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小说发表到电影改编上映已经过去20年。这部作品被认为是一部反映了大时代变迁的史诗，而对于小说争论和电影改编曲折的20年似乎也反射了一个新时代转型期的精神挣扎。
作为当代中国最历尽周折的小说之一，《白鹿原》衍生出一部更加历尽周折的电影似乎在预料之中。
二十年来，不可开交的争论似乎在《白鹿原》里缭绕不去。这部气局堂堂的作品从一出生便路途艰辛：小说删改后才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影视改编迟迟不批，获准拍摄后又数次易主，一波三折。
而好容易拍摄完毕，初剪版本还得到了李银河、洪晃、崔永元、崔健等众多文化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这部无政党冲突、情欲场面拍摄得体、相比原著已经柔和很多的情节剧，却还是接连遭遇政治考量、资本运作和市场发行的夹击，最终以一个受到删减、戛然而止、欲说还休的结尾登上了大银幕。
“我看了三个半小时的版本，还是很不错的，”小说原作者陈忠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后来缩减到两个多小时，就有点缺憾了。删掉太多了。”
即便如此，陈忠实还是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乐观。“这个事情不是太顺利。……好在我还活着，还能看得见，”陈忠实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得非同小可。”
删节后获奖
1992年春，陈忠实小心翼翼地把一叠厚厚的手稿交给两个路过西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给他们的是正式稿，“表示对人家的尊重”，自己则留了一份托朋友从政府机关里复印出来的复印稿。
“我害怕弄丢，”他回忆说，“防万一。”这部原来叫作《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小说，从构思到写作完成，花去他整整7年时间。动笔前，陈忠实就发愤，要让这本书在他将来离开人世时，可以随他躺在棺材里当枕头。
编辑们离开西安后，陈忠实在家里等消息，忐忑不已。其实他几个月前就写完了小说，这几个月里，除了对小说进行修改、润色，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之前风气比较紧”。
写作时陈忠实就意识到了这个作品的敏感性。小说从大清覆国、军阀混战一直写到国共内战，各色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下动荡。其中涉及意识形态和一些性描写，在当时看来颇为出格。一直到邓小平要南巡的消息传出，陈忠实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了电话，他觉得这时“改革的步子会更大一些”。
二十天后，两个编辑的回信终于寄到陕西。他们在火车上看了一路，对小说“相当肯定，而且评价很高，我一下就……”陈忠实轻轻拍拍胸口，“放心多了”。
彼时，1980年代的文学热和思想热在那个十年尚存余热，日后的商业大潮尚未开始，那些被“二渠道”书商推动的商业写作还不见踪影，作家和读者被悬挂在一个尴尬的缝隙中等待。陈忠实也抱着自己的《白鹿原》处于等待之中，日后他将与发表《废都》的贾平凹一起被媒体当做“文学陕军东征”的头领，而被一起提及的除了地域特色，还有他们作品中有些肆意的性描写。只不过，当时，陈忠实不会意识到这些，他能知道的是自己的作品需要删改。
在对性描写进行一些删节后，小说先刊发在《当代》杂志1992年6期和1993年1期上，删了两章，大概四五万字，编辑部的意见是“不能因小失大”。不过，陈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拿掉那两章是因为“量太大，容纳不下”。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部小说的分量，评论界认为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读者的反应也强烈得出乎意料。1993年6月，《白鹿原》便推出单行本，在文学低迷的背景下，小说首版首印一万四千多册，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进行小说连播后，引发了读者的购书热潮，出版方只好连续加印三次。
小说同时也因“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发了争议。1997年5月，《白鹿原》在天津评选的“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中落选，又在“国家图书奖”评选中败北。
