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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凡人修道
《太平广记》第五十六卷至第七十卷为女仙类,所记人物与故事,多与道家、道教相关,最集中体现的是道家、道教的神仙思想,其中不乏对道的认知,有的论述涉及道的存在:
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
有的论述涉及道的修炼:
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殚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
有的涉及传道授经的原则:
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悭贪愚痴、骄奢淫逸者,必不可使闻之。
有的则涉及修道的注意事项和窍门:
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
上面这些便是女仙们修道传道过程中对道的感悟和认知。修炼中虽然有很多具体的事项,但对“道”的阐释则很抽象,一方面讲道无处不在,人们可以修道;另一方面又讲不出“道”究竟是什么,天定还是人性,在抽象与具体之间追寻答案的凡人面临修道时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也会遇到不同的机缘去修仙成道。
修仙成道对凡间世人有着巨大的诱惑,众多仙家中,只有木公和金母是不用修而得道的,他们禀气而生,木公乃“东华至真之气”,金母乃“西华至妙之气”,少数仙人如上元夫人、云华夫人、太真夫人等均得道较早,暂且不详细讲述。除去以上所说,《太平广记》女仙十五卷可以被称为是一部各阶层、各行业妇女在不同际遇下的成仙史。上至王侯公卿之女、下至平常百姓之女,只要采用正确可行的途径,均可修道升天。《昌容》中昌容是商王的女儿,“食蓬蔂根二百余年”,得道。《酒母》中酒母本是一个酒妇,因遇到仙人,且对仙人礼敬有加,便被邀成仙而去。一旦这些凡人服药诵经修道,到了一定的时期,除了上仙降临授经外,还会产生各种异能、异象。《班孟》篇中班孟的本领可以笼统的说成是飞行入地、刺地成井、移物还原、喷墨成字。《太玄女》篇中的太玄女: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
得道女仙的本领和能力不同,它们的来源便是诵经修道。仙女给凡人授经书,授何种经书是由上仙安排和指定的,时机成熟,便有仙乐、香气、仙人、异象出现,凡人就得道升天。
二、仙凡交往
可以说,仙凡之间有一条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张铭远所说“在中国民间信仰没有一个完全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神圣世界,圣与俗的界限极其模糊、含糊不清,甚至往往圣俗不分,融为一体。”一方面,仙人有凡人的个性,《梁玉清》篇中太白星窃天上女仙逃入仙洞,可见并非所有神仙都清心寡欲,毫无色心。同样,神仙亦有羞耻之心,梁玉清之子因其母的淫奔举动感到羞耻,故到母亲的淫奔之所便勒驭而回,由此可见,小说家按一定的审美理想有意识地赋予仙人普通人的情感、欲望、行为,使仙人具有普通人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凡尘是仙人有过的贬谪地,女仙在凡尘成为修道者,使得凡人有了仙人的气韵。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
仙人隐于凡尘世间,点破向道的凡人,其本身也是凡人修道而成,仙凡之间的修道者将仙凡世界联系起来。当然,跨过这条鸿沟也决非易事,他们在修道过程中面临着种种诱惑和考验,凡人重生欲贵,追求名声利益,而修道者置身尘世却要“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在《太真夫人》篇中,小吏和君贤欲得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怠,太真夫人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他,并化身美女诱惑他,以试他是否诚心修道。
