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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文学批评的地位与声音变得脆弱和苍白，身处“失语、失节、失效”的尴尬境地。在文学本身的时代能量值和精神影响力日渐衰减的情况下，仍有一批担当责任、无愧使命的批评家强力发出自己坚定而响亮的声音。其中，张学昕以率直、真诚、充满激情又富有学理的阐释，从心灵出发，行进在发现、判断与创造文学之美的精神旅程。文章从“沉潜文本：探求本真的阐释与升华”、“至诚至善：文学与心灵的对话”和“唯美叙述：艺术与情致的双重表达”等三个维度对张学昕的文学批评做出解读。
[关键词]张学昕；文学批评；唯美的叙述；心灵的抵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37-05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给人以精神滋养的文学，被“重金属”的商品经济毫不留情地冲击到社会舞台和现实生活的边缘，有人说“文学已死”、 “自拉自唱”。文学本身的时代能量值和精神影响力日渐衰减，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变得惴惴不安，表象迷乱。文学既如此，置身嘈杂的话语现场，与文学并驾齐驱、同载使命的文学批评，这些年来同样多被指认价值缺失、引领缺位、意义缺席，其话语价值与精神趋向饱受诟病，常陷诘难，文学批评的地位与声音变得弱化和苍白，身处“失语、失节、失效”的尴尬境地。虽然文学批评面临困境，但是仍有一批担当责任、无愧使命的批评家在精神逼仄的变动时代，强力发出自己坚定而响亮的声音。这其中，张学昕的声音就体现出对批评尊严的坚守，饱含对文学世界的敬畏，蕴藉对唯美叙述的追寻。他以率直、真诚、充满激情又富有学理的阐释，从心灵出发，行进在发现、判断与创造文学之美的精神旅程。
一、沉潜文本：探求本真的阐释与升华
消费至上的商业时代，文学批评遭遇严峻的挑战。受现实利益的压迫裹挟，批评的话语离名利越来越近，距文本越来越远；离喧嚣越来越近，距文学越来越远；离拜金越来越近，距文化越来越远。我们说，文学批评的本旨是基于文学的批评，是针对文本的话语。无视文本、脱逃语境、唯我是用的批评潮势，无疑衍生出利益的交易读版，造成生态的恶性循环。虽然说业界的现状“雾霾”重重，但是，经过多年的现场印证，我们高兴地确认，张学昕是一位极富强烈文本意识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以点带面的生拉硬拽，也没有依附观点的按图索骥，更不从套用理论模式的僵化框定。恰恰相反，他将批评话语的根基牢牢扎入文本的丰沃土壤，建立在对文本世界与肌理文脉的求索之上，努力将作品的生命、深邃的学理和艺术的探求涵濡在一起，彰显对文学图腾最内在的精神阐释，以追求作品本质的现实意义，向艺术的本真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家苏童有个形象的比喻：“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不会重叠，但却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神圣的列车。”[1]算起来，张学昕对苏童这条“铁轨”的创作已经进行了长达近二十年的“跟踪”式立体化研究和全方位评论。他潜心研读了苏童1983年涉足文坛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部作品，是国内少有的苏童研究专家，有关评论苏童的文字是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作为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的苏童研究专著，张学昕立足作品，努力抵达文本的内核，在其“心脏”和灵魂部位实施对整体“建筑”的中心爆破。全书鲜明的特点是，对文本的覆盖式深耕阅读，表达“职业读者”的意见，对作品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的检视分析，升华出独到的理性见解，给人以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方向性启迪。“张学昕长期以来追踪文学思潮和重要作家作品，从文学史出发，沉潜文本，揭示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文本价值”[2]。也正是因为有着生命基石般“沉潜文本”的强力支撑和艺术思维的再度创造，该书才深化了先锋文学的研究，成为我国新时期作家论的重要收获。
《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用了大量篇幅阐释苏童作品的叙事形态。重点通过对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和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蛇为什么会飞》等文本进行分析，聚焦并剖视小说中结构语言、文学意象、传统叙事、古典张力、诗性资源等“多态因子”的存在关系和活动规律，检证出苏童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先锋写作中的“另类”的观点。正是这种尊崇科学、探求本真的艺术追求，使得张学昕在中国文坛精准到位地确立了苏童创作极富个性化的坐标系和“区识图”，为广大读者描绘出苏童文本空间那一道道真切绚烂的幻妙彩虹。
如果说张学昕对苏童经典著作的把握，心中似乎有着“先锋另类”的识别自觉，那么，当2010年苏童携新作《河岸》再次回到读者的视野时，“沉潜文本”的张学昕敏锐地发现，此《河岸》非彼“旧案”，更乃先锋另类中的“另类”。批评家客观确认人们对苏童写作创新性的期待，通过对作品超越地域、叙事厚度和历史写实等多方面文本内蕴的深度分析，观点鲜明地提出：“我们在他的叙述中，深刻体味到苏童写作这部小说的‘新生’感觉，他的小说再次跃上新层面，这次写作是他又一次有意味的文学跳转。”[3]（P257）类似《河岸》单部作品的“新生”发现，在《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中呈金字塔形存在，充分体现张学昕对文本世界的无比忠实力和超强发现力。
2009年出版的《话语生活中的真相》，是张学昕的另一部重要专著。批评家对苏童、贾平凹、格非、李洱、阿来、里程、麦城等作家文本进行的透彻解读，从文本出发，又超越文本。他那富有个性化的艺术灵魂在作品的时空中不惧冒险，直面撞击，互为磨砺和深度糅合，穿越言语符码的曲径通幽，以自我心灵对文学意义的真切感悟，向人们诠释十多位著名作家的本真表达，不仅获得了批评写作的尊严和纯粹，而且还进一步锻铸了文学精神的挚诚品格。
