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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位学者走上学术之路一般都会有自己的学术启蒙书，比如邓正来先生的《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阅读这部书可能会给人至少两方面的启迪：一方面，研究文字应当是跟自己的生命相干的，而非干瘪的、令人乏味的;另一方面，研究者应当具有主体性，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应是老让人牵着鼻子走。领悟到这些，会让人在学术之路上徘徊、摸不着门道者产生灵魂革命般的深刻体验快感，终生受益。
关键词：《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邓正来;学术启蒙;自主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156-05
合上书的封底页，抚摩、凝视着邓正来教授这本学术著作《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1]1，禁不住一串思绪油然而生……
一
一晃十年就过去了。2009年初夏，我到复旦大学文科楼参加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复试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我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进入一间小会议室，轻轻地关好门，行礼后端坐在诸位导师的面前。由于事前做好了功课，我当时认得、现依然依稀记得坐在面前的诸位先生是（从左至右）：郭定平教授、陈明明教授、林尚立教授、桑玉成教授、邓正来教授。在整个复试过程中，我感觉到会议室里出奇的静，尤其是林老师的讲话和提问让那个“狭小”的空间就显得更静了。林老师俨然是个“把关者”，他问问题的频率就好像机关枪里射出的子弹，有点令人应接不暇，几乎根本不给你时间来思考和组织语言，似乎他要的就是考生的即刻反應，每个提问在你的回答刚起个头，他意会后就让你打住，紧接着问下一个问题。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林老师问：“你报考的是法律哲学方向，那说一下你读书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著作是哪一本？你对哪些研究领域比较熟悉？”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读的第一本西方法哲学书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2]1，读过好多遍但是读不懂，于是就转换了阅读思路，先从读得懂的国内学者作品开始读起，阅读了邓老师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文章，以及他的大部分译著，由于我的硕士论文是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逻辑来分析当前‘和谐社会’主题下的法学研究现象，所以，我主要对这两块领域比较熟悉……”紧接着，林老师就问：“布迪厄场域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说实在的，在努力跟上林老师提问节奏的过程中，我早已是冷汗淋漓。复试应对不赖，幸亏听从了王升平师兄（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的事先告诫：“复试的时候，老师问你什么要如实回答，复旦老师最反感不懂装懂的学生。”
由于报考的是邓正来老师的博士生，林老师最后才请邓先生提问。听到邓老师要提问时，我是既紧张，又激动。2006年下半年，邓老师被他的“义弟”邱兴隆教授邀请到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学，因缘际会，我与邓先生“接上了头”，并建立了直接的电子邮件联系。但此后，我与邓先生的联系也仅仅是一种虚拟空间联系，并没有私下里单独见过面，也即是常说的“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因参加复试到复旦后，我觉得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去拜访一下先生，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没想到被先生一口回绝，并嘱我认真准备复试。
在经过林老师紧张的“头脑风暴”后，近在咫尺、静若所思的先生反而让首次暴露在他面前的我只是感到亲切，并没有传说中或想象中的那么严肃和严厉。在复试中邓老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能独立翻译英文文献吗？”听了先生的提问后，我稍停顿了下，然后语气笃定地回答说：“能。不过要借助工具书！”听了我的回答，邓老师似乎亦停顿了下，但紧接着似乎又给我打了个“圆场”说：“搞翻译，哪有不借助工具书的！”事后想来，邓老师那几句“简短”的话或跟先生那简短的对话，一方面表明他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专业英语是有基础的。特别是后一方面情况的“圆场”在当时对我能否被录取甚或能否拿到博士生奖学金是很关键的。因为在邓老师提问前，郭老师先行考核了我的专业英语。在用英语流利“背诵”了一分钟简短的自我介绍后，郭老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熟练地用英语提了几个关于我国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设置方面的知识性问题，尽管当时心里明明觉得这些问题都在事先准备的范围之内，但我的脑袋在关键的时刻“短路”了，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人称复试之“大忌”的“冷场”场面。可以说，邓老师的提问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我在这次复试过程中专业英语考察环节所出现的瑕疵。
