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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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美国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蓄意生物威胁问题格外关注,逐步推动其议题"安全化",并不断加强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的构建与发展.在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审视和研究,会发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合理的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现象并存.合理的安全化部分基本实现了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的战略目标,满足了预防生物武器威胁的安全需求;而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过度安全化"操作导致美国肆意发动生物反恐战争,反恐形势"越反越恐",对生物技术滥用问题的"过度安全化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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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100088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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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语言大学梧桐创新平台项目"软实力视域下的中美亚太政策走势研究"(项目编号:18PT0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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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美国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及生物技术滥用等蓄意生物威胁问题格外关注,逐步推动其议题"安全化",并不断加强应对蓄意生物威胁战略的构建与发展.在安全化理论的视角下对这一战略的形成和演进进行审视和研究,会发现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状况:合理的安全化和"过度安全化"现象并存.合理的安全化部分基本实现了美国应对蓄意生物威胁的战略目标,满足了预防生物武器威胁的安全需求;而对生物恐怖主义的"过度安全化"操作导致美国肆意发动生物反恐战争,反恐形势"越反越恐",对生物技术滥用问题的"过度安全化"也造成国家资源的浪费.这一战略对全球生物安全也产生了双重影响,在促进和推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相关国际组织生物安全合作的同时,也有可能触发"生物安全困境",阻碍生物科学技术的交流与进步,并恶化国际生物安全环境.
其他文献
国际地位是一项特殊的国家利益,它取决于一国被他国认可形象的总和,反映了一国在等级制上的声望排名.国家追求地位的动机既反映了人类在心理上寻求得到其他族群的认可,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包括促进国际影响力和长远的对外政策目标).由于国际体系中没有统一权威来评估各国的表现和决定其排位,声望多寡和地位高低会成为国家间的争议领域,国家也将为此产生竞争甚至冲突.地位政治的理论视角涵盖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个人三个分析层级,并有助于衔接理性主义、建构主义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范式.不过,有关"地位"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分析应用
编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便开始了以美国和苏联为主要对手的东西方两大政治、军事和经济集团之间的冷战.1991年12月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已彻底走下历史舞台,距今已40年.东西方冷战是20世纪下半叶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极为广泛、重大与深远,因而一直都是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冷战期间,已出版很多相关研究成果,但绝大多数是美国学者的作品,所使用的研究素材也主要是美国的解密档案文献.
战略观念与战略思维是影响国家战略行为的深层因素.美国在成长为超级大国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综合考察战后以来尤其是冷战期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缔造与实施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战略安全观念与战略思维方式有几个近乎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立足"最坏假设",强调实力地位,保持技术优势,偏重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维持全球霸权,秉持道德普遍主义和意识形态优越论.其中,物质与精神并重,权力尤其武力手段与道德、意识形态旗帜并举,是最具美国特色的战略思想.这些思想特征构成美国安全战略的
隐蔽宣传行动是美国冷战战略体系的重要一环.冷战爆发后,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确立了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隐蔽宣传行动的政策,并对苏联东欧集团实施了包括隐蔽的无线电广播、图书项目、释放气球、制造假消息、支持非政府组织活动和公共外交等大量隐蔽宣传行动.这些行动与其他公开宣传互相配合,潜移默化地改变了苏联集团受众的思想信念,激发了他们对现政权和社会制度的不满与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向往,传播了各地反抗的信息,对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东剧变起了十分重要的滴水穿石和煽风点火的作用.
冷战时期三种不同等级的行为体,在中间地带形成了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即超级大国的全球性战略竞争、次级大国(力量中心)参与的局部性竞争与缓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争与合作.中间地带的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纵向上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横向上扩展到全球所有地区,而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国际互动仅限于一两个阶段和一两个地区,即阶段性和局部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在组成和规模上是不断变动的,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之间会发生相互转化,但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在根本上难以撼
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核武器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不仅在战后初期坚持核保密政策,而且还多次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出让步,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地位,对苏联构成有效的威慑,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核力量的建设,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使双方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而使得美苏决策者都认识到,限制核军备竞赛对双方至关重要,美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科史上的"第二次论战"存在误解,实质上这场论战围绕如何对国际关系进行理论化概括展开,"经典路径"和"科学路径"的信奉者分别构建了不同形态的国际关系理论."经典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哲理性思想,它由一系列有关国际关系且彼此间密切联系的普遍性命题构成,其重点是展示对国际关系中心问题的哲理思考;"科学路径"构建的理论是一种简洁的理论模型,它由一整套彼此联系且清晰扼要的假说组成,其重点是揭示特定研究领域的组织原则和内在逻辑.两种形态的理论各有特殊价值,难以相互取代.
德国历史学家埃卡特·克尔将社会和经济力量引入对第二帝国海军问题的研究,针对传统兰克史学所遵从的"对外政策优先"原则,提出"国内政治优先"的论断.克尔在德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基础上,揭示海军扩张与帝国主义政策这两个问题与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状况、阶级结构、利益集团和政党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克尔的研究侧重社会史,强调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决定性作用,重视阶级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克尔的研究表明,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的书写在档案之外还应关注更广阔的经济、社会力量,兼顾国际关系与国内政治,综合社会
冷战初期,越南共产党试图延续其自建国以来带有中立色彩的对外政策,极力避免法越战争国际化.但在冷战向亚洲蔓延、法越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中国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美法关系升温等因素的作用下,越共逐步走上了结盟之路.1950年初,越共追随中共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标志着其结盟政策的形成.该政策不仅导致越共获得了足以改变战场形势的军事援助,并促成了以中国支援越南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越准军事同盟.更重要的是,越共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承认解决了法国选择扶植保大政府所引发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也是越共实施结盟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