因此，我们在《话语生活中的真相》里，看到批评家的判断“入径”，努力发掘作品肌理的本真全部，特质解读作家灵魂的意象密码。于是，他在倾听《秦腔》时，听到了与《废都》、《浮躁》、《高老庄》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调”，文本中表现出对叙事的敬畏和强大的叙事耐心。张学昕认定，这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点的小说，是贾平凹智慧的文学观的体现，也是他的写作回到生活原点的开始”[4]（P148）。格非的《人面桃花》表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虽然“历史”是格非特别注重的叙事领域，但是，批评家却发现这部《人面桃花》并非完全依仗历史，而是突出“人面”和“桃花”两个核心意象，通过意象控制下的叙事线索，积极探寻和捕捉感受生命存在的现实性和鲜活性。与此同时，张学昕还看到作为技术型作家的格非，其写作技术之外对事物的一种彻悟和宽容，对历史、对人性理解的一种胸怀大气、达观和淳厚。他觉得，这就是决定作家能走多远的超越技术写作层面的人格力量。 2013年4月，张学昕又出版了批评专著《穿越叙述的窄门》。可以说，这部专著是他多年来“沉潜文本”又超越文本的最新呈现。在《阿来“空山”论》中，张学昕通过对恩波、索波、多吉、老魏、格桑旺堆、格拉、桑丹等十多个人物命运和错综复杂关系的逼视与透梳，论证阿来以“抒情文本逻辑”设置的“空山”大意象，推敲和查验出“在文学的文化的视域下，依然能够属于我们时代未来，更加清晰的孤独的人类影像”[5]（P183）。他还在读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对作品进行解剖式的对比分析，层层化解小说平实而又平视的言说境态。由此，他亮出自己的观点：“迟子建的作品在稳健中的‘渐变’，已经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文学境界。”[5]（P184-192）
应当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愈发重视文学外部生态环境的背景化研究，反而对文学本身常有疏离。与此不同的是，张学昕多年来却摆脱“非文学”，坚定“向内转”，一以贯之地坚持从文本出发，努力探求文学的本真，这是非常富有学术眼光，更需魄力、毅力和耐力的研究策略。当然，他的这种研究策略的持久实施，绝非墨守成规的僵囿文本。一方面，批评家植入小说文本的肌理血肉，切身感悟文学灵魂跳动的脉搏，重现作品的诗学意义；另一方面，他的学术批评又以横溢的才智和澎湃的激情，从文学的纵深处升腾、驰骋并加以再造。这里必须指出，正是因为张学昕执着“沉潜文本”的忠诚坚守，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思想和才情又无法抑制对作品文本的再度创造，所以，他的批评话语处处彰显出生命体验的高度提纯和诗性蓬发，递进式实现着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的心灵抵达。
二、至诚至善：文学与心灵的对话
人们常说，作品和批评是文学现场的“两极”。两极分南北，交流有通途。无疑，“对话”是最直接、最简洁、最真切、最碰撞的心灵沟通。对于这一点，张学昕在其批评的空间里呈现得真实而饱满、活跃而独特，他自觉突破批评传统的固有范式，把批评话语寓于与“作家对象”自由自在的、平等真诚的对话之中，将批评家与作家的思想交流，做到文学与心灵真诚互达的极致把握，这不能不说是源于揭示话语真相的本质渴求，源于深入灵魂深处的多维寻求，源于洞悉艺术规律的不懈追求。许多专家认为，张学昕的文学批评很有价值，而笔者认为，至诚至善的心灵对话就是其价值体系的天成互达。
这些年来，张学昕的文学批评，“跟踪”最长、用笔最多的就是对苏童作品的分析研究。毋庸置疑，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已成为苏童研究领域不可逾越的现实存在。心灵走近苏童，积极发问苏童，与作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切磋，在对话中进一步求证和提升自己的探索，这种连作家本人都十分认同的深入发现，在张学昕具有敏锐洞察力和独特挖掘力的批评话语中，形成文学与心灵的碰撞，批评家与作家携手面对现实的强烈召唤，由此产生共同诠释真善美的“话语”可能。
事实上，学界对于“发生学”的研究，就是找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开端，以及围绕“端点”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驱动力。的确，关于“写作发生学”的实质，聚焦“内驱动力”就是找到了“发生”的核心。张学昕围绕苏童“写作的发生”所存在的“内驱动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原初的内驱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心灵共鸣和精神联系。张学昕多次表述自己的感受：“我承认， 我喜爱苏童小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相信我与苏童的小说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同构性。我与苏童对此曾多次进行了‘对话’，两个同时代的同龄人， 许多感觉和判断是非常接近的， 很多东西是心领神会、无需言表的。”[3]（P280）他在《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中开门见山，尽管两者以前曾经探讨过这个概念，但他还是再次针对“写作发生学”抛出“内驱动力”的问题。苏童的回答敞开心屝：“写作使自己的想法一泻千里，可以创造可供自己徘徊的世界，借助它可看到自我和他人的两个世界。”[3]（P211）就此，两者以看似古老简单实则意义重大的话题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层层递进的诚挚交流。从写作的情形精神、心理状态到小说空间的重新发现和叙事整理，从审美角度确立写作维度到如何处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等等，一连串的46个问答交流，批评家全力梳理和呈现苏童作品艺术发展变化的鲜明轨迹。我们看到，“对话”中没有客套的“文托”式双重表扬的设计铺垫，而是紧紧抓住《蛇为什么会飞》、《妻妾成群》、《碧奴》、《红粉》、《碎瓦》等多部作品为“标本”，庖丁解牛，显微求是。其实，他通过对话映衬小说中的意象、结构、气度等神灵要素，是在告诉文化社会和广大读者，真实的苏童世界一定是“写作发生学”魅力无穷的永远“发生”。
