相关。
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大型银行过度依赖资本市场的明显弊端,因此,为了降低商业银行对短期市场流动性的依赖,新协议引入了流动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两个指标,用于考核短期和中长期的流动性。这两个新指标在增加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同时,也加大了被监管者的成本,并对银行资产负债结构有显著影响。巴塞尔协议Ⅲ尽管提到了流动性风险,但仍然存在资本充足与流动性之间的模糊界定区域。
此外,金融危机还暴露了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积聚问题,资本缓冲的新规定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投机性合约等金融衍生工具。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其交易所导致的风险也并非严格的资本监管能解决。反倒是,每一次监管加强,都会引致市场上出现更多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监管。
杠杆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杠杆率是监管机构引入的对资本充足率的一个重要补充指标。不能否认,“过度杠杆化”是造成本次金融危机的一大根本原因。新协议为银行体系确定了杠杆率的底线,其目的就是作为风险资本比例的补充,防止金融产品模型错误导致的风险,约束商业银行业务规模过度扩张。
从功能角度说,银行想要的是更高的杠杆率,而巴塞尔协议Ⅲ反其道行之,试图要降低其杠杆率。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巴塞尔委员会将资本金比率提到多高,杠杆率降到多低,都无法阻止银行规避监管,因为金融机构的许多“杠杆”通常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其主要途径就是通过表外业务操作,所以金融机构总有办法增加杠杆率。然而,在新协议要求表内业务资本金比率有所提升的前提下,金融机构至少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提高杠杆率了。
银行业经营方式的转变
资产负债业务重新调整。对于银行来说,新协议要求银行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业务范围。银行必须提高储备资金以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信贷需求方能得到的贷款额也会相应减少。这对于严重依赖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的业务模式而言,比如我国银行业,将会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严格的资本计提要求和杠杆率要求,将会抑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冲动。这可能促进我国银行业从传统的信贷业务向多元化的经营方式转变,尤其是扩大表外业务领域。
融资成本上升。由于核心资本的比例提升,普通股在监管资本中的主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商业银行将面临更高昂的资本成本。银行将更多地通过扩大发行股票的方式筹集资本。比如,我国银行的普通股年度成本约在10%〜13%,远远高于发行次级债的成本。
银行业的盈利水平和方式均受到挑战。由于新协议使得许多国际性银行面临急迫的融资问题,在未来几年内,为了监管达标,全球银行业需要从不同途径融资。为了保证资本补充的持续性,银行内源融资方式仍是首选,这将在一段时间内减少银行的股息派放,由此带来的股东回报水平也会明显降低。但是,银行在股东要求持续盈利的压力下,会另寻他路,比如开发更复杂的金融创新工具绕开法规、谋求利润。但银行业高额利润率的时代是否由此宣告结束,还有待时间考证。
对实体经济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
新协议的立意在于,将金融业从风险急剧的虚拟世界拉回实体经济的正常轨道。实际上,这一目标难以顺利实现。
先从该行业本身而言,银行业的前景预期受到影响。尽管新协议出于长期的行业稳健考虑要求增加资本金,但对目前仍然深陷泥潭的欧美银行来说,无论是资本充足率,还是资产质量的其他指标,要立即达到新协议的要求,都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未来几年内,全球银行业需要从不同途径融资高达上千亿美元。其中欧洲银行业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比如德意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爱尔兰银行和奥地利第一储蓄银行都将陷入资本充足率不能满足新规定的困境。基于此,新协议规定了长达8年的过渡期,从而给全球银行业提升自身的安全级别提供了足够的转型期。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银行尚未完成对巴塞尔Ⅱ的实施,大部分国家将会从2015年才开始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从上述银行业盈利前景看,为了保证资本补充的持续性,银行将扩大利润留存,股东的盈利水平预期有所下降,从而会影响银行業的股东和债权人对银行业的投资意愿,这可能会使市场调低对银行业未来几年发展前景的预期。
再从一国的宏观经济层面看,过度的银行监管将很大程度上抑制信贷投放,由此可能使经济复苏受阻或者使经济回暖的成果再次流失。作为一种监管手段,资本留存缓冲和反周期缓冲资本金把银行一级资本金比率总要求提升到7%。如果新协议要求的这部分额外储备资金中一部分原本是用作信贷资金的话,那么就会由于抑制信贷投放而直接影响到许多国家的经济复苏。所以新协议需要几年时间之后才来开始推行,否则,欧美国家的经济恢复,就很有可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固然,更严格的资本金定义、更高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以及引进的新资本缓冲,可以综合确保银行能更好地承受经济与金融压力,维持经济增长。但必须承认,银行业经营管理的基本原则是协调好盈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项指标,顾此失彼都难以取得银行稳健的结果。
(作者单位: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