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工伤”也许就是“珠三角”的秘密“名片”。“工伤者”互助性的“援手”漫长而艰辛。两个“失手”的年轻人试着伸出“援手”，却只能是软弱的袖筒
打开机床，放入模具，沉重地咣当一声；断电，检查模具……
袁云祖已在机床前站了10个小时。他决定再坚持一阵子。如此下去，这个月的收入应该会超过700元。
工序简单得只需重复。一天重复多少次？有人说一千次，也有人说一万次。
这会儿是夜班，车间里只有机床的噪音。
或许就在单调了9999次的时候，袁云祖的拍子戛然而止——先是机器沉重的声音，然后是双手一热，声音比感觉来得早。
那一刻，他的大脑里须臾空白，暖洋洋的感觉迅即传遍全身。旁边的女工尖叫起来，像一把剪刀撕碎了噪音……
“我先断电，然后把手伸到模具……”8年后，这个男人对此记得最清楚。
他真的断了电，机器却在断电后砸下来。他失去了整个左手和右手的3个指头。
第二天，有报纸说，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发生严重工伤事件。消息很短，甚至没有袁云祖的名字。
那一年(2000年)，附近工厂里失去手或者指头的工人很多。有部门粗略统计过，整个珠三角2000年大约有3万起同样的事故发生，4万根指头失去了主人。
所以袁云祖不孤独，不久他就遇到了“左手”——祝强。
就在同一年，东莞的一个胶带厂，18岁的祝强，在连续工作13个小时后，被机器拿走了右手。那一瞬间，他下意识地看了下表，23：17分。
这样的故事，这些年司空见惯，它可能发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任何一家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失手的农民工，轨迹也如出一辙：来城市挣钱，丢了手，然后是漫长的诉讼，然后是拿着赔偿金回家。他们多数不足26岁，未婚。
失手后，祝强没有回家。云祖也是，他们留在了那个伤心的城市。直至有一天，“左手”和“右手”走在一起。他们打算干点事，为那些更无助的农民工伸出“援手”。
失手：珠三角隐秘的契约
10年前，袁云祖盘算着进城学一门手艺。在他的老家湖北广水农村，很多年轻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那两年，村里的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差不多都南下进城挣钱。1997年，他念完初中。村里想找个打架的同龄人都没有。
从小到大，他爸妈总是吵架，每次都是为了钱。袁云祖试图改变这一切。眼前的路好像只有一条，南下。
那一年，他16岁，南下东莞，那里有他的同学。
云祖在东莞一家偏僻的村办五金厂找到工作，开始了打工生涯。厂里主要生产杯子和自助餐夹子，工作简单重复，却要整天和机床、锻压机打交道。
云祖做了3天小工，就被拉到大机器跟前。操作前，老板说，记住，不要把手伸到机器里。
每天工资8块，加班费一小时8毛，云祖牢记着不把手伸到机器里。干了11天，在珠三角打工多年的叔叔来看他，一听说挣得那么少，又那么危险，就带云祖离开了。
云祖的第二份工，是在东莞的一家生产暖风机和卷发器的电器厂。他被安排到流水线，没有危险，但工作冗长而乏味。有一个月，他每天连续工作15小时，工资却只有620块，平时也就三四百块。
没日没夜地干了一年，云祖对整个流程都熟悉了。老板有意提拔他做班头，他还是执意要走。
他有两条路，要么一直做流水线，虽然安全但学不到技术，而且工资低、工时长;要么操作机器，可以学技术，而且工资和工时都相对要好，但代价是随时与危险相伴——这差不多也是所有进厂农民工必须要选择的。
干了一年，云祖终于明白出来打工还是得靠手艺，这样才能不被老板呼来喝去，而且有上升的微弱可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云祖回乡读中专两年，专业是机电维修。毕业后，他满心欢喜地借了三百块钱，来到深圳龙岗区，打算找一份技术活。
打工的形势日新月异。因为他太年轻，没有一家工厂愿意要他做技术活。工作找了一个月，没有下落，花尽身上的钱，云祖只得又进一家电子厂，站在大机器跟前。
简单重复不到一年，机器还是拿走了他的手。
