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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的雾霭，灰白色的雾霭，时而遮天蔽日，令人压抑，时而不安地翻卷，露出隐隐的天际。迷雾之中有多少真相被遮蔽在历史的深处？
一座铁路桥上，逃难的波兰人拥挤着匆匆赶路，德国人的炮弹追逼着他们。不料桥的另一端也出现了逃难者，“苏联人打过来了”，“华沙不存在了”。这些惊慌失措、恐惧万分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必须要逃却又无路可逃。波兰历史影片《卡廷惨案》以极富象征意义的开头，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灾多难的波兰遭受纳粹德国和苏联双重侵略的悲惨命运。
这是1939年9月。人类文明史上耻辱的日子。9月1日，纳粹德国袭击波兰，以闪电战击垮波兰；波军向东撤退，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另一支不宣而战的军队，9月17日，苏联进攻波兰，成千上万的波军官兵沦为红军的“战俘”，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因为波兰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而主动投降的。“苏联坦克包围了我们，我们投降。”影片主人公年轻英武的骑兵上尉安杰依匆忙在小日记本上写道，“把士兵和军官分开，德国人带走士兵，苏联人带走军官……”
被带走的军官们从此杳无音讯。
1943年春，苏德战争进入高潮，原本的“友邦”如今拼杀得你死我活。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他们是在1940年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苏军杀掉后埋在该地。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称波兰战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区服劳役，1941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德国人之手，被“德国法西斯杀害”。1945年，二战落下帷幕，掌握了话语权的苏联人，更是一口咬定此事乃纳粹之罪行。被莫斯科牢牢控制的波兰政党和政府被迫接受谎言，并压制国内的舆论和反抗。直到1988年，行将解体的苏联在波兰的一再要求下才半遮半掩地承认是苏军一手制造了卡廷惨案。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的特使向波兰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 “绝密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枪决1.47万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1.1万名波兰公民的决定。至此两万多名波兰人被屠杀的悲剧真相大白。
卡廷，这个位于苏联境内离斯摩棱斯克约20公里的一个小镇，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松林下掩埋着一万多具波兰军官遗体,那是一万多个冤屈的灵魂。疏朗的松林见证了强权令人发指的罪恶，每一根松针都藏蕴着人间的苦难。
我试图用简洁冷静的文字勾勒卡廷惨案的轮廓，我的心在战栗。这是波兰民族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用电影的方式抚摸这个伤口，呈现这个伤口，为民族谱写一曲哀歌，需要巨大的勇气，坚定的信念，还需要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意忍受两遍苦，经受了，又来叙述一次。”为了将这“邪恶的罪行从匿藏的阴影里揭出来”公之于众, 为了还历史真貌以警示未来，被誉为“波兰电影之王”、获得第七十二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依达拍摄了《卡廷惨案》，他选择了承担，选择了痛苦，选择了记忆，更选择了记忆之后高贵的悲悯情怀。
瓦依达导演以大彻大悟之后的平静 “完美诠释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伤痛的高度认知和冷静反思”，镜头语言含蓄克制，绝不煽情。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灾难面前，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号啕大哭，没有厉声责骂，没有低泣控诉，没有，哪怕一声吵闹都没有。他们沉静优雅，自尊坚强，不卑不亢，他们将巨大的伤痛内敛于心，他们的背脊在如此重负下依旧挺立笔直。
