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中旬，周总理在杭州参加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央会议后，来到上海。
　　他告诉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24日他要在上海警备区接见驻沪陆、海、空三军团以上军官。
　　当时，我是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特约记者，负责新闻报道。政治部根据王必成的指示，要我参加接见并做好新闻报道。
　　那是我第一次受命写有关国家总理活动的新闻报道，心情既激动，又紧张不安，生怕完不成任务。那时，我们新闻记者工作条件相当艰苦，没有照相机和录音机，只有钢笔和笔记本。为怕记录总理讲话时出问题。我事先特地将几支钢笔都吸满了墨水，同时多备了笔记本。刚吃过午饭，我就匆匆赶往司令部附近的军人俱乐部礼堂执行任务。礼堂里按兵种划分了几个方块，坐满了1000名团以上军官。第一排就座的是身经百战的驻沪三军正副司令员、政委等高级将领，稍后就座的是陆、海、空三军的师长们。礼堂舞台上的首长席，则是留给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周总理的。
　　我当时只是一名20多岁的尉级军官，因为是记者，在会场上受到特殊照顾。不但同陆、海、空三军高级将领一样被安排在第一排，距离主席台位置最近，而且我的座位前还特意安放了一张小桌子，便于我伏案记录总理的讲话。
　　下午2点左右，周总理在王必成和陶勇等陪同下，大步走入会场。
　　周总理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登上主席台，同台上10多位陆、海、空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致意。全场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待会场气氛稍有安静，王必成马上致辞，热情邀请周总理给大家作指示。
　　那天，周总理身着黑色呢子服装，神采奕奕。他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三军驻沪部队表示慰问，随后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军队任务以及部队干部的思想动向。讲了敌我关系、党和军队关系、军政关系、军队内部关系和军民关系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周总理运用辩证观点强调指出：现在世界形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是东风压倒西风，但不等于说，可以坐而等待胜利。帝国主义是不甘心失败的，它还要挣扎。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的温床就存在一天。他要求驻沪部队干部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随时提防帝国主义的挑衅和侵犯。周总理还谆谆教导大家，要保持和发扬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官兵关系。
　　总理讲了两个小时，内容广泛丰富。我集中精力，一边听一边紧张记录，连头也不敢抬，生怕漏掉总理的重要讲话。周总理讲话后，还同大家照了相。
　　
　　二
　　
　　周总理的重要讲话，对当时加强军队革命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北京《解放军报》闻讯后马上打电话过来，要我立即整理出一篇报道给他们发过去。
　　听完报告已是下午4时30分了，时间十分紧迫。我匆匆回到办公室，翻开记录本，开始摘录总理讲话的重要部分。赶写成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闻稿。由于自己政治水平低。对总理讲话精神一时领会不全面、不透彻，整理过程中把很多重要讲话给漏掉了，再加上时间紧，也来不及仔细推敲、修改，就匆忙通过警备区司令员王必成交周总理审阅。
　　天渐渐黑下来，寒风吹打着窗户。我在紧张之余，忘却了饥饿和寒冷，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守着电话，等待首长的指示，不敢贸然离开一步。晚7点左右，周总理的秘书打来电话。通知我立刻到周总理下榻的锦江饭店去取稿子。
　　当时。我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放下电话就往司令部管理处奔跑。管理处听说周总理秘书通知我去取稿，都为我高兴、骄傲，马上派车送我前往锦江饭店。
　　我到达锦江饭店时已经是晚上7点一刻了，工作人员早在门口等待，迅速将我领到周总理的房间。只见周总理还伏在办公桌上，聚精会神地帮我修改那篇稿子。他老人家抬头见我进来。和蔼地示意我在旁边沙发上坐下来等着，他继续埋头修改。
　　不一会儿，总理修改好了，他面带笑容把稿子交给我。我本想说声谢谢，但当时太激动、太紧张。而且怕耽误总理宝贵的时间，拿了稿子就匆匆告辞出来。
　　当我满怀兴奋，准备跨出锦江饭店大门时，总理秘书突然追了上来，把我的稿子又要了回去。我惊愕了一下。秘书告诉我，周总理看到离开会的时间还有一刻钟。他想再看一遍。我对总理的敬重之情更为加深，于是跟着秘书返回总理的房间。周总理重新摊开稿子，又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又修改了一些地方，然后和蔼地交给我发稿。
　　当我回到办公室，打开稿子一看，只见每张稿子边角上。都写得密密麻麻的，有的墨迹还没有完全干。
　　我粗略数了一下，一篇不到2000字的新障稿，总理改动的地方竟有30多处，甚至连标点符号也没有放过。例如。我在整理“形势和任务”一段时写道，干部要“加强敌情观念”。总理在这句话前面加上“随时”两个字。又在这句话后面添加上“和战斗准备”。这样改动以后，这句话变得更加完整和准确了。又如，我本来写的是“军内上下关系”，总理把它改为“军队内部关系”。这样一改，这句话的含义就不同了，它不仅指军队上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军队内部兄弟单位关系、同志之间关系。再如，我在整理“军民关系”这一问题时，原来写的是“近几年来，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周总理把它改成“我们军民关系基本上是好的，但是，有些部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些疏远了”。这样。既肯定了军民关系主流的一面。又指出局部存在的问题，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避免了提法上的片面性。我看着看着。不禁为老人家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而惊叹不已，佩服之至。
　　下一步，我的任务是连夜发稿，北京《解放军报》还在等着我的稿子。
　　经过一番紧张工作。终于发完稿子。我完成了一项重要使命。内心无比高兴。深夜回到家里，紧张了一天，终于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
　　第二天，《解放军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了我写的新闻稿。主标题是《加强团结提高警惕巩固国防》，副题为《周总理在上海勉励驻军军官》。这篇新闻立刻传遍了全军的各个角落，也成了我记者生涯中有纪念意义的得意之作，让我终生难忘。
　　
　　三
　　
　　后来，我在感动之余，曾经以，《难忘的一件事》为题，向《解放军报》编辑部汇报了周总理帮我改稿过程和我所受到的教育。令我更为兴奋的是，我那份有周总理多处修改笔迹的新闻稿，已经不是一般新闻稿了，而是周总理关心军队建设和新闻工作的具体体现。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纪念意义。后来，《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特地把它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历史文物，珍藏在军事博物馆，让周总理关心部队建设、关心新闻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在更大的范围内充分展现。激励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