祝强失手之前，是四川南充一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高中生之一，文凭高，心气也很高。读到高三，家里对他的资助已经竭尽全力。高考近在眼前，心知考上也负担不起学费，祝强黯然离开了学校。
他带着课本挤上100多人的大巴，经过六天六夜的颠簸来到东莞。带着一份骄傲，他做起农民工。他一直告诫自己，这只是暂时的，他很快就会离开，总有一天他会重返学校。
这份期盼，在五天后被撞得粉碎。
“工伤集中营”
每个“失手”者的生活几乎相同——跟老板打漫长的官司，跟自己整天较劲。
云祖在龙岗区中心医院住了20多天。捧着劫后余生的两根指头，在战栗中度过。做完截肢手术，工厂就停止付费，医院随即停药，让他出院。云祖举着肿得像包子一样的右手找到厂里。厂方说，医院让你出院，你就听医生的吧。
幸运的是，出事前云祖买了工伤保险，这为他提供了在医院剩下的费用，并另外得到两万元赔偿。出院后，云祖不断地找厂方索赔，厂方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让他离开工厂，打发他住在90块钱一个月的破旧土房。
机器夺走了云祖左手的全部和右手的三个指头，留给他的是五级工伤的鉴定和一颗日益封闭的心。他从那时候开始习惯一个人独处，他感觉走到哪里都有异样的目光在偷窥他的断肢，身后总有人在议论。只要可能，他就躲在土房子里不出来，那两根残余的手指连烟都夹不起来。
为了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他又不得不举着断肢去面对外面的人。在工厂，他举着断肢喊着要见厂长；在法庭，他举着断肢要求赔偿。每举一次断肢，他都感觉离自卑的深渊更近了一步。
老板从来都不见他。每次都让一个手下来应付他，每次都谈不出结果。
“失手者”不得不选择打官司。那两年深圳还没有更新相关的工伤政策，打官司往往要经历1000多天的漫长等待。这三年的时间怎么去度过，是个问题。
2001年，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他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一边为农民工打官司，一边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周立太在深圳龙岗区租下一栋4层的楼房，收留那些“失手者”。这个群体伤心弥漫，成了一所“工伤集中营”。
失意的失手者聚在一起，仇世是必然的。大家分享着各自的不公，情绪越煽越旺。很多人感觉官司无望，想到绑架老板，甚至去偷去抢，用仅剩的手拿回自己失去的所有。
那段日子云祖几乎绝望。他只想拿到赔偿，然后彻底离开这个城市。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祝强的“左手”。
祝强属于那种最早想得开的人。工伤让他的右胳膊只剩袖筒，四级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老板看重他是个“文化人”，失手后给他开价12万，他没有答应。那时候，所有的失手者都迷茫着，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只是听工友传说，有人打官司，最终可以拿到百万。
祝强没买工伤保险，只能靠借债过日。父亲从老家来照顾他，父子面临着生活的窘迫。于是，他扔下假肢，跑去做销售，摆地摊，收入竟比在工厂时多好几倍。
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立太的故事，慕名找来，让周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
在那所“工伤集中营”，自卑的气氛让祝强感觉格格不入。周围的人要不成天在外面玩，要不就拼命喝酒赌博。官司似乎成了律师的事，偶尔想起，就问一句，“老大今天帮我又赚了多少钱？”
祝强遇到更自卑的云祖，他们住在一个房间，后者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诉讼结果，却总找不到如何积极地去面对生活的理由。
