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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学会，新政学系，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104—03
政学会是由民元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政治主张为：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对于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对于会务取公开主义；对于会员取平等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代表组成的新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构成中国国民党内三大派系，而政学会是新政学系的前身。
一、研究的意义
随着史学发展和部分档案的解密，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海内外重视。加强研究国民党史，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的走向，认清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国民党史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虽然蒋介石强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但不同派系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国民党的派系即成为重要方向。有的派系已进入研究者视野，取得了成果，而有的派系尚未引起学术界重视，比如新政学系，学界缺乏全面、总体的宏观研究，成果不多。新政学系源于政学会，因而，深入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是深化和拓宽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策划、参与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过一定影响。许多成员身居北京民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要职，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黄郛、张群、杨永泰、翁文灏、吴鼎昌、熊式辉等。新政学系和蒋介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试图依附和控制蒋介石，一方面屈从蒋为其所利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政学会和新政学系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通过依附权力中心，实行必要的政治操纵，从而按既有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对政学会和新政学系进行专门性、系统性探讨，厘清基本史实，加以客观分析、评判，是为民国政治史和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学术意义显而易见。
中国国民党有百年的历史，目前虽然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中处于在野的位置，但其社会影响力及今后的走向值得关注。未来的台海关系及大陆的对台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考虑中国国民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要制定符合现实各方面要求、有效地对台政策，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仍然要深入探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实际上新政学系的因子还存在于国民党内，因此，研究新政学系，对于进一步加强对台工作，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实现祖国的完全、和平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现状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最早对政学会进行研究的要推《民国政党史》，这是时人所著中国政党研究的重要参考书，颇具史料价值。此书指出：“客庐系中之谷钟秀、张耀曾一派，以身列阁员之关系，对段内阁于利害上有拥护之必要，与意存破坏段内阁之丙辰俱乐部及韬园派，遂不相容，乃脱离客庐派关系，而别组政学会以为号召。”可见，政学会是由宪政商榷会之客庐系分化而来。政学会“自民国五年分裂另组政团以后，常以获得实际政权为目的，故在南北政界均曾大行活动。民六北京内阁谷钟秀、张耀曾、殷汝骊，皆能分居阁席。民八南方军府，几为此派所独占。张阁阁员，又有李根源之长农商、彭允彝之长教育。其在国会议席，约有五六十名”，体现了政学会在内阁与议会较有影响。又指出政学会“本为段内阁外交方针之讴歌者，其后因受民社及丙辰俱乐部之影响，张耀曾、谷钟秀又被迫而辞职，渐恢复其反对党之原形”，表明政学会对段内阁经历了由支持到反对的转变。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指出：“‘宪法商榷会’后来复由三系裂为四派：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而组织‘政学会’为一派。”该书从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的角度，对政学会一方面和西南各省的实力派联络，一方面在非常国会中活动的情况作了阐述，认为“政学会的性质和研究系有很相接近的处所”，是对政学会的新看法。《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有与此相近的阐释。
《中国议会史》指出：“逮五年末，宪政商榷会乃岐裂而为四派：日政学会，国民党官僚派张耀曾、谷钟秀等主之；日益友社，国民党稳健派吴景廉、王正廷等主之：曰丙辰俱乐部，国民党激烈派林森、马君武等主之；曰韬园，由进步党转入国民党之孙洪伊、丁世峄等主之。”可见，该著亦认为政学会由宪政商榷会分化而来，不过把张耀曾和谷钟秀划为国民党官僚派，与前述略有不同。
《中国政党史》认为“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而组织‘政学会’为一派”，该书对政学会的相关论述基本与前述的持相同观点。《中国国民党史稿》指出，“因谷钟秀一派，欲举岑春煊为副总统，为会中同人反对，且以拥护段祺瑞内阁为策略，乃脱离客庐系而组政学会”，是对政学会成立原因的又一看法。《中国近百年史》指出，袁世凯死后“国会中的党派形势，已和民国元二年不同，并无公开的政党，只有些派系”。国民党方面张继等组织“宪政商榷会”，包含了张继、王正廷、吴景廉、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要人物的“客庐”派，以及丙辰俱乐部、韬园派，“后来又分为四派：谷钟秀、张耀曾等另组‘政学会’为一派”。