在女仙十五卷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条仙凡交往的演变轨迹,起初的女仙欲给凡人传道有使者充当媒介,如西王母的使者有金方白虎之神、披玄狐之裘授黄帝符者,大禹策召鬼神之书是云华夫人敕侍女所授。其后渐变为仙人直接传经,如太真夫人救和君贤并传之修道方法,多为仙人现身于凡人修道者的屋室以授经论道,提高修道者的道行,使其可早日升天。这两种仙凡交往的主旨在于传达超世度人的神仙观念,鼓吹服食导引、采药炼丹、行气养性等修炼长生的方法,而非渲染人仙的情恋。另外,仙凡交往的一个重要类型当属仙在凡间,可以分为误闯仙境、贬谪在凡和女仙思凡三方面的内容。误闯仙境这一类的内容主要是凡人因为意外情况的出现,或迷路,或好奇,偶然进入仙境,巧遇仙人,因为这里的仙境是凡人能够到达的,所以将其也归为仙在凡间。贬谪在凡的女仙,如上文所举的黄观福,此外还有杜兰香、崔少玄等。女仙思凡是仙凡交往中最重要的内容,先秦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很早便涉及了人神相恋的题材,屈原的《离骚》借人神恋爱的幻想抒写心志,干宝的《搜神记》也网罗了众多女仙形象,其中的人物已相当丰满了。
很显然,仙人越来越世俗化、凡人化,与凡人的距离越来越小了,正如刘上生对中国古代神话世俗化的进程所评价的一样,即“从宏观上看,这种世俗化是沿着从天人感应,神鬼灵异到神人交通,神界人化的历史过程进行的。”那么修道者处于仙凡之间,是如何处理世俗事务与修道的关系呢?《裴玄静》篇中,在裴玄静及其家人看来女子的归宿是最为稳妥的,而得道是虚无不定的,所以起初选择了婚姻,当得到婚姻作为保障时,她便将修道提上日程。与裴玄静修道过程非常相似的另一位女仙便是戚逍遥。裴玄静和戚逍遥的修道过程均为“早年好道——选择婚姻——不忘修道——得道升天”,可以看到只要继续保持向道之心,婚姻与修道是不冲突的。这与男子修道所起色欲之心,女子因受辱害道不同,《何二娘》中女仙对凡人男子的色欲之心厌恶鄙视,“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玉女》篇中讲玉女“终为行达所辱”,道行尽毁,不满一月就去世了,可见修道者也跳不出一个“礼”字,合礼者终登仙界,不合礼者饱尝恶果。其实神话受这种世俗观念的渗透历史已久,“中国古代神话虽然较多地保留着原始色彩,但西周以后,神话的历史化(在上层)和世俗化(在下层)过程使它比神人同形的希腊神话更快地走向现实人间。鬼神形象和鬼神世界的世俗化成为古代幻想艺术的基本趋势和突出特征。”这种世俗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女仙思凡这类题材。
三、女仙思凡
“在两汉志怪中,求仙之艰难是被强调的重点,至于仙界的生活究竟如何,人们并不关心,而魏、晋、南北朝志怪作者,却对后者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为仙界的日常生活安排充实的、富于情趣的内容,遂推测仙人必然活得寂寞无聊。于是,与求仙相对的另一主题——思凡,便应运而生,因为,人间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眷恋的。”同样的,这也是本文所论女仙来到凡间,逐渐的融入凡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对其进行内外两部分的阐释。
从内部原因讲,凡人起初修道都带有功利性。有的畏死而希仙;有的修道以延生;有的为免受支离之苦,奔迫之患;有的修道欲超凡俗。当她们真的得道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必然产生新的追求和目标,在拥有长生能力和各种本领之后,发现世间的确也是个可爱的地方。葛洪在《神仙传》“马鸣生”条记“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可见求道者无法摆脱对人间生活的留恋。
从外部原因讲,得道后的女仙们并不能真的可以无忧无虑、随心所欲,过着逍遥快活的神仙日子,她们同样面临着压力、应酬及事务、品级差异等事实。就压力而言,女仙们有可能因各种疏忽被贬谪人间,如《崔少玄》中,只因嗟叹往事,崔少玄就被贬谪凡间。神仙们还有奖罚、奏劾的部门,如太真夫人,“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乣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可见其处罚是很严苛的,且降罚无情,太真夫人乃王母之女,尚不顾及情面,更何况品级稍低且无后台的女仙呢?