四层楼里有一间娱乐室，一张乒乓球桌从来都是空荡荡的。失手者们伤心弥漫，没有人直面这张桌子。
直到有一天，祝强拉着云祖尝试着用仅剩的两根指头夹起乒乓球拍，云祖的信心也找到几分。
从此“工伤集中营”有了两个爱打乒乓球的人。在那张桌子跟前，云组感觉自己又找回了从前健全的日子。
祝强那时候闲不住，他经常从外面带回来一些小商品原料，希望工伤者们跟他一起做点小加工，也算赚点生活费。但似乎没什么人对此感兴趣。
劳资“乌托邦”
当时，周立太的“工伤集中营”名声远播，很多“健全者”试图从这里走进“失手者”的世界，但收效甚微——从失手那一刻起，“失手者”也丧失了和“健全人”沟通的兴趣。
那时候，每周都有香港乐施会的社工来为工伤者做探访。社工们看到两个打乒乓球的失手者，不禁为之触动。
社工们决定支持他们，他们也想自此有点事做。
乐施会后来资助这两个失手者走了很多地方。珠三角的NGO组织风起云涌，他们的足迹也遍及这块经济蓬勃、伤心者云集的地方，见到了很多不凡的打工者。
他们还在虎门待了一年，祝强终于听到大学老师的讲课，云祖也学着做工伤探访。
随着NGO的发展，珠三角各地的民工维权意识膨胀，各种的维权培训和讲座层出不穷，劳资官司直线上升。大批代理民工维权的“律师”相继催生，这些人本身大多就是工伤者出身，没有律师执照，掌握的法律知识有限，维权的路子简单，社会上称其为“黑律师”。
云祖和祝强也曾尝试着去做“黑律师”。他们后来发现，诉讼只会让“失手者”越来越孤立。
2003年，他俩的官司结案，云祖获赔8万多，祝强获赔4万多。这个结果让祝强有些失望，还不到老板当初和他协商金额的一半。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两个失手者开始不断地追问。
那两年，越来越多的诉讼让珠三角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试图去寻觅一条中间的路。
第二年，云祖和祝强在深圳龙岗区成立“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服务部的成立费尽周折，没有人相信这两个年轻人能够走出第三条路来。
两人起先雄心勃勃，他们一上来就把目标设定为全珠三角地区的外来民工，主要是推进和谐劳资关系。他们希望能以协商取代官司。
云祖和祝强以朋友的身份陪着工伤者去找老板谈赔偿。他们去了一个五金厂，厂长火气很大，根本不讲理。他俩心平气和，想给对方传递一种友善的感觉。对方不买账，最终还是走了打官司的途径。
两人开始考虑怎么让企业更了解民工群体，让老板知道民工维权并非恶意。他俩秉承的沟通点是：工伤无论对工厂和个人都是一种损失，所以工厂也应注意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发生。
结果还是屡遭闭门羹。他们并未放弃，又做了很多设想，包括给老板写信，像业务员那样去游说，包括以员工身份进工厂。每一种设想祝强和云祖都做了很多尝试，却发现，这种沟通的地位根本不平等，完全无法建立一种良好的谈话机制。老板总是不耐烦地打发他们，“这关你什么事，工厂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不用你操心。”
他们总想找到问题的根源，但越接近事实真相，就越发现其中错综复杂。他们想从一个问题着手，却发现这不只是单一方面引起的，还与其他领域紧密相联。
他们被这种冲动支配了两年，直到2006年，几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们。
那一年，云祖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比他有文化，但手有点问题，在一家工厂做到管理层。一次，这个姑娘的坏手，被工厂经理看到，随即被无端辞退。这个姑娘后来成了云祖的妻子。云祖觉得这个社会对不健全的人，还是缺乏起码的尊重。
在那一年，和他们一起打官司的一个“失手者”，一次性拿到30万。这件事在“失手者”当中很轰动，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打官司的人更有信心了。
半年后，这个曾经风光的工友就把钱折腾完，在家里抓泥鳅卖。云祖觉得所谓的中间道路还得靠“失手者”自己。
