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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光绪二十四年，湖南巡抚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玲，并同意梁启超等中文教习辞职。对陈宝箴的举动，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是陈宝箴迫于湖南守旧派的压力的被动行为，但将其放置于陈宝箴对时务学堂的连续性态度，此举是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激进教学的有意为之，折射出陈宝箴对与康有为等人变法路径的差异。
关键词陈宝箴时务学堂熊希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95—07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于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教学，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并同意三名中文分教习辞职。陈宝箴此举的动因何在?对此，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此乃陈宝箴出于旧派“湘省公呈”压力下的被动之举。这一论断虽充分注意到了“湘省公呈”在陈宝箴更动学堂人事中的作用，但却忽视了陈宝箴对待时务学堂态度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观察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教学的态度的话，便可发现，对于时务学堂的激进教学，陈宝箴并不苟同，其最终解聘提调、教习，并非完全是出于旧派压力下的被动之举，而是陈宝箴阻止激进的必然举措。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在湘绅蒋德钧、熊希龄等人的倡议下，陈宝箴同意聘请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以“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为由，自聘同为康门弟子的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缘此，时务学堂的中文教习均为康门弟子，其教学方针也早在他们人湘之前便预定好了。是年十月，当梁启超准备离沪赴湘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康有为特意赶到上海，商讨“教育之方针”。对于康门师徒在沪聚议教育方针之事，狄葆贤事后回忆说：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仁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辞。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
窥诸后来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所批学生课艺、日记，可见，这一早已预定好的激进方针的确得到了贯彻。现将叶德辉等人戊戌年披露的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所批学生课艺、日记中的激进言论节录如下：
时务学堂课艺总教习梁启超批以下刻本
又：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又：《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
分教习韩文举批：
又：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之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例能夺其权而褫其职。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废君。可见舜亦由民公举，非尧能私授也。
《学堂日记》梁批以下手书本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敌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又：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又：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又：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又梁批：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分析上述批语，包括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推重素王孔子，并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而《扬州十日记》一条，则反映出梁启超等人的种族革命思想。这与康门师徒在沪上所订的“教育之方针”相一致，也与梁启超后来的回忆相吻合：“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尽管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教学早已有之，但由于学堂的封闭教学，外界不得而知。据梁启超回忆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春节，学堂放假，学生携带教习日记、批答回家，其激进言论始“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
既然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言论已令“全湘哗然”，那么，作为湘抚的陈宝箴不可能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无动于衷。据唐才常说，戊戌三月，外间便有时务学堂更换总办、教习的传言。戊戌五月，唐才常在为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制记事致欧阳中鹄的信中，忆及此事，说：“昨读赐七丈(谭嗣同——引者注)函，言及前日呈剳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种种谣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忿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在经历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的风波后，唐才常再回忆三月间的传言，才有了“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的联想。而证之以邹代钧致汪康年的信，可知唐才常的联想并不诬枉，外间传言尽管未必尽实，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此时的陈宝箴的确有更动时务学堂人事的考虑，维新派内部也因此出现了矛盾。戊戌闰三月十二日，邹代钧为《时务报》馆纷争之事致函汪康年函，首次提及其与谭嗣同、熊希龄的矛盾：