在回答郭师提问过程中窘境的出现，毋庸讳言，实受于今仍有点难以启齿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情况亦是人之常情，许多人对类似情况“不外扬”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一是郭师在我复试之前曾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由于是提前一天到的复旦，在与早我一年成为邓门弟子的升平师兄接洽上后，听说当天晚上有郭定平老师的博士生课，于是就想跟着师兄去蹭下他的课，顺便感受一下复旦先生的学术气质。可能是上课之前事先没跟他打招呼、礼数不到位吧，郭先生一看小课堂上有一张“陌生人”面孔，就追问我的身份，在得知我是第二天要参加博士生复试的考生时，便半带愠怒般地当场把我“赶”出了教室。事后，师兄跟我解释说，复旦的老师觉得在复试前跟考生见面是“大忌”，故有此一出;邓老师先前的类似回复也可谓是一种印证吧。一是复试的前一天晚上竟然梦到行“周公之礼”。其实，在其他场合亦提到过，就是在考博那年，我决定要考邓老师的博士生，在报考的时候只报了复旦大学一所学校，并暗下决心“不成功，便成仁”。可能是复试前过度紧张的缘故，现在还清晰记得，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难敌倦意入睡后，没料到的是在半夜里竟作梦“行周公之礼”。第二天早上，在闹铃声中准点醒来，我的精神状态似乎是亢奋的，但又感到疲倦。记得那天复试下来，觉得整个人好累，虽然复试中专业英语环节觉得不够理想，但在整个复试过程中特别是在应对林老师的“问题轰炸”上还是自感满意的，不过在未知结果之前，再疲惫的身子也总还是被担忧不安的心给“吊着”…… 二
前文说到，林老师在复试的过程中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即“你读书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著作是哪一本？”再回过头来审视我的回答，显然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林师的提问，而只是述说了我认真阅读过的西方法哲学方面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其实，当时之所以不正面回答林师的提问，是因为我阅读过程中第一本印象最深刻的学术著作是邓老师的书，即《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当时如实正面回答林老师的问题，则不仅跟复试当时的场面气氛不符，即明显有当面拍邓老师马屁的嫌疑，而且也会让邓老师尴尬，不过就林老师的问题而言，我所回答的内容却的的确确是真实的。
再翻开已然有些破旧的2004年版《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藏书，在其“第一版自序”末尾文字[3]14的空白处，我记有这样一个批注：“看了邓老师的文章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邓老师的文章写得真是好，很美。”标注时间为2006年12月22日。现在想来，邓老师的这本书之所以会给我或当时的我产生如此大的震撼或冲击，就该著本身而言可能有这样两大方面的原因因素。
一方面，是先生对文字之高超驾驭水平或先生文字之隽永气质。邓先生在他的回忆性文字、他生前的言谈中曾透露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四川做童工的时候，“没什么文化”的师傅一到空闲时间如餐后休息时间，就会时不时地对他说：“小邓，你看的书多，来给我们讲讲故事。”对此，后来面对我们这些弟子或学生，他曾自嘲式地说：“当时，我的反应是‘讲就讲，谁怕谁’，讲故事总比做事情要来得轻松些！”先生小时候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在内江西南医療器械厂做童工期间，偷偷看了很多书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著作，如《罗曼·罗兰文钞》等文学名著，以及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西方人物传记[4]1。甚至，他还透露，打小就接受了比较好的家庭蒙学教育，比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龄人一般都在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而我却已经读了《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繁体字版竖排本的中国文学经典著作。”[4]2
不间断的习惯性阅读，特别是少年时期文学方面的经典阅读经历，不知不觉间让邓先生成为一个有很好语言文字素养的讲故事高手。李敖先生曾自诩为“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李先生的文字，大家不是没看过，但就对深度意涵的文字表达来讲，则难以彰显出他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水平。对此，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的某项学术活动中，就曾有师友对李先生的自诩提出过公开质疑，认为邓正来先生才真正是“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或“中国白话文第一人”究竟是谁，可能永远难以“盖棺定论”，但邓先生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令每一位阅读者印象深刻甚或是有天赋的，尤其是在对深度意涵的文字表达上。文字表达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美的文字表达中还能融贯深遂思想和严密逻辑，就像邓先生的学术文字那样，则可以说让我辈只能是叹为观止。读先生的学术文字，诚然有时候要“凝神闭气”，但他那种隽永表达中文字、思想和逻辑的浑然天成所引发之立基于智性体验的阅读快感，则是难以形容的，亦是学界所仅见的。一如伟大的毛主席的实践逻辑，梨子的味道怎么样，要咬一口、亲自尝一尝才知道，要想感受阅读邓先生学术文字的美妙感觉，那阅读者亦需要自己捧读他的著作，才能真正体会得到。