显然，政学会已成为时人及学者的研究对象，但这些著作主要是简略阐述政学会的来源及相关情况，总体上显得较为薄弱，没有具体挖掘和研究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及活动，没有深入探讨和总结政学会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
《蒋党真相》分析了政学系、《大公报》与政学系的关系、政学系与其他派系的矛盾，指出“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认为“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衷于‘学而优而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强调“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北伐以后，黄郛和张群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还认为《大公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决不批评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有些观点尚需具体分析，但这是一部较早关注新政学系的著作，值得肯定。
(二)1950年以来的研究
这一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学界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探讨逐渐展开，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1、总体性的研究
从著作来看，《政学系与李根源》分三部分，一是阐述了北洋政府时代的政学系情况，二是影印了李根源的《雪 生年录》，三是附录了章太炎致李根源的79封信。因此，本书简略探讨了政学会的史实，其他部分是基本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旧政学系》较全面梳理了政学会和新政学系的史实，分旧政学系、新政学系两部分阐述，并有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是探讨政学会和新政学系的第一部著作，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该书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把政学会称为旧政学系不尽符合史实，事实上只有新政学系或政学系或政学会之说，新政学系是相对于政学系或政学会而言，不存在旧政学系一说；二是没有从总体上阐述政学会与新政学系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工业、农业、外交等产生的影响，虽有史实却缺乏宏观性论述；三是资料不够丰富，政学会及新政学系重要人物的著作及大量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四是政学会分析较多，新政学系的研究相对薄弱，但新政学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政学会和新政学系，仍然十分必要和重要。
《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梳理了政学会与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的基本史实，分析了政学会的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主张及活动。该书阐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萌生，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概念，并探讨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特征，论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政治活动，因而，该书为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及参考价值。《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探讨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一些问题，对于从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角度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有所启示。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提出“新政学系由北洋时代的政学系演变而来”，“新政学系是一个由政客、‘学者’组成的松散派系”，并阐述了新政学系与CC系的争夺情况。
从论文来看，《浅论政学系的兴衰及其特点》阐述了政学系的渊源和兴盛、政学系的衰落和特点，对政学系在台时期的状况有所涉猎。由于史料欠缺，该文的分析不够深刻和具体。《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政学系》剖析了新政学系的形成、主要活动及其经济、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特点，认为新政学系和政学会之间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显然不符合史实。《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认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策划、参与了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顺应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趋势，但最终没能阻止内战爆发。
《政学会与护法运动》探讨了政学会的起源与组织、政学会与军政府之建立与改组、岑春煊、李根源、杨永泰等问题，认为“民六孙先生建军政府于广州，政学会人初助之，继反之；彼等所考虑者为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分配，而非民国法统之存亡与真伪”，强调就护法立场而言，政学会的贡献少而破坏多；就政治的运作而言，政学会是小成功大失败，指出政学会中李根源、杨永泰等人“从未有明确的政纲政策或适时的政见号召发表”，这是他们无法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原因。《政学系探源》阐述了政学系的起源及其在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一些活动，认为“政学会”便是“政学系”的起源，指出“‘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分析了政学系人物“特立独行”的人格，强调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该文对政学系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但缺乏史实的出处，学术严谨性不够。
