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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基本真实，食品和药品掺假受到抑制，政治人物不再傲慢，各地都在忙于廉政建设，弱势群体得到保护……”
虚假广告、食品药品问题、官僚作风、腐败高发、恃强凌弱……这些都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病症，但这段话却不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而是上世纪初美国媒体大规模“扒粪运动”之后，有人总结当时舆论监督成果时的描述。
现实是中国的现实，未来也会是中国的未来吗？也许是期盼着出现类似局面，在近期几起声势浩大的微博“扒粪”事件之后，9月4日有媒体激动地发文称，“中国进入扒粪时代”，并提醒官员们注意：“只要舆论对官员的道德追究有事实依据，该官员的仕途就可能塌陷。”
然而，这些令人激动的声音尚未落定，9月19日新华网即发表评论称：“哈尔滨塌桥事件似乎已被遗忘，一起似乎被遗忘的还有‘表哥’杨达才、打人部长方大国等。好像阳明滩大桥根本没有坍塌，杨达才们完全没有出现一样。”
就在大家一片叹息之时，哈尔滨在新华网评论同日公布了塌桥事件的原因，“童话般”地认定放行超载车辆的交警要负责任。两天后，陕西省纪委突然发布消息，查出“表哥”涉及重大违纪，已被撤职，正在接受调查。
面对变化莫定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网络时代的中国式“扒粪”，到底能走多远？
从调查报道到微博“扒粪”
“中国不是现在才进入‘扒粪时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告诉《南风窗》记者。作为媒体研究者，他确切记得，大规模的舆论监督发端于1998年。从那时候开始，《南方周末》、《南风窗》、《财经》等平面媒体开始发力，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道，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曝光了诸多潜藏在社会、政府、企业中的“内幕”，媒体“扒粪”有全面开花之势。回忆舆论监督在中国的发展之路，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时的题词依然令张志安很激动，几乎不题词的朱镕基为《焦点访谈》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话。
2003年，随着“孙志刚事件”的曝光，媒体“扒粪”达到了顶峰，此次曝光的成果是被人诟病已久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据张志安观察，也是从2003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平面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消退由网络接棒了。《环球时报》的评论称，“中国的舆论监督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却通过微博这个‘混乱丛生’的地方得以真正开始。”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网民对热点反腐事件和案件舆情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一半左右社会热点问题首发于网络，而传统媒体上的热点问题在播报后，当天即有70%传播到网络上。网络显然具备形成舆论监督的强大气场。
“网络扒粪”最初却是以不甚光彩的“人肉搜索”的方式登场。2006年，网友“铜须”被指介入他人家庭，遭到网友曝光个人信息，随后受到大量人身攻击和骚扰，事后有人开始质疑所谓“偷情事件”原本就是子虚乌有。尽管如此，“人肉搜索”却成了网络监督的利器，真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第一起“网络扒粪”事件是2008年发生的“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周久耕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因一句“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触发了饱受高房价之痛的诸多网民的愤怒，他的天价烟、座驾、手表等等都一一曝光，最终遭受纪委查处，被判有期徒刑11年。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孤例。周久耕事件后不久，同样在南京市江宁区又有官员被曝光抽同样的天价烟，但在该官员向组织反映“天价烟是外甥过年送的”之后，便不了了之了。此后，还有周森锋、逮军等一度遭受强烈质疑的官员也平稳着陆。