就应酬及事务而言,神仙的日常生活多为游宴、读经授道、拜谒仙友、弹琴自娱。如太真夫人行程为“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盬,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魏夫人得道后依旧读各种真经、要秘、奏章及口诀等。《蓬球》篇中四位女仙共弹琴于堂上,看到误闯的蓬球便和他戏耍,可见她们在平淡生活中是希望有些愉悦和惊喜的。
就品级差异而言,神仙真仙有品第尊卑之分,仙方凡有九品,得仙者亦有品,“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太真夫人》),同种修道之法也有品第差异,如同为尸解,“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
此外,还有更为详尽的修道细节束缚,“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谢自然》)这些要求精确到了着装、饮食,甚至还有监查监督者,所形成的压力不仅是外在摆现的,也是内在心理的。女仙在面临凡间男子时,多表现出来这种压力,《郭翰》篇中,“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织女发自肺腑的倾诉,成为了一个孤芳自赏的怨者。《马士良》篇中,谷神之女救马士良性命的条件竟然是让他娶自己为妻。《赵旭》篇中,青童说“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话语透露出了女仙们所处环境的冷清、地位的忧虑、俗念的烦恼、天帝的权威等。
综合各种因素而讲,《太阴夫人》篇是写得比较有特色的一篇,选自中唐卢肇的《逸史》。首先表现出上帝的权威,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管仙界、人间和冥界,这里的上帝是指“天帝”,唐人游仙诗“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就是对天帝的描写。太阴夫人到人间求偶是奉了上帝之命,挑选到夫婿后,依旧担心夫婿改变初衷惹恼上帝。其次卢杞在住水晶宫、作地仙、人间宰相三者中选择了人间宰相,而不愿在水晶宫寿与天齐,拒绝成仙,这种处理很值得思考,也很独到,应该是仙人世界受到凡间俗气影响的同时,凡间百姓也对仙人生活有所了解,虚无飘渺的太清对凡人不再具有吸引力,比不上真实的尘世享乐,在权衡之下,卢杞选择了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最后,仙界所受凡间俗气的浸染,由太阴夫人取鲛绡五匹贿赂使者可以看出来,凡间对神仙世界冷清无情趣的想象和认知,在李商隐的诗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中也可以看出来。其他的不愿为仙者有西河少女之子拒服仙药,杨敬真在面临得道与世俗两者的抉择时,优先想到了“王父年高,无人奉养”,通过这些不愿为仙的凡人可以从侧面去把握神仙世界的真实面貌。
女仙思凡嫁于凡间男子,不单表现出女仙在仙界面临的种种无奈,同时也显示出女仙对凡间男子态度的转变,起初女仙多持厌恶态度,称他们为“俗人”。《崔书生》中玉卮娘子甚至不屑与男子说话,渐渐地演变为女仙主动地表达自己的闺怨之情和对男子的爱慕之意,对中意的男子大胆地自荐枕席、投怀送抱,充满了世俗生活气息,《郭翰》篇中的织女星就是一个大胆的形象。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女仙所青睐的男子也非等闲之辈,仙凡成亲后一旦触及禁忌,便会一拍即散,形同陌路,主要表现在不能让第三方知道女仙的身份,即慎勿言之世人,仙女只有在她们变幻为人而且不为人所察觉的情况下,才能平安和谐地生活于普通人之中。
四、社会意蕴
女仙的形象越来越世俗化,对男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下嫁凡间男子,一方面与女仙自身思想和处境有关,另一方面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意蕴,主要包括人们对道的态度、文人的处境和人性的张扬。