祝强和云祖的服务部不掺和官司，没有正常的资金来源，所有的费用都来自于基金会的捐助。2004年中山大学给了他们一笔钱，但到了2007年，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方案，“志强服务部”没有申请到任何项目。
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一年没有经济来源。
这时，祝强和云祖懵了。他们才明白，劳工问题太大，仅工伤这块就很难解决。在众多支持者共同为他们把脉，以及他们反思之后，2008年开始，“志强服务部”把定位改回龙岗工伤民工群体，重点在工伤康复和支持上，实现从他助到互助再到自助。
转了一圈，两个工伤者还是回到这个与自己密切又痛楚的领域。
“志强”的新一天
深圳到底有多少民工？1000万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保守估计。这些人大多聚集在深圳关外的龙岗区和宝安区。据有关部门统计，71.8%以上的工厂都发生过工伤。工伤普发还促进了手外科和手外科医院的“繁荣”。大小工厂的丛林里，四处可见手外科医院。
“志强”位于深圳龙岗区，距离区政府几步之遥。政府那边是宏伟的区政府广场，“志强”这边更像是混乱的城乡结合部。
自从“志强”将定位确定在工伤救助这一块，两个“失手者”就计划建一个“工伤互助网络”，促进拥有共同遭遇的工友交流，让他们恢复自信，分享再就业信息，以及找到伴侣。如今这个互助网络有两三百人，多是靠朋友间传播，但农民工流动性大，人员并不固定。
与每一个工伤者建立联系，需从探访开始。这些年云祖和祝强跑遍珠三角的各家医院，看望断肢工人。他们发现60%到70%的工伤者，因为工厂拒交有关费用，吃饭和医疗都成问题。
当他们终于拿到赔偿，也只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
突然拿到一大笔钱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回到老家，他们被称为“废人”，农村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钱，没几年就折腾光。随之他们成了“老大难”：找不到老婆，干不了重活，只能赖活着。留在城市的工伤者，如果受伤还算轻，可以勉强留在厂里，但变得逆来顺受。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虽然有极少数福利工厂可以接纳他们，但也要挑腿部残疾、双手完好的人。更多工伤者，成为城市里最边缘的拾荒者。
3月14日，祝强去广州办事，云祖照例在龙岗做探访。
出发前，云祖把衬衣袖子放下，遮住断臂。在一辆没有空位的小巴上，云祖的残手无法抓住扶杆，靠着座位保持平衡。就这么，晃了一路。
探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刚出院的工友家庭。受伤者是19岁的罗磊，他被机器压断了右臂，工伤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事情发生后，腿有残疾的爸爸从老家河南信阳连夜赶来，妈妈也辞掉苏州的工作。全家聚在一起，却不知如何是好。
出事已经9个月，罗磊天天夜里打游戏，白天睡觉，不与父母说一句话。
云祖一来就帮他们看赔偿的手续，仅余的两指艰难地用手机计算着，然后和罗磊的父母细细讨论是一次性领还是按月领。
罗磊戴着假肢坐在一边，眼神呆滞不发一言。
孩子他妈突然哭起来，念叨着丈夫残疾，家里还有瘫痪在床的公婆，他们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却不想儿子又出事了。说着说着，爸爸也掩面而泣。云祖想用自己的经历去劝他们，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
云祖匆匆逃出来，来到龙岗区人民医院手外科医院。这里有三层病房，每层40个床位，每个病房有五六个病人，几乎住满了失手者，这还不包括走道的加床。
云祖每周都来这里，却很少遇到同样的面孔，失手者来得快，走得也快。他不得不每次都像搞传销一样，挨着病房重新介绍自己。每个病人都有一只手裹着重重的纱布，年纪大部分都在18至20岁之间。
