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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皮克斯的大会议室里,我们有一张叫作“西一”的办公桌。这张桌子是乔布斯欣赏的一名设计师选的,桌子的确高端大气,却妨碍了我们的工作。
我们经常坐在这张桌子旁开会讨论电影制作事宜,30个人面对面地坐成长长的两排,还经常有人不得不背靠墙壁坐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太大,连沟通都成了问题。而那些不幸坐在长桌尽头的人,不伸长脖子就几乎无法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致使灵感也几近枯竭。除此之外,电影导演和制片人需要接收到所有与会人的意见,因此必须坐在中间位置。而皮克斯的首席创意官约翰·拉塞特、我本人,以及我们最资深的一批导演、制片人、编剧等也必须坐在中间。为了确保这些人的位置被安排在一起,还必须有专人负责摆席次牌,搞得我们像参加正式的晚宴。
在创意面前,职位和级别毫无意义。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却放任这张桌子(以及由桌子衍生出的席次牌惯例)给大家发出另一种讯息:你坐得离中间位置越近,就越重要;你坐得离中心地带越远,就越有局外人的感觉,你的发言机会也越少。桌子边常围坐得很满,因此其他人只能搬椅子靠着墙壁坐下,这样一来,就将与会者分成了三级(桌子中心位置的人为第一级,坐在桌子两头的是第二级,连桌边位置都挨不到的是第三级)。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但我们已然构建了一道屏障,打击了大家踊跃参与的热情。
十几年来,我们围着这张桌子,以这样的方式开了无数次会,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与我们的核心原则完全背离。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意识到呢?因为会议的排位及席次牌都是为了包括我在内的领導层设置的。领导层自以为我们的会议能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而看不到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排挤在外的感觉。那些没能占据中间位置的人,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座位中隐含的等级尊卑,却以为这正是我们想要制造的效果。
一次,我们碰巧围着小会议室的一张正方形桌子开了一次会,直到那时,约翰和我才意识到我们之前犯下的错误。围在这张桌子的四周,大家的互动更加积极,沟通更加顺畅,眼神交流也更多。大家忘记了头衔,自由地畅谈。这不仅正中我们下怀,也体现出皮克斯的基本信念:无论你的职位是什么,畅通无阻的交流对你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来到皮克斯的器材设施部门,跟他们说:“拜托了,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那张桌子处理掉。”我想要营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空间,方便大家畅通无阻地交流,避免有人产生落单的感觉。几天之后,以一部新影片的重要会谈为契机,我们终于换上了新桌子,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我们经常坐在这张桌子旁开会讨论电影制作事宜,30个人面对面地坐成长长的两排,还经常有人不得不背靠墙壁坐着。彼此之间的距离太大,连沟通都成了问题。而那些不幸坐在长桌尽头的人,不伸长脖子就几乎无法与别人进行眼神交流,致使灵感也几近枯竭。除此之外,电影导演和制片人需要接收到所有与会人的意见,因此必须坐在中间位置。而皮克斯的首席创意官约翰·拉塞特、我本人,以及我们最资深的一批导演、制片人、编剧等也必须坐在中间。为了确保这些人的位置被安排在一起,还必须有专人负责摆席次牌,搞得我们像参加正式的晚宴。
在创意面前,职位和级别毫无意义。但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却放任这张桌子(以及由桌子衍生出的席次牌惯例)给大家发出另一种讯息:你坐得离中间位置越近,就越重要;你坐得离中心地带越远,就越有局外人的感觉,你的发言机会也越少。桌子边常围坐得很满,因此其他人只能搬椅子靠着墙壁坐下,这样一来,就将与会者分成了三级(桌子中心位置的人为第一级,坐在桌子两头的是第二级,连桌边位置都挨不到的是第三级)。虽然不是出于本意,但我们已然构建了一道屏障,打击了大家踊跃参与的热情。
十几年来,我们围着这张桌子,以这样的方式开了无数次会,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与我们的核心原则完全背离。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有意识到呢?因为会议的排位及席次牌都是为了包括我在内的领導层设置的。领导层自以为我们的会议能鼓励大家畅所欲言,而看不到问题的存在,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被排挤在外的感觉。那些没能占据中间位置的人,虽然一眼就能看出座位中隐含的等级尊卑,却以为这正是我们想要制造的效果。
一次,我们碰巧围着小会议室的一张正方形桌子开了一次会,直到那时,约翰和我才意识到我们之前犯下的错误。围在这张桌子的四周,大家的互动更加积极,沟通更加顺畅,眼神交流也更多。大家忘记了头衔,自由地畅谈。这不仅正中我们下怀,也体现出皮克斯的基本信念:无论你的职位是什么,畅通无阻的交流对你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我来到皮克斯的器材设施部门,跟他们说:“拜托了,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法,一定要把那张桌子处理掉。”我想要营造出一个更加平等的空间,方便大家畅通无阻地交流,避免有人产生落单的感觉。几天之后,以一部新影片的重要会谈为契机,我们终于换上了新桌子,问题也迎刃而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