报事鄙人与考功(陈三立)均以交出为是……鄙人与考功之力量，万不能维持。现为湘中时务学堂，鄙人已与谭、熊树敌(佘度助谭、熊)，能挽回与否尚不能必，又何能维持《时务报》?……湘事大坏，义宁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
据此可见，在戊戌闰三月之际，维新派内部谭嗣同、熊希龄已与邹代钧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已经有了矛盾。而矛盾的焦点是因时务学堂教习的言论激进，导致了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提调的打算，其人选不是“祭酒”王先谦，而是邹代钧。黄遵宪助谭、熊，而邹代钧的支持者则是陈宝箴与陈三立。这表明，陈氏父子对康门弟子的激进教学方针是不认同的。因此，当时务学堂教习的激进言论传出后，陈宝箴父子不是包庇、纵容，而是不以为然，并积极作出回应，试图通过更换提调、教习加以挽回。其结果是，由于时务学堂教习的激进教学只是传言，尚无确凿证据，在谭、熊的力争下，陈宝箴没有强行，这即是邹代钧所谓的“义宁有忌器之意”。陈宝箴所“忌”之“器”，无疑是谭嗣同及其关系网络。本来对于巡抚陈宝箴来说，更换一个学堂教习，易如反掌，但有了谭嗣同的鼎力相助，陈便不能贸然行事。作为官宦子弟，谭嗣同擅长交游，在湖南新政中上下联络，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陈宝箴与谭父又有同宦之谊。因此，无论从私交还是新政大局考量，陈宝箴都不愿贸然与谭决裂。
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找到证据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随后，谭嗣同因浏阳南学分会事于闰三月十八日离开长沙回浏阳，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动身返 回长沙。而就在谭嗣同回浏阳期间，陈宝箴调阅了时务学堂的札记。乘谭离开长沙之机调阅剳记，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陈宝箴父子的有意安排。但无论如何，谭的离开都为陈氏父子调阅札记，减少了阻力。关于陈宝箴调阅札记的目的，欧阳中鹄在五月初七日给谭嗣同的信中解释为“自加检点，备预不虞”。黄彰健先生认为“欧此种解释应可信”。在我看来，陈宝箴调阅札记固然有“自加检点，备预不虞”的意图，但另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目的是寻找证据，为时务学堂的人事调整寻找证据。欧阳因不知道陈与谭、熊此前在学堂问题上的矛盾，故作出上述解释。而黄彰健先生因为关注的是戊戌年湖南新旧党争的问题而对新派内部的矛盾关注较少，对戊戌年三月陈宝箴与谭、熊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的矛盾未加涉及，因此其对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一事的解释，也不够全面。
陈宝箴的这次突然袭击颇有收获，尽管时务学堂的分教习“皇遽无措，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零时加批”，但陈宝箴还是从这众多涂抹过的剳记中找到了一些未经涂改而又言辞“悖谬”的割记。
陈宝箴在找到证据之后，并没有直接通知谭嗣同、熊希龄等人，而是让谭的老师欧阳中鹄转告谭，并将两份未经修改的剳记给了欧阳。戊戌五月初，欧阳中鹄便致函谭嗣同，告知此事。欧阳此信已遗失，但从五月初六日唐才常致欧阳的信中可见欧阳致谭信的些许内容。唐说：“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剳记一则，甚为骇异……中丞调阅剳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阅，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来谕云‘分教习等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随后，唐历数了自己的学术宗旨，说明其讲“素王改制”绝非“附会康门”：“为学宗旨各有不同，是素非丹，看朱成碧，二千年来有何定轨?受业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并非无口敢饭所者”。最后，他恳请欧阳将此信“并呈伯严先生，知受业非“皇速”、无依草附木者，幸甚感甚”。“皇遽”即指陈宝箴调阅割记时，分教习“皇遽无措”之事；而“无依附草木者”，是自明其言行并非“附会康门”、依附康学门墙。从唐长常此信的行文来看，所谓分教习“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及“依附康门”之语，很可能都出自陈三立。这既说明陈三立对“康学”的反感，也说明陈与谭、唐的关系已近破裂。五月初七日，欧阳再次就时务学堂剞记事，致谭、唐说：“调取札记，乃白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就正者。此中委曲，兄尚不尽得所以然，即间露一二，亦志在《扬水》之卒章，不敢以告。弟等亦但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昌其学，不必凭虚拟亿。另检两卷呈览，仍恳交仆带还，此等如何安置，思之尚未得法，故心恶之。”这“另检”出的两卷，陈宝箴请欧阳带还谭嗣同。在看到“悖谬”剳记后，鉴于双方已有矛盾，陈宝箴没有亲自找谭嗣同，而是选择让谭最亲近的老师欧阳中鹄把证据提供给他，看其在证据面前还能做何辩解。只要谭、熊不再坚持，离开时务学堂，陈宝箴能顺利更换时务学堂的提调、教习，其阻遏激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根据上述欧阳“另检两卷呈览，仍恳交仆带还，思之尚未得法”一语，黄彰健分析说：“五月二十二日湘省公呈所附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批语提到《扬州十日记》，此一批语含有种族革命，亦即排满的用意……戊戌五月初七日欧阳所出示的两卷批语，欧阳心恶之，则欧阳所看到的这两卷批语恐亦系这一类性质而其批语措辞或更明显，更激烈。”黄先生的这一推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做出，但大陆学界在谈到此一问题时，并不提及黄先生的观点，或认为陈宝箴一无所获，或对其结果不加讨论。在我看来，黄先生的这一推论颇有见地，这从以下黄遵宪给陈三立的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看到时务学堂“悖谬”剳记后，陈三立曾多次致函黄遵宪，商讨对策。由于陈三立的信函无从找到，我们只能从黄遵宪的复函中感受陈、黄对此事的态度。黄遵宪复函称：