18岁的李君力来自湖南邵阳，昨晚刚做手术，正躺在床上做光疗。云祖试着与他聊起来，他仿佛看到了8年前的自己。“村里的同学都出来，我高中上了一个月也待不下去了。”李君力没有父亲，在深圳他很快就学会了在模具厂开机器。
如今的工厂和云祖10年前基本一样，还是简单的重复，然后重复到自己麻木的一刻，一声巨响……李君力失去了四根指头。
小伙子还挺天真，和云祖相比他觉得自己至少是幸运的。云祖心里清楚眼前这个孩子的伤，已经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只是后者现在还不明白，或许等到一天他真正发现那只手连根烟都拿不住的时候，他才会体会到失手者的崩溃。而这一切，云祖说不出口。
周围每一个床榻上的工伤者，都跟当年的他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和应对一无所知。外面的人也许早已习惯一个手裹纱布的民工在身边经过，这座城市从来就不缺少牺牲和伤痛。
云祖试着跟病房里的每一个失手者交朋友，他下意识地向每一个人伸出援手，而很多时候他伸出来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袖筒。
打开机床，放入模具，沉重地咣当一声；断电，检查模具……
袁云祖已在机床前站了10个小时。他决定再坚持一阵子。如此下去，这个月的收入应该会超过700元。
工序简单得只需重复。一天重复多少次？有人说一千次，也有人说一万次。
这会儿是夜班，车间里只有机床的噪音。
或许就在单调了9999次的时候，袁云祖的拍子戛然而止——先是机器沉重的声音，然后是双手一热，声音比感觉来得早。
那一刻，他的大脑里须臾空白，暖洋洋的感觉迅即传遍全身。旁边的女工尖叫起来，像一把剪刀撕碎了噪音……
“我先断电，然后把手伸到模具……”8年后，这个男人对此记得最清楚。
他真的断了电，机器却在断电后砸下来。他失去了整个左手和右手的3个指头。
第二天，有报纸说，深圳龙岗区一家电子厂发生严重工伤事件。消息很短，甚至没有袁云祖的名字。
那一年(2000年)，附近工厂里失去手或者指头的工人很多。有部门粗略统计过，整个珠三角2000年大约有3万起同样的事故发生，4万根指头失去了主人。
所以袁云祖不孤独，不久他就遇到了“左手”——祝强。
就在同一年，东莞的一个胶带厂，18岁的祝强，在连续工作13个小时后，被机器拿走了右手。那一瞬间，他下意识地看了下表，23：17分。
这样的故事，这些年司空见惯，它可能发生在珠三角和长三角任何一家劳动密集型工厂的任何一个角落。失手的农民工，轨迹也如出一辙：来城市挣钱，丢了手，然后是漫长的诉讼，然后是拿着赔偿金回家。他们多数不足26岁，未婚。
失手后，祝强没有回家。云祖也是，他们留在了那个伤心的城市。直至有一天，“左手”和“右手”走在一起。他们打算干点事，为那些更无助的农民工伸出“援手”。
失手：珠三角隐秘的契约
10年前，袁云祖盘算着进城学一门手艺。在他的老家湖北广水农村，很多年轻人有一个梦想，就是开一家电器修理铺。
那两年，村里的年轻人为了那个梦想差不多都南下进城挣钱。1997年，他念完初中。村里想找个打架的同龄人都没有。
从小到大，他爸妈总是吵架，每次都是为了钱。袁云祖试图改变这一切。眼前的路好像只有一条，南下。
那一年，他16岁，南下东莞，那里有他的同学。
云祖在东莞一家偏僻的村办五金厂找到工作，开始了打工生涯。厂里主要生产杯子和自助餐夹子，工作简单重复，却要整天和机床、锻压机打交道。
云祖做了3天小工，就被拉到大机器跟前。操作前，老板说，记住，不要把手伸到机器里。
每天工资8块，加班费一小时8毛，云祖牢记着不把手伸到机器里。干了11天，在珠三角打工多年的叔叔来看他，一听说挣得那么少，又那么危险，就带云祖离开了。
云祖的第二份工，是在东莞的一家生产暖风机和卷发器的电器厂。他被安排到流水线，没有危险，但工作冗长而乏味。有一个月，他每天连续工作15小时，工资却只有620块，平时也就三四百块。
没日没夜地干了一年，云祖对整个流程都熟悉了。老板有意提拔他做班头，他还是执意要走。
他有两条路，要么一直做流水线，虽然安全但学不到技术，而且工资低、工时长;要么操作机器，可以学技术，而且工资和工时都相对要好，但代价是随时与危险相伴——这差不多也是所有进厂农民工必须要选择的。