首先,人们崇道重神仙的思想盛行。“《太平广记》中‘女仙’十五卷八十六则,大多为唐人所作”,其中写女仙思凡、配凡的篇目也多为唐人作品,如《成公智琼》、《崔书生》、《太阴夫人》、《赵旭》、《郭翰》、《封陟》、《马士良》等。属于唐代之前的作品如《董永妻》、《天台二女》、《白水素女》,对女仙没有丰富的形象描写,涉及其心理活动和思想的内容也很少。“在《太平广记》的唐五代神仙小说中,仙人们的特性更集中体现了唐人的渴望:长生驻颜、富贵多金、美色相伴、好酒相随。”所以小说中的创作观念和思想很大一部分受到唐代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唐代的社会特点和面貌把握小说形象的变化发展。唐代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文人都受到道教的影响,《董上仙》中讲“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唐朝除武则天时代外,道教一直春风得意,备受推崇。唐玄宗治国主要采用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采取减轻赋税、刑罚,与民休息,倡导节俭等政策,他还曾将一批有名的道士召进宫中,对神仙之术深信不疑,并为道教的“长生成仙”理想所吸引,晚年大力倡导炼丹采药,希望能够长生不老。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宫观的修建也达到了高潮。唐代文人也很崇道,如顾况、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写过反映道教的诗歌,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认为,道教在唐代文人之中赢得数量众多的信徒,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提倡的人生哲学与它所拥有的生存技巧与文人士大夫心理的契合。这种契合,使道教渗入唐代文人的生活的同时,也渗入了他们借以表现自己人生情趣和审美情趣的文学创作。另外,道教从创始之日起,教团中便不乏女性教徒,女道士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其次,文人的处境。唐代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重享乐的风尚,文化环境的宽松导致了人们对精神与肉欲的双重需求,文人痴迷于仕途,希望通过科举或入幕等博取功名富贵,而没能实现愿望的失意文人,在神仙故事之中,通过与女仙的遇合延续自己拥有名利的梦想。所以小说的作者身份多是士子、读书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书生,而女仙则处于高凡人一等的地位,有些很有权势,可以实现与其相恋的男性们的功名、富贵、长生等理想。这一方面表明男性对婚姻爱情的异想,是一种自我欺骗,希望在与女仙婚恋的幻想中补偿其所承受的社会责任和无法满足的情爱需求,小说中主动追求情爱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表现出文人对于生命的永恒性、享乐的无极性的一种迷恋和追求,失意的孤独无助的士人们,幻想到温柔乡里发泄不满,聊以自慰,是对官宦无望的自嘲,从而转为对美色、享乐的向往。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认为《太平广记·韦安道》的作者是托人神遇合,而表现自己的风流自得之情。“韦安道”一方面含安可言道之意,并不是真人;另一方面可能安道久不举第,借遇合神女以自我安慰。
最后,人性的张扬,主要表现在生命意识和情欲追求两方面。在生命意识方面,神仙思想的产生和兴起,是中国古人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一种对生命永恒和自由的世俗追求,而在儒学衰微和佛道流行的时代背景下,神仙世界的虚无与修道的求仙异闻已经不能吸引普通百姓的兴趣,逐渐被贴近现实世俗气息的人神交往、遇合和相恋所代替。在情欲追求方面,由于人的欲望驱动而出现的世俗化倾向,和受传统婚姻观念制约而出现的伉俪化倾向,使女仙们不再关注繁琐的教义、教规,她们将目光转投于红尘俗世的享乐,从“人之大欲”出发,不在乎凡间的门第,不在乎婚姻形式道德或不道德的,不在乎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任情随性,将人性发挥到极致,她们与凡人交往常常大胆直露地表现其性爱欲望,这些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的投射,服从于人性的自然归属,而最终走向恋爱婚姻、家庭子嗣等社会伦理层面。