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启动，《白鹿原》以全票的成绩通过初选。两年后的总评选中，老评论家陈涌极力支持这部小说，并强调其倾向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作家很热情地歌颂了革命，只不过不是那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这番话为《白鹿原》争取了票数。但陈忠实还是针对评委会的两条意见——朱先生“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删节——做了大约两三千字的调整和删改。如此“略加修订”的《白鹿原》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由此也创造了茅盾文学奖评奖历史上修订本作品获奖的先例。
“屡立屡败”
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有了拍摄这个题材的念头。前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从美国给陈忠实递来希望购买改编权的消息。
接着找上陈忠实的还有谢晋，“当时找来要改编版权的二十家都不止，但都没有拍成，”陈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没获得批准。”据他在一次采访中透露，《白鹿原》出版后，一条内部处理意见是：只许继续印刷，不准搞影视，不准批评，不准说好或者不好。
1997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电影拍摄的传闻又起，但直到2000年，版权归属和导演问题还是没能确定。
2003年，西安电影集团与陈忠实签订了终身买断电影版权的协议，并且终于在2004年拿到了准拍证。王全安在编剧芦苇的大力推荐下成为导演人选，“他们看到我的第二部电影《惊蛰》，认为陕西气息和质感把握得比较好，”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全安随即向西安电影集团提了两种创作想法：一是全部采用原生态业余演员出演，做一种“更尖锐的表达”。他过去大量使用业余演员，对掌控这样的演员比较有把握，“一群陕西农民的质感，和他们强烈的爆发力所制造出来的戏剧性，会比靠化妆的那种演员要好。”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是根据资方要求，采用全明星阵容；但不是说谁红谁来，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明星”。他当时钦点了几个演员，比如张艺谋演白嘉轩——他认为张艺谋的气质很坚韧，遇事不太张扬；陈忠实可以演白嘉轩他爹；陕西人顾长卫、张朝阳也都在构想之列。“我觉得他们本身其实也有明星的效果，但他们的气质是典型的陕西气质，可以有创造性地准确使用。”王全安回忆。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创作剧本，“立项是很困难的，屡立屡败，”王全安说。最早介入这个项目、创作过剧本《霸王别姬》《活着》等名作的芦苇为电影又做了一稿《白鹿原》剧本，但没能通过。
“我当时对《白鹿原》还是有很多构想的，就自己写了一个剧本，”王全安回忆。他记得那时脖子有点落枕，就一直歪着头坐在电脑前面敲字，“泄愤一样‘哗’地写下来”，居然16天就写完了。
这个剧本随后竟然通过了审查，“原来我们想的时候处处是禁忌，反而通不过。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些事，一下子通过了。”王全安说。
当时，就连女主演都已经确定为余男，不想又生变数。媒体报道，资方与王全安因剧本改编产生分歧而导致项目搁浅。而据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那时感到项目的运作不顺畅，便找到当时的监制黄建新“把脉”，发现原因是资方“没钱了”。
“为什么他们要找明星来演?找明星就是要融资，”王全安回忆，当时资方甚至提议让韩国演员加入，“我就明白了。我说这个戏你们要唱就让别人来唱，我就算了。咱别在这撑着了。”当天下午，他便解散了剧组。
几乎与此同时，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郭达、宋丹丹等主演的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开始排演。林兆华甚至从陕西请来14位秦腔演员和12位老腔演员充当群众演员，成为一大亮点。
电影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王全安与资方分道扬镳后，西影集团把《白鹿原》卖给了北京一家公司，芦苇的剧本一稿稿地出，最后竟然写到了第七稿。为了寻找导演人选，芦苇曾找过陈凯歌，但后者时间无法协调；还找到过张艺谋，刚有了点眉目，张艺谋却又接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任务；甚至芦苇自己也一度成为影片导演的接班人。即便如此，《白鹿原》还是很快没了下文，再一次搁置下来。