干了一年，云祖终于明白出来打工还是得靠手艺，这样才能不被老板呼来喝去，而且有上升的微弱可能。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云祖回乡读中专两年，专业是机电维修。毕业后，他满心欢喜地借了三百块钱，来到深圳龙岗区，打算找一份技术活。
打工的形势日新月异。因为他太年轻，没有一家工厂愿意要他做技术活。工作找了一个月，没有下落，花尽身上的钱，云祖只得又进一家电子厂，站在大机器跟前。
简单重复不到一年，机器还是拿走了他的手。
祝强失手之前，是四川南充一个村子里仅有的两个高中生之一，文凭高，心气也很高。读到高三，家里对他的资助已经竭尽全力。高考近在眼前，心知考上也负担不起学费，祝强黯然离开了学校。
他带着课本挤上100多人的大巴，经过六天六夜的颠簸来到东莞。带着一份骄傲，他做起农民工。他一直告诫自己，这只是暂时的，他很快就会离开，总有一天他会重返学校。
这份期盼，在五天后被撞得粉碎。
“工伤集中营”
每个“失手”者的生活几乎相同——跟老板打漫长的官司，跟自己整天较劲。
云祖在龙岗区中心医院住了20多天。捧着劫后余生的两根指头，在战栗中度过。做完截肢手术，工厂就停止付费，医院随即停药，让他出院。云祖举着肿得像包子一样的右手找到厂里。厂方说，医院让你出院，你就听医生的吧。
幸运的是，出事前云祖买了工伤保险，这为他提供了在医院剩下的费用，并另外得到两万元赔偿。出院后，云祖不断地找厂方索赔，厂方说事故原因正在调查，让他离开工厂，打发他住在90块钱一个月的破旧土房。
机器夺走了云祖左手的全部和右手的三个指头，留给他的是五级工伤的鉴定和一颗日益封闭的心。他从那时候开始习惯一个人独处，他感觉走到哪里都有异样的目光在偷窥他的断肢，身后总有人在议论。只要可能，他就躲在土房子里不出来，那两根残余的手指连烟都夹不起来。
为了得到自己应有的赔偿，他又不得不举着断肢去面对外面的人。在工厂，他举着断肢喊着要见厂长；在法庭，他举着断肢要求赔偿。每举一次断肢，他都感觉离自卑的深渊更近了一步。
老板从来都不见他。每次都让一个手下来应付他，每次都谈不出结果。
“失手者”不得不选择打官司。那两年深圳还没有更新相关的工伤政策，打官司往往要经历1000多天的漫长等待。这三年的时间怎么去度过，是个问题。
2001年，民工律师周立太在深圳已经小有名气——他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一边为农民工打官司，一边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
周立太在深圳龙岗区租下一栋4层的楼房，收留那些“失手者”。这个群体伤心弥漫，成了一所“工伤集中营”。
失意的失手者聚在一起，仇世是必然的。大家分享着各自的不公，情绪越煽越旺。很多人感觉官司无望，想到绑架老板，甚至去偷去抢，用仅剩的手拿回自己失去的所有。
那段日子云祖几乎绝望。他只想拿到赔偿，然后彻底离开这个城市。
直到有一天他遇到祝强的“左手”。
祝强属于那种最早想得开的人。工伤让他的右胳膊只剩袖筒，四级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老板看重他是个“文化人”，失手后给他开价12万，他没有答应。那时候，所有的失手者都迷茫着，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得到多少，只是听工友传说，有人打官司，最终可以拿到百万。
祝强没买工伤保险，只能靠借债过日。父亲从老家来照顾他，父子面临着生活的窘迫。于是，他扔下假肢，跑去做销售，摆地摊，收入竟比在工厂时多好几倍。
他在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周立太的故事，慕名找来，让周为他失去的右手讨公道。
在那所“工伤集中营”，自卑的气氛让祝强感觉格格不入。周围的人要不成天在外面玩，要不就拼命喝酒赌博。官司似乎成了律师的事，偶尔想起，就问一句，“老大今天帮我又赚了多少钱？”
祝强遇到更自卑的云祖，他们住在一个房间，后者安静地等待着自己的诉讼结果，却总找不到如何积极地去面对生活的理由。
四层楼里有一间娱乐室，一张乒乓球桌从来都是空荡荡的。失手者们伤心弥漫，没有人直面这张桌子。
直到有一天，祝强拉着云祖尝试着用仅剩的两根指头夹起乒乓球拍，云祖的信心也找到几分。