参考文献:
[1](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中国民间信仰的功能与模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3]刘上生.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4]陈文新.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韩雅慧(1987-)女,武汉大学文学院2009级硕士生。李彦臻,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生。)
《太平广记》第五十六卷至第七十卷为女仙类,所记人物与故事,多与道家、道教相关,最集中体现的是道家、道教的神仙思想,其中不乏对道的认知,有的论述涉及道的存在:
性发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则有,道去则非。道无物不可存也,非修不可致也。
有的论述涉及道的修炼:
固当洗心虚迈,勤注理尽,心殚意竭,如履冰火,久久如此,仙道亦不隐矣。
有的涉及传道授经的原则:
非奇人不可妄传,九窍四肢不具、悭贪愚痴、骄奢淫逸者,必不可使闻之。
有的则涉及修道的注意事项和窍门:
修道事颇不同,服柏便可绝粒……修道要山林静居,不宜俯近村栅。
上面这些便是女仙们修道传道过程中对道的感悟和认知。修炼中虽然有很多具体的事项,但对“道”的阐释则很抽象,一方面讲道无处不在,人们可以修道;另一方面又讲不出“道”究竟是什么,天定还是人性,在抽象与具体之间追寻答案的凡人面临修道时必然会有各自不同的感悟,也会遇到不同的机缘去修仙成道。
修仙成道对凡间世人有着巨大的诱惑,众多仙家中,只有木公和金母是不用修而得道的,他们禀气而生,木公乃“东华至真之气”,金母乃“西华至妙之气”,少数仙人如上元夫人、云华夫人、太真夫人等均得道较早,暂且不详细讲述。除去以上所说,《太平广记》女仙十五卷可以被称为是一部各阶层、各行业妇女在不同际遇下的成仙史。上至王侯公卿之女、下至平常百姓之女,只要采用正确可行的途径,均可修道升天。《昌容》中昌容是商王的女儿,“食蓬蔂根二百余年”,得道。《酒母》中酒母本是一个酒妇,因遇到仙人,且对仙人礼敬有加,便被邀成仙而去。一旦这些凡人服药诵经修道,到了一定的时期,除了上仙降临授经外,还会产生各种异能、异象。《班孟》篇中班孟的本领可以笼统的说成是飞行入地、刺地成井、移物还原、喷墨成字。《太玄女》篇中的太玄女:能令小物忽大如屋,大物忽小如毫芒。或吐火张天,嘘之即灭。又能坐炎火之中,衣履不燃。须臾之间,或化老翁,或为小儿,或为车马,无所不为。
得道女仙的本领和能力不同,它们的来源便是诵经修道。仙女给凡人授经书,授何种经书是由上仙安排和指定的,时机成熟,便有仙乐、香气、仙人、异象出现,凡人就得道升天。
二、仙凡交往
可以说,仙凡之间有一条可逾越的鸿沟,正如张铭远所说“在中国民间信仰没有一个完全独立于世俗世界之外的神圣世界,圣与俗的界限极其模糊、含糊不清,甚至往往圣俗不分,融为一体。”一方面,仙人有凡人的个性,《梁玉清》篇中太白星窃天上女仙逃入仙洞,可见并非所有神仙都清心寡欲,毫无色心。同样,神仙亦有羞耻之心,梁玉清之子因其母的淫奔举动感到羞耻,故到母亲的淫奔之所便勒驭而回,由此可见,小说家按一定的审美理想有意识地赋予仙人普通人的情感、欲望、行为,使仙人具有普通人的性格特征。另一方面,凡尘是仙人有过的贬谪地,女仙在凡尘成为修道者,使得凡人有了仙人的气韵。
黄观福者,雅州百丈县民之女也。幼不茹荤血,好清静,家贫无香,以柏叶、柏子焚之。每凝然静坐,无所营为,经日不倦。或食柏叶,饮水自给,不嗜五谷。
仙人隐于凡尘世间,点破向道的凡人,其本身也是凡人修道而成,仙凡之间的修道者将仙凡世界联系起来。当然,跨过这条鸿沟也决非易事,他们在修道过程中面临着种种诱惑和考验,凡人重生欲贵,追求名声利益,而修道者置身尘世却要“视锦绣如弊帛,视爵位如过客,视金玉如砾石。无思无虑,无事无为。行人所不能行,学人所不能学,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在《太真夫人》篇中,小吏和君贤欲得不死之道,旦夕供给扫洒,不敢懈怠,太真夫人以鬼怪虎狼及眩惑众变试他,并化身美女诱惑他,以试他是否诚心修道。