另一方面，是先生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学术赤诚。邓先生在其学术文字中所流淌出来的情感，不是俗称的“意识形态”的那种，而是一种基于强烈现实关怀的浓浓爱智之心。接下来，拟摘录《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中一些曾拨动了我内心情愫、在其旁空白处留有批注的句段，与大家分享。
作品中《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文写道：“我依旧要指出，《权利》一书论者的努力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使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并不会因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而遭完全否定。如果以此为基础并对现存的问题力求认真而严肃的反思和纠正，法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得以确立，当是不远之事。”[3]12007年1月18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有谁能忍受如此尖锐的学术批判？从邓先生的批判中看出他对学术的拳拳之心！”
作品中《“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自序》一文写道：“《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这本论文集乃是我‘学术闭关期’中进行思考的部分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在‘闭关’期间幸福的展示，因为对于一个智性动物来说，思考一定是自然而幸福的。当然，我之能够享有这种幸福，也需要感谢许多同道中人对我持之一贯的支持和帮助，尤其需要感谢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小女嘟儿。在我完成这部小文集的最后一年中，小女嘟儿没有去学校上学而在家中伴我一起读‘私’书。在这些极难得的日日夜夜里，她以一种自然且未经‘规训’的智慧以及充满童稚的爱心而给我带来的幸福和意料之外的心智激励，实是我用语言无法描述的。坦率地说，我是在她赐给我的笑声和平实中完成本论文集的。因此，我为自己能够在她今年9月返校读书之前完成这本文集并将这本文集献给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3]12007年1月19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纯粹的学术与纯洁的心灵相伴生。”
作品中《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规则·秩序·无知〉自序》一文中写道：“拉丁格言曰：‘它受到赞扬并饥寒而死’，然而我却对这种‘饥寒’心往不已，并视这种‘饥寒’为自己的生命品格之所在。”[3]12007年1月19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生命品格，认识多么深遂的字眼。”
作品中《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晚会上的致辞》一文写道：“无论是个人的学术发展，还是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或中国学术的发展，首要者便是平实和持恒，因此，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平实的心态和持恒的努力去迎接历史交给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崇高而又伟大的使命。”[3]3342007年1月20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邓先生学识谦卑以致如此。” 当然，所摘引的这类文字，在先生著作或文章中几乎满篇都是，因为这就是他的学术文字风格。而我类似的批注亦还有不少，不敢多引只怕引起学界阅读者不必要的“误会”。说实在的，别说阅读先生的整篇文章甚或整部著作，就是单单阅读上面他的这几段文字，就能明显感受到他字里行间所自然流露出的生命情感。在邓先生看来，学术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或知识生产，更是一种基于自我现实关怀的自我智性体验，它必须是有生命灵性的。
三
当然，邓先生的这部书能给我以如此大的震撼或冲击，亦跟自己的学术旨趣和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品格这两大因素有关。
就自己的学术旨趣而言。受“曲折”的求学经历的影响，我在高中阶段就喜欢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去思考自身所置于其间之世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终极性问题。似乎自那时起，我就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行为模式，即先对我所生活的世界作一些根本性的思考，然后再用这些思考或判断来指引自己的思想行动或人生。在大学阶段，我常常为一些形而上的话题着迷，有时候思考会进入一种称之为“偏执”的状态，要冥想到流鼻血方肯罢休。这对许多人来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对我却是乐此不疲的。而从其思想文字来看，显然邓先生的学术旨趣亦不是“小家碧玉”型的。就对先生学术文字的阅读体验来说，邓先生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细枝末节”问题是不怎么“感冒”的，就像先生往生后身边好友所追忆的，他所思考的问题都是一些宏大的或宏观性的问题，是那些“肉食者谋之”式的问题。所以，从学术旨趣来看，邓先生的学术文字或思想方式特别能够契合我或当时的我内心深处的理论旨趣或思想旨趣萌芽。