与苏童的对话交流，张学昕时常直接提出自己的疑虑，这些突出体现于《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困境》和《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里。写作发生后，为什么惯性的存在是控制和解放的平衡保障，《碧奴》重写的故事背后想表达什么，你的短篇小说写作中与长篇有特别不同的感受，等等，一串串疑问对话，为广大读者解开个性与普遍的谜团，也能够使张学昕的前瞻求索和深入探求有了“结果”爆发的释然可能。洒脱而追问的对话范式，更给他带来了求索本真的完美愉悦，期待并实现着与苏童对话碰撞时真正得到他所期待的火花、领悟和解脱。
张学昕与阎连科的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在文学没落的时代向文学发问：何为现实？主义何为？两位遵从艺术使命的“在场者”共同完成了一次写作宣誓和生命的剖析。交流《写作，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从阎连科讲述生日的来历和对童年的印象起始，然后唠生存，谈经历，话土地，讲民间，讲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纯朴、平实、真诚，像两个老朋友叙旧聊天，散发着泥土般的浓郁气息。张学昕闲话家常的访谈方式，亲切而又自然地拉近距离，走进阎连科感性的内心深处，从其“灵魂”部位实施创作“建筑”的中心点燃。也正因如此，谈及“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的重大命题时，阎连科能够直抒胸臆：“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用头撞墙的艺术，用艺术之头撞现实墙时，结果可能是事半功倍，力拔千钧。”[6]（P49）张学昕向纵深挖掘，直面现实和存在的关系，写作如何才能既撞墙又艺术？阎连科的回答点中要害：“用作家个人的审美眼光去认识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独到的现实主义。”[6]（P54） 张学昕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他的批评视角总是包括对作家创作的“灵感”话题，总是希望解读作家的灵感来触摸和诠释作家创作发生中既属于自己又同属群体的“神秘”。与苏童的对话是这样，同阎连科的交流也如此。必须强调，这是张学昕对文学创作个体本源和主体意识的一种探索精神，是批评家把脉作家的灵动之举。阎连科的交流观点很好地印证了批评家的探索：“当我写作懒惰的时候，只要一只脚踏进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迅速展现许多急着要表达的东西在催促我的写作。其实要孕育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表达方式。土地给我的是‘写什么’，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写’。”[6]（P20-21）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关于“追寻土地、介入现实”的心灵互达，彼此双方都获得了文学的满足与精神的喜悦。
能够进一步展示“对话”力量的，还有《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书中收录了张学昕与苏童、阎连科、李欧梵、欧阳江河等作家的对话和访谈。非常明显，上述交流是批评家凝神聚气、提升内涵对其自身批评理念以及话语实践同几位作家文化精神的深入沟通。举例说，《追寻现代文化的精神原味——李欧梵先生访谈录》，两者纵论文学范本、文化重建、时代精神和批评视野，让“大家”告诉大家，文化精神的原味是何种味道。随后，在与欧阳江河的对话时，他以欧阳江河的诗歌创作为具体版本，畅谈诗歌的本性，交流诗歌的现代暧昧性特征，批评家观察作品动态发展，把握诗人创作的变化和诗外因素对作品创作的深刻影响。
“如果有人问，对话的本质是什么？那我说，对话即彼此否定与肯定之间的过程认同，是双方趋向思维的质跃校定”。张学昕凭借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在与作家切磋互达的人文语境中，与物为春，与人为善，聆听和触摸对方的心跳脉搏，深入心灵了解作家的精神取向。他在不断追问之际，其实也在文学发展规律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地修正着自己的批评思维，努力照亮作家灵魂的纯粹底色。
三、唯美叙述：艺术与情致的双重表达
黑格尔说得好，文学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7]（P147）。可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始终对“唯美”这一敏感问题小心翼翼，似乎对“解放”有所顾虑和遮蔽。但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张学昕的批评却以自身的理论勇气，一以贯之地挖掘、解放和弘扬“唯美”。不难看出，对于唯美问题的持久关注，张学昕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渴望匡正并形成建立起自身的批评面貌和理论品格。换言之，他努力将其批评架构的美学谱系，铺设成爱伦费斯“格式塔质”审美意义的有机整体[8]（P57-58），切实形成文学整体关系的“审美场”。
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进一步感受到苏童创作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双重展示。苏童创作的内在基调，充满着南方气质、“南方想象”的意态和唯美写作的美学风范。由此看来，张学昕一方面论析作家创作所焕发的唯美意识和气息，览望当代文学的唯美写作；另一方面则着重从苏童的小说语言，浸润在心性神韵之中的作品灵气，蕴藏在小说文体中的别致美感，一步步诠释苏童文学世界的绚丽多彩，论证其唯美写作倾向和立场的文学精神。在论述的视角上，张学昕另辟蹊径，纵深开掘，自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阔视域来检视和捕捉作家那气韵生动、温婉氤氲的唯美品格。通过自我的独特阐释，让人们看到了苏童作品有别于现代西方唯美主义范畴的一种特立独行的唯美灵韵。正因如此，张学昕认定：“苏童应该是当代作家中在唯美写作这一路走得最远，也是最自由和最自然的一位。”[3]（P163）