屡奉台示，忧虞皇惑，不知所措，更不知何以作答。与此君交二年，渊雅温厚，远过其师，亦不甚张呈其说，其暧暧妹妹，守一家之言，与之深谈每有更易。如主张民权，为之言不可，渠亦言民知未开，未可遽行。吾爱之重之。惟康郎琵琶嘈嘈切切，所来往又多五陵少年，遇事生风，或牵师而去，亦非所敢料。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姑且勿论，惟学堂中所言民贼独夫与及《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鄙意亟欲聘一宋学先生，即意在匡救。然闻意见不合而去。闻系用某名作关聘而某实未之知也。所延分校阳君某，亦不知某事。自此君北上，久未到学堂，未阅札记。今欲筹别由鹿门聘一分校。如此转移是否可行，敬乞酌夺。久未晤，何日乃得相见，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也。一转移之法，似宜留皮鹿门充时务学堂，谓先生不来，难以久旷，即以南学会学长互调，俟其来时，再行商劝。
欧阳子改作湘报馆主笔，乔茂萱舍课吏馆而去，遂出一枯窘题，令人无从措手。现在设法诱一友人来，待其入湘，当强令就此。此君在粤充粤秀监院，岁修千金，曾到海外，为乙酉拔贡、乙丑乡榜，《人境庐诗集》中所谓梁诗五居实者也。又及。
再，得一王本卿，仍少一人。意欲以沈子培、梁卓如分任之。
黄遵宪此信未署时间，但从其所说的“乔茂萱舍课吏馆而去”、“现在设法诱一友人来，待其入湘，当强令就此”及“似宜留皮鹿门充时务学堂”等信息判断，此信当写于戊戌四月二十日左右。而从“屡奉台示，忧虞皇惑，不知所措，更不知何以作答”一语可见，在此之前，陈三立已为此事多次写信给黄了。黄遵宪所说的“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及“独夫民贼”、“《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等信息，均来自陈三立，与戊戌五月王先谦等人披露所得学堂“悖谬”剳记有所不同，这自然是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时看到的内容。
分析至此，可以确定，陈宝箴的确从调来的剳记中找到了教习言论激进的证据，陈三立屡次致函黄遵宪，是为了商讨对策。黄遵宪的建议是由皮锡瑞聘一分校，并留皮充时务学堂。据此可见，早在四月中旬，当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并看到教习之激进批答后，便再次考虑更换时务学堂的人事了。这与其三月份的想法一以贯之，只不过此时他已有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面对确凿的证据，谭、熊自然无复可言。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因徐致靖的保荐，光绪帝命谭嗣同北上备“召见”，谭于五月十日左右离开了长沙。正如邹代钧所说，“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谭的离开也一定令陈宝箴如释重负，既然学堂剳记“悖谬’的证据已经找到，铁证如山，陈宝箴随时都有可能对其人事进行调整。五月二十日，由 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联名要求更换时务学堂教习的“湘省公呈”，恰为陈宝箴的最后决策提供了动力。在陈宝箴得到时务学堂剳记“悖谬”实证后不久，叶德辉等人也发现了相似的证据，于是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绅联名具呈陈宝箴，要求陈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这即是所谓的“湘省公呈”。以往的研究多将陈宝箴换人的原因归结为旧党此次公呈的压力。此种解释是在不了解陈与谭、熊已在时务学堂问题上出现僵局的思路下进行的。在我看来，“湘省公呈”恰恰为陈宝箴解决时务学堂这一棘手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一点还可以从陈宝箴解决时务学堂问题的迅速反应中见及。五月二十二日，“湘省公里”递到陈宝箴手中，最晚到二十六日，陈宝箴便札委汪颂年代替熊希龄为绅总办，并拟请沈曾植为中文总教习。如果没有自戊戌三月以来的思考与准备，无论旧派如何反对，陈宝箴也不可能在短短四天的时间内解决时务学堂的问题。正是有了这长时间的酝酿，特别是有了调阅剳记以来的确凿证据，陈宝箴才得以借机迅速作出反应。由此可见，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提调、教习的打算并非产生于“湘省公呈”之后，而是早已有之，旧派的压力不过是陈宝箴作出决定的催化剂而已。至于公开委任的绅总是汪颂年而不是邹代钧，那只不过是因为谭、熊与邹矛盾过深，陈宝箴为避嫌起见采取的策略而已。事实上，陈宝箴私下已经说好让邹与汪共同接办。这从五月三十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的下述信中可以见及：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竞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竞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陪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枪中我矣。此二人，鄙人向引以为同志，本有才，从前做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时务学堂各分教习，均一律辞去。卓如得保，自不再来。右丈意拟请子培为总教，其分教则用湘人士之通达者……得此君，湘氛当可廓清。
无论汪颂年还是邹代钧，他们都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提示我们注意，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的方向不过是力矫过激，而不是走向守旧。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陈氏父子在变法思路上与康门师徒的不同。