如今的卡廷，已建为“卡廷纪念地”，纪念地四周是由人工堆起的土台子，其四周都镶有一块块铸铁牌，每一块上面用波兰文书写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及军衔。瓦依达导演的父亲就是死于卡廷惨案的骑兵军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所有死难者家属的代言人，他更是波兰民族的发言人，《卡廷惨案》是供奉给死难者的肃穆而美丽的花环，花环闪耀着人性的光泽。
“死去的波兰军人，”有人不无激愤地说，“作为寻求庇护的亡国奴，作为曾经的军官，不但没有死于战场，而且连战俘的待遇都没有，最终无声无息地被坑杀。不要做波兰人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茫然地等待他们，他们的家人无处寻找他们的踪迹。”如此评说并不公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预备役军官，战争爆发才穿上军装。确实，在强弱悬殊的战场上他们是战败者，他们未能保卫祖国免受蹂躏。但在刽子手眼中，手无寸铁但决不卑躬屈膝的他们依然是巨大的威胁，是不能放虎归山的心头大患。曾经读到过一位波兰将军与中国将军的对话，波兰将军自豪地说二战期间，波兰没有出过一个“波奸”。这是不屈外侮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有资料显示，被囚禁的军官们一直在进行抗争：为了抗议战俘营糟糕至极的生活状况，波兰军官要求得到苏联政府符合“日内瓦条约”的战俘待遇，发动 “罢工”拒绝劳动；他们质疑苏军拘押他们的合法性，他们严正提出：“请不要给我们放映侮辱我们民族感情或者我们祖国荣誉的影片。尽管我们是战俘或者被拘留者，但我们毕竟还是军人！始终佩戴着军衔的军人！”（苏联政府档案No. 08077《波兰战俘要求确定的地位和遵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的声明》）他们在困境中以不屈的态度始终保持军人尊严，保持对祖国历史与未来的爱戴与坚信。
影片中，俘虏营里，他们人生最后的一个平安夜，安杰依的长官，一位老将军神情刚毅地对肃立的部下说：“我看到你们中间有工程师、律师、教师、画家，没有你们就没有波兰的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波兰重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将军的眼中掠过一缕柔情，“大家要忍耐，我希望我们能安全地回家，回到最亲最爱的家人中去。”死神在头顶盘旋，他们军容严整。平安夜祈福的歌声响起，他们脱下军帽，歌声在雪花飞舞的夜晚诉说坚贞，他们渴盼重返战场，为祖国冲锋陷阵。他们是母亲的牵挂，他们是母亲的骄傲。
为完整表现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影片编导在不动声色中展示高超的结构能力，由与4个军官家庭相关的十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编织而成的多条叙事线索或平行同步，或交叉叠加，或倒推重现，由现在时空叙述人不断地追忆过去时空所发生的故事，以严谨绵密又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曲折萦回地指向真相。
为方便分析，我们可以把电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家庭与被俘军官处在同一时间轴，但在不同的空间遭受不同的折磨，受株连的家人在逃生，被俘的军官在不同的囚禁地转移。这部分采用编年的叙述方式，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提领情节的发展推进。比如影片中两次出现1939年9月17日，一次是安娜携女儿妮卡走了半个波兰寻找丈夫第八克拉科骑兵团上尉安杰依，一次是安杰依在日记本上记下被俘的情况。比如同在1939年11月，安杰依的父亲和同事们因为坚持大学的独立性被纳粹逮捕，而安杰依正在俘虏营里劝阻战友别在苏联人面前互相吵嚷。
第二部分，军官们早已惨遭杀戮，当局以煞有介事的弥天大谎遮蔽事实，家人在苦苦等待，宁可被捕，宁可失去生命，也拒绝接受谎言。这部分时间跨度很长，从德国人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波兰军人遗骸，一直延续到战后多年，波兰仍在苏联控制之下。我们从孩子的长大见出时光的轮转，妮卡已长成婷婷少女，见到军人误以为是期盼已久的父亲。