在女仙十五卷中,可以很容易地找出一条仙凡交往的演变轨迹,起初的女仙欲给凡人传道有使者充当媒介,如西王母的使者有金方白虎之神、披玄狐之裘授黄帝符者,大禹策召鬼神之书是云华夫人敕侍女所授。其后渐变为仙人直接传经,如太真夫人救和君贤并传之修道方法,多为仙人现身于凡人修道者的屋室以授经论道,提高修道者的道行,使其可早日升天。这两种仙凡交往的主旨在于传达超世度人的神仙观念,鼓吹服食导引、采药炼丹、行气养性等修炼长生的方法,而非渲染人仙的情恋。另外,仙凡交往的一个重要类型当属仙在凡间,可以分为误闯仙境、贬谪在凡和女仙思凡三方面的内容。误闯仙境这一类的内容主要是凡人因为意外情况的出现,或迷路,或好奇,偶然进入仙境,巧遇仙人,因为这里的仙境是凡人能够到达的,所以将其也归为仙在凡间。贬谪在凡的女仙,如上文所举的黄观福,此外还有杜兰香、崔少玄等。女仙思凡是仙凡交往中最重要的内容,先秦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很早便涉及了人神相恋的题材,屈原的《离骚》借人神恋爱的幻想抒写心志,干宝的《搜神记》也网罗了众多女仙形象,其中的人物已相当丰满了。
很显然,仙人越来越世俗化、凡人化,与凡人的距离越来越小了,正如刘上生对中国古代神话世俗化的进程所评价的一样,即“从宏观上看,这种世俗化是沿着从天人感应,神鬼灵异到神人交通,神界人化的历史过程进行的。”那么修道者处于仙凡之间,是如何处理世俗事务与修道的关系呢?《裴玄静》篇中,在裴玄静及其家人看来女子的归宿是最为稳妥的,而得道是虚无不定的,所以起初选择了婚姻,当得到婚姻作为保障时,她便将修道提上日程。与裴玄静修道过程非常相似的另一位女仙便是戚逍遥。裴玄静和戚逍遥的修道过程均为“早年好道——选择婚姻——不忘修道——得道升天”,可以看到只要继续保持向道之心,婚姻与修道是不冲突的。这与男子修道所起色欲之心,女子因受辱害道不同,《何二娘》中女仙对凡人男子的色欲之心厌恶鄙视,“中使有如此心,不可留矣”,《玉女》篇中讲玉女“终为行达所辱”,道行尽毁,不满一月就去世了,可见修道者也跳不出一个“礼”字,合礼者终登仙界,不合礼者饱尝恶果。其实神话受这种世俗观念的渗透历史已久,“中国古代神话虽然较多地保留着原始色彩,但西周以后,神话的历史化(在上层)和世俗化(在下层)过程使它比神人同形的希腊神话更快地走向现实人间。鬼神形象和鬼神世界的世俗化成为古代幻想艺术的基本趋势和突出特征。”这种世俗化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女仙思凡这类题材。
三、女仙思凡
“在两汉志怪中,求仙之艰难是被强调的重点,至于仙界的生活究竟如何,人们并不关心,而魏、晋、南北朝志怪作者,却对后者倾注了较多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为仙界的日常生活安排充实的、富于情趣的内容,遂推测仙人必然活得寂寞无聊。于是,与求仙相对的另一主题——思凡,便应运而生,因为,人间的生活才是真正值得眷恋的。”同样的,这也是本文所论女仙来到凡间,逐渐的融入凡间的一个重要原因,可以对其进行内外两部分的阐释。
从内部原因讲,凡人起初修道都带有功利性。有的畏死而希仙;有的修道以延生;有的为免受支离之苦,奔迫之患;有的修道欲超凡俗。当她们真的得道了,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必然产生新的追求和目标,在拥有长生能力和各种本领之后,发现世间的确也是个可爱的地方。葛洪在《神仙传》“马鸣生”条记“不乐升天,但服半剂为地仙,恒居人间”,可见求道者无法摆脱对人间生活的留恋。
从外部原因讲,得道后的女仙们并不能真的可以无忧无虑、随心所欲,过着逍遥快活的神仙日子,她们同样面临着压力、应酬及事务、品级差异等事实。就压力而言,女仙们有可能因各种疏忽被贬谪人间,如《崔少玄》中,只因嗟叹往事,崔少玄就被贬谪凡间。神仙们还有奖罚、奏劾的部门,如太真夫人,“有子为三天太上府司直,主总乣天曹之违错,比地上之卿佐。年少好游逸,委官废事,有司奏劾,以不亲局察,降主事东岳,退真王之编,司鬼神之师,五百年一代其职。”,可见其处罚是很严苛的,且降罚无情,太真夫人乃王母之女,尚不顾及情面,更何况品级稍低且无后台的女仙呢?