对于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在变法路数上的不同，陈寅恪曾如是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一源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另一源则为“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此一材料，学者多有引用，但缺乏必要的分析。其实，二者之不同在湖南新政中清晰可见。康有为通过“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路数，在时人的眼中是激进的。朱一新驳斥康有为者在此，张之洞封禁《强学报》者，亦在此。《无邪堂问答》间世于1895年，陈宝箴父子对朱一新驳斥“康学”“深以为然”。可见早在此时，陈氏父子即对“康学”有所了解，而且不以为然。
既如此，由陈氏父子主导的湖南变法自然不会接受康有为及其学说。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湘学新报》创刊之际，湖南维新派同人便在例言中规定：“本报不列经学专门者，以近来经解诸书汗牛充栋，家法师法，聚讼纷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裨。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尽管后来《湘学新报》因主笔唐才常学主今文，曾一度违背《例言》，三次涉及“素王改制”。但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湖南学政江标对其进行整顿，并于第十五册刊载张之洞《咨会湘学院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牍》，后附注云：“素王改制之说，《例言》中本云过激，不以为然。惟以后报中三见，是与《例言》刺谬，殊恐蹈经学附会之陋，故特重订正义，明分泾渭，已著第十四册，阅者祈详辨之。”“重订正义，明分泾渭”，正显示了由陈宝箴父子主导的湖南变法与康有为变法路数之间的距离。作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陈宝箴的身份、阅历决定其主导的变法，只能是渐进的、稳健的，在“神州旧法”之上慢慢引进、嫁接“西法”。这与康有为之大张旗鼓引进“西法”的作法已然不同。康有为因此也与湖南变法无缘。．光绪二十三年秋，当湖南时务学堂遴选总教习时，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舍康而聘梁”。陈寅恪曾记录乃父的一段回忆，说：“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陈宝箴)，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陈三立)，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陈三立之所以要“舍康而聘梁”，关键在于梁之“论说似胜于其师”。陈所说的梁启超之“论说”，主要指其在《时务报》中的言论。此中，尽管梁为康门弟子，但其论说却较少附会师说，更少乃师的牵强。正因如此，陈三立才选择了梁启超。戊戌正月，当南学会尚在筹办之时，黄遵宪拟聘请皮锡瑞、汪颂年、王世琪、乔茂萱、康有为五人来湘。其中，聘请康有为之事便遭到了陈三立的拒绝。
之后，陈三立又与谭嗣同在评价康有为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冲突。戊戌三月初三日，《湘报》第16号刊发《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即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前附谭嗣同所写跋文。文中，谭嗣同称康有为为“南海先生”，并有“先生于是愤不顾身，伏蒲而谏，敬王不如我敬，言人所不敢言，其心为支那四万万人请命，其疏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也”之语。对此，陈三立不以为然。时为陈宝箴幕僚的欧阳中鹄为此致信谭嗣同、唐才常，规劝其在《湘报》的言论无论詈骂还是美誉都不要过激。谭、唐随后联名复函欧阳中鹄，说：
接读来谕，不胜骇异。所谓詈骂者未曾吐其千一万一，何况于过?然此犹得曰恶恶从短不欲闻人之恶也，岂赞美二字贤人君子之所用心而亦为悬为禁乎?既不许骂，也不许美，世何必有报馆?第相率缄口为乡愿足矣。……犹有持不通之说者，谓嗣同等非其门人，何为称先生?不知一佛出世，旷劫难逢，既克见圣，岂甘自弃，不以师礼事之，复以何礼事之?且普观世问，谁能禁嗣同等之不为其门人者，忌妬者又将奈之何哉!请转语伯严吏部，远勿为粱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妬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词，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嗣同等如轻气球，压之弥涨，且陡涨矣。
该信中，谭、唐请欧阳转告陈三立，勿为梁鼎芬、邹代钧所惑，勿“借师权以相压”，其目标直指陈三立。随后，即三月初六日，欧阳复函谭、唐，指出他的上封 信与陈三立无关，而是出于己意，并说陈三立对康有为是很赞赏的：“伯严于康先生五体投地，谓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忘。其论报两语，未尝要鄙人用压力，鄙人自述之耳。天下惟不知赞詈人为无心肝，知赞詈则足与于君子……方今吾道大孤，同地球止有此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愿两弟益大吾力，宏吾量，以固吾群可也。”这里，欧阳已担心谭、唐与陈三立的结怨会影响维新大局，因此多方调和、化解矛盾。但欧阳的调和无济于事。三月初十日，谭再次复函欧阳，说：“是日上午已有人来告某之酉鬼诋，并谓先生之称谓，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又谓‘湖南不应有此’，意在设法阻压。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固疑所谓设法者，必于函丈处设法，而已进有言语矣……即梁星海之流亦尚未想到，何况时常相见之人乎……证以平日诋卓如、诋绂丞，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可测矣。而又往函丈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在信的末尾，谭嗣同并告诉欧阳“今事已过往，聊复述之，祈函丈亦勿以此示伯严。”联系谭、唐的上封信，可知这里的“时常相见之人”即指陈三立；“是日上午已有人来告某之酉鬼诋”一语，说明在谭文刊发的当天，陈三立就表示了不满，认为此乃“钻营康名士”，这表明陈三立对谭嗣同等人追随“康学”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是发自内心的，并非旧派施压的结果。如果考虑到当时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湖南不应有此”一语，即意味着陈氏父子接下来将会弱化湖南变法中的“康学”因素。
