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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民党真的这么重视平等，为什么‘贱民’阶级不能当神职人员？”“贱民”们感慨道，让“贱民”当没有实权的总统根本没什么意义。
7月20日，当着众多印度高层领导和媒体的面，印度总理莫迪从托盘中拿起一块糖果，亲手将它放进了候任总统拉姆·纳特·考文德的嘴里。
这一天，印度选举委员会宣布了几天前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拉姆·纳特·考文德获得2930张选票，以65.65%的得票率战胜印度国会下院前女议长梅拉·库马尔。7月25日，他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印度的第14任总统，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二位“贱民”总统。
“我想告诉所有‘贱民’，帕拉温卡村走出的拉姆·纳特·考文德将作为你们的代表，前往总统府。”得知自己当选总统后，今年71岁的考文德有些激动，他出身“贱民”阶层，长期在印度政坛工作，却几乎无人熟悉，在成为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前，从未上过媒体的头条。
这次的胜选被众多媒体描述成贫民的反转、“贱民”的胜利，莫迪则在社交媒体上贴出20年前和考文德的旧照，写着“与考文德相识甚久，令我万分荣幸”。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瑞辛纳山旁，有一座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的“豪宅”——维多利亚宫，内部共有340个房间。这栋体量巨大的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样式融合印度传统与英国维多利亚式风格。
豪宅落成于1929年，初为英殖民时期总督府，印独立后改作总统府，见证了众多重要历史时刻，也成为印度的国家象征之一。
新任总统考文德称，自己从没想过会成为维多利亚宫的主人。据他所言，自己最早的家与这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今天早晨，德里大雨倾盆，让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获知当选时，考文德说，“那时，我住在老家的村子里，一家人同住在一間茅草房中。雨下起来，房顶根本挡不住，我们兄弟姐妹蜷缩在泥巴糊成的墙壁旁，一直等着雨停。”
他也提到，如今印度还有那么多的“拉姆·纳特·考文德”，像当年一样，被雨淋透、被汗浸透，只为在一天结束之后能够填饱他们的肚子，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改善他们的生活。
1945年，考文德出生在印度北方邦坎普尔郊县的一个“贱民”家庭。在印度，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四个种姓从上到下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僧侣贵族，负责宗教解释和祭祀活动；刹帝利是世俗贵族，负责政军统治和税收；吠舍是普通的雅利安人；首陀罗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但实际上，在这四大集团之外，印度还有人数众多的“第五种姓”——“贱民”阶层，有人称其为“不可接触者”，后来圣雄甘地曾赋以新名“哈利真”，即“神之子”，来称呼他们。按照印度教徒的看法，“贱民”在种姓制度之外，不属于印度教徒。
考文德出生的那些年，印度还处英殖民统治时期，1935年，政府公布的“贱民”族群多达429个，他们住在各个村落周围，同种姓印度教徒保持着物理上的隔离。
據当时印度国情普查的信息，“贱民”的社会地位便可见一斑：“贱民”不可接受“洁净的婆罗门种姓”的服务，不能到为种姓印度教徒服务的店铺里购物；不可利用道路、渡船、水井、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可进入寺院。而种姓印度教徒也不可从“贱民”手中接受食物和水，“贱民”是“不洁”的，种姓印度教徒和他们接触会被“污染”。
即使如今，“贱民”的社会地位也仍然不高。
在考文德出生的广袤的印度北方农村，时至今日，有的村落仍然不允许“贱民”从公用水井中汲水，如果高种姓者想要“施舍”饮水给“贱民”，“贱民”只能跪在地上、伸出双手，让高种姓者倒水在他们手中；“贱民”不能进理发店和餐馆、不许路过高种姓居住区；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贱民”不得留蓄向上翘的胡须。
2016年1月17日，印度海德拉巴大学博士二年级的罗西斯·凡穆拉在学校一间宿舍里上吊自缢。据媒体报道，凡穆拉是“贱民”，也是捍卫“贱民”权利的学生组织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学校禁止他参加学生会选举，禁止他进入学术大楼、餐厅和其他公共区域，甚至在事发前，学校禁止凡穆拉和其他4名“贱民”学生入住宿舍，他被迫在校园内找了一处搭帐篷居住，据朋友透露，学校当时已经停发他半年的助学金。