重掌《白鹿原》
2010年，《白鹿原》项目又回到了西影集团手中。4月，西影集团拿到了广电总局电影局下发的“关于故事片《白鹿原》延期拍摄的批复”，将拍摄有效期截至2011年2月，而凭借自己新组建的光影先锋公司成为投资方，王全安重拾《白鹿原》。
此时，王全安刚好结束了《团圆》的制作，又萌发出拍摄《白》的强烈愿望。“《团圆》在柏林时，我在领奖台上真就想了一下《白鹿原》那个事，觉得很温暖，我偏爱的那种剧打开了的感觉，”他说，“就觉得可以做这电影。”
他找到的投资伙伴是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小可。张小可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影视投资制作，但对《白鹿原》所展示的陕西文化很有热情，“静下心来，你可以用几天时间把这本小说读完，但我们用了十多年才有机会把它搬上银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前后后那么多年，是什么概念?都快到两个抗战的时间了。”两个月后，张小可决定投资，成为《白鹿原》四个投资方中资金投入最大的一个。
另一方面，《白鹿原》的拍摄得到了中共西安市委的关注和重视。甚至，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2012年确定重点宣传的两部电影，一部是《钱学森》，一部就是《白鹿原》。
得到资金和政策支持后，王全安着手建组拍摄。他选择的剧本还是自己16天写出并过审的那一稿，“我看当时的东西还觉得挺好，就拿着这个开始拍了，我有一些新的感受，”他说，“实际上只能用它，它是通过的。”
这个剧本跟芦苇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关联。“芦苇看过了，也觉得是这样，”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最后的影片字幕上，导演、编剧只署了王全安的名字。
与此同时，影片预算也从7000多万涨到了1亿——为了在批准日期内拍摄完成，他们先是在陕西反季节种植三百亩麦田，后来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买下了几百亩麦田备用。由于外景效果，王全安最后选择前往呼伦贝尔，于是整个剧组300多号人、近百辆车浩浩荡荡前往内蒙古，一直拍到冬天。有人计算，他们的日常消耗大概需要每天30万元。
此外，剧组还决定搭建一个永久的白鹿原影视基地，作为永久的景点。而白鹿原原址的建设设计滞后，赶不上电影的拍摄，他们干脆买下了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经迁走的村子，再把邻村的一些建筑物买下来，挪过去参加拍摄。
“最难审的片子”
电影《白鹿原》一共拍了140多场戏，但王全安第一次粗剪后，片长竟然达到了5个多小时。他把《白鹿原》当作一个契机，“这种机会不多，我愿意做得很丰盈。”
2011年8月，王全安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想法，把影片剪到了220分钟。这也是他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版本。
影片在不失节奏感的长镜头中缓缓展开，一些文化界人士纷纷给予溢美之辞。崔健评价它“既能保持锐度又让我们的环境包括电影局能够接受”，李银河则称赞电影“史诗般的恢宏”。就连陈忠实观影后，也认为“超出了我的想象，作品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表现出来了”。
表面上看，此时的《白鹿原》无限风光，人们对它在柏林电影节的表现寄予厚望。
可电影接下来又开始杳无声息。事实上，它的审查时间足有半年多，有媒体说总制片人张小可跑了20多趟电影局，“我没跑那么多，但是我们的人为这事跑了何止20次?远远超过。”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王全安形容，电影局也觉得“这是最难审的片子”。“它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片，属于重大题材，关注的层级高，关注的人多，”张小可说，“你想这部书出来都辗转了这么多年。”
张小可完全没想到会等那么长时间。一开始他们一直等着，后来只好不停去催。“上上下下都想让这部片子成为一个好片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跟电影局是达成共识的，只是他们有内部的管理要求，”他说，“当然他们希望的角度和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是行政管理审查部门，和我们投资方或普通观众是有区别的。”