第三部分，由安杰依的日记重现军官们的不归之路，真相大白，影片戛然而止。安杰依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记下被捕、囚禁、不断被转移的经过，记下波兰军人的坚强与忍耐。他非常清楚 “我们依旧在战争中”，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另一场战斗。他告诉妻子“我要把情况都记下来，如果我死了，日记本可能会交给你。”
安杰依的努力没有白费。正直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存他的日记，多年后小小的日记本辗转送到安娜的手中。“早上5：00我们坐上黑色囚车，他们把我们运到了一处森林进行了彻底搜查，他们没搜到我的结婚戒指，但拿走了我的皮带、小刀和手表。现在是上午8：30，波兰应该是6：30吧，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1940年4月7日，安杰伊在开往卡廷森林的苏联囚车里写下了最后的话。悲风翻卷着一页又一页的空白，留给亲人的是被鲜血浸透的空白。
瓦依达导演的心也在滴血。他用克制冷静的白描手法准确刻画受难者家人漫长岁月里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用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再现民族集体的生命体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一环。在历史中，每个人都如同一粒微尘，微尘汇聚，历史不再只是一张呆板的脸，历史有了喜怒哀乐。
为再现波兰人的集体记忆，影片精心安排了众多的家庭和人物，虽然各自着墨不多，但都以自己的哀痛和反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同“有一种巨大的张力，吸纳了丰富的生活。”安杰依的母亲，劫难中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战争结束，苏军押解狼狈的德军俘虏在街上走过，注视着他们，老人的目光悲伤而安详。安娜，丈夫会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念是她的生命支柱，“我身体任何部位都没有僵死，安杰依一定活着。”当丈夫的部下杰西带来死讯，安娜没有流泪，“我已经带着希望等了他5年，你来告诉我，我丈夫死了。”看似平静的她背对着屋外纷飞的雪花，背对着母亲和女儿，倚着墙倒在地上。杰西，被捕军官中唯一的幸存者，因为战后曾随部队去卡廷而良心不安，“斯大林需要我们去作证”。他无法忘却死难的战友，“我本来应该和他们在一起”，面对不断重复的谎言，他愤怒地表示“人们是不会被堵住嘴巴的”。说出真相的杰西饮弹自尽，他孤独地躺在深夜无人的大街上。塔兹洛，安娜的侄子，一个高大的爱画画的小伙子，父亲死在卡廷，母亲和兄弟受到株连。塔兹洛参加美术学院招生考试，坚持认定父亲是被苏联人杀害而失去报考资格，因为“这是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反对”。塔兹洛在街上撕破一张苏联宣传画，遭到警察追捕，他欲掏枪反抗，被疾驶而来的车撞倒身亡。一个年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愤怒的双眼瞪视着苍天。安尼斯卡，一个德军占领期间参加起义军的女子，意志坚强。她用剪去一头金发换来的钱为兄长戴布林制作墓碑，碑上刻着铭文：1940.4.6死于卡廷。墓碑尚未安立墓地，安尼斯卡便被带走受审，罪名是“散布卡廷的假消息，诽谤苏联同志”。安尼斯卡无所畏惧。她为真相树起的墓碑被砸成几节，墓碑上戴布林头戴飞行帽的肖像英俊倜傥……
从我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平凡普通的波兰人，他们悄然出现,没有太多的话语，然后匆匆消失，但他们却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形成一组不屈的群像。编导以群像的力度充分表现了波兰人在强权下是怎样面对这段历史的，他们用生命守护亲人，用生命对抗谎言。这是影片在对卡廷惨案追根溯源的同时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有人说历史的可怕在于它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我想，是因为波兰人坚持对历史说真话，历史才终将真相完整呈现。
我迟迟不愿提及影片的尾声，我担心把握不好影片的寓意。