同样，他在《唯美的叙述》里，通过七篇文章对苏童作品的透彻分析，推进式论证“苏童小说无论从表现的或阴森瑰丽、颓靡感伤、人事风物、历史传奇，还是精致诡谲的文字和神秘意象，无不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9]（P135）。阅读《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中的《自由地抒写人类的精神童话》，张学昕用了大量笔墨诠释“眼泪”之美学意韵。批评家对作家笔下“碧奴”形象的解读通过“眼泪”层层展开：“苏童绝不会以眼泪的九种流法来显示想象力的卓越，而一定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沿用魔幻写实的技巧，展开他的美学，对历史的脉动进行一次艺术诠释。”[4]（P139）他长期对“唯美”的孜孜以求的多点挖掘与解放，尽情描绘文学空间“格式塔质”的审美画卷，架构起迈向艺术境界的通道和桥梁。
无疑，他对“美”的探求绝非只观照作家个体，而是对群体对象普遍意义的温暖。张学昕的文学批评，阐释多位作家的美学实践，组成了其批评网络的整体“审美场”。解读贾平凹的《秦腔》文本，他以叙事形态为通道，总结出作家将人们引向真诚和美好的具有深邃艺术穿透力的审美维度；与阎连科交流，他深入了解作家如何在伟大时代的审美存在环境中去表达自己的独有情感；走进阿来的《空山》，他形象表述小说内在质地那种精神建构的美学存在；品读格非小说的诗学，他强烈感到《人面桃花》里饱含神秘敬畏、风云舒卷、博约书简的唯美气派。我们从中看到，张学昕批评范示的审美追求，确实富有“场”的宏阔和“量”的凝聚，在不断拓展的文学“审美场”，打出一套套深层次的学理与灵动相结合的求美组合拳。
文学和文学批评是话语蕴含中审美意识的双重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话语者”践行文本批评实践时积极扩充自我的情致弥漫。的确，张学昕的价值意义，在于他不但发现“美”，同时更是美的实践者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情致是艺术审美的真正中心，对于作品来说，情致所含有的意蕴价值是人类精神美学的强大力量。”[7]（P296）毫不夸张地说，大家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本身就是至纯“唯美”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快愉。他对全书的批评建构，对文本的透视，对艺术的考量，无不流淌着唯美的神韵。墨气所至，文采飞扬，神于妙合，四表无穷，与苏童小说“精神同构”并“唯美同灵”，凸现“情致与情致”的双重拥抱。张学昕不仅在思维视域、批评话语、艺术认知中自觉建构审美的通途，从其文学接受的表述环节以及他的语言风格看，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美的灵动。在发现作品“美”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学批评就是一篇篇引人入胜、情致四溢的美文。批评家在《个人生命中的历史捕影》里写道：“‘往事如烟。往事如风。往事如平原上飘忽而来不期而至的阵雨，屡屡突袭我的梦境和记忆。’大量的这种沉郁的、抒情性的语言，携带着悠远而沉重的气息和追寻的意绪，一点点开启那逝去的时间闸门。这里，回荡着一个生命个体对款款流溢去的岁月和记忆的重新唤醒，字里行间，叙述中涌动着阴郁、忧伤和残酷。”[4]（P197）《朴拙的诗意》一文，人们能读到这样的文字：“阿来对世界的诗意的阐释和发掘，无论是外在的叙述的激昂与宁静，宽厚与轻柔，还是飘逸与沉雄，我们感受着隐藏其间的闪烁着佛性的光芒和深刻。抒情且沉郁的禅意，逶迤而来，纯净而纯粹。”[4]（P187）你说这些文字是论文，还是散文？是文学，还是哲学？笔者认为她是情致相拥的美学。我们一边领略批评家解读出来的唯美灵韵，一边更能欣赏到他以艺术精神驾驭文学现场的美学气质，这才是张学昕对文化诗学的境界舒展和积极贡献。 可以肯定地说，就文学实践而言，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场更繁杂、更变异。中国当代社会转轨变型的关键历史阶段，正好处于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多年的特殊“磨合”期。恰恰与之同行，张学昕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出发，在世纪之交变异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一路奔走，风雨兼程。这是宿命的巧合安排，还是时代的严峻挑战？张学昕是逆势前行，勇于挑战，以对文学批评写作尊严的坚守与追求，踏上德勒兹意义“千座高原”的攀登旅程。攀登就意味着“探险”，法朗士说得很形象：“优秀的批评家就是叙述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10]（P401）张学昕渴望文学批评的探险活动“是从生活现场到写作现场没有任何表演性质的勇敢穿越，是一个心灵道场和充满激情的狂欢仪式，是精神对事物的某种到达”[11]。他将批评的逻辑做成指向文学、激活创造的学问，凭借特有的焕发生命力的品质和范式，与作家思想共鸣，与时代脚步共振，努力与文学真谛共存，彰显极富精神价值的话语张力，捍卫着文学批评的自由和尊严。
[参 考 文 献]
[1]张学昕.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N].光明日报，2009-02-27（9）.
[2]张学昕.“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授奖词[J].当代作家评论，2008（6）.
[3]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5]张学昕.穿越叙述的窄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童庆炳.文学审美论的自觉——文学特征问题新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
[9]张学昕.唯美的叙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0]朱立元.接受美好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1]张学昕.文学批评写作的尊严和激情[N].辽宁日报，2010-09-27（B12）.