随后，人们发现《白鹿原》在柏林的放映版本仅为160分钟。“公演之前电影局最后的意见是希望那样一个长度，那样一种方式去讲故事，我们也接受了。”张小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删减后的影片结尾显得有点唐突：鹿子霖疯了，日军飞机扔下炸弹，白鹿村戏台被炸毁，只有牌坊还孤零零伫立在麦田。而白孝文、黑娃等人物的下落尚未交待。影片最后只获得柏林电影节摄影银熊奖。
3月8日，《白鹿原》终于过审，公映版本时长为156分钟。这一时长的确定，除了审查原因，还有发行方面的考虑。“当然电影的审查也不是特别强调片长，后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长度较之三个小时的更安全一点，”张小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分成上下集其实比较尴尬，观众不会像《赤壁》那样等三个月(看下集)。所以从发行方来讲，从对市场的认知讲，现在这个片长可能更科学。”
即便如此，删剪后的《白鹿原》仍然超过了145分钟的《金陵十三钗》，成为近年来最长的中国电影。这部折腾了十余年的电影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向了中国的大银幕。
作为当代中国最历尽周折的小说之一，《白鹿原》衍生出一部更加历尽周折的电影似乎在预料之中。
二十年来，不可开交的争论似乎在《白鹿原》里缭绕不去。这部气局堂堂的作品从一出生便路途艰辛：小说删改后才终于获得茅盾文学奖，影视改编迟迟不批，获准拍摄后又数次易主，一波三折。
而好容易拍摄完毕，初剪版本还得到了李银河、洪晃、崔永元、崔健等众多文化界人士的交口称赞，这部无政党冲突、情欲场面拍摄得体、相比原著已经柔和很多的情节剧，却还是接连遭遇政治考量、资本运作和市场发行的夹击，最终以一个受到删减、戛然而止、欲说还休的结尾登上了大银幕。
“我看了三个半小时的版本，还是很不错的，”小说原作者陈忠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到后来缩减到两个多小时，就有点缺憾了。删掉太多了。”
即便如此，陈忠实还是保持某种程度上的乐观。“这个事情不是太顺利。……好在我还活着，还能看得见，”陈忠实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得非同小可。”
删节后获奖
1992年春，陈忠实小心翼翼地把一叠厚厚的手稿交给两个路过西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给他们的是正式稿，“表示对人家的尊重”，自己则留了一份托朋友从政府机关里复印出来的复印稿。
“我害怕弄丢，”他回忆说，“防万一。”这部原来叫作《古原》、后来定名为《白鹿原》的小说，从构思到写作完成，花去他整整7年时间。动笔前，陈忠实就发愤，要让这本书在他将来离开人世时，可以随他躺在棺材里当枕头。
编辑们离开西安后，陈忠实在家里等消息，忐忑不已。其实他几个月前就写完了小说，这几个月里，除了对小说进行修改、润色，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之前风气比较紧”。
写作时陈忠实就意识到了这个作品的敏感性。小说从大清覆国、军阀混战一直写到国共内战，各色人物的命运在大时代下动荡。其中涉及意识形态和一些性描写，在当时看来颇为出格。一直到邓小平要南巡的消息传出，陈忠实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打了电话，他觉得这时“改革的步子会更大一些”。
二十天后，两个编辑的回信终于寄到陕西。他们在火车上看了一路，对小说“相当肯定，而且评价很高，我一下就……”陈忠实轻轻拍拍胸口，“放心多了”。
彼时，1980年代的文学热和思想热在那个十年尚存余热，日后的商业大潮尚未开始，那些被“二渠道”书商推动的商业写作还不见踪影，作家和读者被悬挂在一个尴尬的缝隙中等待。陈忠实也抱着自己的《白鹿原》处于等待之中，日后他将与发表《废都》的贾平凹一起被媒体当做“文学陕军东征”的头领，而被一起提及的除了地域特色，还有他们作品中有些肆意的性描写。只不过，当时，陈忠实不会意识到这些，他能知道的是自己的作品需要删改。
在对性描写进行一些删节后，小说先刊发在《当代》杂志1992年6期和1993年1期上，删了两章，大概四五万字，编辑部的意见是“不能因小失大”。不过，陈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拿掉那两章是因为“量太大，容纳不下”。
但明眼人都能看出这部小说的分量，评论界认为它是一部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读者的反应也强烈得出乎意料。1993年6月，《白鹿原》便推出单行本，在文学低迷的背景下，小说首版首印一万四千多册，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进行小说连播后，引发了读者的购书热潮，出版方只好连续加印三次。
小说同时也因“意识形态倾向与情欲方面的大胆描述”引发了争议。1997年5月，《白鹿原》在天津评选的“八五”(1991-1995)优秀长篇小说出版奖中落选，又在“国家图书奖”评选中败北。