卡廷。推土机在森林里挖掘巨大的深坑。一名军官从囚车上推下，立即被强壮的苏军士兵反剪双手，绳索勒在颈项，推搡到深坑边，枪顶在后脑勺上，一枪毙命，落入坑内。又一名军官，又一名军官……如同屠宰场的机械系统在运作，瞬间失去生命的躯体越堆越高……再有思想准备也难以承受这几乎让人窒息的残忍。没有一句对话，冷酷的强权者早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以特别程序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No 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会议记录摘录（114项）》，1940年3月5日，莫斯科，绝密，特档）没有一人乞求，波兰的儿子唱起“赞美诗”赴死，他们的灵魂升上天堂，天堂里没有卑鄙的杀戮。
推土机发出嘈杂的声响，成堆的泥土倒向深坑。推土机隆隆向前，泥土遮蔽镜头，堆满银幕。然后，全黑的银幕,静默的黑色的银幕，整整持续了一分钟。惨绝人寰的屠杀，上苍也阖上了眼睛。
影片就这样在痛到极处的暗夜中结束。一个惊心动魄的结束。我知道沉沉暗夜是对死难波兰军官的深深哀悼,是真相大白之后的痛定思痛。我相信沉沉暗夜终将被黎明的晨曦划破，晨曦映照着高贵的头颅。
一座铁路桥上，逃难的波兰人拥挤着匆匆赶路，德国人的炮弹追逼着他们。不料桥的另一端也出现了逃难者，“苏联人打过来了”，“华沙不存在了”。这些惊慌失措、恐惧万分的老人、妇女和孩子必须要逃却又无路可逃。波兰历史影片《卡廷惨案》以极富象征意义的开头，预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多灾多难的波兰遭受纳粹德国和苏联双重侵略的悲惨命运。
这是1939年9月。人类文明史上耻辱的日子。9月1日，纳粹德国袭击波兰，以闪电战击垮波兰；波军向东撤退，但迎接他们的却是另一支不宣而战的军队，9月17日，苏联进攻波兰，成千上万的波军官兵沦为红军的“战俘”，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因为波兰政府的不抵抗命令而主动投降的。“苏联坦克包围了我们，我们投降。”影片主人公年轻英武的骑兵上尉安杰依匆忙在小日记本上写道，“把士兵和军官分开，德国人带走士兵，苏联人带走军官……”
被带走的军官们从此杳无音讯。
1943年春，苏德战争进入高潮，原本的“友邦”如今拼杀得你死我活。4月13日，纳粹德国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被苏联杀害的万具波兰军人尸体，他们是在1940年德军占领斯摩棱斯克之前被苏军杀掉后埋在该地。苏联对此矢口否认，指责德国嫁祸于人，称波兰战俘曾在斯摩棱斯克以西地区服劳役，1941年夏天，苏联部队撤退后，他们落入德国人之手，被“德国法西斯杀害”。1945年，二战落下帷幕，掌握了话语权的苏联人，更是一口咬定此事乃纳粹之罪行。被莫斯科牢牢控制的波兰政党和政府被迫接受谎言，并压制国内的舆论和反抗。直到1988年，行将解体的苏联在波兰的一再要求下才半遮半掩地承认是苏军一手制造了卡廷惨案。1990年4月13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将近1.5万名波兰军官被屠杀是“斯大林主义的严重罪行之一”。1992年10月14日，叶利钦的特使向波兰移交了有关卡廷事件的 “绝密档案”，其中最重要的文件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0年3月5日关于枪决1.47万名波兰军官和在狱中关押的1.1万名波兰公民的决定。至此两万多名波兰人被屠杀的悲剧真相大白。
卡廷，这个位于苏联境内离斯摩棱斯克约20公里的一个小镇，一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地方,松林下掩埋着一万多具波兰军官遗体,那是一万多个冤屈的灵魂。疏朗的松林见证了强权令人发指的罪恶，每一根松针都藏蕴着人间的苦难。
我试图用简洁冷静的文字勾勒卡廷惨案的轮廓，我的心在战栗。这是波兰民族近代史上最惨痛的历史记忆，一个巨大的难以愈合的伤口。用电影的方式抚摸这个伤口，呈现这个伤口，为民族谱写一曲哀歌，需要巨大的勇气，坚定的信念，还需要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女儿说：“我不愿意忍受两遍苦，经受了，又来叙述一次。”为了将这“邪恶的罪行从匿藏的阴影里揭出来”公之于众, 为了还历史真貌以警示未来，被誉为“波兰电影之王”、获得第七十二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波兰著名导演安杰伊·瓦依达拍摄了《卡廷惨案》，他选择了承担，选择了痛苦，选择了记忆，更选择了记忆之后高贵的悲悯情怀。
瓦依达导演以大彻大悟之后的平静 “完美诠释了一个民族对于自身伤痛的高度认知和冷静反思”，镜头语言含蓄克制，绝不煽情。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灾难面前，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捶胸顿足，没有号啕大哭，没有厉声责骂，没有低泣控诉，没有，哪怕一声吵闹都没有。他们沉静优雅，自尊坚强，不卑不亢，他们将巨大的伤痛内敛于心，他们的背脊在如此重负下依旧挺立笔直。