从此“工伤集中营”有了两个爱打乒乓球的人。在那张桌子跟前，云组感觉自己又找回了从前健全的日子。
祝强那时候闲不住，他经常从外面带回来一些小商品原料，希望工伤者们跟他一起做点小加工，也算赚点生活费。但似乎没什么人对此感兴趣。
劳资“乌托邦”
当时，周立太的“工伤集中营”名声远播，很多“健全者”试图从这里走进“失手者”的世界，但收效甚微——从失手那一刻起，“失手者”也丧失了和“健全人”沟通的兴趣。
那时候，每周都有香港乐施会的社工来为工伤者做探访。社工们看到两个打乒乓球的失手者，不禁为之触动。
社工们决定支持他们，他们也想自此有点事做。
乐施会后来资助这两个失手者走了很多地方。珠三角的NGO组织风起云涌，他们的足迹也遍及这块经济蓬勃、伤心者云集的地方，见到了很多不凡的打工者。
他们还在虎门待了一年，祝强终于听到大学老师的讲课，云祖也学着做工伤探访。
随着NGO的发展，珠三角各地的民工维权意识膨胀，各种的维权培训和讲座层出不穷，劳资官司直线上升。大批代理民工维权的“律师”相继催生，这些人本身大多就是工伤者出身，没有律师执照，掌握的法律知识有限，维权的路子简单，社会上称其为“黑律师”。
云祖和祝强也曾尝试着去做“黑律师”。他们后来发现，诉讼只会让“失手者”越来越孤立。
2003年，他俩的官司结案，云祖获赔8万多，祝强获赔4万多。这个结果让祝强有些失望，还不到老板当初和他协商金额的一半。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两个失手者开始不断地追问。
那两年，越来越多的诉讼让珠三角的劳资关系日益紧张，他们试图去寻觅一条中间的路。
第二年，云祖和祝强在深圳龙岗区成立“深圳志强信息咨询服务部”。服务部的成立费尽周折，没有人相信这两个年轻人能够走出第三条路来。
两人起先雄心勃勃，他们一上来就把目标设定为全珠三角地区的外来民工，主要是推进和谐劳资关系。他们希望能以协商取代官司。
云祖和祝强以朋友的身份陪着工伤者去找老板谈赔偿。他们去了一个五金厂，厂长火气很大，根本不讲理。他俩心平气和，想给对方传递一种友善的感觉。对方不买账，最终还是走了打官司的途径。
两人开始考虑怎么让企业更了解民工群体，让老板知道民工维权并非恶意。他俩秉承的沟通点是：工伤无论对工厂和个人都是一种损失，所以工厂也应注意安全生产，减少事故发生。
结果还是屡遭闭门羹。他们并未放弃，又做了很多设想，包括给老板写信，像业务员那样去游说，包括以员工身份进工厂。每一种设想祝强和云祖都做了很多尝试，却发现，这种沟通的地位根本不平等，完全无法建立一种良好的谈话机制。老板总是不耐烦地打发他们，“这关你什么事，工厂的事我自己能解决，不用你操心。”
他们总想找到问题的根源，但越接近事实真相，就越发现其中错综复杂。他们想从一个问题着手，却发现这不只是单一方面引起的，还与其他领域紧密相联。
他们被这种冲动支配了两年，直到2006年，几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们。
那一年，云祖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比他有文化，但手有点问题，在一家工厂做到管理层。一次，这个姑娘的坏手，被工厂经理看到，随即被无端辞退。这个姑娘后来成了云祖的妻子。云祖觉得这个社会对不健全的人，还是缺乏起码的尊重。
在那一年，和他们一起打官司的一个“失手者”，一次性拿到30万。这件事在“失手者”当中很轰动，大家仿佛看到了一个更高的标准，打官司的人更有信心了。
半年后，这个曾经风光的工友就把钱折腾完，在家里抓泥鳅卖。云祖觉得所谓的中间道路还得靠“失手者”自己。
祝强和云祖的服务部不掺和官司，没有正常的资金来源，所有的费用都来自于基金会的捐助。2004年中山大学给了他们一笔钱，但到了2007年，因为没有更好的项目方案，“志强服务部”没有申请到任何项目。
这就意味着，他们这一年没有经济来源。
这时，祝强和云祖懵了。他们才明白，劳工问题太大，仅工伤这块就很难解决。在众多支持者共同为他们把脉，以及他们反思之后，2008年开始，“志强服务部”把定位改回龙岗工伤民工群体，重点在工伤康复和支持上，实现从他助到互助再到自助。
转了一圈，两个工伤者还是回到这个与自己密切又痛楚的领域。
“志强”的新一天