就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品格而言。入法科长久以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一直提不起自己的智性兴趣。
一方面，可能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农村家庭出身的我，受成长环境的局限，在高考分数出来后选择专业时，主要遵循的是长辈们的意见，亦即哪种专业的未来“收益”好就应该选择那种专业。就文科而言，他们最终帮我选定了法律或法学专业。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推卸责任，而只是描述了我为何会选择法科教育的客观原由事实。在大学里“忙忙碌碌”过了四年，后决意考研，“踩线”成了一名硕士生。受自己见识局限，本科毕业后，我初步觉得学术研究应是自己的人生方向，可是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却还没有“找着北”，迈入硕士生阶段的我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就好像水面上一片没有根、随风飘移的浮萍。直到读了邓老师的一些文章，特别是阅读了《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这部著作后，我在学术研究的“汪洋大海”里才似乎看到了“光亮”，才开始意识到：学术研究跟我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不可以是不相干的，我的学术研究必须跟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融贯起来，而先生的学术方式则为我提供了一种参照、一个榜样，甚或说一盏指路明灯。当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感觉到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抖，在内心的深处顿生一种欲仰天长啸的充盈感和一种喷薄欲出的爆发感。
另一方面，在法学研究之路上的“行尸走肉”感会是像我这类学术旨趣研究者的宿命。这种学术研究抑或法学研究之路上的迷茫感或“乏味感”迫使我在冥冥之中苦苦找寻自己想要的那种学术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的体悟是我的最新思考，似能有效回应该问题。不难想见，如果将法学比作为一幢建筑的话，那么法哲学显然就是法学这幢“建筑”的“地基”和基于其上的“钢筋水泥架结构”，而部门法学则是某个楼层或某些房间。部门法学研究只能在特定楼层或房间的层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整理楼层的房间或设计房间的门窗，如规划哪间房间是干什么用的、某某房间内应该怎么布局、某某房间的门窗应该朝哪个方向开等，而法哲学研究只能在特定的地域或地块上打地基并建造基于其上的钢筋水泥架结构。法理学研究则是探求不同幢楼的楼层或房间之间的共性构成要素，亦就是说，当前法理学学科的预设是将各文明类型的特定规则体系当作“死尸”在进行“解剖”，研究其僵死的共性构成要素，不仅不探求不同文明类型之规则体系的个殊性，而且还只关注或局限于不同文明类型之规则体系中的国家法体系，除此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则体系构成部分如民间法等内容则完全被舍弃。部门法研究自身显然无法求解其楼层为什么是这一层而不是那一层，其中的房间方位为什么是布局在这边而不是那边，而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探求时则只能跳到法哲学的层面上去，亦即所谓的部门法哲学研究。法哲学研究自身则无法探求为什么只能在这里打地基和建造钢筋水泥架结构而不能在那里打地基和建造钢筋水泥架结构，而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探求时，则必须借助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学理资源，因为法学这幢建筑之地基方位的确定是由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逻辑或学理所决定的。
可见，一如一些前辈法学家所说的，法学不是一门自足的学科，对人类世界中的法这种现象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和思考必须借助或仰仗其他學科如政治学、哲学等的学理资源。若洞见不到法学这门学科的这一知识品格，那么，对于取向宏观性学术旨趣的我来说，在没有取得其他学科学理资源支援的情况下，则将很难理解整体性的法这种现象并对建基于其上的法学知识进行深度宏观研究，更遑论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跟自己的法学研究彻底融贯起来。而一旦洞见到了这些，再回到法学的池塘，我才惊奇地发现法学这门学科仍有许多基础性问题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也明白了以前对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展开深度研究提不起兴趣的个中缘由。
可以说，邓正来先生的学术方式，让我意识到了学术研究不是跟自己的生命不相干的，亦逐渐让我认识到了为什么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研究会提不起自己的智性兴趣，而《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这本书则让我真正接触到了邓先生的学术方式，并且是我决意走学术研究这条路且找到了初步感觉的关键起点。
四
