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开会，中国人也开会。两下在近代碰上了，才发现两边开会的方式，根本不一样。
　　初民时代，无论东方西方，能开会是一种文明的标志，哪儿形式都差不多，大家七嘴八舌，长老一锤定音。如果长老的意见遇到的反对声音多了，也可以重议。这种东西，人类学家称之为氏族民主，这种民主最精致的形式，就是古希腊、罗马的共和国。
　　进入中世纪之后，东方西方，会依旧开，但民主没有了。开会，不是各国寡头分赃，就是一国的权威“征求意见”。在记忆中，西方的会没有东方多。中国的王朝，虽说皇帝说了算，但会却经常开。以汉朝为例，有御前会议，宰辅会议，百官会议，或者叫大朝会，小朝会，皇帝天不亮起床上朝，就是开会。
　　这样的会，基本上就是大臣们发表意见，以供皇帝参考的。多数情况下，争论都是在私下里了结的，该摆平，一般都在底下摆平，私下里的交涉，无非在酒桌上，青楼中，那里才真的是中国大人物开会议事的场所。拿到会上的话，基本上没有“不利于团结”的。尽管是议一些早就定下来的事情，会上的议论依然要一本正经，表态说官话的时候，必须严格按照官员的地位，身份，依照等级秩序排列，谁先说，谁后说，绝对不得越级抢话。
　　官家是民家的榜样，因此，官家这样开会，民间宗族议事，大抵也就这样比着来，盛行私下商议，开会走形式，过程序。每有大事，几个巨头把事情都商量好了，开会的时候，摆出来，弱势的一方即使有意见，也成不了气候，只能忍气吞声。
　　这样的会，中国人开了上千年，突然之间，西方人来了。作为不速之客的西方人，不光打打杀杀，卖鸦片，做贸易，还要跟中国人办交涉，一起开会。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他的使华日记里，记录过他跟中国满清的总理衙门诸大人的开会过程：
　　中国总理衙门其规矩与欧洲各国之外交部迥然不同，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大臣依次陪客同坐。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发一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一日余至署，诸人相顾无敢先发一语，余不复能耐，乃先发言曰：‘今日天气甚好。’而诸人尚不敢言，惟沈君某者，似觉不可复默，乃首答曰：‘今日天气果好。’于是王大臣莫不曰：‘今日天气果好。’不啻如犬之吠影吠声云。
　　看来，中国人最早跟洋人开会，是把私下和公开的两种程序混一起了，合起来跟老外扯皮。私下交涉的酒果上来了，吃吃喝喝，联絡感情，正经说话的时候，又按等级来，地位高的先说，如果他不说，谁也不敢先说，大眼瞪小眼，他说完了，大家附和，连“天气果好”这种寒暄话也都说得一模一样，真是非礼勿言，言必唯上。
　　当时的总理衙门，略等于中国的外交部，但是这样的外交部，如此会谈，是办不了什么外交的，耐性好的英国人，还能保持礼貌，急性子的法国人，动不动就咆哮起来，大闹公堂，这当然也无济于事。因此，很多情况下，清政府的对外交涉，都是到直隶总督兼的北洋大臣和两江总督兼的南洋大臣那里办，反正有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肯担责任，上头太后有默许，总理衙门倒乐得悠闲，凡事追认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李鸿章以地方大员身份，几十年主导清朝外交事务的技术原因。
　　再后来，康有为梁启超闹变法，学西方政治，发现自己伙的人，开会讨论，发言议决等等一点不灵，于是定规矩，一点点教，还没有来得及教会，西太后发动政变，大家死的死，逃的逃。后来孙中山接着教，还写了一本书，叫《民权初步》。一百多年过去了，中国人会像西方人那样开会了吗?没有，很不幸，我们又复古了。
　　
　　编辑：邱祥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