国外学者关注新政学系的研究，《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指出：“三个在蒋领导下活动的政治集团，却成功地发展成为‘支撑结构’，其职能就是充当蒋的复杂的派系的基石。这三个集团是CC系、黄埔系(有时被称为蓝衣社)和政学系。”可见，政学系在蒋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文中对政学系有简略的阐述。《国民党的性质》指出新政学系“在1926年就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政学系的成员中有知识分子、军官、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主要倾全力于官僚政治，特别是经济事务”，“其著名领袖张群、杨永泰、黄郛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基本上充任战略家和政客”，认为无论在职能部门还是在地方，这些领袖都无意建立正式组织，“战时政学系也完全无力发展组织，仍然脱离民众，完全寄生在国家官僚政治体制中”，他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既没有控制选民，也没有军事追随者，“力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保持不太显眼的形象，因此很少被其他派系当成对手”。有些看法尚待商榷。
2、重要人物的研究
政学会人物的研究成果不多。《宪政救国之梦一张耀曾先生文存》，收录张耀曾发表的一些文章及其日记的摘要，为研究张耀曾提供宝贵的资料。《民国元老李根源》是一篇传记，有助于认识李根源及其活动，还有相关文章发表但基本是介绍性的文章。
新政学系的重要人物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如黄郛，《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深入研究以黄郛为代表的新政学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黄郛与华北危局》分析黄郛性格的三项特征，第一，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第二，理性的保守主义性格；第三，反权威主义性格。还深入分析华北危机的出现与黄郛北上应对危局的全过程，认为《塘沽协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卫平津、争取全面抗战的时间而不得已的策略，具有一定的新意。《黄郛研究》基本梳理黄郛一生的史实，阐述其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并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评述黄郛经历和参与的重大历史活动，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和借鉴意义。《黄郛传》，史实清晰，史料较翔实，一些问题的分析较为中肯。但该书缺乏深度，没有关注黄郛的新政学系背景，有些看法显得不全面。此外，研究论文涉及黄郛的国家建设观、教育思想、外交观等及其经历和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
杨永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被刺的真相问题，对其幕僚生涯及与黄绍闳等主鄂之争也有相关分析，而对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缺乏必要和具体研究。张群的研究显得较薄弱，仅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其对日外交观，其他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张群传》是一部较为全面反映张群一生史实的通俗性读物，学术性不够。
翁文灏的研究成果较多。《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由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出版，注意到了其自由知识分子的背景，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参考价值。《翁文灏年谱》的史料价值颇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还有两本传记出版，也有一些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翁文灏的思想及其对近代中国石油工业和抗战的贡献等。张嘉墩的金融思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的资料价值丰富；吴鼎昌的研究主要探讨他主政贵州期间的思想与实践。
《杨永泰与熊式辉》介绍杨永泰与熊式辉的情况，认为二人是“新政学系的首脑”，亦指出“‘新政学系’，也单称‘政学系’。政学系原是旧国会国民党议员中的一派，它的本名是‘政学会’”。该文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基本是亲身经历，较有说服力。此外，全国及地方文史资料，发表了一些关于政学会及新政学系的回忆性文章，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史料价值比较重要，有些分析和观点比较客观，有可借鉴之处。
综上，20世纪50年代后，学界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研究显得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宏观性，人物的研究很少考虑到新政学系的背景，需要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真正弄清政学会及新政学系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从整体上认识这一政治派别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而评判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三、今后研究之展望
1、创新研究思路。对于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研究，必须打破传统认识的束缚，不能只看到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宏观的总体研究和微观的具体分析，力求全面折射其影响。因此，应该立足中国社会转型，新政学系没有具体、明确的组织，成员之间主要是以共同的主张和思想相交往等实际，从现代化的角度切入，多侧面探讨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走向的直接、间接影响。
