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旅游景点的可达性是城市提升“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交通可达时间测算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ArcGIS和ucinet 6软件构建景点可达网络,并测算景点网络密度、度中心性、居中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等网络技术指标,探讨散客化背景下低碳出行中轨道交通对西安市A级及以上景点网络中各节点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在景点网络中的地位、角色的影响,通过不同指标的计算,分析景点直接和间接可达性及其变化情况.研究表明:西安市轨道交通重点提升了主城区及周边偏远地区地铁沿线局部网络及单个景点的可达性,“地铁+公交
【机 构】
：
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长安大学运输工程学院,陕西西安 710064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旅游景点的可达性是城市提升“交通+旅游”融合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在交通可达时间测算基础上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法,基于ArcGIS和ucinet 6软件构建景点可达网络,并测算景点网络密度、度中心性、居中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等网络技术指标,探讨散客化背景下低碳出行中轨道交通对西安市A级及以上景点网络中各节点的交通可达性及其在景点网络中的地位、角色的影响,通过不同指标的计算,分析景点直接和间接可达性及其变化情况.研究表明:西安市轨道交通重点提升了主城区及周边偏远地区地铁沿线局部网络及单个景点的可达性,“地铁+公交+骑行”使景点网络的核心-边缘分区结构呈现逐渐弱化的趋势,地铁沿线逐渐形成新的景点网络“旅游走廊”;西安市轨道交通有效衔接了中西部、中北部偏远景点间的联动,对于局部景点网络中的景点资源有效分配及组合发展具有有效调整作用.未来的公共交通网络、枢纽站建设应重点考虑度中心性高的景点及核心区景点,受地铁优化较小的景点应转向探索发展景点旅游直通车;应重点针对居中中心性高、同个凝聚子群的景点规划建设特色旅游线路;公共交通与景点应互为宣传,突出并强调景点公共交通可达的便捷性.
其他文献
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数量合理增长和质量稳步提升的关键.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和渠道效应分离技术,实证检验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后整体货币政策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效果差异,定量测度了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独立效应.研究发现:(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整体上显著提升了货币政策在优化产业结构方面的作用效果;(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以来,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逐步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移,利率渠道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且资产价格渠道的传导效应持续
以往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归纳为理论和数据驱动两种范式,通过回顾和比较发现其都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为此提出一种结合二者优势的理论与数据双驱动的社会分层研究框架.该框架将社会阶层看作由类别和等级参数所构成的高维社会空间中聚集的子群体,基于分层理论所提出的阶层测量指标建构“社会阶层空间”,并使用机器学习算法识别出空间中的不同群体,从而进行阶层划分.使用这一框架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7年的数据进行阶层划分,发现其既能区分出地位一致性高的、边界清晰的阶层,也能对地位不一致的、还未形成阶层的利益群体进行准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社会学的重要学科特征之一,社会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单一范式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定量社会学的研究逻辑,将传统定量社会学研究的思维进路归纳为过程思维进路、结构思维进路、反事实思维进路与前景思维进路四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新数据、新方法以及新的因果识别策略三个角度对新兴的计算社会学进行了讨论和辨析,既展示了相较于“传统”的定量社会学研究,计算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又梳理了社会学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开放性以及在计算社会科学时代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最后,从社会学学科的独特性、人机互动以及计算社会
现实中平台算法失当现象和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屡见不鲜,引发社会高度关注并对平台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严重制约.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分析提出,构建负责任的平台算法是深化平台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必然要求、技术中立向科技向善转变的趋势使然、平台监管强化与算法规制兴起的重要取向.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包括本体、过程和结果三个维度,分别是平台算法本身符合社会责任要求、负责任的平台算法开发设计与部署应用、平台算法决策结果对社会负责任,并具象化为合规与合乎道德、稳健安全、功能合意、社会与环境福祉、透明开放和敏捷治理六个构成要
随着算法技术在平台经济的应用与推广,搭载算法的平台能够快速精准地匹配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催生出新的就业方式,推动用工模式向网络化、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变.在平台用工的过程中,用工方运用算法逻辑对用工决策、从业者筛选与管理进行隐蔽性支配与控制,而裹挟在算法系统中的从业者遭受隐私权、平等就业权、工作自主权、休息权等权利被侵犯的危机.面对算法在平台用工领域所引发的从业者权利危机,建议采取构建合理的算法用工框架、设置特殊的算法用工责任以及算法用工监管制度等措施,加强对平台用工方算法行为的规制,从而维护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
自1995年以来,中国连续26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为分析贸易摩擦背景下政府补助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利用2009—2019年具有出口贸易行为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企业的角度基于反倾销调查剖析政府补助负向作用于企业出口的路径.研究发现,在国外对华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的背景下,政府补助可通过增加反倾销调查风险抑制企业出口;基于补贴强度、竞争强度和技术强度的行业异质性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该负向作用路径的存在.该发现为他国滥用反倾销调查提供了微观证据,同时表明政府补助是触发反倾销调查的重要因素.后续研究显
治理规则是规制平台组织自组织互动的关键因素.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基于兼顾控制与自治的张力视角,探索平台组织面向企业内层次复杂自组织互动的治理规则内涵.结果表明,针对不同层次的治理目标,平台组织构建了由张力维度、张力框架下的规则内涵、张力关系三个要素构成的治理规则体系.具体而言,该规则体系涵盖了共同价值主张规则、互动赋能规则和竞合平衡规则三个张力维度,据此配置了涵盖控制与自治治理目标间成对规则内容及张力关系,形成了系统性的治理规则体系.研究结论扩展了组织内层次的平台组织治理规则理论,提出了一种多维分层的规则结
为揭示企业中由产品知识创造代理引起的创新决策权配置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在深入分析产品知识体系和产品知识创造维度的基础上,研究了始于个人默会知识的组织知识创造机理;在明确技术创新与产品知识创造的关系后,进一步探讨了组织知识创造的代理问题,并基于此揭示了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与创新决策权位置的关系.研究认为:由于产品知识体系由核心知识、辅助知识和外围知识构成,产品知识创造既有改善产品核心知识或辅助知识的功能维度,又有将默会知识转换为形式知识的默会认知维度;个人默会知识始于其为解决问题而检索相应知识所形成的知识集群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弱化,中国经济增长随内需变化而变化的特征不再显著.采用HP滤波法、生产函数法和贝叶斯方法估计中国潜在经济增速,发现中国潜在经济增速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下滑,并且这一趋势预计将持续至2040年.贝叶斯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在2015—2018年下降趋势减缓,反映出当前供给侧改革稍见成效.相较于劳动生产率和资本存量,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印度、美国相比优势较小,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下降趋势也比较平缓.因此,
研究高铁网络能否优化高级劳动力要素的分配结构,对政府引导高级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并推动制造业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并结合有效工具变量,考察了高铁网络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和机理.研究发现:(1)城市开通高铁站后,制造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平均下降约24.90％;(2)高级劳动力要素在制造业企业间进行逆集聚分布,是高铁城市抑制制造业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之一,解释效力约为5.46％;(3)对于沿海、民营和低研发强度等特征的制造业企业,高铁网络对其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加突出.为此,政府需结合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