1995年，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启动，《白鹿原》以全票的成绩通过初选。两年后的总评选中，老评论家陈涌极力支持这部小说，并强调其倾向性不存在任何问题，作家很热情地歌颂了革命，只不过不是那种简单化的处理方式。
这番话为《白鹿原》争取了票数。但陈忠实还是针对评委会的两条意见——朱先生“翻鏊子”的说法容易误导读者；比较直露的性描写应当删节——做了大约两三千字的调整和删改。如此“略加修订”的《白鹿原》最终获得茅盾文学奖，由此也创造了茅盾文学奖评奖历史上修订本作品获奖的先例。
“屡立屡败”
1993年，《白鹿原》小说出版后，西安电影制片厂便有了拍摄这个题材的念头。前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从美国给陈忠实递来希望购买改编权的消息。
接着找上陈忠实的还有谢晋，“当时找来要改编版权的二十家都不止，但都没有拍成，”陈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没获得批准。”据他在一次采访中透露，《白鹿原》出版后，一条内部处理意见是：只许继续印刷，不准搞影视，不准批评，不准说好或者不好。
1997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电影拍摄的传闻又起，但直到2000年，版权归属和导演问题还是没能确定。
2003年，西安电影集团与陈忠实签订了终身买断电影版权的协议，并且终于在2004年拿到了准拍证。王全安在编剧芦苇的大力推荐下成为导演人选，“他们看到我的第二部电影《惊蛰》，认为陕西气息和质感把握得比较好，”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全安随即向西安电影集团提了两种创作想法：一是全部采用原生态业余演员出演，做一种“更尖锐的表达”。他过去大量使用业余演员，对掌控这样的演员比较有把握，“一群陕西农民的质感，和他们强烈的爆发力所制造出来的戏剧性，会比靠化妆的那种演员要好。”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二是根据资方要求，采用全明星阵容；但不是说谁红谁来，而是“有针对性地使用明星”。他当时钦点了几个演员，比如张艺谋演白嘉轩——他认为张艺谋的气质很坚韧，遇事不太张扬；陈忠实可以演白嘉轩他爹；陕西人顾长卫、张朝阳也都在构想之列。“我觉得他们本身其实也有明星的效果，但他们的气质是典型的陕西气质，可以有创造性地准确使用。”王全安回忆。 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创作剧本，“立项是很困难的，屡立屡败，”王全安说。最早介入这个项目、创作过剧本《霸王别姬》《活着》等名作的芦苇为电影又做了一稿《白鹿原》剧本，但没能通过。
“我当时对《白鹿原》还是有很多构想的，就自己写了一个剧本，”王全安回忆。他记得那时脖子有点落枕，就一直歪着头坐在电脑前面敲字，“泄愤一样‘哗’地写下来”，居然16天就写完了。
这个剧本随后竟然通过了审查，“原来我们想的时候处处是禁忌，反而通不过。我写的时候根本没想那些事，一下子通过了。”王全安说。
当时，就连女主演都已经确定为余男，不想又生变数。媒体报道，资方与王全安因剧本改编产生分歧而导致项目搁浅。而据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那时感到项目的运作不顺畅，便找到当时的监制黄建新“把脉”，发现原因是资方“没钱了”。
“为什么他们要找明星来演?找明星就是要融资，”王全安回忆，当时资方甚至提议让韩国演员加入，“我就明白了。我说这个戏你们要唱就让别人来唱，我就算了。咱别在这撑着了。”当天下午，他便解散了剧组。
几乎与此同时，由林兆华导演，濮存昕、郭达、宋丹丹等主演的北京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开始排演。林兆华甚至从陕西请来14位秦腔演员和12位老腔演员充当群众演员，成为一大亮点。
电影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王全安与资方分道扬镳后，西影集团把《白鹿原》卖给了北京一家公司，芦苇的剧本一稿稿地出，最后竟然写到了第七稿。为了寻找导演人选，芦苇曾找过陈凯歌，但后者时间无法协调；还找到过张艺谋，刚有了点眉目，张艺谋却又接下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的任务；甚至芦苇自己也一度成为影片导演的接班人。即便如此，《白鹿原》还是很快没了下文，再一次搁置下来。
重掌《白鹿原》
2010年，《白鹿原》项目又回到了西影集团手中。4月，西影集团拿到了广电总局电影局下发的“关于故事片《白鹿原》延期拍摄的批复”，将拍摄有效期截至2011年2月，而凭借自己新组建的光影先锋公司成为投资方，王全安重拾《白鹿原》。
此时，王全安刚好结束了《团圆》的制作，又萌发出拍摄《白》的强烈愿望。“《团圆》在柏林时，我在领奖台上真就想了一下《白鹿原》那个事，觉得很温暖，我偏爱的那种剧打开了的感觉，”他说，“就觉得可以做这电影。”