如今的卡廷，已建为“卡廷纪念地”，纪念地四周是由人工堆起的土台子，其四周都镶有一块块铸铁牌，每一块上面用波兰文书写着死者的姓名、出生年月及军衔。瓦依达导演的父亲就是死于卡廷惨案的骑兵军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所有死难者家属的代言人，他更是波兰民族的发言人，《卡廷惨案》是供奉给死难者的肃穆而美丽的花环，花环闪耀着人性的光泽。
“死去的波兰军人，”有人不无激愤地说，“作为寻求庇护的亡国奴，作为曾经的军官，不但没有死于战场，而且连战俘的待遇都没有，最终无声无息地被坑杀。不要做波兰人的孩子，他们的母亲茫然地等待他们，他们的家人无处寻找他们的踪迹。”如此评说并不公平。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知识分子、预备役军官，战争爆发才穿上军装。确实，在强弱悬殊的战场上他们是战败者，他们未能保卫祖国免受蹂躏。但在刽子手眼中，手无寸铁但决不卑躬屈膝的他们依然是巨大的威胁，是不能放虎归山的心头大患。曾经读到过一位波兰将军与中国将军的对话，波兰将军自豪地说二战期间，波兰没有出过一个“波奸”。这是不屈外侮的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有资料显示，被囚禁的军官们一直在进行抗争：为了抗议战俘营糟糕至极的生活状况，波兰军官要求得到苏联政府符合“日内瓦条约”的战俘待遇，发动 “罢工”拒绝劳动；他们质疑苏军拘押他们的合法性，他们严正提出：“请不要给我们放映侮辱我们民族感情或者我们祖国荣誉的影片。尽管我们是战俘或者被拘留者，但我们毕竟还是军人！始终佩戴着军衔的军人！”（苏联政府档案No. 08077《波兰战俘要求确定的地位和遵照公认的国际准则对待战俘的声明》）他们在困境中以不屈的态度始终保持军人尊严，保持对祖国历史与未来的爱戴与坚信。
影片中，俘虏营里，他们人生最后的一个平安夜，安杰依的长官，一位老将军神情刚毅地对肃立的部下说：“我看到你们中间有工程师、律师、教师、画家，没有你们就没有波兰的未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让波兰重新成为欧洲的一部分。”将军的眼中掠过一缕柔情，“大家要忍耐，我希望我们能安全地回家，回到最亲最爱的家人中去。”死神在头顶盘旋，他们军容严整。平安夜祈福的歌声响起，他们脱下军帽，歌声在雪花飞舞的夜晚诉说坚贞，他们渴盼重返战场，为祖国冲锋陷阵。他们是母亲的牵挂，他们是母亲的骄傲。
为完整表现这个跨越半个世纪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影片编导在不动声色中展示高超的结构能力，由与4个军官家庭相关的十几个人物的悲欢离合编织而成的多条叙事线索或平行同步，或交叉叠加，或倒推重现，由现在时空叙述人不断地追忆过去时空所发生的故事，以严谨绵密又独具匠心的叙述方式曲折萦回地指向真相。
为方便分析，我们可以把电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家庭与被俘军官处在同一时间轴，但在不同的空间遭受不同的折磨，受株连的家人在逃生，被俘的军官在不同的囚禁地转移。这部分采用编年的叙述方式，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提领情节的发展推进。比如影片中两次出现1939年9月17日，一次是安娜携女儿妮卡走了半个波兰寻找丈夫第八克拉科骑兵团上尉安杰依，一次是安杰依在日记本上记下被俘的情况。比如同在1939年11月，安杰依的父亲和同事们因为坚持大学的独立性被纳粹逮捕，而安杰依正在俘虏营里劝阻战友别在苏联人面前互相吵嚷。
第二部分，军官们早已惨遭杀戮，当局以煞有介事的弥天大谎遮蔽事实，家人在苦苦等待，宁可被捕，宁可失去生命，也拒绝接受谎言。这部分时间跨度很长，从德国人宣布在卡廷森林发现波兰军人遗骸，一直延续到战后多年，波兰仍在苏联控制之下。我们从孩子的长大见出时光的轮转，妮卡已长成婷婷少女，见到军人误以为是期盼已久的父亲。
第三部分，由安杰依的日记重现军官们的不归之路，真相大白，影片戛然而止。安杰依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记下被捕、囚禁、不断被转移的经过，记下波兰军人的坚强与忍耐。他非常清楚 “我们依旧在战争中”，他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另一场战斗。他告诉妻子“我要把情况都记下来，如果我死了，日记本可能会交给你。”
