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去楼空的名门望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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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上海的开埠史,是一部能者平步、弱者败亡的发展史。自洋务运动起始,从近代工商业中发迹的一代名流,无论是“官督商办”的下海官员,勇闯新路的商贾世家,还是白手起家的新兴资本家,虽然功过难说,但还是在宏观上支撑起了整个中国的民族工业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自己的兴衰过往,也成为历史之镜,演示着财富流动的路径,为今天所鉴。
  本期我们所看到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曾叱咤风云,在上海滩的历史舞台上煊赫一时。他们在工、商、金融、房地产、公共事业等行业,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资产,而他们自己,多数已人去楼空,或者在一个多世纪的跌宕中用尽了气数,后退、消失、以至湮没了。无法细说这中间都发生了什么。那么,不妨在老宅中稍坐,侧看这些家族的丝丝脉络,寻觅散落的雪泥鸿爪,多少可观大略。
  
  荣氏家族——天变,道不变
  
  “在过去的一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这也许就是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初创于1896年,以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的资本为中心的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三大企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民族资本企业集团。至1932年,荣家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共创办工厂21个,日产面粉10万包,拥有的纱锭和布机分别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工业设备总数的1/5和1/4以上,无愧于“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的称誉。
  “时局”是左右荣家企业集团发展的决定力量。荣氏兄弟于1896年开设广生钱庄,1902年开办面粉厂,借一次大战至五四运动这段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期,迅速扩张,先后在上海、无锡、济南和汉口开办面粉与纺织厂。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无锡相继陷落,尽管如此,经再三筹思之后,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还是决定分别坐镇上海和无锡, “静观其变”,阵脚不乱。其后,上海租界百业凋零,在租界内继续开工的纱厂 “无不市利百倍”,抓住机遇的荣氏企业依然获得了短暂的高速发展。
  “时局”也同样推动荣家作出历史抉择。早在抗战前,在蒋介石统制经济政策下,荣家企业便屡遭打压;抗战爆发,虽为局势所迫,但蒋强逼内迁的做法仍然让荣家深感不满。为局势所迫,荣家敢怒不敢言。1946年,在距荣家宅邸不远的高安路弄堂口,发生了轰动上海的绑票案,荣德生被绑架30多天之后才破案。绑匪开价50万美元,而最终官方的破案费用却高达60万美元。同年,荣德生之子荣毅仁又遭官绑,再度被勒索;加之1948年蒋介石实行的“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一意孤行,荣家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新中国成立后,荣氏家族毅然选择了社会主义,除部分资产赴拉美发展之外,荣氏父子继续留在大陆生产经营,参加新中国建设。
  解放后,荣德生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行政公署副主任;荣毅仁则先后担任了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上海市副市长、国家纺织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毛泽东对荣家的评价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家族中,荣家是第一户。”邓小平对荣氏及其事业也评论道: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无论时局如何,荣家都能坚持生产和发展。”这也许就是荣德生的“天道变,世道不变”。
  
  盛氏家族——盛兮衰兮
  
  由盛而衰的盛家子孙们虽然末享荣华,却看尽了沧桑,家境败落后,反而迫使他们发奋自强,先后过远走高飞,去闯自已的天地,以图东山再起。
  盛宣怀(1844—1976)是近代史上最高传奇色彩的人物主一,是“洋务运动”后我国第一代官僚资产阶级,被慈禧太后称为“不可缺少主人”。
  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与李鸿章在湖北打太平军时是为同僚,因而1870年盛宣怀随李鸿章赴陕西“剿捻”,又入天津采办西式武器装备,后来闯荡上海滩,大展宏图。经过甲午和庚子之痛的晚清朝廷格外器重盛宣怀,他官运亨通,连年高升,直至邮传部尚书及商务大臣。
  在事关清廷“富强要政”的大业中,盛宣怀“冒奇险而成兹数事”,先后创办了十多项“中国第一”,在上海的就有——第一家民用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个正规师范学堂: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
  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盛宣怀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家族,繁衍出数百个子孙后代,在上海居住了长达一个多世纪。1916年,盛宣怀去世,其继室庄德华执掌家业,召开盛氏五房及亲族会议,认定盛氏财产总额实际应分1160万两,五成分子孙,五成捐入自立的愚斋义庄。然而庄夫人1927年突然患病去世,适逢北洋政府倒台,盛公馆里顿时乱作一团。盛家围绕遗产的分配问题展开了一场家庭大战,焦点集中在女儿应不应该继承遗产。盛家小姐们大兴诉讼,打了一年的官司,沸沸扬扬,耗钱无数,结果两败俱伤,江苏省政府乘机插手,将义庄的资金股票接收,坐享了渔翁之利。
  自此盛宣怀家族由盛而衰。分立之后的盛家儿女,或者因挥霍无度而潦倒余生(第四子盛恩颐),或者因时运不济而中道败落(第五子盛重颐、第七子盛升颐),或者因感情纠葛而郁郁而终(五女盛关颐、六女盛静颐、七女盛爱颐、八女盛方颐),这个显赫而庞大的家族二代而衰,式微已极。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盛家的子孙们虽然未享荣华,却看尽了沧桑,家境败落后,反而迫使他们发奋自强,先后远走高飞,去闯自己的天地,以图东山再起。
  