“我的出生是致命意外，生命对我而言就像是诅咒。”凡穆拉在遗书中写道，自其自杀后，包括“贱民”团体的多方力量上街抗议，但最终被印度政府强烈抵制，此事后续不了了之。
据印度政府官方统计，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间，针对“贱民”阶级的犯罪行为攀升了2.45倍。2014年，在坦米尔纳德邦共有70名“贱民”举报歧视案件，从言语歧视到抢劫、性侵甚至谋杀都在其列，但没有任何一名嫌疑人被定罪，即便是最严重的杀人罪也是一样。
上世纪70年代，考文德考入印度坎普尔大学攻读商业和法律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印度德里高等法院任职，1980年至1993年，他还在印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顾问。
考文德之所以能进入大学念书，而后又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是因为在一些方面，有人为“贱民”争取了一定意义上的“平等”。
如果说提到现代印度的伟大人物，人们大多会想起圣雄甘地和尼赫鲁，但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及“贱民”，他们大多会回答，“伟大的领袖、思想家安培德卡尔”。
“没有解决种姓问题的印度，就像盖在粪堆上的城堡。只要不平等存在在这个社会上一天，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国家就有崩塌的一日。”被誉为“贱民之父”的安培德卡尔曾说。 安培德卡尔1891年4月14日生于在今属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叫穆霍的镇上，他的父母皆出身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地区最大的“贱民”种姓马哈尔。安培德卡尔是温和反抗者，未曾用过暴力与革命手段，更多利用法理和制度为“贱民”争取权益。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贱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此时，曾留学伦敦多年、拥有4个博士学位的安培德卡尔成为印度首任法务部长，他接下了制定新宪法的重担，带领印度7人宪法起草委员会，将限制种姓制度的法规写进法典中，他们起草的宪法版本接近400条，有上千条具体细则，被称为“世上最长的宪法”，其中明文规定印度“废除贱民制，并禁止在任何方式下实行贱民制”、“任何由于贱民制而产生的剥夺人的权利的行为，都属于犯罪，应依法惩处”。
除此之外，印度宪法也开始保障“贱民”的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
如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不可以种姓为理由限制任何公民应有的权利，如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的出入，以及公共水池、浴场和道路等的使用。”自此之后“贱民”才有权出入于任何公共场所，有权使用任何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以“不可接触”之缘由进行干涉。
这也意味着“贱民”终于可以接受教育。当时，印度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贱民”子女受教育的措施。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解决“贱民”子女在学费、住宿和吃饭等方面的困难；大学招生中，政府规定必须为“贱民”出身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尤其是那些热门专业，如电子、计算机、法律、金融、医学等；提供助学金时，各学校也对“贱民”学生给予优先的照顾等等。
同样是在印度宪法中，其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政府公职的聘用或任命上，不得以种姓等理由排斥和歧视任何公民。”
为了保证“贱民”有权参与国家的立法和政府的管理工作，新宪法还实行了“保留制度”，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在政府下院人民院中，各邦的立法会议中均为“贱民”、低级种姓保留一定的席位；同时，在中央政府或各邦政府中也为他们保留一定名额，以保证他们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利。
这种“保留制度”的实行，大大提高了“贱民”和低种姓者的政治权利。1952年的人民院479个席位选举中，为“贱民”保留了70个； 1962年的选举中，人民院共有488个席位，为“贱民”保留了76个。