深圳到底有多少民工？1000万是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的保守估计。这些人大多聚集在深圳关外的龙岗区和宝安区。据有关部门统计，71.8%以上的工厂都发生过工伤。工伤普发还促进了手外科和手外科医院的“繁荣”。大小工厂的丛林里，四处可见手外科医院。
“志强”位于深圳龙岗区，距离区政府几步之遥。政府那边是宏伟的区政府广场，“志强”这边更像是混乱的城乡结合部。
自从“志强”将定位确定在工伤救助这一块，两个“失手者”就计划建一个“工伤互助网络”，促进拥有共同遭遇的工友交流，让他们恢复自信，分享再就业信息，以及找到伴侣。如今这个互助网络有两三百人，多是靠朋友间传播，但农民工流动性大，人员并不固定。
与每一个工伤者建立联系，需从探访开始。这些年云祖和祝强跑遍珠三角的各家医院，看望断肢工人。他们发现60%到70%的工伤者，因为工厂拒交有关费用，吃饭和医疗都成问题。
当他们终于拿到赔偿，也只是另外一个问题的开始。
突然拿到一大笔钱的民工，往往不知道该如何使用。回到老家，他们被称为“废人”，农村很多地方都需要花钱，没几年就折腾光。随之他们成了“老大难”：找不到老婆，干不了重活，只能赖活着。留在城市的工伤者，如果受伤还算轻，可以勉强留在厂里，但变得逆来顺受。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伤者，虽然有极少数福利工厂可以接纳他们，但也要挑腿部残疾、双手完好的人。更多工伤者，成为城市里最边缘的拾荒者。
3月14日，祝强去广州办事，云祖照例在龙岗做探访。
出发前，云祖把衬衣袖子放下，遮住断臂。在一辆没有空位的小巴上，云祖的残手无法抓住扶杆，靠着座位保持平衡。就这么，晃了一路。
探访的第一个对象，是一个刚出院的工友家庭。受伤者是19岁的罗磊，他被机器压断了右臂，工伤三级，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事情发生后，腿有残疾的爸爸从老家河南信阳连夜赶来，妈妈也辞掉苏州的工作。全家聚在一起，却不知如何是好。
出事已经9个月，罗磊天天夜里打游戏，白天睡觉，不与父母说一句话。
云祖一来就帮他们看赔偿的手续，仅余的两指艰难地用手机计算着，然后和罗磊的父母细细讨论是一次性领还是按月领。
罗磊戴着假肢坐在一边，眼神呆滞不发一言。
孩子他妈突然哭起来，念叨着丈夫残疾，家里还有瘫痪在床的公婆，他们只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却不想儿子又出事了。说着说着，爸爸也掩面而泣。云祖想用自己的经历去劝他们，说着说着，自己也哭了。
云祖匆匆逃出来，来到龙岗区人民医院手外科医院。这里有三层病房，每层40个床位，每个病房有五六个病人，几乎住满了失手者，这还不包括走道的加床。
云祖每周都来这里，却很少遇到同样的面孔，失手者来得快，走得也快。他不得不每次都像搞传销一样，挨着病房重新介绍自己。每个病人都有一只手裹着重重的纱布，年纪大部分都在18至20岁之间。
18岁的李君力来自湖南邵阳，昨晚刚做手术，正躺在床上做光疗。云祖试着与他聊起来，他仿佛看到了8年前的自己。“村里的同学都出来，我高中上了一个月也待不下去了。”李君力没有父亲，在深圳他很快就学会了在模具厂开机器。
如今的工厂和云祖10年前基本一样，还是简单的重复，然后重复到自己麻木的一刻，一声巨响……李君力失去了四根指头。
小伙子还挺天真，和云祖相比他觉得自己至少是幸运的。云祖心里清楚眼前这个孩子的伤，已经达到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只是后者现在还不明白，或许等到一天他真正发现那只手连根烟都拿不住的时候，他才会体会到失手者的崩溃。而这一切，云祖说不出口。
周围每一个床榻上的工伤者，都跟当年的他一样，对于即将到来的命运和应对一无所知。外面的人也许早已习惯一个手裹纱布的民工在身边经过，这座城市从来就不缺少牺牲和伤痛。
云祖试着跟病房里的每一个失手者交朋友，他下意识地向每一个人伸出援手，而很多时候他伸出来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袖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