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这种变法路数上的差异，还可以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陈宝箴在《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中对“康学”及康门师徒之的评价中见及。该折中，陈宝箴如是说：
意其所以召毁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纵横、志气之激烈有以致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编，遂为举世所忿痰，其指斥尤厉者拟为孟氏之辟杨墨，而康有为为众射之的，非无自而然也。……所撰《改制》一书，传播已久，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间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若其他才智不逮，诚恐囿于一隅之论更因物议以相忿竞，有如四月二十三日谕旨所谓“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者，诚可痛也。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康门弟子在湖南变法中的激进言论，陈宝箴可能不会对“康学”与康门弟子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也不可能对其是非曲直作出如此深入的评价。
既然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在变法路向上有如此差异，那么，当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的激进言行传出后，无论从个人喜好还是从维护维新大局考虑，陈宝箴都会做出学堂换人的决定。因此，陈宝箴此举的动因与其说来自旧派的压力，不如说是源于这种思想差异。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陈宝箴时务学堂熊希玲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6—0095—07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下旬，由于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教学，陈宝箴更换了时务学堂的提调熊希龄，并同意三名中文分教习辞职。陈宝箴此举的动因何在?对此，现有的研究多认为此乃陈宝箴出于旧派“湘省公呈”压力下的被动之举。这一论断虽充分注意到了“湘省公呈”在陈宝箴更动学堂人事中的作用，但却忽视了陈宝箴对待时务学堂态度的连续性。如果我们从一个较长时段来观察陈宝箴对时务学堂教学的态度的话，便可发现，对于时务学堂的激进教学，陈宝箴并不苟同，其最终解聘提调、教习，并非完全是出于旧派压力下的被动之举，而是陈宝箴阻止激进的必然举措。
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在湘绅蒋德钧、熊希龄等人的倡议下，陈宝箴同意聘请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的梁启超为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梁启超以“分教习必由自行聘定，乃易臂使”为由，自聘同为康门弟子的韩文举、叶觉迈为中文分教习。缘此，时务学堂的中文教习均为康门弟子，其教学方针也早在他们人湘之前便预定好了。是年十月，当梁启超准备离沪赴湘就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康有为特意赶到上海，商讨“教育之方针”。对于康门师徒在沪聚议教育方针之事，狄葆贤事后回忆说：
任公于丁酉冬月将往湖南任时务学堂，时与同仁等商进行之宗旨，一渐进法，二急进法，三以立宪为本位，四以彻底改革洞开民智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任公极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其时南海闻任公之将往湘也，亦来沪商教育之方针。南海沉吟数日，对于宗旨亦无异辞。所以同行之教员如韩树园、叶湘南、欧榘甲皆一律本此宗旨。
窥诸后来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所批学生课艺、日记，可见，这一早已预定好的激进方针的确得到了贯彻。现将叶德辉等人戊戌年披露的时务学堂中文教习所批学生课艺、日记中的激进言论节录如下：
时务学堂课艺总教习梁启超批以下刻本
又：今日欲求变法，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变去跪拜之礼，上下仍习虚文，所以动为外国讪笑也。
又：《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盖取六经中所言民权者，编辑成书，亦大观也。
分教习韩文举批：
又：美国总统有违例，下议院告之上议院，上议院得以审问，例能夺其权而褫其职。英国虽君臣共主之国，其议院亦曾废君。可见舜亦由民公举，非尧能私授也。
《学堂日记》梁批以下手书本
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令人发指眦裂，敌知此杀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维之，人类或几乎息矣。
又：议院虽创于泰西，实吾五经、诸子、传记随举一义，多有其意者，惜君统太长，无人敢言耳。
又：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王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
又：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又梁批：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有何不可以去国之义。
分析上述批语，包括去跪拜、变服饰、兴民权、开议院、推重素王孔子，并借助五经、诸子大义阐发民权思想，而《扬州十日记》一条，则反映出梁启超等人的种族革命思想。这与康门师徒在沪上所订的“教育之方针”相一致，也与梁启超后来的回忆相吻合：“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非徒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尽管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教学早已有之，但由于学堂的封闭教学，外界不得而知。据梁启超回忆说，直到光绪二十四年春节，学堂放假，学生携带教习日记、批答回家，其激进言论始“流布人间”，于是全湘哗然。
