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前，一位山西商人外出山西去从事贸易的营生，在横渡黄河前往陕西时，失足掉入黄河，遂大呼救命。岸边众人见其为商，即说：给一块大洋我们就救你。商人摇头，九毛八分，如何？众人很是吃惊：在如此紧急情况下还能为两分钱讨价还价，实乃罕见！于是皆摇头，竖一指，此山西商人沉吟半晌，毅然决然地样子：九毛九，再多一分不行。众人眼见此人要沉没，怎能为一分钱见死不救？遂将其打捞上岸。上岸后，商人掏出一元，要求众人找零。可是，那里有一分钱可以找啊！商人不依，众人好笑，遂一笑了之，一元依旧还与商人。
　　自此，陕西人民便把山西籍人的这种“扣精神”调侃为“九毛九”，“九毛九”的称号也由此享誉神州，作为对整个山西人的一个戏称。有一个超级段子：山西人“九毛九”到什么份上呢，就是夏天开电风扇，他不说在那好好的扇，而是让电风扇不动，自己端直坐在电风扇前，然后拼命摇头!为什么？省钱啊！
　　《乔家大院》很火爆，这个电视剧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天下第一抠”的故事：
　　剧中说到陆大可在北京向下人交待：死后就睡用二两银子买的棺材，说：就是睡金丝楠木棺材还不是被虫子咬？如果下人不听，死后变鬼都不会饶恕他们，五是临死前对玉儿嘱托的那场戏，门外放的是用二两银子买的棺材，身上穿的是用一两银子买的寿衣，此人临死前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怕后人厚葬他，费银子。非要玉儿答应死后薄葬不可，非要把棺材停在门口，寿衣穿在身上不可，交待完了，心愿了了，也就闭眼了。
　　这就是弘扬晋商精神的电视剧给我们展示的“天下第一抠”形象。
　　正所谓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样。“山西人九毛九”的性格与处事方式，使得山西人初期积攒财富汇通天下。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精神把一帮晋商逐渐地断送了——山西人在生意场上，过分地计较个人利益，考虑个人的事，甚至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对商人个体来说，这一点，使得人们之间成了纯粹的商业利益关系，影响了人们与过分计较利益的人进一步做生意的兴趣，另一方面，对这个群体来说，在一些关键时期，往往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这个话语的背后，便是山西人过分计较自己利益得失的传统与性格——“统观始末，其成败得失，皆系乎人，人存则举，人亡则废，凡事皆然。”
　　在传统建筑学里，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勾心斗角”，指斗拱相互交错相连。山西人对建筑如此痴迷，大概对此更是心领神会。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山西人的心智特别灵巧珑透。这种气质，表现在文学上，是神妙，表现在工艺上，是巧妙，表现在理财上，就是精妙了。而山西人的精打细算是出了名的。随着晋商文化的不断深入发掘，大家对山西商人越来越刮目相看。
　　山西人精巧的心计城府，周密的思考能力，使得他们无往而不利，做官成官，做将成将，做士成士，做商成商。他们敢做大事，爱做大事，最终也能成大事。但作为一种群体人格，这种品质一旦失去大家的张扬，失去人格的支撑，便容易庸俗为“耍滑头”、“斗心眼”，往往算计得过了头，“聪明反被聪明误”，做出些贪功求大、杀鸡取卵的傻事来。
　　李宏龄在著名的《同舟忠告》一书中如此恳谈：“区区商号如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之中，稍有不慎倾覆随之，……必须同心以共舟。”明代隆庆、万历年间，蒲州张四维家族、王崇古家族、马自强家族都是大商人家族，三家联姻为亲戚，结成盐商团伙，垄断了河东、长芦盐利。在亲缘集团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地缘组织，“晋商”这一名称的出现，就说明清代山西商人已经形成一个地域性的商帮。清后期，山西票号在国内80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形成了汇通天下的汇兑网络，也是以乡人为主体形成的山西商人群体。然而，由于“山西人办事平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这样的和谐和联合并没有能够深入下去，更没有能维持多久，或者只是貌合神离，以至于即使在山西票号最辉煌的时期，也没有走向联合，而是各家票号“家天下”式的金融网络布局。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和二掌柜毛鸿翙这两位杰出金融巨子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争斗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如此勾心斗角、单打独斗的散兵游勇式的格局，自然不可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晋商航母，形成坚不可摧的庞大势力，在来自内外两股势力的挤压下溃不成军也就在所难免。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我国已经有30家银行。但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沉醉在繁华旧梦中。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这样一个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没有珍惜。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他不知道这个票号维新的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火烧眉头，时间紧迫。清政府已颁布《试办银行章程》，仿照西方银行的模式，对银行设立给予大力的肯定和支持。也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又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明信片寄回平遥，恳请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
　　与北京剑拔弩张的气氛相比，平遥县城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当然知道办银行是个好事儿，可山西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后谁来当董事长？那董事长又会选谁来当总经理？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此后，收到来自京城李宏龄的亲笔信，毛掌柜一律扔到书柜顶上，看都不看一眼：“银行之议，不过是李某人自己想发财罢了。”听到这样的话，李宏龄犹如冷水浇背。
　　做了一辈子生意精于利益计算的毛鸿瀚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过多地考虑到了自己的利益得失，从而扼杀了这场“维新变法”。
　　 实际上，山西票号这块招牌，当年还是挺亮的。盛宣怀开办中国通商银行时，就曾说“平遥有一巨手”，极力聘请他来。如果这人实在请不来，也再三托人找山西票号中的高手。“如此人不能来，弟亦决定要用西帮（山西票号），但访求殊不易得。公于都中各西号多熟识，望再费神代为切而求之。”袁世凯当直隶总督时，想成立天津官银号（也就是后来的直隶银行），请山西票号入股，票号没理睬；户部银行（即后来票号最大的对手大清银行），主动挨家挨户敦促票号入股，票号也不干。
　　票号的种种弊端，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他在北京先后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将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
　　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实力名满天下，所以朝廷几乎准备接受山西商人提出的全部条件。正当双方正在进一步协商时，山西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十分难得的机会擦肩而过。
　　为什么不干？晋商的这些东家和大掌柜们，希望永远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惟我独尊，一旦引入外资，而且是强大的官方或者外商资本，必将受到牵制。原本丰厚的盈利可以自己独享，现在也被迫与人分享。关起门来做大王，这正是票号总部那些深宅大院的建筑文化，也是日后阎锡山统治山西的战略。正是这种“不容任何外人染指参与”的资本洁癖，使得山西票号错过了一次次天赐良机。“山西人办事虽稳，而性情拘执，且不能和衷共济，力顾大局。”“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看清了票号的这一不治之症。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辛亥革命之后，各家票号的处境更加艰难。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毛鸿翰。
　　最为可悲的是，北洋政府还没有对山西商人提出的要求做出最后的答复。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利益纷争，自己先吵翻了。这种情况下，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
　　辛亥革命后回到乡下开杂货铺为生的李宏龄，将筹组银行流产前后的信件反复研究后，哀叹晋商之败并非“天数”，其实乃是“人事”之祸。100年后，仍然有人将山西票号的败落，归咎于时代的不幸，李宏龄九泉有知，必定再次心寒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