2009年硕士毕业考博，我有幸成为了邓正来先生的弟子。2013年，邓先生英年早逝。先生旧著《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在先生往生5年之际，在我首次接触、捧读该著12年之后，再度以新版——“邓正来著作集”第一卷[1]1的面貌问世，并且其篇章内容在师兄、复旦大学孙国东教授等的增修编校下更显充实，作为邓门弟子的我欣喜无比，而且更是期待先生著作集的后续作品。睹物思人，遂有了这篇感念文字。当然，对于邓先生的作品文字，不论是手中的第一卷《研究与反思》[1]1，还是第二卷《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5]1，抑或邓门弟子正在增修的后续多卷文字，任何的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我想用一句话，借用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先生的那句经典[6]110句式来表达弟子对先生的无限感佩：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学术之纯粹，文字之隽永，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参考文献：
[1]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2]（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M].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邓正来.小路上的思与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6]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关键词：《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邓正来;学术启蒙;自主性;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C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3-0156-05
合上书的封底页，抚摩、凝视着邓正来教授这本学术著作《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1]1，禁不住一串思绪油然而生……
一
一晃十年就过去了。2009年初夏，我到复旦大学文科楼参加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复试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时，我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绪进入一间小会议室，轻轻地关好门，行礼后端坐在诸位导师的面前。由于事前做好了功课，我当时认得、现依然依稀记得坐在面前的诸位先生是（从左至右）：郭定平教授、陈明明教授、林尚立教授、桑玉成教授、邓正来教授。在整个复试过程中，我感觉到会议室里出奇的静，尤其是林老师的讲话和提问让那个“狭小”的空间就显得更静了。林老师俨然是个“把关者”，他问问题的频率就好像机关枪里射出的子弹，有点令人应接不暇，几乎根本不给你时间来思考和组织语言，似乎他要的就是考生的即刻反應，每个提问在你的回答刚起个头，他意会后就让你打住，紧接着问下一个问题。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林老师问：“你报考的是法律哲学方向，那说一下你读书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著作是哪一本？你对哪些研究领域比较熟悉？”我当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读的第一本西方法哲学书是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2]1，读过好多遍但是读不懂，于是就转换了阅读思路，先从读得懂的国内学者作品开始读起，阅读了邓老师几乎所有的著作和文章，以及他的大部分译著，由于我的硕士论文是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逻辑来分析当前‘和谐社会’主题下的法学研究现象，所以，我主要对这两块领域比较熟悉……”紧接着，林老师就问：“布迪厄场域逻辑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说实在的，在努力跟上林老师提问节奏的过程中，我早已是冷汗淋漓。复试应对不赖，幸亏听从了王升平师兄（现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的事先告诫：“复试的时候，老师问你什么要如实回答，复旦老师最反感不懂装懂的学生。”
由于报考的是邓正来老师的博士生，林老师最后才请邓先生提问。听到邓老师要提问时，我是既紧张，又激动。2006年下半年，邓老师被他的“义弟”邱兴隆教授邀请到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学，因缘际会，我与邓先生“接上了头”，并建立了直接的电子邮件联系。但此后，我与邓先生的联系也仅仅是一种虚拟空间联系，并没有私下里单独见过面，也即是常说的“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因参加复试到复旦后，我觉得于情于理都应该先去拜访一下先生，在表达自己的意思后，没想到被先生一口回绝，并嘱我认真准备复试。
在经过林老师紧张的“头脑风暴”后，近在咫尺、静若所思的先生反而让首次暴露在他面前的我只是感到亲切，并没有传说中或想象中的那么严肃和严厉。在复试中邓老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能独立翻译英文文献吗？”听了先生的提问后，我稍停顿了下，然后语气笃定地回答说：“能。不过要借助工具书！”听了我的回答，邓老师似乎亦停顿了下，但紧接着似乎又给我打了个“圆场”说：“搞翻译，哪有不借助工具书的！”事后想来，邓老师那几句“简短”的话或跟先生那简短的对话，一方面表明他对我的回答是满意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专业英语是有基础的。特别是后一方面情况的“圆场”在当时对我能否被录取甚或能否拿到博士生奖学金是很关键的。因为在邓老师提问前，郭老师先行考核了我的专业英语。在用英语流利“背诵”了一分钟简短的自我介绍后，郭老师“面无表情”地看着我，熟练地用英语提了几个关于我国国家机构和政治制度设置方面的知识性问题，尽管当时心里明明觉得这些问题都在事先准备的范围之内，但我的脑袋在关键的时刻“短路”了，甚至还出现了短暂的人称复试之“大忌”的“冷场”场面。可以说，邓老师的提问在一定程度上“掩饰”了我在这次复试过程中专业英语考察环节所出现的瑕疵。