尽管如此，微博扒粪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以微博为信息枢纽的网络频频发力，唐骏学历门、故宫失窃门、三聚氰胺奶粉、7·23动车事故、“我爸是李刚”，网络一度热闹非凡。“围观就是力量”，网民甚至成为媒体评选的年度人物。
官员的“网络恐惧症”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张志安认为“网络扒粪”的效果有限，“相对于专业记者集群化、深入内部的调查而言，人肉搜索只能算是‘小扒粪’，网络上很多言论严格来说甚至不能说是‘扒粪’，大部分网友只是在吐口水。”张志安总结了网络事件发展的模式，一般是草根网民以“悲情”或者“愤怒”爆料，意见领袖转发，随后引起公众围观，最后由传统媒体跟进。“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内容比较扎实，有定海神针式的效果。”
然而，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扒粪的效果都严重受到环境的影响。“死猪不怕开水烫”，张志安认为现有环境下，舆论监督最多只能解决一些点上的问题。央视关于“毒胶囊”的调查被主持人赵普在微博上率先爆出，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打击毒胶囊的运动。网络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体制化媒体在报道上的垄断，也打乱了报道安排。从这点上看有助于监督效果的突破。
不过，媒体扒粪要凸显效果，必须得到体制回应，启动相应调查或者行动，才可能解决问题。同样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但另一起同样引起巨大影响的劳教人员“张斌受虐死亡”事件却丝毫没有撼动同样久受诟病的劳教制度。
在陕西省纪委公布调查结果前，网络舆论研究者、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对于“表哥”杨达才事件的迅速遇冷颇感无奈：“‘表哥’事件把爆料和压力信息释放后，需要有关部门接手，没人接招，网友可能转向其他热点或继续深挖……没有结局的结局消耗的总是公权公信力，但网民不曾忘记，在下一轮同类事件中情绪将叠加爆发。”
位居正厅级的“表哥”因为网络“扒粪”而落马，此类事件在中国实属罕见，应是近来被网络“扒”下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从积极方面解读，此举有利于弥补以往“扒粪”落空而流失掉的公权公信力。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发布，官方开始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舆论监督，然而也正是官员们在情绪上最抵触“网络监督”，官员们的“网络恐惧症”在调查研究中得到证实。上海学者邬思远调查后发现，对于“网络监督是公民行使的正当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这一观点，在领导干部、学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中，领导干部的赞同度最低。
有“洁癖”的社会
面对网络的强大影响力，政府部门纷纷组织官员学习如何面对网络舆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都相继设计了相应课程。官员心态逐渐走向开明。最近有媒体质疑湖北麻城3000多名小学生扛着课桌上学，网友开始“人肉”麻城党委书记杨遥，质疑当地修建豪华办公楼，其本人戴“名表”的行为。不久后，杨遥本人即开设实名微博，发布回应“各位网友”质疑的公开信，除表示数月内解决课桌更新问题外，还澄清所戴“名表”是浪琴电子石英表。少有地方“一把手”在微博上面向网友发布正式回应。杨的开放姿态，也获得不少网友加分。
上世纪初美国的媒体工作者们无孔不入，向公众披露潜藏在政府企业内部的各种黑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甚至将“揭丑”的触角伸向了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于是嘲讽揭丑记者们为“扒粪者”，讽刺他们手拿粪耙，只盯着污秽之物，却看不到美好的事物。当“扒粪者”们的一次次行动推动了美国社会更新进步之时，原本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反而成了一个美誉，罗斯福也改变了最初看法。
1998年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时说，“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仅仅宣传成绩好得多。”有学者提出，“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网络时代，全民都享有了信息发布和议程设置的权利，这意味着“全民扒粪时代”的到来，政府和官员显然不能再以传统思维去应对。