安杰依的努力没有白费。正直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精心保存他的日记，多年后小小的日记本辗转送到安娜的手中。“早上5：00我们坐上黑色囚车，他们把我们运到了一处森林进行了彻底搜查，他们没搜到我的结婚戒指，但拿走了我的皮带、小刀和手表。现在是上午8：30，波兰应该是6：30吧，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 1940年4月7日，安杰伊在开往卡廷森林的苏联囚车里写下了最后的话。悲风翻卷着一页又一页的空白，留给亲人的是被鲜血浸透的空白。
瓦依达导演的心也在滴血。他用克制冷静的白描手法准确刻画受难者家人漫长岁月里的生存状况和情感世界，用个人化的情感表达，再现民族集体的生命体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还原历史真相的重要一环。在历史中，每个人都如同一粒微尘，微尘汇聚，历史不再只是一张呆板的脸，历史有了喜怒哀乐。
为再现波兰人的集体记忆，影片精心安排了众多的家庭和人物，虽然各自着墨不多，但都以自己的哀痛和反抗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如同“有一种巨大的张力，吸纳了丰富的生活。”安杰依的母亲，劫难中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战争结束，苏军押解狼狈的德军俘虏在街上走过，注视着他们，老人的目光悲伤而安详。安娜，丈夫会回到亲人身边的信念是她的生命支柱，“我身体任何部位都没有僵死，安杰依一定活着。”当丈夫的部下杰西带来死讯，安娜没有流泪，“我已经带着希望等了他5年，你来告诉我，我丈夫死了。”看似平静的她背对着屋外纷飞的雪花，背对着母亲和女儿，倚着墙倒在地上。杰西，被捕军官中唯一的幸存者，因为战后曾随部队去卡廷而良心不安，“斯大林需要我们去作证”。他无法忘却死难的战友，“我本来应该和他们在一起”，面对不断重复的谎言，他愤怒地表示“人们是不会被堵住嘴巴的”。说出真相的杰西饮弹自尽，他孤独地躺在深夜无人的大街上。塔兹洛，安娜的侄子，一个高大的爱画画的小伙子，父亲死在卡廷，母亲和兄弟受到株连。塔兹洛参加美术学院招生考试，坚持认定父亲是被苏联人杀害而失去报考资格，因为“这是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反对”。塔兹洛在街上撕破一张苏联宣传画，遭到警察追捕，他欲掏枪反抗，被疾驶而来的车撞倒身亡。一个年轻的生命在瞬间消失，愤怒的双眼瞪视着苍天。安尼斯卡，一个德军占领期间参加起义军的女子，意志坚强。她用剪去一头金发换来的钱为兄长戴布林制作墓碑，碑上刻着铭文：1940.4.6死于卡廷。墓碑尚未安立墓地，安尼斯卡便被带走受审，罪名是“散布卡廷的假消息，诽谤苏联同志”。安尼斯卡无所畏惧。她为真相树起的墓碑被砸成几节，墓碑上戴布林头戴飞行帽的肖像英俊倜傥……
从我简略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平凡普通的波兰人，他们悄然出现,没有太多的话语，然后匆匆消失，但他们却以各自不同的姿态形成一组不屈的群像。编导以群像的力度充分表现了波兰人在强权下是怎样面对这段历史的，他们用生命守护亲人，用生命对抗谎言。这是影片在对卡廷惨案追根溯源的同时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有人说历史的可怕在于它会在需要的时候出现。我想，是因为波兰人坚持对历史说真话，历史才终将真相完整呈现。
我迟迟不愿提及影片的尾声，我担心把握不好影片的寓意。
卡廷。推土机在森林里挖掘巨大的深坑。一名军官从囚车上推下，立即被强壮的苏军士兵反剪双手，绳索勒在颈项，推搡到深坑边，枪顶在后脑勺上，一枪毙命，落入坑内。又一名军官，又一名军官……如同屠宰场的机械系统在运作，瞬间失去生命的躯体越堆越高……再有思想准备也难以承受这几乎让人窒息的残忍。没有一句对话，冷酷的强权者早已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以特别程序审理，对他们采取最高惩处措施——枪毙。”（No 08095 《联（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3号会议记录摘录（114项）》，1940年3月5日，莫斯科，绝密，特档）没有一人乞求，波兰的儿子唱起“赞美诗”赴死，他们的灵魂升上天堂，天堂里没有卑鄙的杀戮。
推土机发出嘈杂的声响，成堆的泥土倒向深坑。推土机隆隆向前，泥土遮蔽镜头，堆满银幕。然后，全黑的银幕,静默的黑色的银幕，整整持续了一分钟。惨绝人寰的屠杀，上苍也阖上了眼睛。
影片就这样在痛到极处的暗夜中结束。一个惊心动魄的结束。我知道沉沉暗夜是对死难波兰军官的深深哀悼,是真相大白之后的痛定思痛。我相信沉沉暗夜终将被黎明的晨曦划破，晨曦映照着高贵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