就应酬及事务而言,神仙的日常生活多为游宴、读经授道、拜谒仙友、弹琴自娱。如太真夫人行程为“我正尔暂北到玄洲,东诣方丈,漱龙胎于玄都之宫,试玉女于众仙之堂。天事靡盬,将俟事暇,相示以太上真经也。”魏夫人得道后依旧读各种真经、要秘、奏章及口诀等。《蓬球》篇中四位女仙共弹琴于堂上,看到误闯的蓬球便和他戏耍,可见她们在平淡生活中是希望有些愉悦和惊喜的。
就品级差异而言,神仙真仙有品第尊卑之分,仙方凡有九品,得仙者亦有品,“各有差降,不可超学。”(《太真夫人》),同种修道之法也有品第差异,如同为尸解,“白日解者为上;夜半解者为下;向晚向暮去者,为地下主者。此得道之差降也。”
此外,还有更为详尽的修道细节束缚,“天上自有神,非鬼神之神。上界无削发之人,若得道后,悉皆戴冠,功德则一。凡斋食,切忌尝之,尤宜洁净,器皿亦尔。上天诸神,每斋即降而视之,深恶不精洁,不唯无福,亦当获罪。”(《谢自然》)这些要求精确到了着装、饮食,甚至还有监查监督者,所形成的压力不仅是外在摆现的,也是内在心理的。女仙在面临凡间男子时,多表现出来这种压力,《郭翰》篇中,“吾天上织女也。久无主对,而佳期阻旷,幽态盈怀。上帝赐命游人间,仰慕清风,愿托神契。”织女发自肺腑的倾诉,成为了一个孤芳自赏的怨者。《马士良》篇中,谷神之女救马士良性命的条件竟然是让他娶自己为妻。《赵旭》篇中,青童说“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幽怀阻旷,位居末品,时有世念,帝罚我人间随所感配。以君气质虚爽,体洞玄默,幸托清音,愿谐神韵”,话语透露出了女仙们所处环境的冷清、地位的忧虑、俗念的烦恼、天帝的权威等。
综合各种因素而讲,《太阴夫人》篇是写得比较有特色的一篇,选自中唐卢肇的《逸史》。首先表现出上帝的权威,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掌管仙界、人间和冥界,这里的上帝是指“天帝”,唐人游仙诗“南风吹山作平地,帝遣天吴移海水”就是对天帝的描写。太阴夫人到人间求偶是奉了上帝之命,挑选到夫婿后,依旧担心夫婿改变初衷惹恼上帝。其次卢杞在住水晶宫、作地仙、人间宰相三者中选择了人间宰相,而不愿在水晶宫寿与天齐,拒绝成仙,这种处理很值得思考,也很独到,应该是仙人世界受到凡间俗气影响的同时,凡间百姓也对仙人生活有所了解,虚无飘渺的太清对凡人不再具有吸引力,比不上真实的尘世享乐,在权衡之下,卢杞选择了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最后,仙界所受凡间俗气的浸染,由太阴夫人取鲛绡五匹贿赂使者可以看出来,凡间对神仙世界冷清无情趣的想象和认知,在李商隐的诗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中也可以看出来。其他的不愿为仙者有西河少女之子拒服仙药,杨敬真在面临得道与世俗两者的抉择时,优先想到了“王父年高,无人奉养”,通过这些不愿为仙的凡人可以从侧面去把握神仙世界的真实面貌。
女仙思凡嫁于凡间男子,不单表现出女仙在仙界面临的种种无奈,同时也显示出女仙对凡间男子态度的转变,起初女仙多持厌恶态度,称他们为“俗人”。《崔书生》中玉卮娘子甚至不屑与男子说话,渐渐地演变为女仙主动地表达自己的闺怨之情和对男子的爱慕之意,对中意的男子大胆地自荐枕席、投怀送抱,充满了世俗生活气息,《郭翰》篇中的织女星就是一个大胆的形象。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女仙所青睐的男子也非等闲之辈,仙凡成亲后一旦触及禁忌,便会一拍即散,形同陌路,主要表现在不能让第三方知道女仙的身份,即慎勿言之世人,仙女只有在她们变幻为人而且不为人所察觉的情况下,才能平安和谐地生活于普通人之中。
四、社会意蕴
女仙的形象越来越世俗化,对男子的态度发生转变并下嫁凡间男子,一方面与女仙自身思想和处境有关,另一方面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意蕴,主要包括人们对道的态度、文人的处境和人性的张扬。