[责任编辑 薄 刚]
[关键词]张学昕；文学批评；唯美的叙述；心灵的抵达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4）05-0137-05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历史阶段，给人以精神滋养的文学，被“重金属”的商品经济毫不留情地冲击到社会舞台和现实生活的边缘，有人说“文学已死”、 “自拉自唱”。文学本身的时代能量值和精神影响力日渐衰减，在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变得惴惴不安，表象迷乱。文学既如此，置身嘈杂的话语现场，与文学并驾齐驱、同载使命的文学批评，这些年来同样多被指认价值缺失、引领缺位、意义缺席，其话语价值与精神趋向饱受诟病，常陷诘难，文学批评的地位与声音变得弱化和苍白，身处“失语、失节、失效”的尴尬境地。虽然文学批评面临困境，但是仍有一批担当责任、无愧使命的批评家在精神逼仄的变动时代，强力发出自己坚定而响亮的声音。这其中，张学昕的声音就体现出对批评尊严的坚守，饱含对文学世界的敬畏，蕴藉对唯美叙述的追寻。他以率直、真诚、充满激情又富有学理的阐释，从心灵出发，行进在发现、判断与创造文学之美的精神旅程。
一、沉潜文本：探求本真的阐释与升华
消费至上的商业时代，文学批评遭遇严峻的挑战。受现实利益的压迫裹挟，批评的话语离名利越来越近，距文本越来越远；离喧嚣越来越近，距文学越来越远；离拜金越来越近，距文化越来越远。我们说，文学批评的本旨是基于文学的批评，是针对文本的话语。无视文本、脱逃语境、唯我是用的批评潮势，无疑衍生出利益的交易读版，造成生态的恶性循环。虽然说业界的现状“雾霾”重重，但是，经过多年的现场印证，我们高兴地确认，张学昕是一位极富强烈文本意识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不是以点带面的生拉硬拽，也没有依附观点的按图索骥，更不从套用理论模式的僵化框定。恰恰相反，他将批评话语的根基牢牢扎入文本的丰沃土壤，建立在对文本世界与肌理文脉的求索之上，努力将作品的生命、深邃的学理和艺术的探求涵濡在一起，彰显对文学图腾最内在的精神阐释，以追求作品本质的现实意义，向艺术的本真致以崇高的敬礼。
作家苏童有个形象的比喻：“作家和批评家就像铁路路基上两条并行的铁轨，它们都有自己的延伸，都有各自的负载，它们虽然永远不会重叠，但却共同承载着文学这个神圣的列车。”[1]算起来，张学昕对苏童这条“铁轨”的创作已经进行了长达近二十年的“跟踪”式立体化研究和全方位评论。他潜心研读了苏童1983年涉足文坛以来文学创作的全部作品，是国内少有的苏童研究专家，有关评论苏童的文字是他文学批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作为我国第一部“体大虑周”的苏童研究专著，张学昕立足作品，努力抵达文本的内核，在其“心脏”和灵魂部位实施对整体“建筑”的中心爆破。全书鲜明的特点是，对文本的覆盖式深耕阅读，表达“职业读者”的意见，对作品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的检视分析，升华出独到的理性见解，给人以当代文学发展潮流的方向性启迪。“张学昕长期以来追踪文学思潮和重要作家作品，从文学史出发，沉潜文本，揭示作家的创作特色和文本价值”[2]。也正是因为有着生命基石般“沉潜文本”的强力支撑和艺术思维的再度创造，该书才深化了先锋文学的研究，成为我国新时期作家论的重要收获。
《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用了大量篇幅阐释苏童作品的叙事形态。重点通过对中篇小说《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和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蛇为什么会飞》等文本进行分析，聚焦并剖视小说中结构语言、文学意象、传统叙事、古典张力、诗性资源等“多态因子”的存在关系和活动规律，检证出苏童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先锋写作中的“另类”的观点。正是这种尊崇科学、探求本真的艺术追求，使得张学昕在中国文坛精准到位地确立了苏童创作极富个性化的坐标系和“区识图”，为广大读者描绘出苏童文本空间那一道道真切绚烂的幻妙彩虹。
如果说张学昕对苏童经典著作的把握，心中似乎有着“先锋另类”的识别自觉，那么，当2010年苏童携新作《河岸》再次回到读者的视野时，“沉潜文本”的张学昕敏锐地发现，此《河岸》非彼“旧案”，更乃先锋另类中的“另类”。批评家客观确认人们对苏童写作创新性的期待，通过对作品超越地域、叙事厚度和历史写实等多方面文本内蕴的深度分析，观点鲜明地提出：“我们在他的叙述中，深刻体味到苏童写作这部小说的‘新生’感觉，他的小说再次跃上新层面，这次写作是他又一次有意味的文学跳转。”[3]（P257）类似《河岸》单部作品的“新生”发现，在《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中呈金字塔形存在，充分体现张学昕对文本世界的无比忠实力和超强发现力。
2009年出版的《话语生活中的真相》，是张学昕的另一部重要专著。批评家对苏童、贾平凹、格非、李洱、阿来、里程、麦城等作家文本进行的透彻解读，从文本出发，又超越文本。他那富有个性化的艺术灵魂在作品的时空中不惧冒险，直面撞击，互为磨砺和深度糅合，穿越言语符码的曲径通幽，以自我心灵对文学意义的真切感悟，向人们诠释十多位著名作家的本真表达，不仅获得了批评写作的尊严和纯粹，而且还进一步锻铸了文学精神的挚诚品格。