在回答郭师提问过程中窘境的出现，毋庸讳言，实受于今仍有点难以启齿之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这些情况亦是人之常情，许多人对类似情况“不外扬”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存在。一是郭师在我复试之前曾给我来了个“下马威”。由于是提前一天到的复旦，在与早我一年成为邓门弟子的升平师兄接洽上后，听说当天晚上有郭定平老师的博士生课，于是就想跟着师兄去蹭下他的课，顺便感受一下复旦先生的学术气质。可能是上课之前事先没跟他打招呼、礼数不到位吧，郭先生一看小课堂上有一张“陌生人”面孔，就追问我的身份，在得知我是第二天要参加博士生复试的考生时，便半带愠怒般地当场把我“赶”出了教室。事后，师兄跟我解释说，复旦的老师觉得在复试前跟考生见面是“大忌”，故有此一出;邓老师先前的类似回复也可谓是一种印证吧。一是复试的前一天晚上竟然梦到行“周公之礼”。其实，在其他场合亦提到过，就是在考博那年，我决定要考邓老师的博士生，在报考的时候只报了复旦大学一所学校，并暗下决心“不成功，便成仁”。可能是复试前过度紧张的缘故，现在还清晰记得，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难敌倦意入睡后，没料到的是在半夜里竟作梦“行周公之礼”。第二天早上，在闹铃声中准点醒来，我的精神状态似乎是亢奋的，但又感到疲倦。记得那天复试下来，觉得整个人好累，虽然复试中专业英语环节觉得不够理想，但在整个复试过程中特别是在应对林老师的“问题轰炸”上还是自感满意的，不过在未知结果之前，再疲惫的身子也总还是被担忧不安的心给“吊着”…… 二
前文说到，林老师在复试的过程中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即“你读书过程中给你印象最深的著作是哪一本？”再回过头来审视我的回答，显然我当时并没有正面回答林师的提问，而只是述说了我认真阅读过的西方法哲学方面的第一本书是哪一本书。其实，当时之所以不正面回答林师的提问，是因为我阅读过程中第一本印象最深刻的学术著作是邓老师的书，即《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当时如实正面回答林老师的问题，则不仅跟复试当时的场面气氛不符，即明显有当面拍邓老师马屁的嫌疑，而且也会让邓老师尴尬，不过就林老师的问题而言，我所回答的内容却的的确确是真实的。
再翻开已然有些破旧的2004年版《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藏书，在其“第一版自序”末尾文字[3]14的空白处，我记有这样一个批注：“看了邓老师的文章总有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邓老师的文章写得真是好，很美。”标注时间为2006年12月22日。现在想来，邓老师的这本书之所以会给我或当时的我产生如此大的震撼或冲击，就该著本身而言可能有这样两大方面的原因因素。
一方面，是先生对文字之高超驾驭水平或先生文字之隽永气质。邓先生在他的回忆性文字、他生前的言谈中曾透露这样一个事实。他在四川做童工的时候，“没什么文化”的师傅一到空闲时间如餐后休息时间，就会时不时地对他说：“小邓，你看的书多，来给我们讲讲故事。”对此，后来面对我们这些弟子或学生，他曾自嘲式地说：“当时，我的反应是‘讲就讲，谁怕谁’，讲故事总比做事情要来得轻松些！”先生小时候随父母去了四川支援三线建设，在内江西南医療器械厂做童工期间，偷偷看了很多书特别是文学方面的著作，如《罗曼·罗兰文钞》等文学名著，以及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西方人物传记[4]1。甚至，他还透露，打小就接受了比较好的家庭蒙学教育，比如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同龄人一般都在看《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而我却已经读了《西厢记》《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繁体字版竖排本的中国文学经典著作。”[4]2
不间断的习惯性阅读，特别是少年时期文学方面的经典阅读经历，不知不觉间让邓先生成为一个有很好语言文字素养的讲故事高手。李敖先生曾自诩为“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李先生的文字，大家不是没看过，但就对深度意涵的文字表达来讲，则难以彰显出他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和水平。对此，在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的某项学术活动中，就曾有师友对李先生的自诩提出过公开质疑，认为邓正来先生才真正是“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五百年来白话文第一人”或“中国白话文第一人”究竟是谁，可能永远难以“盖棺定论”，但邓先生对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令每一位阅读者印象深刻甚或是有天赋的，尤其是在对深度意涵的文字表达上。文字表达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美的文字表达中还能融贯深遂思想和严密逻辑，就像邓先生的学术文字那样，则可以说让我辈只能是叹为观止。读先生的学术文字，诚然有时候要“凝神闭气”，但他那种隽永表达中文字、思想和逻辑的浑然天成所引发之立基于智性体验的阅读快感，则是难以形容的，亦是学界所仅见的。一如伟大的毛主席的实践逻辑，梨子的味道怎么样，要咬一口、亲自尝一尝才知道，要想感受阅读邓先生学术文字的美妙感觉，那阅读者亦需要自己捧读他的著作，才能真正体会得到。
另一方面，是先生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字里行间自然流露的学术赤诚。邓先生在其学术文字中所流淌出来的情感，不是俗称的“意识形态”的那种，而是一种基于强烈现实关怀的浓浓爱智之心。接下来，拟摘录《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中一些曾拨动了我内心情愫、在其旁空白处留有批注的句段，与大家分享。