周久耕被“扒粪”后，数日内就遭免职，并很快查出有严重贪腐行为；同样的，杨达才从被“扒粪”到落马，也不过3周时间。查处的高效性充分说明，他们的贪腐行为隐藏得并不是很深。那么，为何惯常的体制监督发现不了的贪官，却能被网友偶然间“扒”出来？“全民扒粪”实质上是在推动体制内的监督机器变得更高效。
因此，对网络“扒粪”而言，更大的意义不在于揭露了多少黑幕，而在于测试一个社会自我净化的功能。一个有“洁癖”的社会，自当能够迅速清除被扒出来的“粪”；而机制僵化的社会则可能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般，几经“扒粪”之后，哪怕臭气熏天，却仍无动于衷，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问题。
虚假广告、食品药品问题、官僚作风、腐败高发、恃强凌弱……这些都是当下中国社会的病症，但这段话却不是对中国未来的展望，而是上世纪初美国媒体大规模“扒粪运动”之后，有人总结当时舆论监督成果时的描述。
现实是中国的现实，未来也会是中国的未来吗？也许是期盼着出现类似局面，在近期几起声势浩大的微博“扒粪”事件之后，9月4日有媒体激动地发文称，“中国进入扒粪时代”，并提醒官员们注意：“只要舆论对官员的道德追究有事实依据，该官员的仕途就可能塌陷。”
然而，这些令人激动的声音尚未落定，9月19日新华网即发表评论称：“哈尔滨塌桥事件似乎已被遗忘，一起似乎被遗忘的还有‘表哥’杨达才、打人部长方大国等。好像阳明滩大桥根本没有坍塌，杨达才们完全没有出现一样。”
就在大家一片叹息之时，哈尔滨在新华网评论同日公布了塌桥事件的原因，“童话般”地认定放行超载车辆的交警要负责任。两天后，陕西省纪委突然发布消息，查出“表哥”涉及重大违纪，已被撤职，正在接受调查。
面对变化莫定的结果，我们不禁要问：网络时代的中国式“扒粪”，到底能走多远？
从调查报道到微博“扒粪”
“中国不是现在才进入‘扒粪时代’。”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志安告诉《南风窗》记者。作为媒体研究者，他确切记得，大规模的舆论监督发端于1998年。从那时候开始，《南方周末》、《南风窗》、《财经》等平面媒体开始发力，发表了大量的调查报道，再加上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曝光了诸多潜藏在社会、政府、企业中的“内幕”，媒体“扒粪”有全面开花之势。回忆舆论监督在中国的发展之路，1998年时任总理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时的题词依然令张志安很激动，几乎不题词的朱镕基为《焦点访谈》写下了“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的话。
2003年，随着“孙志刚事件”的曝光，媒体“扒粪”达到了顶峰，此次曝光的成果是被人诟病已久的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然而，据张志安观察，也是从2003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
平面媒体在舆论监督上的消退由网络接棒了。《环球时报》的评论称，“中国的舆论监督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却通过微博这个‘混乱丛生’的地方得以真正开始。”根据2011年的统计数据，网民对热点反腐事件和案件舆情发展的贡献率超过60%，一半左右社会热点问题首发于网络，而传统媒体上的热点问题在播报后，当天即有70%传播到网络上。网络显然具备形成舆论监督的强大气场。
“网络扒粪”最初却是以不甚光彩的“人肉搜索”的方式登场。2006年，网友“铜须”被指介入他人家庭，遭到网友曝光个人信息，随后受到大量人身攻击和骚扰，事后有人开始质疑所谓“偷情事件”原本就是子虚乌有。尽管如此，“人肉搜索”却成了网络监督的利器，真正具有公共影响力的第一起“网络扒粪”事件是2008年发生的“周久耕天价烟”事件。周久耕时任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因一句“将查处低于成本价卖房的开发商”，触发了饱受高房价之痛的诸多网民的愤怒，他的天价烟、座驾、手表等等都一一曝光，最终遭受纪委查处，被判有期徒刑11年。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了孤例。周久耕事件后不久，同样在南京市江宁区又有官员被曝光抽同样的天价烟，但在该官员向组织反映“天价烟是外甥过年送的”之后，便不了了之了。此后，还有周森锋、逮军等一度遭受强烈质疑的官员也平稳着陆。
尽管如此，微博扒粪的热情丝毫没有减弱。以微博为信息枢纽的网络频频发力，唐骏学历门、故宫失窃门、三聚氰胺奶粉、7·23动车事故、“我爸是李刚”，网络一度热闹非凡。“围观就是力量”，网民甚至成为媒体评选的年度人物。
官员的“网络恐惧症”