因此，我们在《话语生活中的真相》里，看到批评家的判断“入径”，努力发掘作品肌理的本真全部，特质解读作家灵魂的意象密码。于是，他在倾听《秦腔》时，听到了与《废都》、《浮躁》、《高老庄》发生重大变化的“语调”，文本中表现出对叙事的敬畏和强大的叙事耐心。张学昕认定，这是“一部真正回到生活原点的小说，是贾平凹智慧的文学观的体现，也是他的写作回到生活原点的开始”[4]（P148）。格非的《人面桃花》表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虽然“历史”是格非特别注重的叙事领域，但是，批评家却发现这部《人面桃花》并非完全依仗历史，而是突出“人面”和“桃花”两个核心意象，通过意象控制下的叙事线索，积极探寻和捕捉感受生命存在的现实性和鲜活性。与此同时，张学昕还看到作为技术型作家的格非，其写作技术之外对事物的一种彻悟和宽容，对历史、对人性理解的一种胸怀大气、达观和淳厚。他觉得，这就是决定作家能走多远的超越技术写作层面的人格力量。 2013年4月，张学昕又出版了批评专著《穿越叙述的窄门》。可以说，这部专著是他多年来“沉潜文本”又超越文本的最新呈现。在《阿来“空山”论》中，张学昕通过对恩波、索波、多吉、老魏、格桑旺堆、格拉、桑丹等十多个人物命运和错综复杂关系的逼视与透梳，论证阿来以“抒情文本逻辑”设置的“空山”大意象，推敲和查验出“在文学的文化的视域下，依然能够属于我们时代未来，更加清晰的孤独的人类影像”[5]（P183）。他还在读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中，对作品进行解剖式的对比分析，层层化解小说平实而又平视的言说境态。由此，他亮出自己的观点：“迟子建的作品在稳健中的‘渐变’，已经进入一个更为阔大的文学境界。”[5]（P184-192）
应当说，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可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愈发重视文学外部生态环境的背景化研究，反而对文学本身常有疏离。与此不同的是，张学昕多年来却摆脱“非文学”，坚定“向内转”，一以贯之地坚持从文本出发，努力探求文学的本真，这是非常富有学术眼光，更需魄力、毅力和耐力的研究策略。当然，他的这种研究策略的持久实施，绝非墨守成规的僵囿文本。一方面，批评家植入小说文本的肌理血肉，切身感悟文学灵魂跳动的脉搏，重现作品的诗学意义；另一方面，他的学术批评又以横溢的才智和澎湃的激情，从文学的纵深处升腾、驰骋并加以再造。这里必须指出，正是因为张学昕执着“沉潜文本”的忠诚坚守，同时，也正是由于他的思想和才情又无法抑制对作品文本的再度创造，所以，他的批评话语处处彰显出生命体验的高度提纯和诗性蓬发，递进式实现着文学批评自由精神的心灵抵达。
二、至诚至善：文学与心灵的对话
人们常说，作品和批评是文学现场的“两极”。两极分南北，交流有通途。无疑，“对话”是最直接、最简洁、最真切、最碰撞的心灵沟通。对于这一点，张学昕在其批评的空间里呈现得真实而饱满、活跃而独特，他自觉突破批评传统的固有范式，把批评话语寓于与“作家对象”自由自在的、平等真诚的对话之中，将批评家与作家的思想交流，做到文学与心灵真诚互达的极致把握，这不能不说是源于揭示话语真相的本质渴求，源于深入灵魂深处的多维寻求，源于洞悉艺术规律的不懈追求。许多专家认为，张学昕的文学批评很有价值，而笔者认为，至诚至善的心灵对话就是其价值体系的天成互达。
这些年来，张学昕的文学批评，“跟踪”最长、用笔最多的就是对苏童作品的分析研究。毋庸置疑，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已成为苏童研究领域不可逾越的现实存在。心灵走近苏童，积极发问苏童，与作家进行直接的交流切磋，在对话中进一步求证和提升自己的探索，这种连作家本人都十分认同的深入发现，在张学昕具有敏锐洞察力和独特挖掘力的批评话语中，形成文学与心灵的碰撞，批评家与作家携手面对现实的强烈召唤，由此产生共同诠释真善美的“话语”可能。
事实上，学界对于“发生学”的研究，就是找出某种事物或现象发生的开端，以及围绕“端点”寻找它存在的内在驱动力。的确，关于“写作发生学”的实质，聚焦“内驱动力”就是找到了“发生”的核心。张学昕围绕苏童“写作的发生”所存在的“内驱动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原初的内驱动力转化为内在的心灵共鸣和精神联系。张学昕多次表述自己的感受：“我承认， 我喜爱苏童小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相信我与苏童的小说之间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精神同构性。我与苏童对此曾多次进行了‘对话’，两个同时代的同龄人， 许多感觉和判断是非常接近的， 很多东西是心领神会、无需言表的。”[3]（P280）他在《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中开门见山，尽管两者以前曾经探讨过这个概念，但他还是再次针对“写作发生学”抛出“内驱动力”的问题。苏童的回答敞开心屝：“写作使自己的想法一泻千里，可以创造可供自己徘徊的世界，借助它可看到自我和他人的两个世界。”[3]（P211）就此，两者以看似古老简单实则意义重大的话题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层层递进的诚挚交流。从写作的情形精神、心理状态到小说空间的重新发现和叙事整理，从审美角度确立写作维度到如何处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等等，一连串的46个问答交流，批评家全力梳理和呈现苏童作品艺术发展变化的鲜明轨迹。我们看到，“对话”中没有客套的“文托”式双重表扬的设计铺垫，而是紧紧抓住《蛇为什么会飞》、《妻妾成群》、《碧奴》、《红粉》、《碎瓦》等多部作品为“标本”，庖丁解牛，显微求是。其实，他通过对话映衬小说中的意象、结构、气度等神灵要素，是在告诉文化社会和广大读者，真实的苏童世界一定是“写作发生学”魅力无穷的永远“发生”。
与苏童的对话交流，张学昕时常直接提出自己的疑虑，这些突出体现于《在不断的写作中给自己制造困境》和《感受自己在小说世界里的目光》里。写作发生后，为什么惯性的存在是控制和解放的平衡保障，《碧奴》重写的故事背后想表达什么，你的短篇小说写作中与长篇有特别不同的感受，等等，一串串疑问对话，为广大读者解开个性与普遍的谜团，也能够使张学昕的前瞻求索和深入探求有了“结果”爆发的释然可能。洒脱而追问的对话范式，更给他带来了求索本真的完美愉悦，期待并实现着与苏童对话碰撞时真正得到他所期待的火花、领悟和解脱。