他找到的投资伙伴是陕西旅游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小可。张小可此前并没有接触过影视投资制作，但对《白鹿原》所展示的陕西文化很有热情，“静下心来，你可以用几天时间把这本小说读完，但我们用了十多年才有机会把它搬上银幕，”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前后后那么多年，是什么概念?都快到两个抗战的时间了。”两个月后，张小可决定投资，成为《白鹿原》四个投资方中资金投入最大的一个。
另一方面，《白鹿原》的拍摄得到了中共西安市委的关注和重视。甚至，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2012年确定重点宣传的两部电影，一部是《钱学森》，一部就是《白鹿原》。
得到资金和政策支持后，王全安着手建组拍摄。他选择的剧本还是自己16天写出并过审的那一稿，“我看当时的东西还觉得挺好，就拿着这个开始拍了，我有一些新的感受，”他说，“实际上只能用它，它是通过的。”
这个剧本跟芦苇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关联。“芦苇看过了，也觉得是这样，”王全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最后的影片字幕上，导演、编剧只署了王全安的名字。
与此同时，影片预算也从7000多万涨到了1亿——为了在批准日期内拍摄完成，他们先是在陕西反季节种植三百亩麦田，后来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买下了几百亩麦田备用。由于外景效果，王全安最后选择前往呼伦贝尔，于是整个剧组300多号人、近百辆车浩浩荡荡前往内蒙古，一直拍到冬天。有人计算，他们的日常消耗大概需要每天30万元。
此外，剧组还决定搭建一个永久的白鹿原影视基地，作为永久的景点。而白鹿原原址的建设设计滞后，赶不上电影的拍摄，他们干脆买下了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经迁走的村子，再把邻村的一些建筑物买下来，挪过去参加拍摄。
“最难审的片子”
电影《白鹿原》一共拍了140多场戏，但王全安第一次粗剪后，片长竟然达到了5个多小时。他把《白鹿原》当作一个契机，“这种机会不多，我愿意做得很丰盈。”
2011年8月，王全安最大程度地保持了自己的想法，把影片剪到了220分钟。这也是他认为最理想的一个版本。
影片在不失节奏感的长镜头中缓缓展开，一些文化界人士纷纷给予溢美之辞。崔健评价它“既能保持锐度又让我们的环境包括电影局能够接受”，李银河则称赞电影“史诗般的恢宏”。就连陈忠实观影后，也认为“超出了我的想象，作品的主要思想和精神都表现出来了”。
表面上看，此时的《白鹿原》无限风光，人们对它在柏林电影节的表现寄予厚望。
可电影接下来又开始杳无声息。事实上，它的审查时间足有半年多，有媒体说总制片人张小可跑了20多趟电影局，“我没跑那么多，但是我们的人为这事跑了何止20次?远远超过。”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据王全安形容，电影局也觉得“这是最难审的片子”。“它不同于一般的商业片，属于重大题材，关注的层级高，关注的人多，”张小可说，“你想这部书出来都辗转了这么多年。”
张小可完全没想到会等那么长时间。一开始他们一直等着，后来只好不停去催。“上上下下都想让这部片子成为一个好片子，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跟电影局是达成共识的，只是他们有内部的管理要求，”他说，“当然他们希望的角度和我们还是有差异的，他们是行政管理审查部门，和我们投资方或普通观众是有区别的。”
随后，人们发现《白鹿原》在柏林的放映版本仅为160分钟。“公演之前电影局最后的意见是希望那样一个长度，那样一种方式去讲故事，我们也接受了。”张小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删减后的影片结尾显得有点唐突：鹿子霖疯了，日军飞机扔下炸弹，白鹿村戏台被炸毁，只有牌坊还孤零零伫立在麦田。而白孝文、黑娃等人物的下落尚未交待。影片最后只获得柏林电影节摄影银熊奖。
3月8日，《白鹿原》终于过审，公映版本时长为156分钟。这一时长的确定，除了审查原因，还有发行方面的考虑。“当然电影的审查也不是特别强调片长，后来我们觉得现在这个长度较之三个小时的更安全一点，”张小可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分成上下集其实比较尴尬，观众不会像《赤壁》那样等三个月(看下集)。所以从发行方来讲，从对市场的认知讲，现在这个片长可能更科学。”
即便如此，删剪后的《白鹿原》仍然超过了145分钟的《金陵十三钗》，成为近年来最长的中国电影。这部折腾了十余年的电影终于跌跌撞撞地走向了中国的大银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