此次，候任总统考文德的竞争对手、同样出身“贱民”阶层、由反对党提名的梅拉·库马尔便曾5度当选人民院议员，并在2009年6月经口头表决，无异议成为人民院首位女议长。考文德则在1994年至2006年12年间，都是印度联邦议会的上院联邦院议员。
安培德卡尔因为在宪法上保障了“贱民”的权利，而就此成为“贱民阶级”的楷模与精神领袖，“贱民之父”。
如今，走在印度坦米尔那得邦的市民广场，一尊安培德卡尔的铜像耸然而立，但其下方的石板上被泼满油漆，依稀可见原本刻着六个大字“印度宪法之父”，铜像四周被一根根铁条隔开。
“安培德卡尔的作为是在污辱我们的血统，而软弱的印度政府竟然让‘贱民’与我们平起平坐。”有高種姓制度的族群这样认为。主张阶级平等的阵营则痛斥高种姓，认为他们食古不化，同时也指责当局没有魄力，罔顾宪法的人权与平等精神。
两边不讨好的印度政府迫于无奈，只能将安培德卡尔的铜像用铁栏杆围起来，阻止抗议者破坏铜像，也避免两方人马发生冲突——理应受人景仰的铜像如今却被“关进笼子”，宛如身陷囹圄的囚犯一般。
有人称，考文德能当上总统，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功绩，而是“贱民”身份。
考文德为人低调，1991年，他加入印度人民党，曾经担任过该党的新闻发言人。在莫迪所带领的人民党在2014年重新夺得政权后，考文德继而成为印度比哈尔邦邦长。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民党前发言人夏斯特里说，2008年前后，他正在努力筹办一本杂志，此时，考文德与他见面，临走时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悄悄地放了一张纸。
“那是一张11000卢布的支票。”夏斯特里说，“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我的麻烦，但是他让我承诺把这件事作为秘密，不告诉任何人。之所以我现在说出来，是因为我想让大家了解总统的本质——他是一个安静和谦逊的人。”
据媒体报道，正是考文德的低调使得他能得到总理莫迪的注意，才将其“钦定”为总统候选人。在印度，总统是印度的国家元首及第一公民，也是印度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任期5年。据印度宪法，总理及内阁成员执掌政府职权，但总统在政治危机中仍扮演关键角色，例如当议会选举陷入僵局时，总统有权指定党派组建政府。
“考文德对印度人民来说十分陌生，印度人民党故意推选这个生面孔，是希望在2019年大选时赢得‘贱民’阶级选票。”有人称。
“所有印度政治人物都想获得占整体选民16%的‘贱民’的支持。”印度非政府组织“全国贱民人权运动”的组织者索洛特·加龙省说。
这些年，“贱民”成为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以“贱民”为主体的大众社会党多次选举获胜，除了梅拉·库马尔是首位“贱民”女议长外，纳拉亚南是印度首位“贱民”出身的总统，还有巴拉克里希南成为印度第一位“贱民”出身的首席大法官。
但这次胜利远非最后的目标，不同地区、小党派或者独立派系给予考文德的支持，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扩大接受度，在2019年印度全国大选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泛印度联盟”。
可是，有“贱民”认为本次考文德当选，全国2亿“贱民”阶级群众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有人认为与其让“贱民”做总统，不如让“贱民”阶级民众可以进到庙里，或是可以从井中取水。
“如果人民党真的这么重视平等，为什么‘贱民’阶级不能当神职人员？”“贱民”们感慨道，让“贱民”当没有实权的总统根本没什么意义。
（杜苑晴荐自《看天下》）
7月20日，当着众多印度高层领导和媒体的面，印度总理莫迪从托盘中拿起一块糖果，亲手将它放进了候任总统拉姆·纳特·考文德的嘴里。
这一天，印度选举委员会宣布了几天前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拉姆·纳特·考文德获得2930张选票，以65.65%的得票率战胜印度国会下院前女议长梅拉·库马尔。7月25日，他正式宣誓就职，成为印度的第14任总统，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二位“贱民”总统。
“我想告诉所有‘贱民’，帕拉温卡村走出的拉姆·纳特·考文德将作为你们的代表，前往总统府。”得知自己当选总统后，今年71岁的考文德有些激动，他出身“贱民”阶层，长期在印度政坛工作，却几乎无人熟悉，在成为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推荐的候选人前，从未上过媒体的头条。
这次的胜选被众多媒体描述成贫民的反转、“贱民”的胜利，莫迪则在社交媒体上贴出20年前和考文德的旧照，写着“与考文德相识甚久，令我万分荣幸”。
走出茅草房
印度首都新德里市中心的瑞辛纳山旁，有一座面积接近2万平方米的“豪宅”——维多利亚宫，内部共有340个房间。这栋体量巨大的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样式融合印度传统与英国维多利亚式风格。
