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率先置疑，还是踌蹰观望，或者是因循迟缓，有一点感觉却是大家不约而同的，即新时期文学观念蜕变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也许现在还难以抉微烛幽，把这一文学观念的蜕变过程和内在意蕴揭示得清晰明朗，但人们可以察觉出，这种蜕变的一个突出迹象，是理解和阐释文学问题时思维模式的转换和更替，如从局部到全体、从微观到宏观、从独断到综合等等，而试图把现代科学中的系统观念引进文学研究领域更是这种蜕变的重要表现之一。近几年来，文学评论界有不少勇于探索的研究工作者，而《艺术魅力的探寻》的作者林兴宅就是这些探索者中的一员。
　　林兴宅未必称得上是把系统论思想移植进文学批评界的始作俑者，但当他的《论阿Q性格系统》一文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鲁迅研究》上登出时，确实使文学研究者们的精神一振，无法再对所谓的系统理论无动于衷了。因为他已不是如有些好奇者那样泛泛地向文学同行们介绍“域外见闻”，而是尝试“用有机整体观念代替机械整体观念；用多向的、多维联系的思维代替单向的线性因果联系的思维；用动态的原则代替静态的原则；用普通联系的复杂综合的方法代替互不关联的逐项分析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把阿Q性格作为一个系统(即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考察系统内部各种性格因素的联系以及它们构成整体的结构和层次，从它们的有机联系中把握阿Q性格自身的规定性，即它固有的本质。同时把阿Q形象放到社会大系统中，从各个侧面来考察它的系统性质。并且历史地考察阿Q典型在文艺欣赏中不同时间、空间和读者的审美状态等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功能和意义。”这样一来，对阿Q的分析便从过去那条狭窄的独木桥上冲进了广阔的天地。林兴宅既初步勾画了阿Q精神复杂的自然本质结构，又进而揭示出阿Q这种奴性心理的自然本质在不同历史时代的功能质、以及在整个社会大系统里表现出来的系统质。这种对阿Q性格不同本质的区别和标记，也许不无自然科学分类术语的痕迹，但它们结合起来，却较前人更全面、丰满地描绘出了阿Q身上的多样内涵。阿Q不再是纸上的平面形象，更不是概念的线性推衍结论，而展现为一个由纵横、内外多维素质构成的精神之躯。这一尝试的效果给人以希望，使人有理由相信，批评未必命定如过去人们常见的那样干瘪，更新思维定势将给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如果对阿Q性格的系统分析还可以被人们看做是系统观念在文学评论中的偶然试用，那么林兴宅接着写出的《艺术魅力的探寻》则更增强了人们在文学研究中借鉴系统理论的信心。在这本文艺理论著作中，突出地表现了系统论中动态控制观念在解释文学现象上的优势。林兴宅不把艺术魅力看做艺术作品固有的客观属性，而认为它是艺术作品的复杂功能体系与欣赏者之间产生的综合美感效应，是读者与作品审美关系的产物。这一见解的基础是“象征”，即把艺术欣赏过程建立在艺术作品的“象征性”和读者具有感受“象征”的心理基础这样一个“异质同构”的关系上。这样，艺术活动不再是单纯的“反映”，而被解释为由“再现”、“表现”和“评价”三维形成的立体结构。而所谓“艺术的魅力”，也不再只是作品一方的属性，而是从主客体双方的结合关系上生成出来的。林兴宅后来在《读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上发表的《古诗探秘三题》，则为其以动态方式考察艺术魅力的新解释提供了几个不大，却很令人信服的例证。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都在叙写具体景物和世事时，留有相当的空白余地，留待读者用个人的生动体感去填补。那些意境恢宏、时空无限的象征性作品最能震撼人的心灵。虽然同样是在对古诗阐幽发微，但林兴宅借助于现代系统观念，已经离中国古代客观评点式的诗、词、曲话之类的风格很远了。林兴宅在批评方式上的转换经验给人以启迪：虽然前人留下的文学遗产是千古不易的，可当人类以新的眼光去注视，从现代的思维角度去理解它的时候，它便呈现出魔幻般的光彩。可见，与其说文学的生命源于作品自身，勿宁说还必须依靠读者和批评家主观思维的激发。其实，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一样，它们的客观对象古今都是一样的，其在各个历史阶段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凭不同时代的人类观念类型和思维方式来区别。在文化中，观念和思维方式是比对象材料更活泼的因素。
　　在远古的时代，人类在自然力量面前诚惶诚恐，误以为万物有灵，其愚昧自不待言，即使后来敢于直面客观对象，也说不上真正的文明。当人类没有摆脱对现象的直观反映和感觉的水平，还不能进入想象和假设的层次的时候，始终难说有真正的科学。人们常把反映论当成科学的同义词，其实如果不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恐怕人看见的事物与其在动物瞳孔中的映象相差无几。人和动物的眼构造基本相同，但人有动物所不具备的思维能力。只有当象哥白尼那样，不相信直观所见的日起日落的表象，能够想象太阳不动，是人所在的地球旋转的时候，近代科学才真正开始了。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试验更告诉我们，现代人画出的类似楼梯的连续直角曲线，原始部落的人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是楼梯。因此，即使说人的眼睛是一面镜子，那么这镜子也要因人的文化和思维水平的不同而功能各异，就好象有的是平面镜，有的是凹面镜，有的甚至不过是面哈哈镜罢了。因而，要求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和研究文学，也就是只注意对象、忽视人的思维能力在认识中的作用的表现。须知，更高水平的认识，要依赖人的思维模式的更新。