2、转换研究视角。从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视角着手，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作系统的学理分析，能更客观评判其对中国现代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为政学会继承了民元国民党自由派的传统，新政学系与政学会都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代表。如果不从这一视角深入分析，就说明研究点没有真正抓住，得出的结论就不够全面、客观。
3、完善研究方法。史学研究离不开传统的方法，需要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把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基本史实廓清，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也要充分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理性思考与分析，深化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综合研究，提升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
4、整理研究资料。目前来看，有关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资料相对分散不易搜集，还有一些重要资料珍藏于海外，没有公开出版，阅览非常困难，关涉这一派别的重要人物和机构的档案尚未公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涉足，需要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解决。
责任编辑 倪金荣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9—0104—03
政学会是由民元国民党分化后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派别，以“研究政务、实行改进为宗旨”。政治主张为：对于政权取恬静主义；对于政治取稳和改进主义；对于政府取劝告监督主义；对于各政团取亲善联络主义；对于会务取公开主义；对于会员取平等主义。20世纪30年代，以黄郛、杨永泰、张群等为代表组成的新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构成中国国民党内三大派系，而政学会是新政学系的前身。
一、研究的意义
随着史学发展和部分档案的解密，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海内外重视。加强研究国民党史，有助于理解中国现代政治的走向，认清中国现代社会的进程。国民党史的研究涉及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虽然蒋介石强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但不同派系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研究国民党的派系即成为重要方向。有的派系已进入研究者视野，取得了成果，而有的派系尚未引起学术界重视，比如新政学系，学界缺乏全面、总体的宏观研究，成果不多。新政学系源于政学会，因而，深入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是深化和拓宽中国国民党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策划、参与了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产生过一定影响。许多成员身居北京民国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要职，如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黄郛、张群、杨永泰、翁文灏、吴鼎昌、熊式辉等。新政学系和蒋介石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试图依附和控制蒋介石，一方面屈从蒋为其所利用。但从根本上来说，政学会和新政学系有自己的政治理念，通过依附权力中心，实行必要的政治操纵，从而按既有的政治主张改造中国，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对政学会和新政学系进行专门性、系统性探讨，厘清基本史实，加以客观分析、评判，是为民国政治史和中国现代政治史研究开拓新的领域，学术意义显而易见。
中国国民党有百年的历史，目前虽然在台湾地区的政治生态中处于在野的位置，但其社会影响力及今后的走向值得关注。未来的台海关系及大陆的对台政策在相当程度上需要考虑中国国民党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要制定符合现实各方面要求、有效地对台政策，保持台海局势的稳定，仍然要深入探讨中国国民党的历史与现实，实际上新政学系的因子还存在于国民党内，因此，研究新政学系，对于进一步加强对台工作，密切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关系，实现祖国的完全、和平统一，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现状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最早对政学会进行研究的要推《民国政党史》，这是时人所著中国政党研究的重要参考书，颇具史料价值。此书指出：“客庐系中之谷钟秀、张耀曾一派，以身列阁员之关系，对段内阁于利害上有拥护之必要，与意存破坏段内阁之丙辰俱乐部及韬园派，遂不相容，乃脱离客庐派关系，而别组政学会以为号召。”可见，政学会是由宪政商榷会之客庐系分化而来。政学会“自民国五年分裂另组政团以后，常以获得实际政权为目的，故在南北政界均曾大行活动。民六北京内阁谷钟秀、张耀曾、殷汝骊，皆能分居阁席。民八南方军府，几为此派所独占。张阁阁员，又有李根源之长农商、彭允彝之长教育。其在国会议席，约有五六十名”，体现了政学会在内阁与议会较有影响。又指出政学会“本为段内阁外交方针之讴歌者，其后因受民社及丙辰俱乐部之影响，张耀曾、谷钟秀又被迫而辞职，渐恢复其反对党之原形”，表明政学会对段内阁经历了由支持到反对的转变。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指出：“‘宪法商榷会’后来复由三系裂为四派：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而组织‘政学会’为一派。”该书从护法战争中西南党派的暗斗与军政府改组的角度，对政学会一方面和西南各省的实力派联络，一方面在非常国会中活动的情况作了阐述，认为“政学会的性质和研究系有很相接近的处所”，是对政学会的新看法。《中国近百年政治史(1840—1926)》有与此相近的阐释。
《中国议会史》指出：“逮五年末，宪政商榷会乃岐裂而为四派：日政学会，国民党官僚派张耀曾、谷钟秀等主之；日益友社，国民党稳健派吴景廉、王正廷等主之：曰丙辰俱乐部，国民党激烈派林森、马君武等主之；曰韬园，由进步党转入国民党之孙洪伊、丁世峄等主之。”可见，该著亦认为政学会由宪政商榷会分化而来，不过把张耀曾和谷钟秀划为国民党官僚派，与前述略有不同。