既然时务学堂中文教习的激进言论已令“全湘哗然”，那么，作为湘抚的陈宝箴不可能一无所知，更不可能无动于衷。据唐才常说，戊戌三月，外间便有时务学堂更换总办、教习的传言。戊戌五月，唐才常在为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制记事致欧阳中鹄的信中，忆及此事，说：“昨读赐七丈(谭嗣同——引者注)函，言及前日呈剳记一则，甚为骇异。外间攻学堂事，三月即有所闻。或谓中丞已厌卓如，或谓日内将使祭酒公代秉三，叶奂彬为总教习。种种谣言，皆云出自中峰。韩、欧、叶三君闻之，即忿然欲去，经受业再三挽留，始安其位。然其愤懑之心，未尝一日释也……亦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在经历了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的风波后，唐才常再回忆三月间的传言，才有了“绝不料中丞已有疑心，果如外人所云也”的联想。而证之以邹代钧致汪康年的信，可知唐才常的联想并不诬枉，外间传言尽管未必尽实，但也绝非空穴来风。此时的陈宝箴的确有更动时务学堂人事的考虑，维新派内部也因此出现了矛盾。戊戌闰三月十二日，邹代钧为《时务报》馆纷争之事致函汪康年函，首次提及其与谭嗣同、熊希龄的矛盾：
报事鄙人与考功(陈三立)均以交出为是……鄙人与考功之力量，万不能维持。现为湘中时务学堂，鄙人已与谭、熊树敌(佘度助谭、熊)，能挽回与否尚不能必，又何能维持《时务报》?……湘事大坏，义宁有忌器之意，鄙人力量何能胜之，言之愤甚。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
据此可见，在戊戌闰三月之际，维新派内部谭嗣同、熊希龄已与邹代钧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已经有了矛盾。而矛盾的焦点是因时务学堂教习的言论激进，导致了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提调的打算，其人选不是“祭酒”王先谦，而是邹代钧。黄遵宪助谭、熊，而邹代钧的支持者则是陈宝箴与陈三立。这表明，陈氏父子对康门弟子的激进教学方针是不认同的。因此，当时务学堂教习的激进言论传出后，陈宝箴父子不是包庇、纵容，而是不以为然，并积极作出回应，试图通过更换提调、教习加以挽回。其结果是，由于时务学堂教习的激进教学只是传言，尚无确凿证据，在谭、熊的力争下，陈宝箴没有强行，这即是邹代钧所谓的“义宁有忌器之意”。陈宝箴所“忌”之“器”，无疑是谭嗣同及其关系网络。本来对于巡抚陈宝箴来说，更换一个学堂教习，易如反掌，但有了谭嗣同的鼎力相助，陈便不能贸然行事。作为官宦子弟，谭嗣同擅长交游，在湖南新政中上下联络，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陈宝箴与谭父又有同宦之谊。因此，无论从私交还是新政大局考量，陈宝箴都不愿贸然与谭决裂。
当双方僵持不下时，找到证据便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随后，谭嗣同因浏阳南学分会事于闰三月十八日离开长沙回浏阳，直到四月十五日才动身返 回长沙。而就在谭嗣同回浏阳期间，陈宝箴调阅了时务学堂的札记。乘谭离开长沙之机调阅剳记，这也许是历史的巧合，也许是陈宝箴父子的有意安排。但无论如何，谭的离开都为陈氏父子调阅札记，减少了阻力。关于陈宝箴调阅札记的目的，欧阳中鹄在五月初七日给谭嗣同的信中解释为“自加检点，备预不虞”。黄彰健先生认为“欧此种解释应可信”。在我看来，陈宝箴调阅札记固然有“自加检点，备预不虞”的意图，但另一个不为外人知晓的目的是寻找证据，为时务学堂的人事调整寻找证据。欧阳因不知道陈与谭、熊此前在学堂问题上的矛盾，故作出上述解释。而黄彰健先生因为关注的是戊戌年湖南新旧党争的问题而对新派内部的矛盾关注较少，对戊戌年三月陈宝箴与谭、熊等人在时务学堂问题上的矛盾未加涉及，因此其对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一事的解释，也不够全面。
陈宝箴的这次突然袭击颇有收获，尽管时务学堂的分教习“皇遽无措，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零时加批”，但陈宝箴还是从这众多涂抹过的剳记中找到了一些未经涂改而又言辞“悖谬”的割记。
陈宝箴在找到证据之后，并没有直接通知谭嗣同、熊希龄等人，而是让谭的老师欧阳中鹄转告谭，并将两份未经修改的剳记给了欧阳。戊戌五月初，欧阳中鹄便致函谭嗣同，告知此事。欧阳此信已遗失，但从五月初六日唐才常致欧阳的信中可见欧阳致谭信的些许内容。唐说：“昨读赐七丈函，言及前日呈剳记一则，甚为骇异……中丞调阅剳记，乃陈、杨二君自内学生收取，收齐后，始汇交受业一阅。受业深恐三教习闻之，致滋不阅，且戒秉三勿与三教习言……来谕云‘分教习等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等语。果谁见之?而谁闻之?”。随后，唐历数了自己的学术宗旨，说明其讲“素王改制”绝非“附会康门”：“为学宗旨各有不同，是素非丹，看朱成碧，二千年来有何定轨?受业于素王改制讲之有年，初非附会康门。……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若谓依附某学门墙，逐微名微利，则受业……并非无口敢饭所者”。最后，他恳请欧阳将此信“并呈伯严先生，知受业非“皇速”、无依草附木者，幸甚感甚”。“皇遽”即指陈宝箴调阅割记时，分教习“皇遽无措”之事；而“无依附草木者”，是自明其言行并非“附会康门”、依附康学门墙。从唐长常此信的行文来看，所谓分教习“皇遽无措，及尽一夜之力统加抉择，匿其极乖谬而临时加批”及“依附康门”之语，很可能都出自陈三立。这既说明陈三立对“康学”的反感，也说明陈与谭、唐的关系已近破裂。五月初七日，欧阳再次就时务学堂剞记事，致谭、唐说：“调取札记，乃白加检点，备预不虞，有不得不急就正者。此中委曲，兄尚不尽得所以然，即间露一二，亦志在《扬水》之卒章，不敢以告。弟等亦但平其心，养其气，敛其才，藏其智，以俟积厚流光，异日出而昌其学，不必凭虚拟亿。另检两卷呈览，仍恳交仆带还，此等如何安置，思之尚未得法，故心恶之。”这“另检”出的两卷，陈宝箴请欧阳带还谭嗣同。在看到“悖谬”剳记后，鉴于双方已有矛盾，陈宝箴没有亲自找谭嗣同，而是选择让谭最亲近的老师欧阳中鹄把证据提供给他，看其在证据面前还能做何辩解。只要谭、熊不再坚持，离开时务学堂，陈宝箴能顺利更换时务学堂的提调、教习，其阻遏激进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根据上述欧阳“另检两卷呈览，仍恳交仆带还，思之尚未得法”一语，黄彰健分析说：“五月二十二日湘省公呈所附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批语提到《扬州十日记》，此一批语含有种族革命，亦即排满的用意……戊戌五月初七日欧阳所出示的两卷批语，欧阳心恶之，则欧阳所看到的这两卷批语恐亦系这一类性质而其批语措辞或更明显，更激烈。”黄先生的这一推论早在1970年代就已做出，但大陆学界在谈到此一问题时，并不提及黄先生的观点，或认为陈宝箴一无所获，或对其结果不加讨论。在我看来，黄先生的这一推论颇有见地，这从以下黄遵宪给陈三立的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在看到时务学堂“悖谬”剳记后，陈三立曾多次致函黄遵宪，商讨对策。由于陈三立的信函无从找到，我们只能从黄遵宪的复函中感受陈、黄对此事的态度。黄遵宪复函称：