张学昕与阎连科的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在文学没落的时代向文学发问：何为现实？主义何为？两位遵从艺术使命的“在场者”共同完成了一次写作宣誓和生命的剖析。交流《写作，是对土地与民间的信仰》，从阎连科讲述生日的来历和对童年的印象起始，然后唠生存，谈经历，话土地，讲民间，讲他无尽的写作资源。纯朴、平实、真诚，像两个老朋友叙旧聊天，散发着泥土般的浓郁气息。张学昕闲话家常的访谈方式，亲切而又自然地拉近距离，走进阎连科感性的内心深处，从其“灵魂”部位实施创作“建筑”的中心点燃。也正因如此，谈及“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的重大命题时，阎连科能够直抒胸臆：“直面现实，其实就是作家用头撞墙的艺术，用艺术之头撞现实墙时，结果可能是事半功倍，力拔千钧。”[6]（P49）张学昕向纵深挖掘，直面现实和存在的关系，写作如何才能既撞墙又艺术？阎连科的回答点中要害：“用作家个人的审美眼光去认识社会现实，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丰富的现实主义和独到的现实主义。”[6]（P54） 张学昕从事文学批评以来，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他的批评视角总是包括对作家创作的“灵感”话题，总是希望解读作家的灵感来触摸和诠释作家创作发生中既属于自己又同属群体的“神秘”。与苏童的对话是这样，同阎连科的交流也如此。必须强调，这是张学昕对文学创作个体本源和主体意识的一种探索精神，是批评家把脉作家的灵动之举。阎连科的交流观点很好地印证了批评家的探索：“当我写作懒惰的时候，只要一只脚踏进那块土地，那块土地就迅速展现许多急着要表达的东西在催促我的写作。其实要孕育的不是故事，而是故事的表达方式。土地给我的是‘写什么’，我要解决的是‘如何写’。”[6]（P20-21）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关于“追寻土地、介入现实”的心灵互达，彼此双方都获得了文学的满足与精神的喜悦。
能够进一步展示“对话”力量的，还有《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书中收录了张学昕与苏童、阎连科、李欧梵、欧阳江河等作家的对话和访谈。非常明显，上述交流是批评家凝神聚气、提升内涵对其自身批评理念以及话语实践同几位作家文化精神的深入沟通。举例说，《追寻现代文化的精神原味——李欧梵先生访谈录》，两者纵论文学范本、文化重建、时代精神和批评视野，让“大家”告诉大家，文化精神的原味是何种味道。随后，在与欧阳江河的对话时，他以欧阳江河的诗歌创作为具体版本，畅谈诗歌的本性，交流诗歌的现代暧昧性特征，批评家观察作品动态发展，把握诗人创作的变化和诗外因素对作品创作的深刻影响。
“如果有人问，对话的本质是什么？那我说，对话即彼此否定与肯定之间的过程认同，是双方趋向思维的质跃校定”。张学昕凭借活跃的思维和敏锐的洞察，在与作家切磋互达的人文语境中，与物为春，与人为善，聆听和触摸对方的心跳脉搏，深入心灵了解作家的精神取向。他在不断追问之际，其实也在文学发展规律的道路上与时俱进地修正着自己的批评思维，努力照亮作家灵魂的纯粹底色。
三、唯美叙述：艺术与情致的双重表达
黑格尔说得好，文学的“审美带有令人解放的性质”[7]（P147）。可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始终对“唯美”这一敏感问题小心翼翼，似乎对“解放”有所顾虑和遮蔽。但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张学昕的批评却以自身的理论勇气，一以贯之地挖掘、解放和弘扬“唯美”。不难看出，对于唯美问题的持久关注，张学昕在他的学术研究上渴望匡正并形成建立起自身的批评面貌和理论品格。换言之，他努力将其批评架构的美学谱系，铺设成爱伦费斯“格式塔质”审美意义的有机整体[8]（P57-58），切实形成文学整体关系的“审美场”。
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进一步感受到苏童创作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双重展示。苏童创作的内在基调，充满着南方气质、“南方想象”的意态和唯美写作的美学风范。由此看来，张学昕一方面论析作家创作所焕发的唯美意识和气息，览望当代文学的唯美写作；另一方面则着重从苏童的小说语言，浸润在心性神韵之中的作品灵气，蕴藏在小说文体中的别致美感，一步步诠释苏童文学世界的绚丽多彩，论证其唯美写作倾向和立场的文学精神。在论述的视角上，张学昕另辟蹊径，纵深开掘，自觉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宏阔视域来检视和捕捉作家那气韵生动、温婉氤氲的唯美品格。通过自我的独特阐释，让人们看到了苏童作品有别于现代西方唯美主义范畴的一种特立独行的唯美灵韵。正因如此，张学昕认定：“苏童应该是当代作家中在唯美写作这一路走得最远，也是最自由和最自然的一位。”[3]（P163）
同样，他在《唯美的叙述》里，通过七篇文章对苏童作品的透彻分析，推进式论证“苏童小说无论从表现的或阴森瑰丽、颓靡感伤、人事风物、历史传奇，还是精致诡谲的文字和神秘意象，无不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9]（P135）。阅读《话语生活中的真相》中的《自由地抒写人类的精神童话》，张学昕用了大量笔墨诠释“眼泪”之美学意韵。批评家对作家笔下“碧奴”形象的解读通过“眼泪”层层展开：“苏童绝不会以眼泪的九种流法来显示想象力的卓越，而一定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沿用魔幻写实的技巧，展开他的美学，对历史的脉动进行一次艺术诠释。”[4]（P139）他长期对“唯美”的孜孜以求的多点挖掘与解放，尽情描绘文学空间“格式塔质”的审美画卷，架构起迈向艺术境界的通道和桥梁。