《中国政党史》认为“谷钟秀、张耀曾等脱离客庐系，而组织‘政学会’为一派”，该书对政学会的相关论述基本与前述的持相同观点。《中国国民党史稿》指出，“因谷钟秀一派，欲举岑春煊为副总统，为会中同人反对，且以拥护段祺瑞内阁为策略，乃脱离客庐系而组政学会”，是对政学会成立原因的又一看法。《中国近百年史》指出，袁世凯死后“国会中的党派形势，已和民国元二年不同，并无公开的政党，只有些派系”。国民党方面张继等组织“宪政商榷会”，包含了张继、王正廷、吴景廉、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要人物的“客庐”派，以及丙辰俱乐部、韬园派，“后来又分为四派：谷钟秀、张耀曾等另组‘政学会’为一派”。
显然，政学会已成为时人及学者的研究对象，但这些著作主要是简略阐述政学会的来源及相关情况，总体上显得较为薄弱，没有具体挖掘和研究政学会的政治主张及活动，没有深入探讨和总结政学会对中国现代政治的影响。
《蒋党真相》分析了政学系、《大公报》与政学系的关系、政学系与其他派系的矛盾，指出“政学系是蒋党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府中占着极大势力”，认为“政学系并无组织形式，是一群老政客和热衷于‘学而优而仕’的‘学者’，为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权位的集团，他们一般具有办事才能”，“他们没有一定的主张，总是看风使舵”，强调“政学系的前身是同盟会的右派，黄兴所领导的‘欧事讨论会’，最早的领袖是慈禧太后的宠臣岑春煊”。北伐以后，黄郛和张群首先在蒋介石集团获得重要地位。还认为《大公报》是政学系的机关报，《大公报》对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是“小骂大帮忙”，“决不批评政府的基本政策，更从不批评蒋介石本人，只讲些枝节问题和蒋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痹读者：基本政策方针是‘对’的，只是若干具体办法错了”。有些观点尚需具体分析，但这是一部较早关注新政学系的著作，值得肯定。
(二)1950年以来的研究
这一时期特别是80年代以后，学界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探讨逐渐展开，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1、总体性的研究
从著作来看，《政学系与李根源》分三部分，一是阐述了北洋政府时代的政学系情况，二是影印了李根源的《雪 生年录》，三是附录了章太炎致李根源的79封信。因此，本书简略探讨了政学会的史实，其他部分是基本史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新旧政学系》较全面梳理了政学会和新政学系的史实，分旧政学系、新政学系两部分阐述，并有适当的分析和评价，是探讨政学会和新政学系的第一部著作，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但该书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把政学会称为旧政学系不尽符合史实，事实上只有新政学系或政学系或政学会之说，新政学系是相对于政学系或政学会而言，不存在旧政学系一说；二是没有从总体上阐述政学会与新政学系对现代中国政治、经济、金融、工业、农业、外交等产生的影响，虽有史实却缺乏宏观性论述；三是资料不够丰富，政学会及新政学系重要人物的著作及大量的原始资料挖掘不够；四是政学会分析较多，新政学系的研究相对薄弱，但新政学系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更为深远。所以，在此基础上深化研究政学会和新政学系，仍然十分必要和重要。
《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梳理了政学会与北京民国政府议会政治的基本史实，分析了政学会的分权主义议会政治主张及活动。该书阐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萌生，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概念，并探讨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行动特征，论述了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一些政治活动，因而，该书为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学术及参考价值。《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探讨了地主阶级自由化的一些问题，对于从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角度研究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有所启示。
《国民党派系斗争史》提出“新政学系由北洋时代的政学系演变而来”，“新政学系是一个由政客、‘学者’组成的松散派系”，并阐述了新政学系与CC系的争夺情况。
从论文来看，《浅论政学系的兴衰及其特点》阐述了政学系的渊源和兴盛、政学系的衰落和特点，对政学系在台时期的状况有所涉猎。由于史料欠缺，该文的分析不够深刻和具体。《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政学系》剖析了新政学系的形成、主要活动及其经济、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的特点，认为新政学系和政学会之间没有任何组织联系，显然不符合史实。《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认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主张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策划、参与了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顺应了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趋势，但最终没能阻止内战爆发。
《政学会与护法运动》探讨了政学会的起源与组织、政学会与军政府之建立与改组、岑春煊、李根源、杨永泰等问题，认为“民六孙先生建军政府于广州，政学会人初助之，继反之；彼等所考虑者为政治权力之获得与分配，而非民国法统之存亡与真伪”，强调就护法立场而言，政学会的贡献少而破坏多；就政治的运作而言，政学会是小成功大失败，指出政学会中李根源、杨永泰等人“从未有明确的政纲政策或适时的政见号召发表”，这是他们无法获得广泛支持的一个原因。《政学系探源》阐述了政学系的起源及其在国民党当政时代的一些活动，认为“政学会”便是“政学系”的起源，指出“‘政学系’与旧国民党稳健派实是一脉相承的”，分析了政学系人物“特立独行”的人格，强调政学系“事实便是一群气息相投的‘策士’的组织”，该文对政学系的研究取得一定的突破，但缺乏史实的出处，学术严谨性不够。