豪宅落成于1929年，初为英殖民时期总督府，印独立后改作总统府，见证了众多重要历史时刻，也成为印度的国家象征之一。
新任总统考文德称，自己从没想过会成为维多利亚宫的主人。据他所言，自己最早的家与这里甚至有着天壤之别。“今天早晨，德里大雨倾盆，让我回忆起自己的少年时代。”获知当选时，考文德说，“那时，我住在老家的村子里，一家人同住在一間茅草房中。雨下起来，房顶根本挡不住，我们兄弟姐妹蜷缩在泥巴糊成的墙壁旁，一直等着雨停。”
他也提到，如今印度还有那么多的“拉姆·纳特·考文德”，像当年一样，被雨淋透、被汗浸透，只为在一天结束之后能够填饱他们的肚子，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改善他们的生活。
1945年，考文德出生在印度北方邦坎普尔郊县的一个“贱民”家庭。在印度，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四个种姓从上到下分别是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僧侣贵族，负责宗教解释和祭祀活动；刹帝利是世俗贵族，负责政军统治和税收；吠舍是普通的雅利安人；首陀罗是被征服的土著居民。
但实际上，在这四大集团之外，印度还有人数众多的“第五种姓”——“贱民”阶层，有人称其为“不可接触者”，后来圣雄甘地曾赋以新名“哈利真”，即“神之子”，来称呼他们。按照印度教徒的看法，“贱民”在种姓制度之外，不属于印度教徒。
考文德出生的那些年，印度还处英殖民统治时期，1935年，政府公布的“贱民”族群多达429个，他们住在各个村落周围，同种姓印度教徒保持着物理上的隔离。
據当时印度国情普查的信息，“贱民”的社会地位便可见一斑：“贱民”不可接受“洁净的婆罗门种姓”的服务，不能到为种姓印度教徒服务的店铺里购物；不可利用道路、渡船、水井、学校等公共设施；不可进入寺院。而种姓印度教徒也不可从“贱民”手中接受食物和水，“贱民”是“不洁”的，种姓印度教徒和他们接触会被“污染”。
即使如今，“贱民”的社会地位也仍然不高。
在考文德出生的广袤的印度北方农村，时至今日，有的村落仍然不允许“贱民”从公用水井中汲水，如果高种姓者想要“施舍”饮水给“贱民”，“贱民”只能跪在地上、伸出双手，让高种姓者倒水在他们手中；“贱民”不能进理发店和餐馆、不许路过高种姓居住区；有的地方甚至规定“贱民”不得留蓄向上翘的胡须。
2016年1月17日，印度海德拉巴大学博士二年级的罗西斯·凡穆拉在学校一间宿舍里上吊自缢。据媒体报道，凡穆拉是“贱民”，也是捍卫“贱民”权利的学生组织中的活跃人物，因此，学校禁止他参加学生会选举，禁止他进入学术大楼、餐厅和其他公共区域，甚至在事发前，学校禁止凡穆拉和其他4名“贱民”学生入住宿舍，他被迫在校园内找了一处搭帐篷居住，据朋友透露，学校当时已经停发他半年的助学金。
“我的出生是致命意外，生命对我而言就像是诅咒。”凡穆拉在遗书中写道，自其自杀后，包括“贱民”团体的多方力量上街抗议，但最终被印度政府强烈抵制，此事后续不了了之。
据印度政府官方统计，2006年至2016年的10年间，针对“贱民”阶级的犯罪行为攀升了2.45倍。2014年，在坦米尔纳德邦共有70名“贱民”举报歧视案件，从言语歧视到抢劫、性侵甚至谋杀都在其列，但没有任何一名嫌疑人被定罪，即便是最严重的杀人罪也是一样。
“贱民”之父“关进笼子”
上世纪70年代，考文德考入印度坎普尔大学攻读商业和法律学位，大学毕业后，他曾在印度德里高等法院任职，1980年至1993年，他还在印度最高法院担任法律顾问。
考文德之所以能进入大学念书，而后又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是因为在一些方面，有人为“贱民”争取了一定意义上的“平等”。
如果说提到现代印度的伟大人物，人们大多会想起圣雄甘地和尼赫鲁，但如果同样的问题问及“贱民”，他们大多会回答，“伟大的领袖、思想家安培德卡尔”。
“没有解决种姓问题的印度，就像盖在粪堆上的城堡。只要不平等存在在这个社会上一天，我们辛辛苦苦创造的国家就有崩塌的一日。”被誉为“贱民之父”的安培德卡尔曾说。 安培德卡尔1891年4月14日生于在今属印度中央邦的一个叫穆霍的镇上，他的父母皆出身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地区最大的“贱民”种姓马哈尔。安培德卡尔是温和反抗者，未曾用过暴力与革命手段，更多利用法理和制度为“贱民”争取权益。
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贱民”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此时，曾留学伦敦多年、拥有4个博士学位的安培德卡尔成为印度首任法务部长，他接下了制定新宪法的重担，带领印度7人宪法起草委员会，将限制种姓制度的法规写进法典中，他们起草的宪法版本接近400条，有上千条具体细则，被称为“世上最长的宪法”，其中明文规定印度“废除贱民制，并禁止在任何方式下实行贱民制”、“任何由于贱民制而产生的剥夺人的权利的行为，都属于犯罪，应依法惩处”。
除此之外，印度宪法也开始保障“贱民”的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