相对于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张志安认为“网络扒粪”的效果有限，“相对于专业记者集群化、深入内部的调查而言，人肉搜索只能算是‘小扒粪’，网络上很多言论严格来说甚至不能说是‘扒粪’，大部分网友只是在吐口水。”张志安总结了网络事件发展的模式，一般是草根网民以“悲情”或者“愤怒”爆料，意见领袖转发，随后引起公众围观，最后由传统媒体跟进。“传统媒体的调查报道内容比较扎实，有定海神针式的效果。”
然而，不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扒粪的效果都严重受到环境的影响。“死猪不怕开水烫”，张志安认为现有环境下，舆论监督最多只能解决一些点上的问题。央视关于“毒胶囊”的调查被主持人赵普在微博上率先爆出，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打击毒胶囊的运动。网络的出现，突破了传统体制化媒体在报道上的垄断，也打乱了报道安排。从这点上看有助于监督效果的突破。
不过，媒体扒粪要凸显效果，必须得到体制回应，启动相应调查或者行动，才可能解决问题。同样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了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但另一起同样引起巨大影响的劳教人员“张斌受虐死亡”事件却丝毫没有撼动同样久受诟病的劳教制度。
在陕西省纪委公布调查结果前，网络舆论研究者、武汉大学教授沈阳对于“表哥”杨达才事件的迅速遇冷颇感无奈：“‘表哥’事件把爆料和压力信息释放后，需要有关部门接手，没人接招，网友可能转向其他热点或继续深挖……没有结局的结局消耗的总是公权公信力，但网民不曾忘记，在下一轮同类事件中情绪将叠加爆发。”
位居正厅级的“表哥”因为网络“扒粪”而落马，此类事件在中国实属罕见，应是近来被网络“扒”下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从积极方面解读，此举有利于弥补以往“扒粪”落空而流失掉的公权公信力。
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发布，官方开始以开放的态度面对舆论监督，然而也正是官员们在情绪上最抵触“网络监督”，官员们的“网络恐惧症”在调查研究中得到证实。上海学者邬思远调查后发现，对于“网络监督是公民行使的正当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这一观点，在领导干部、学生、工人、机关工作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群体中，领导干部的赞同度最低。
有“洁癖”的社会
面对网络的强大影响力，政府部门纷纷组织官员学习如何面对网络舆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都相继设计了相应课程。官员心态逐渐走向开明。最近有媒体质疑湖北麻城3000多名小学生扛着课桌上学，网友开始“人肉”麻城党委书记杨遥，质疑当地修建豪华办公楼，其本人戴“名表”的行为。不久后，杨遥本人即开设实名微博，发布回应“各位网友”质疑的公开信，除表示数月内解决课桌更新问题外，还澄清所戴“名表”是浪琴电子石英表。少有地方“一把手”在微博上面向网友发布正式回应。杨的开放姿态，也获得不少网友加分。
上世纪初美国的媒体工作者们无孔不入，向公众披露潜藏在政府企业内部的各种黑幕，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动，甚至将“揭丑”的触角伸向了当时的罗斯福总统。罗斯福于是嘲讽揭丑记者们为“扒粪者”，讽刺他们手拿粪耙，只盯着污秽之物，却看不到美好的事物。当“扒粪者”们的一次次行动推动了美国社会更新进步之时，原本带有讽刺意味的称呼反而成了一个美誉，罗斯福也改变了最初看法。
1998年朱镕基视察《焦点访谈》时说，“大部分节目以宣传成绩为主，有这么一两个节目来指出我们前进过程中的问题，动员全党的力量去解决它，这样做的效果比仅仅宣传成绩好得多。”有学者提出，“知识和信息的分配必然影响权力的分配。”网络时代，全民都享有了信息发布和议程设置的权利，这意味着“全民扒粪时代”的到来，政府和官员显然不能再以传统思维去应对。
周久耕被“扒粪”后，数日内就遭免职，并很快查出有严重贪腐行为；同样的，杨达才从被“扒粪”到落马，也不过3周时间。查处的高效性充分说明，他们的贪腐行为隐藏得并不是很深。那么，为何惯常的体制监督发现不了的贪官，却能被网友偶然间“扒”出来？“全民扒粪”实质上是在推动体制内的监督机器变得更高效。
因此，对网络“扒粪”而言，更大的意义不在于揭露了多少黑幕，而在于测试一个社会自我净化的功能。一个有“洁癖”的社会，自当能够迅速清除被扒出来的“粪”；而机制僵化的社会则可能像“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般，几经“扒粪”之后，哪怕臭气熏天，却仍无动于衷，这，才是我们最担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