无疑，他对“美”的探求绝非只观照作家个体，而是对群体对象普遍意义的温暖。张学昕的文学批评，阐释多位作家的美学实践，组成了其批评网络的整体“审美场”。解读贾平凹的《秦腔》文本，他以叙事形态为通道，总结出作家将人们引向真诚和美好的具有深邃艺术穿透力的审美维度；与阎连科交流，他深入了解作家如何在伟大时代的审美存在环境中去表达自己的独有情感；走进阿来的《空山》，他形象表述小说内在质地那种精神建构的美学存在；品读格非小说的诗学，他强烈感到《人面桃花》里饱含神秘敬畏、风云舒卷、博约书简的唯美气派。我们从中看到，张学昕批评范示的审美追求，确实富有“场”的宏阔和“量”的凝聚，在不断拓展的文学“审美场”，打出一套套深层次的学理与灵动相结合的求美组合拳。
文学和文学批评是话语蕴含中审美意识的双重形态。“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之所以能够存在的一个理由，就在于“话语者”践行文本批评实践时积极扩充自我的情致弥漫。的确，张学昕的价值意义，在于他不但发现“美”，同时更是美的实践者和创造者。黑格尔认为：“情致是艺术审美的真正中心，对于作品来说，情致所含有的意蕴价值是人类精神美学的强大力量。”[7]（P296）毫不夸张地说，大家阅读《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本身就是至纯“唯美”的艺术享受和精神快愉。他对全书的批评建构，对文本的透视，对艺术的考量，无不流淌着唯美的神韵。墨气所至，文采飞扬，神于妙合，四表无穷，与苏童小说“精神同构”并“唯美同灵”，凸现“情致与情致”的双重拥抱。张学昕不仅在思维视域、批评话语、艺术认知中自觉建构审美的通途，从其文学接受的表述环节以及他的语言风格看，字里行间无不充盈着美的灵动。在发现作品“美”的同时，其自身的文学批评就是一篇篇引人入胜、情致四溢的美文。批评家在《个人生命中的历史捕影》里写道：“‘往事如烟。往事如风。往事如平原上飘忽而来不期而至的阵雨，屡屡突袭我的梦境和记忆。’大量的这种沉郁的、抒情性的语言，携带着悠远而沉重的气息和追寻的意绪，一点点开启那逝去的时间闸门。这里，回荡着一个生命个体对款款流溢去的岁月和记忆的重新唤醒，字里行间，叙述中涌动着阴郁、忧伤和残酷。”[4]（P197）《朴拙的诗意》一文，人们能读到这样的文字：“阿来对世界的诗意的阐释和发掘，无论是外在的叙述的激昂与宁静，宽厚与轻柔，还是飘逸与沉雄，我们感受着隐藏其间的闪烁着佛性的光芒和深刻。抒情且沉郁的禅意，逶迤而来，纯净而纯粹。”[4]（P187）你说这些文字是论文，还是散文？是文学，还是哲学？笔者认为她是情致相拥的美学。我们一边领略批评家解读出来的唯美灵韵，一边更能欣赏到他以艺术精神驾驭文学现场的美学气质，这才是张学昕对文化诗学的境界舒展和积极贡献。 可以肯定地说，就文学实践而言，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场更繁杂、更变异。中国当代社会转轨变型的关键历史阶段，正好处于世纪之交前后二十多年的特殊“磨合”期。恰恰与之同行，张学昕的文学批评从20世纪90年代出发，在世纪之交变异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一路奔走，风雨兼程。这是宿命的巧合安排，还是时代的严峻挑战？张学昕是逆势前行，勇于挑战，以对文学批评写作尊严的坚守与追求，踏上德勒兹意义“千座高原”的攀登旅程。攀登就意味着“探险”，法朗士说得很形象：“优秀的批评家就是叙述自己的灵魂在许多杰出作品中的探险。”[10]（P401）张学昕渴望文学批评的探险活动“是从生活现场到写作现场没有任何表演性质的勇敢穿越，是一个心灵道场和充满激情的狂欢仪式，是精神对事物的某种到达”[11]。他将批评的逻辑做成指向文学、激活创造的学问，凭借特有的焕发生命力的品质和范式，与作家思想共鸣，与时代脚步共振，努力与文学真谛共存，彰显极富精神价值的话语张力，捍卫着文学批评的自由和尊严。
[参 考 文 献]
[1]张学昕.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N].光明日报，2009-02-27（9）.
[2]张学昕.“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授奖词[J].当代作家评论，2008（6）.
[3]张学昕.南方想象的诗学——论苏童的当代唯美写作[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张学昕.话语生活中的真相[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
[5]张学昕.穿越叙述的窄门[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6]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7][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8]童庆炳.文学审美论的自觉——文学特征问题新探索[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1.
[9]张学昕.唯美的叙述[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10]朱立元.接受美好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11]张学昕.文学批评写作的尊严和激情[N].辽宁日报，2010-09-27（B12）.
[责任编辑 薄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