  贝氏家族——余韵不绝
  
  贝聿铭曾在狮子林里挥笔写道:“云林画本旧无双”。贝家的子孙们没有选择了承父业。在他们看来,与世无双的并非家业,而是一份成无所拘的进取之心。
  曾经闻名一时的“苏州贝氏”以医药起家。浙江兰溪县的贝兰堂作为贝氏的始祖,于明朝中叶以行医卖药为生定居苏州,至清乾隆年间,以经营中药业成为苏州四富之一。然而贝氏余脉,却各辟蹊径,其中最为出名的“金融巨子”贝祖诒、“颜料大王”贝润生,以及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成为近代贝氏一族最受称道的人物。如今的贝氏家族支脉繁杂,现时已经延续到第十六代了。
  贝润生,生于1870年。16岁进入上海瑞康颜料行当学徒,28岁任经理,43岁任上海商务总会协理(即副会长)。一战爆发后,德国人撤离上海,将大批颜料现货折价卖给贝润生。后德国颜料价格暴涨,贝—跃成为巨富。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贝润生将全部精力投入房地产业,至解放时已拥有16万平米近千幢的各类房屋,150亩房舍基地,甚至苏州名园狮子林都成为贝氏宗祠。
  贝祖诒,为“金融世家”贝哉安的第三子,生于1892年。1914年他进入中国银行北京总行,先后担任广州、香港、上海 分行经理及总行副总经理。抗战胜利后,由宋子文推荐,于1946年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任期内,贝祖诒致力于经济管理,开放外汇,抛售黄金,以应对通货膨胀。后因外汇枯竭引起黄金风潮,加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一年后与宋子文一道被迫下台。1973年,贝在任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董事11年后退休,寓居纽约,1982年去世。
  贝祖诒之子贝聿铭,堪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1958年贝氏成立个人建筑事务所,陆续承接丹佛摩天大楼,纽约议会中心,费城社交山大楼,肯尼迪图书馆,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厅,香山饭店,以至于巴黎卢浮宫的扩建设计,几乎每个工程都受到建筑界的注目,贝聿铭为此屡获殊荣。1990年贝聿铭宣布退休,1996年应邀回到苏州,在狮子林度过他的80大寿,并接受了苏州市政府的聘书,担任城市建设高级顾问。
  贝聿铭曾在狮子林里挥笔写道:云林画本旧无双。贝家的子孙们没有选择子承父业。在他们看来,与世无双的并非家业,而是一份成无所拘的进取之心。
  
  朱氏家族——富不过三
  
  当年的朱家公子多是戏迷,院子里常通宵达旦地唱堂会,自家人也粉墨登场。然而回看朱家的这场游园惊梦,起落之间,滋味又是如何?
  上海道台朱鸿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民办纺织厂的创始人。盐商出身的朱鸿度因与李鸿章、盛宣怀私交甚密,在他们的提携下,经光绪帝御批创办了裕源纱厂,由此发迹。作为中国第一代民族企业家,朱鸿度家族式的经营格局难逃“富不过三代”的命运。全盛时的“叉袋角朱家”(“叉袋角”旧指裕源纱厂所在的苏州河工业区)富甲天下,纱厂、面粉厂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号。朱家兄弟分家时,每人得到遗产1000万两,还不包括不动产。祖上留下的家业既已享之不尽,也就无须艰苦创业,加上传统教育背景下的朱家子弟缺乏工商业竞争所应有的紧迫感与危机感,家道中落也就可以想见了。
  朱鸿度有六个儿子,除二子朱幼鸿外,皆胸无大志。长子朱砚涛年轻时花天酒地,因为策马撞死旗人而身犯死罪,朱鸿度以巨资上下打点,仍不免充军西北。等辗转回到上海,朱砚涛心性已失,再无力经营企业,一度迁居江西,年幼的四个兄弟也亦步亦趋。这在民族工业刚刚起步的当时,无异于拱手让出黄金般的家族与产业发展机遇。
  朱幼鸿精于工商,父亲去世后,他又创办裕通、裕丰、裕享等几家面粉厂,还创办了裕泰纺织公司等企业,分厂遍布全国。朱幼鸿十分需要有家人协力,然而除了长子朱斗文尚能勉力维持,余者仍然不知上进。到1925年朱幼鸿去世时,朱氏家族的企业已渐渐萎缩,这和与时俱进的荣德生家族恰成对比。
  历经抗战以来的连年战祸,朱家产业一路衰败,时至今日,早已不复盛况。从朱鸿度开始的族谱,粗粗数到第四代就有两百人左右,最出名的只有朱鸿度的第三代中的著名作曲家朱践耳先生了。
  当年的朱家公子多是戏迷,院子里常通宵达旦地唱堂会,自家人也粉墨登场。然而回看朱家的这场游园惊梦,起落之间,滋味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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