屡奉台示，忧虞皇惑，不知所措，更不知何以作答。与此君交二年，渊雅温厚，远过其师，亦不甚张呈其说，其暧暧妹妹，守一家之言，与之深谈每有更易。如主张民权，为之言不可，渠亦言民知未开，未可遽行。吾爱之重之。惟康郎琵琶嘈嘈切切，所来往又多五陵少年，遇事生风，或牵师而去，亦非所敢料。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姑且勿论，惟学堂中所言民贼独夫与及《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鄙意亟欲聘一宋学先生，即意在匡救。然闻意见不合而去。闻系用某名作关聘而某实未之知也。所延分校阳君某，亦不知某事。自此君北上，久未到学堂，未阅札记。今欲筹别由鹿门聘一分校。如此转移是否可行，敬乞酌夺。久未晤，何日乃得相见，一吐其胸中所欲言也。一转移之法，似宜留皮鹿门充时务学堂，谓先生不来，难以久旷，即以南学会学长互调，俟其来时，再行商劝。
欧阳子改作湘报馆主笔，乔茂萱舍课吏馆而去，遂出一枯窘题，令人无从措手。现在设法诱一友人来，待其入湘，当强令就此。此君在粤充粤秀监院，岁修千金，曾到海外，为乙酉拔贡、乙丑乡榜，《人境庐诗集》中所谓梁诗五居实者也。又及。
再，得一王本卿，仍少一人。意欲以沈子培、梁卓如分任之。
黄遵宪此信未署时间，但从其所说的“乔茂萱舍课吏馆而去”、“现在设法诱一友人来，待其入湘，当强令就此”及“似宜留皮鹿门充时务学堂”等信息判断，此信当写于戊戌四月二十日左右。而从“屡奉台示，忧虞皇惑，不知所措，更不知何以作答”一语可见，在此之前，陈三立已为此事多次写信给黄了。黄遵宪所说的“关东大汉”、“西游行者”及“独夫民贼”、“《伪经考》、《改制记》诚非童稚所宜听受”等信息，均来自陈三立，与戊戌五月王先谦等人披露所得学堂“悖谬”剳记有所不同，这自然是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时看到的内容。
分析至此，可以确定，陈宝箴的确从调来的剳记中找到了教习言论激进的证据，陈三立屡次致函黄遵宪，是为了商讨对策。黄遵宪的建议是由皮锡瑞聘一分校，并留皮充时务学堂。据此可见，早在四月中旬，当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剳记并看到教习之激进批答后，便再次考虑更换时务学堂的人事了。这与其三月份的想法一以贯之，只不过此时他已有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面对确凿的证据，谭、熊自然无复可言。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因徐致靖的保荐，光绪帝命谭嗣同北上备“召见”，谭于五月十日左右离开了长沙。正如邹代钧所说，“谭猖披过于熊，若早去谭，事犹可挽回”，谭的离开也一定令陈宝箴如释重负，既然学堂剳记“悖谬’的证据已经找到，铁证如山，陈宝箴随时都有可能对其人事进行调整。五月二十日，由 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联名要求更换时务学堂教习的“湘省公呈”，恰为陈宝箴的最后决策提供了动力。在陈宝箴得到时务学堂剳记“悖谬”实证后不久，叶德辉等人也发现了相似的证据，于是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绅联名具呈陈宝箴，要求陈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这即是所谓的“湘省公呈”。以往的研究多将陈宝箴换人的原因归结为旧党此次公呈的压力。此种解释是在不了解陈与谭、熊已在时务学堂问题上出现僵局的思路下进行的。在我看来，“湘省公呈”恰恰为陈宝箴解决时务学堂这一棘手的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这一点还可以从陈宝箴解决时务学堂问题的迅速反应中见及。五月二十二日，“湘省公里”递到陈宝箴手中，最晚到二十六日，陈宝箴便札委汪颂年代替熊希龄为绅总办，并拟请沈曾植为中文总教习。如果没有自戊戌三月以来的思考与准备，无论旧派如何反对，陈宝箴也不可能在短短四天的时间内解决时务学堂的问题。正是有了这长时间的酝酿，特别是有了调阅剳记以来的确凿证据，陈宝箴才得以借机迅速作出反应。由此可见，陈宝箴更换时务学堂提调、教习的打算并非产生于“湘省公呈”之后，而是早已有之，旧派的压力不过是陈宝箴作出决定的催化剂而已。至于公开委任的绅总是汪颂年而不是邹代钧，那只不过是因为谭、熊与邹矛盾过深，陈宝箴为避嫌起见采取的策略而已。事实上，陈宝箴私下已经说好让邹与汪共同接办。这从五月三十日邹代钧致函汪康年的下述信中可以见及：
鄙人为时务学堂事，竞与谭、熊为深仇，谭虽得保而去，熊则仍踞此间，动辄以流血成河为言，且行同无赖，似难与计较。学堂事渠虽交出，费尽许多心力，实一言难罄。右丈委汪颂年与鄙人接办，而熊怒未息，其无状竞及于义宁乔梓矣。湘中万难相容，势必走附康门，求一出身也。公以·陪退责我，我不受也。苟不恬退，谭、熊必以枪中我矣。此二人，鄙人向引以为同志，本有才，从前做事尚为公，一旦陷入康门，遂悍然不顾。吁!康徒遍天下，可畏也。时务学堂各分教习，均一律辞去。卓如得保，自不再来。右丈意拟请子培为总教，其分教则用湘人士之通达者……得此君，湘氛当可廓清。
无论汪颂年还是邹代钧，他们都是湖南维新运动的倡导者，这一点提示我们注意，陈宝箴整顿时务学堂的方向不过是力矫过激，而不是走向守旧。这其中所透露出的是陈氏父子在变法思路上与康门师徒的不同。
对于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在变法路数上的不同，陈寅恪曾如是说：“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其一源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另一源则为“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此一材料，学者多有引用，但缺乏必要的分析。其实，二者之不同在湖南新政中清晰可见。康有为通过“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的路数，在时人的眼中是激进的。朱一新驳斥康有为者在此，张之洞封禁《强学报》者，亦在此。《无邪堂问答》间世于1895年，陈宝箴父子对朱一新驳斥“康学”“深以为然”。可见早在此时，陈氏父子即对“康学”有所了解，而且不以为然。