如宪法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不可以种姓为理由限制任何公民应有的权利，如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的出入，以及公共水池、浴场和道路等的使用。”自此之后“贱民”才有权出入于任何公共场所，有权使用任何公共设施，任何人不得以“不可接触”之缘由进行干涉。
这也意味着“贱民”终于可以接受教育。当时，印度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解决“贱民”子女受教育的措施。中央政府和各邦政府，每年拨出一定的款项，解决“贱民”子女在学费、住宿和吃饭等方面的困难；大学招生中，政府规定必须为“贱民”出身的学生保留一定比例的名额，尤其是那些热门专业，如电子、计算机、法律、金融、医学等；提供助学金时，各学校也对“贱民”学生给予优先的照顾等等。
同样是在印度宪法中，其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政府公职的聘用或任命上，不得以种姓等理由排斥和歧视任何公民。”
为了保证“贱民”有权参与国家的立法和政府的管理工作，新宪法还实行了“保留制度”，就是以法律形式规定，在政府下院人民院中，各邦的立法会议中均为“贱民”、低级种姓保留一定的席位；同时，在中央政府或各邦政府中也为他们保留一定名额，以保证他们享有行政管理的权利。
这种“保留制度”的实行，大大提高了“贱民”和低种姓者的政治权利。1952年的人民院479个席位选举中，为“贱民”保留了70个； 1962年的选举中，人民院共有488个席位，为“贱民”保留了76个。
此次，候任总统考文德的竞争对手、同样出身“贱民”阶层、由反对党提名的梅拉·库马尔便曾5度当选人民院议员，并在2009年6月经口头表决，无异议成为人民院首位女议长。考文德则在1994年至2006年12年间，都是印度联邦议会的上院联邦院议员。
安培德卡尔因为在宪法上保障了“贱民”的权利，而就此成为“贱民阶级”的楷模与精神领袖，“贱民之父”。
如今，走在印度坦米尔那得邦的市民广场，一尊安培德卡尔的铜像耸然而立，但其下方的石板上被泼满油漆，依稀可见原本刻着六个大字“印度宪法之父”，铜像四周被一根根铁条隔开。
“安培德卡尔的作为是在污辱我们的血统，而软弱的印度政府竟然让‘贱民’与我们平起平坐。”有高種姓制度的族群这样认为。主张阶级平等的阵营则痛斥高种姓，认为他们食古不化，同时也指责当局没有魄力，罔顾宪法的人权与平等精神。
两边不讨好的印度政府迫于无奈，只能将安培德卡尔的铜像用铁栏杆围起来，阻止抗议者破坏铜像，也避免两方人马发生冲突——理应受人景仰的铜像如今却被“关进笼子”，宛如身陷囹圄的囚犯一般。
当“贱民”成为政治手段
有人称，考文德能当上总统，并不是因为他曾经的功绩，而是“贱民”身份。
考文德为人低调，1991年，他加入印度人民党，曾经担任过该党的新闻发言人。在莫迪所带领的人民党在2014年重新夺得政权后，考文德继而成为印度比哈尔邦邦长。
“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人民党前发言人夏斯特里说，2008年前后，他正在努力筹办一本杂志，此时，考文德与他见面，临走时在他的夹克口袋里悄悄地放了一张纸。
“那是一张11000卢布的支票。”夏斯特里说，“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我的麻烦，但是他让我承诺把这件事作为秘密，不告诉任何人。之所以我现在说出来，是因为我想让大家了解总统的本质——他是一个安静和谦逊的人。”
据媒体报道，正是考文德的低调使得他能得到总理莫迪的注意，才将其“钦定”为总统候选人。在印度，总统是印度的国家元首及第一公民，也是印度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任期5年。据印度宪法，总理及内阁成员执掌政府职权，但总统在政治危机中仍扮演关键角色，例如当议会选举陷入僵局时，总统有权指定党派组建政府。
“考文德对印度人民来说十分陌生，印度人民党故意推选这个生面孔，是希望在2019年大选时赢得‘贱民’阶级选票。”有人称。
“所有印度政治人物都想获得占整体选民16%的‘贱民’的支持。”印度非政府组织“全国贱民人权运动”的组织者索洛特·加龙省说。
这些年，“贱民”成为政坛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印度人口最多的北方邦，以“贱民”为主体的大众社会党多次选举获胜，除了梅拉·库马尔是首位“贱民”女议长外，纳拉亚南是印度首位“贱民”出身的总统，还有巴拉克里希南成为印度第一位“贱民”出身的首席大法官。
但这次胜利远非最后的目标，不同地区、小党派或者独立派系给予考文德的支持，會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莫迪和印度人民党扩大接受度，在2019年印度全国大选前，建立一个强大的“泛印度联盟”。
可是，有“贱民”认为本次考文德当选，全国2亿“贱民”阶级群众的生活不会有任何改变。有人认为与其让“贱民”做总统，不如让“贱民”阶级民众可以进到庙里，或是可以从井中取水。
“如果人民党真的这么重视平等，为什么‘贱民’阶级不能当神职人员？”“贱民”们感慨道，让“贱民”当没有实权的总统根本没什么意义。
（杜苑晴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