国外学者关注新政学系的研究，《1928--1937年国民党派系政治阐释》指出：“三个在蒋领导下活动的政治集团，却成功地发展成为‘支撑结构’，其职能就是充当蒋的复杂的派系的基石。这三个集团是CC系、黄埔系(有时被称为蓝衣社)和政学系。”可见，政学系在蒋权力结构中的重要性，文中对政学系有简略的阐述。《国民党的性质》指出新政学系“在1926年就与蒋介石建立了联系”，“政学系的成员中有知识分子、军官、银行家和金融家，他们主要倾全力于官僚政治，特别是经济事务”，“其著名领袖张群、杨永泰、黄郛是蒋介石的私人顾问，基本上充任战略家和政客”，认为无论在职能部门还是在地方，这些领袖都无意建立正式组织，“战时政学系也完全无力发展组织，仍然脱离民众，完全寄生在国家官僚政治体制中”，他们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个人的，既没有控制选民，也没有军事追随者，“力图在政治斗争舞台上保持不太显眼的形象，因此很少被其他派系当成对手”。有些看法尚待商榷。
2、重要人物的研究
政学会人物的研究成果不多。《宪政救国之梦一张耀曾先生文存》，收录张耀曾发表的一些文章及其日记的摘要，为研究张耀曾提供宝贵的资料。《民国元老李根源》是一篇传记，有助于认识李根源及其活动，还有相关文章发表但基本是介绍性的文章。
新政学系的重要人物研究逐渐受到学界重视，如黄郛，《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为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对于深入研究以黄郛为代表的新政学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黄郛与华北危局》分析黄郛性格的三项特征，第一，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第二，理性的保守主义性格；第三，反权威主义性格。还深入分析华北危机的出现与黄郛北上应对危局的全过程，认为《塘沽协定》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卫平津、争取全面抗战的时间而不得已的策略，具有一定的新意。《黄郛研究》基本梳理黄郛一生的史实，阐述其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并从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角度评述黄郛经历和参与的重大历史活动，具有一定的学术创新和借鉴意义。《黄郛传》，史实清晰，史料较翔实，一些问题的分析较为中肯。但该书缺乏深度，没有关注黄郛的新政学系背景，有些看法显得不全面。此外，研究论文涉及黄郛的国家建设观、教育思想、外交观等及其经历和参与的一些重大事件。
杨永泰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被刺的真相问题，对其幕僚生涯及与黄绍闳等主鄂之争也有相关分析，而对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缺乏必要和具体研究。张群的研究显得较薄弱，仅有一篇论文是研究其对日外交观，其他是一些介绍性的文章，《张群传》是一部较为全面反映张群一生史实的通俗性读物，学术性不够。
翁文灏的研究成果较多。《幻灭的梦——翁文灏与中国早期工业化》由博士学位论文修改出版，注意到了其自由知识分子的背景，对一些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和参考价值。《翁文灏年谱》的史料价值颇高，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此外，还有两本传记出版，也有一些论文从不同角度阐述翁文灏的思想及其对近代中国石油工业和抗战的贡献等。张嘉墩的金融思想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的资料价值丰富；吴鼎昌的研究主要探讨他主政贵州期间的思想与实践。
《杨永泰与熊式辉》介绍杨永泰与熊式辉的情况，认为二人是“新政学系的首脑”，亦指出“‘新政学系’，也单称‘政学系’。政学系原是旧国会国民党议员中的一派，它的本名是‘政学会’”。该文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基本是亲身经历，较有说服力。此外，全国及地方文史资料，发表了一些关于政学会及新政学系的回忆性文章，这为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史料价值比较重要，有些分析和观点比较客观，有可借鉴之处。
综上，20世纪50年代后，学界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研究显得较为分散，缺乏整体性、宏观性，人物的研究很少考虑到新政学系的背景，需要在此基础上做更进一步的系统研究，真正弄清政学会及新政学系与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从整体上认识这一政治派别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进而评判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影响。
三、今后研究之展望
1、创新研究思路。对于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研究，必须打破传统认识的束缚，不能只看到其对中国社会造成的负面效应，需要从多角度进行宏观的总体研究和微观的具体分析，力求全面折射其影响。因此，应该立足中国社会转型，新政学系没有具体、明确的组织，成员之间主要是以共同的主张和思想相交往等实际，从现代化的角度切入，多侧面探讨政学会与新政学系扮演的角色及其对中国现代政治走向的直接、间接影响。
2、转换研究视角。从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视角着手，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作系统的学理分析，能更客观评判其对中国现代政治走向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因为政学会继承了民元国民党自由派的传统，新政学系与政学会都是体制内中国特色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典型代表。如果不从这一视角深入分析，就说明研究点没有真正抓住，得出的结论就不够全面、客观。
3、完善研究方法。史学研究离不开传统的方法，需要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把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基本史实廓清，坚持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也要充分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的理性思考与分析，深化对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综合研究，提升史学研究的理论色彩。
4、整理研究资料。目前来看，有关政学会与新政学系的资料相对分散不易搜集，还有一些重要资料珍藏于海外，没有公开出版，阅览非常困难，关涉这一派别的重要人物和机构的档案尚未公开，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的涉足，需要学界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解决。
责任编辑 倪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