既如此，由陈氏父子主导的湖南变法自然不会接受康有为及其学说。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湘学新报》创刊之际，湖南维新派同人便在例言中规定：“本报不列经学专门者，以近来经解诸书汗牛充栋，家法师法，聚讼纷如；或主素王改制立说，以明孔教真派，似于时事有裨。然言之未免过激，故暂阙如”。尽管后来《湘学新报》因主笔唐才常学主今文，曾一度违背《例言》，三次涉及“素王改制”。但在张之洞的干涉下，湖南学政江标对其进行整顿，并于第十五册刊载张之洞《咨会湘学院通饬湖北各道府州县购阅湘学报公牍》，后附注云：“素王改制之说，《例言》中本云过激，不以为然。惟以后报中三见，是与《例言》刺谬，殊恐蹈经学附会之陋，故特重订正义，明分泾渭，已著第十四册，阅者祈详辨之。”“重订正义，明分泾渭”，正显示了由陈宝箴父子主导的湖南变法与康有为变法路数之间的距离。作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陈宝箴的身份、阅历决定其主导的变法，只能是渐进的、稳健的，在“神州旧法”之上慢慢引进、嫁接“西法”。这与康有为之大张旗鼓引进“西法”的作法已然不同。康有为因此也与湖南变法无缘。．光绪二十三年秋，当湖南时务学堂遴选总教习时，黄遵宪向陈宝箴推荐康有为，陈宝箴征求陈三立的意见，陈三立“舍康而聘梁”。陈寅恪曾记录乃父的一段回忆，说：“先是嘉应黄公度丈遵宪，力荐南海先生于先祖(陈宝箴)，请聘其主讲时务学堂。先祖以此询之先君(陈三立)，先君对以曾见新会之文，其所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先祖许之。因聘新会至长沙。”陈三立之所以要“舍康而聘梁”，关键在于梁之“论说似胜于其师”。陈所说的梁启超之“论说”，主要指其在《时务报》中的言论。此中，尽管梁为康门弟子，但其论说却较少附会师说，更少乃师的牵强。正因如此，陈三立才选择了梁启超。戊戌正月，当南学会尚在筹办之时，黄遵宪拟聘请皮锡瑞、汪颂年、王世琪、乔茂萱、康有为五人来湘。其中，聘请康有为之事便遭到了陈三立的拒绝。
之后，陈三立又与谭嗣同在评价康有为的问题上出现矛盾、冲突。戊戌三月初三日，《湘报》第16号刊发《南海康工部有为条陈胶事折》(即康有为“上清帝第五书”)，前附谭嗣同所写跋文。文中，谭嗣同称康有为为“南海先生”，并有“先生于是愤不顾身，伏蒲而谏，敬王不如我敬，言人所不敢言，其心为支那四万万人请命，其疏为国朝二百六十年所无也”之语。对此，陈三立不以为然。时为陈宝箴幕僚的欧阳中鹄为此致信谭嗣同、唐才常，规劝其在《湘报》的言论无论詈骂还是美誉都不要过激。谭、唐随后联名复函欧阳中鹄，说：
接读来谕，不胜骇异。所谓詈骂者未曾吐其千一万一，何况于过?然此犹得曰恶恶从短不欲闻人之恶也，岂赞美二字贤人君子之所用心而亦为悬为禁乎?既不许骂，也不许美，世何必有报馆?第相率缄口为乡愿足矣。……犹有持不通之说者，谓嗣同等非其门人，何为称先生?不知一佛出世，旷劫难逢，既克见圣，岂甘自弃，不以师礼事之，复以何礼事之?且普观世问，谁能禁嗣同等之不为其门人者，忌妬者又将奈之何哉!请转语伯严吏部，远勿为粱星海所压，近毋为邹沅帆所惑，然后是非可出，忌妬之心亦自化。即从此偶有异词，亦可彼此详商，不致遽借师权以相压。嗣同等如轻气球，压之弥涨，且陡涨矣。
该信中，谭、唐请欧阳转告陈三立，勿为梁鼎芬、邹代钧所惑，勿“借师权以相压”，其目标直指陈三立。随后，即三月初六日，欧阳复函谭、唐，指出他的上封 信与陈三立无关，而是出于己意，并说陈三立对康有为是很赞赏的：“伯严于康先生五体投地，谓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忘。其论报两语，未尝要鄙人用压力，鄙人自述之耳。天下惟不知赞詈人为无心肝，知赞詈则足与于君子……方今吾道大孤，同地球止有此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愿两弟益大吾力，宏吾量，以固吾群可也。”这里，欧阳已担心谭、唐与陈三立的结怨会影响维新大局，因此多方调和、化解矛盾。但欧阳的调和无济于事。三月初十日，谭再次复函欧阳，说：“是日上午已有人来告某之酉鬼诋，并谓先生之称谓，为嗣同等钻营康名士，自侪于门人之列；又谓‘湖南不应有此’，意在设法阻压。及下午到尊处，见某在座，神色颇异，方欲与言，旋即避去，固疑所谓设法者，必于函丈处设法，而已进有言语矣……即梁星海之流亦尚未想到，何况时常相见之人乎……证以平日诋卓如、诋绂丞，及力阻不许聘康南海来湘，则其人亦太不可测矣。而又往函丈处陈诉，岂欲出死力钤束嗣同等而后快耶!”在信的末尾，谭嗣同并告诉欧阳“今事已过往，聊复述之，祈函丈亦勿以此示伯严。”联系谭、唐的上封信，可知这里的“时常相见之人”即指陈三立；“是日上午已有人来告某之酉鬼诋”一语，说明在谭文刊发的当天，陈三立就表示了不满，认为此乃“钻营康名士”，这表明陈三立对谭嗣同等人追随“康学”的反感，而且这种反感是发自内心的，并非旧派施压的结果。如果考虑到当时湖南“一省政事，隐然握诸三立手，其父固信之坚也”这一事实的话，那么“湖南不应有此”一语，即意味着陈氏父子接下来将会弱化湖南变法中的“康学”因素。
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这种变法路数上的差异，还可以从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陈宝箴在《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中对“康学”及康门师徒之的评价中见及。该折中，陈宝箴如是说：
意其所以召毁之由，或即其生平才性之纵横、志气之激烈有以致之，及徐考其所以然，则皆由于康有为平日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此书大指推本《春秋公羊传》及董仲舒《春秋繁露》，近今倡此说者为四川廖平，而康有为益为之推衍考证……其著为此书，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甚或逞其横议，几若不知有君臣父子之大防。《改制》一编，遂为举世所忿痰，其指斥尤厉者拟为孟氏之辟杨墨，而康有为为众射之的，非无自而然也。……所撰《改制》一书，传播已久，其徒又类多英俊好奇之士，奉为学派，自成风气。即如现办译书局事务举人梁启超，经臣于上年聘为湖南时务学堂教习，以尝受学康有为之门，初亦间引师说，经其乡人盐法道黄遵宪规之，谓“何乃以康之短自蔽”，嗣是乃渐知去取。若其他才智不逮，诚恐囿于一隅之论更因物议以相忿竞，有如四月二十三日谕旨所谓“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者，诚可痛也。
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康门弟子在湖南变法中的激进言论，陈宝箴可能不会对“康学”与康门弟子有如此深切的了解，也不可能对其是非曲直作出如此深入的评价。
既然陈氏父子与康门师徒在变法路向上有如此差异，那么，当康门弟子在时务学堂的激进言行传出后，无论从个人喜好还是从维护维新大局考虑，陈宝箴都会做出学堂换人的决定。因此，陈宝箴此举的动因与其说来自旧派的压力，不如说是源于这种思想差异。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