首先,人们崇道重神仙的思想盛行。“《太平广记》中‘女仙’十五卷八十六则,大多为唐人所作”,其中写女仙思凡、配凡的篇目也多为唐人作品,如《成公智琼》、《崔书生》、《太阴夫人》、《赵旭》、《郭翰》、《封陟》、《马士良》等。属于唐代之前的作品如《董永妻》、《天台二女》、《白水素女》,对女仙没有丰富的形象描写,涉及其心理活动和思想的内容也很少。“在《太平广记》的唐五代神仙小说中,仙人们的特性更集中体现了唐人的渴望:长生驻颜、富贵多金、美色相伴、好酒相随。”所以小说中的创作观念和思想很大一部分受到唐代思想、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唐代的社会特点和面貌把握小说形象的变化发展。唐代从上层统治者到下层文人都受到道教的影响,《董上仙》中讲“唐开元中,天子好尚神仙”,唐朝除武则天时代外,道教一直春风得意,备受推崇。唐玄宗治国主要采用的是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采取减轻赋税、刑罚,与民休息,倡导节俭等政策,他还曾将一批有名的道士召进宫中,对神仙之术深信不疑,并为道教的“长生成仙”理想所吸引,晚年大力倡导炼丹采药,希望能够长生不老。由于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道教宫观的修建也达到了高潮。唐代文人也很崇道,如顾况、白居易、刘禹锡等都写过反映道教的诗歌,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认为,道教在唐代文人之中赢得数量众多的信徒,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所提倡的人生哲学与它所拥有的生存技巧与文人士大夫心理的契合。这种契合,使道教渗入唐代文人的生活的同时,也渗入了他们借以表现自己人生情趣和审美情趣的文学创作。另外,道教从创始之日起,教团中便不乏女性教徒,女道士是不容忽视的群体。
其次,文人的处境。唐代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重享乐的风尚,文化环境的宽松导致了人们对精神与肉欲的双重需求,文人痴迷于仕途,希望通过科举或入幕等博取功名富贵,而没能实现愿望的失意文人,在神仙故事之中,通过与女仙的遇合延续自己拥有名利的梦想。所以小说的作者身份多是士子、读书人,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书生,而女仙则处于高凡人一等的地位,有些很有权势,可以实现与其相恋的男性们的功名、富贵、长生等理想。这一方面表明男性对婚姻爱情的异想,是一种自我欺骗,希望在与女仙婚恋的幻想中补偿其所承受的社会责任和无法满足的情爱需求,小说中主动追求情爱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表现出文人对于生命的永恒性、享乐的无极性的一种迷恋和追求,失意的孤独无助的士人们,幻想到温柔乡里发泄不满,聊以自慰,是对官宦无望的自嘲,从而转为对美色、享乐的向往。李剑国在《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中认为《太平广记·韦安道》的作者是托人神遇合,而表现自己的风流自得之情。“韦安道”一方面含安可言道之意,并不是真人;另一方面可能安道久不举第,借遇合神女以自我安慰。
最后,人性的张扬,主要表现在生命意识和情欲追求两方面。在生命意识方面,神仙思想的产生和兴起,是中国古人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是一种对生命永恒和自由的世俗追求,而在儒学衰微和佛道流行的时代背景下,神仙世界的虚无与修道的求仙异闻已经不能吸引普通百姓的兴趣,逐渐被贴近现实世俗气息的人神交往、遇合和相恋所代替。在情欲追求方面,由于人的欲望驱动而出现的世俗化倾向,和受传统婚姻观念制约而出现的伉俪化倾向,使女仙们不再关注繁琐的教义、教规,她们将目光转投于红尘俗世的享乐,从“人之大欲”出发,不在乎凡间的门第,不在乎婚姻形式道德或不道德的,不在乎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任情随性,将人性发挥到极致,她们与凡人交往常常大胆直露地表现其性爱欲望,这些欲望是人的本能欲望的投射,服从于人性的自然归属,而最终走向恋爱婚姻、家庭子嗣等社会伦理层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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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广记》唐五代神仙小说的文化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韩雅慧(1987-)女,武汉大学文学院2009级硕士生。李彦臻,女,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9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