　　与自然科学一样，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按思维方法来划分，至今已经大体走过了如下几个阶段，即演绎、归纳、比较和系统方法。古代的演绎方法，是以一个不需证明、人人都要承认的观念作为文学批评和研究的理论前提。这个前提在欧洲是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文学是摹仿”说，在中国则是“诗言志”的信条。这些先验的前提观念不过是古人朴素感悟的结果，其中有浓烈的“神喻”色彩。以这种演绎方法进行文学批评，必定是评点式的，即以前提观念去涵盖各种文学现象，进行个别性的解释。这种演绎式的批评最终造就了乾嘉学派那样的学术风格。他们把考证、索引、词语材料看得十分重要。这些皓首穷经的工夫确实弄清了无数的事实面目，但即使气势博大如刘勰，也未能在《文心雕龙》中越过“诗言志”的界限。这一观念后来则衍演为直到清末仍少有人去撼动的“文以载道”说。在欧洲，演绎方式的最高成就是黑格尔的“美是理念的感情显现”观。到十八世纪，自然科学全面兴起，摧毁了西方“神”的僵化意识，人们不再信奉上帝的意旨，开始向现实生活寻找观念的支柱。在文学研究上，相应地也出现了总结同类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著作，这是归纳式文学批评的典型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是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国的文学史著作出现得要晚，那是近代以后的事，也是实证主义风气催生的产儿。归纳方法尽管最终也着眼于文学观念，但这种观念不是靠“神喻”而来，而想通过分析实例来总结。和演绎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尊重客观对象的科学态度。在我国，目前尽管古代评点式文学批评仍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是这样，但基本上已经由演绎式过渡到归纳。解放后三十多年，文学史著作一直被推崇为文学研究的标准成果，就是明证。但在西方，归纳方法已不再是文学研究的“皇后”了，后来又出现了比较方法和更新的系统方法。这两种新方法也是整个科学的大趋势。比较方法从二十世纪以来已普遍应用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广泛领域，诸如比较法学、比较解剖学、比较语言学等等。这种方法的价值是对从事总结共同规律持慎重的态度，强调首先理解事物的个性。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们不应当有再拿不以个人为转移的tertiumcomparationiss〔用作比较的根据即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比较应当转变成他们的自我区分，即转变成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而这种转变是通过他们把‘固定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的办法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18页。)这就是比较文学形成的时代和文化背景。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系统方法如归纳那样强调一致性，但系统方法是比归纳更高一层的一致性。如果说归纳是总结出单纯的“一”，那么系统方法则是要认识杂多的“一”，或者叫“一”的杂多。系统方法的整体性原则、相关性原则和自组织原则等等，并未取消杂多性。它当然承认事物多质的共性联系，但更注意一质与他质的依赖和制约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关系”的观念，可以解释许多用演绎、归纳或比较都无法说清的问题。
　　把系统论观念引进文学批评，有利于克服文艺批评中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单化、机械化的弊病，可以使研究者从多角度、从整体观念来看待文学现象。
　　系统论观念在文学批评里别开生面，归根结底还在于系统论本身有着现代科学的先进性质，他的可贵之处在于能自觉掌握现代科学和思维衍变的踪迹。至于运用过程中的生硬，则是属于探索者的暂时瑕疵。但对于探索者来说，如崇尚系统方法却忽略了文学本身，那仍难以抵达研究的彼岸。
　　这是包括林兴宅在内的所有热心变革文学观念的同志都应有的思想准备：不是倒退，而要赢得更大的自由。
　　
　　 (《艺术魅力的探寻》，林兴宅著，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四月第一版，1.31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