作品中《中国人权利发展研究的理想与现实：评〈走向权利的时代〉》一文写道：“我依旧要指出，《权利》一书论者的努力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使中国法学研究转型的意义，并不会因其所存在的上述问题而遭完全否定。如果以此为基础并对现存的问题力求认真而严肃的反思和纠正，法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得以确立，当是不远之事。”[3]12007年1月18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有谁能忍受如此尖锐的学术批判？从邓先生的批判中看出他对学术的拳拳之心！”
作品中《“闭关”中的思考与幸福：〈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自序》一文写道：“《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这本论文集乃是我‘学术闭关期’中进行思考的部分结果，也可以说是我在‘闭关’期间幸福的展示，因为对于一个智性动物来说，思考一定是自然而幸福的。当然，我之能够享有这种幸福，也需要感谢许多同道中人对我持之一贯的支持和帮助，尤其需要感谢我的最亲爱的朋友——小女嘟儿。在我完成这部小文集的最后一年中，小女嘟儿没有去学校上学而在家中伴我一起读‘私’书。在这些极难得的日日夜夜里，她以一种自然且未经‘规训’的智慧以及充满童稚的爱心而给我带来的幸福和意料之外的心智激励，实是我用语言无法描述的。坦率地说，我是在她赐给我的笑声和平实中完成本论文集的。因此，我为自己能够在她今年9月返校读书之前完成这本文集并将这本文集献给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3]12007年1月19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纯粹的学术与纯洁的心灵相伴生。”
作品中《八年作业：哈耶克批判的前提性准备——〈规则·秩序·无知〉自序》一文中写道：“拉丁格言曰：‘它受到赞扬并饥寒而死’，然而我却对这种‘饥寒’心往不已，并视这种‘饥寒’为自己的生命品格之所在。”[3]12007年1月19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生命品格，认识多么深遂的字眼。”
作品中《我的学术之路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在受聘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晚会上的致辞》一文写道：“无论是个人的学术发展，还是一所大学的学术发展，或中国学术的发展，首要者便是平实和持恒，因此，希望我们都能够用平实的心态和持恒的努力去迎接历史交给我们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项崇高而又伟大的使命。”[3]3342007年1月20日，我在先生这段文字旁边的空白处批注：“邓先生学识谦卑以致如此。” 当然，所摘引的这类文字，在先生著作或文章中几乎满篇都是，因为这就是他的学术文字风格。而我类似的批注亦还有不少，不敢多引只怕引起学界阅读者不必要的“误会”。说实在的，别说阅读先生的整篇文章甚或整部著作，就是单单阅读上面他的这几段文字，就能明显感受到他字里行间所自然流露出的生命情感。在邓先生看来，学术文字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或知识生产，更是一种基于自我现实关怀的自我智性体验，它必须是有生命灵性的。
三
当然，邓先生的这部书能给我以如此大的震撼或冲击，亦跟自己的学术旨趣和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品格这两大因素有关。
就自己的学术旨趣而言。受“曲折”的求学经历的影响，我在高中阶段就喜欢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去思考自身所置于其间之世界中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或终极性问题。似乎自那时起，我就习惯于这样一种思想行为模式，即先对我所生活的世界作一些根本性的思考，然后再用这些思考或判断来指引自己的思想行动或人生。在大学阶段，我常常为一些形而上的话题着迷，有时候思考会进入一种称之为“偏执”的状态，要冥想到流鼻血方肯罢休。这对许多人来说，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对我却是乐此不疲的。而从其思想文字来看，显然邓先生的学术旨趣亦不是“小家碧玉”型的。就对先生学术文字的阅读体验来说，邓先生对学术研究领域中的“细枝末节”问题是不怎么“感冒”的，就像先生往生后身边好友所追忆的，他所思考的问题都是一些宏大的或宏观性的问题，是那些“肉食者谋之”式的问题。所以，从学术旨趣来看，邓先生的学术文字或思想方式特别能够契合我或当时的我内心深处的理论旨趣或思想旨趣萌芽。
就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品格而言。入法科长久以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一直提不起自己的智性兴趣。
一方面，可能有历史方面的原因。农村家庭出身的我，受成长环境的局限，在高考分数出来后选择专业时，主要遵循的是长辈们的意见，亦即哪种专业的未来“收益”好就应该选择那种专业。就文科而言，他们最终帮我选定了法律或法学专业。当然，在这里我不是要推卸责任，而只是描述了我为何会选择法科教育的客观原由事实。在大学里“忙忙碌碌”过了四年，后决意考研，“踩线”成了一名硕士生。受自己见识局限，本科毕业后，我初步觉得学术研究应是自己的人生方向，可是在具体的研究方向上却还没有“找着北”，迈入硕士生阶段的我在学术研究之路上，就好像水面上一片没有根、随风飘移的浮萍。直到读了邓老师的一些文章，特别是阅读了《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这部著作后，我在学术研究的“汪洋大海”里才似乎看到了“光亮”，才开始意识到：学术研究跟我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不可以是不相干的，我的学术研究必须跟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融贯起来，而先生的学术方式则为我提供了一种参照、一个榜样，甚或说一盏指路明灯。当意识到这一点以后，我感觉到自己的全身都在颤抖，在内心的深处顿生一种欲仰天长啸的充盈感和一种喷薄欲出的爆发感。
另一方面，在法学研究之路上的“行尸走肉”感会是像我这类学术旨趣研究者的宿命。这种学术研究抑或法学研究之路上的迷茫感或“乏味感”迫使我在冥冥之中苦苦找寻自己想要的那种学术方式。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的体悟是我的最新思考，似能有效回应该问题。不难想见，如果将法学比作为一幢建筑的话，那么法哲学显然就是法学这幢“建筑”的“地基”和基于其上的“钢筋水泥架结构”，而部门法学则是某个楼层或某些房间。部门法学研究只能在特定楼层或房间的层面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整理楼层的房间或设计房间的门窗，如规划哪间房间是干什么用的、某某房间内应该怎么布局、某某房间的门窗应该朝哪个方向开等，而法哲学研究只能在特定的地域或地块上打地基并建造基于其上的钢筋水泥架结构。法理学研究则是探求不同幢楼的楼层或房间之间的共性构成要素，亦就是说，当前法理学学科的预设是将各文明类型的特定规则体系当作“死尸”在进行“解剖”，研究其僵死的共性构成要素，不仅不探求不同文明类型之规则体系的个殊性，而且还只关注或局限于不同文明类型之规则体系中的国家法体系，除此之外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规则体系构成部分如民间法等内容则完全被舍弃。部门法研究自身显然无法求解其楼层为什么是这一层而不是那一层，其中的房间方位为什么是布局在这边而不是那边，而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探求时则只能跳到法哲学的层面上去，亦即所谓的部门法哲学研究。法哲学研究自身则无法探求为什么只能在这里打地基和建造钢筋水泥架结构而不能在那里打地基和建造钢筋水泥架结构，而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探求时，则必须借助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学理资源，因为法学这幢建筑之地基方位的确定是由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哲学的逻辑或学理所决定的。
可见，一如一些前辈法学家所说的，法学不是一门自足的学科，对人类世界中的法这种现象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和思考必须借助或仰仗其他學科如政治学、哲学等的学理资源。若洞见不到法学这门学科的这一知识品格，那么，对于取向宏观性学术旨趣的我来说，在没有取得其他学科学理资源支援的情况下，则将很难理解整体性的法这种现象并对建基于其上的法学知识进行深度宏观研究，更遑论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它的思考跟自己的法学研究彻底融贯起来。而一旦洞见到了这些，再回到法学的池塘，我才惊奇地发现法学这门学科仍有许多基础性问题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也明白了以前对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展开深度研究提不起兴趣的个中缘由。
可以说，邓正来先生的学术方式，让我意识到了学术研究不是跟自己的生命不相干的，亦逐渐让我认识到了为什么法学这门学科的知识研究会提不起自己的智性兴趣，而《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这本书则让我真正接触到了邓先生的学术方式，并且是我决意走学术研究这条路且找到了初步感觉的关键起点。
四
2009年硕士毕业考博，我有幸成为了邓正来先生的弟子。2013年，邓先生英年早逝。先生旧著《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3]1，在先生往生5年之际，在我首次接触、捧读该著12年之后，再度以新版——“邓正来著作集”第一卷[1]1的面貌问世，并且其篇章内容在师兄、复旦大学孙国东教授等的增修编校下更显充实，作为邓门弟子的我欣喜无比，而且更是期待先生著作集的后续作品。睹物思人，遂有了这篇感念文字。当然，对于邓先生的作品文字，不论是手中的第一卷《研究与反思》[1]1，还是第二卷《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5]1，抑或邓门弟子正在增修的后续多卷文字，任何的溢美之词都是多余的，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我想用一句话，借用陈寅恪先生纪念王国维先生的那句经典[6]110句式来表达弟子对先生的无限感佩：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学术之纯粹，文字之隽永，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参考文献：
[1]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2]（德）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M].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3]邓正来.研究与反思：关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增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邓正来.小路上的思与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5]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增修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
[6]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订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