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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底，中国的M2达到了1036141.16亿元，首次突破百万亿元，M2与2012年GDP总额之比超过1.99，远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不足1的水平。一时之间，海内外诸多非议纷至而来。
有观点认为，中国货币超发将引致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要求运用政策机制抑制经济增长率的上行；
也有观点指出，货币超发将引起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加大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风险；还有人认为，货币超发将引致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快速膨胀，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隐患。似乎M2的上行将会引发众多问题。
但笔者认为，中国M2余额的上行是一个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紧张应对，随着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M2余额还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的货币统计有三个口径：M0为人民银行发行的现金，M1为M0+企业等机构的活期存款，M2为M1+准货币（准货币由企业等机构的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财政存款及其他存款构成），由此可见，M2-M0的差额为各类存款。以2013年3月底为例，在1036141.16亿元M2中，M0为55723.6亿元，剩余的980417.56亿元为“各类存款”。其中，“住户存款”为447512.01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为362349.8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为138834.64亿元，“财政存款”为25298.91亿元，“其他存款”为24183.09亿元。
“存款”所以被统计为货币，既因为这些存款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位于“负债”一方，又因为理论假定“银行获得的存款均可通过贷款途径放出”。但存款并非货币本身，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人们将手中货币不用于购物而存入银行时，是增加了购买力从而引致物价上涨还是抑制了物价上涨？同理，这一行为对GDP的增加时起到推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有人强调，这些存款又将被银行贷放出去，因此，它们对物价、GDP等的影响程度依旧。但如果强调的是这些货币的“贷放”，那么，该关注的指标就不是“存款”，而是“贷款”了，更不用说，以“存款”进入银行的资金并不都以“贷款”流出银行。2013年3月底，“各项存款”为980417.56亿元，“各项贷款”仅为704884.99亿元，二者差额达到275532.7亿元。
如果仅将M2看作是货币，减少M2的措施就如一些人强调的那样，人民银行应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货币增量的过快增加。但由于人民银行发行的只是M0部分的货币，紧缩也只能针对这部分展开，对“各项存款”而言，人民银行几乎无能为力。如果要减少“各项存款”以减少M2的余额，将涉及到减少谁的存款和怎么减少的问题。
假定减少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有三种措施：一是降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不得不从银行中提取存款以满足消费支出需要；二是停止银行吸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使得他们将消费剩余资金留于手中；三是像塞浦路斯那样收取存款税。这三种措施恐怕都不具有可行性。如果要减少企业的存款，也有三种措施可选择：一是减少企业的购销活跃程度，令企业库存增加或停产；二是减少给企业发放的贷款，使企业在资金严重紧缺中运行（这将抑制职工收入的提高）；三是暂停企业的发股发债，抑制企业融资规模。面对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下落的7.7%、工业增加值跌到10%以下的走势，如果企业面的运作资金进一步紧缩，2013年后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态势将令人堪忧。
一些人将近些年中国物价上涨归因于M2余额超过了GDP，认为在货币超发条件下，通胀必然发生。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在中国，M2余额大于GDP是在1995年以后发生的。在此之前，M2余额均小于GDP数额，但中国依然发生过1984-1985年、1988年、1992-1994年等三次通货膨胀。
因此，M2余额是否大于GDP不是决定通胀的主要成因。其次，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过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等三次物价上行，其主要成因不在于货币多少。而在于某种或某几种农产品的暂时性供不应求，它们不属于通胀范畴。最后，由于企业并不购买消费品，所以企业存款余额的多少不具有直接引致通胀的功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持续增加的条件下，不具有引致通胀的货币条件；只有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净额减少的条件下（如1984-1985年、1988等年份），才将引致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加，而是它的突发性减少的成因和去向。
在1995年之前，M2GDP的现象才逐步展开，二者的差额从1996年的4918.3亿元快速增加到2012年底的454826.8亿元（2012年底，M2为974148.80亿元，GDP绝对值为519322亿元）。这种现象所以发生，最直接的成因不在于央行发行货币过多，而在于这一期间内的各类存款快速增加。
存款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成因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快速增加使得消费剩余资金快速增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突破1000亿元是在1989年，从1949年建国算起，这花了40年时间；突破1万亿元是在2002年，从1989年算起，这花了13年时间；突破2万亿元是在2005年，从2002年算起，仅花了3年时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没有经历3万亿元关口，2008年它直接迈上了4万亿元大关，从2005年算起，也仅花了3年时间；201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近5.6万亿元；2013年第一季度又新增了37230.85亿元。 因此，GDP中高储蓄率是决定M2高企的根本成因。
近10多年来，在中国GDP构成中，储蓄率占比有着快速提高的趋势，到2011年已超过了50%。一些人直接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对比，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外贸长期顺差国，美国是一个外贸长期逆差国。对中国工商企业而言，外贸顺差获得的资金只能存放于银行中，表现为企业存款的增加。对美国企业而言，外贸逆差借入的只能表现为借款增大，企业在银行的存款较少。
其次，中国的城乡居民消费在总量上处于资金结余状态，美国的居民消费在总量上属于负债消费范畴，因此美国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较少，居民储蓄率较低。中国城乡居民虽然因按揭贷款等原因，也有负债消费的现象，但这些负债额（2012年底大约在10多万亿元）与储蓄存款余额（2012年底为399551.04亿元）相比，城乡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一种资金剩余的状态。
最后，且不说各州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债务量超过了GDP的100%。但中国政府的债务量仅为GDP的40%左右，远低于警戒线。如果说要将中国的M2直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且不说各国的M2含义不尽相同），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格局应与美国相同？显然，这种情形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针对M2过百万亿元的现实，需要在政策面上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以冷静的态度对待M2的走势，不应对此过度紧张。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M2的余额还将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并非不利。为了避免社会各界对“货币超发”的误解以及由此引致的忧患情绪，需要对M2的走势和效应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二，进一步落实扩大内需的政策，根据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展开经济结构调整，缓解城乡居民在“住、行、学”等方面有效消费供给不足矛盾，加大对医疗保健、教育、住房、道路以及各种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第三，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中国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经济尚处于金融危机的泥沼之中，欧债危机还在延续，这给我们在全球展开资金配置提供了绝佳时机，我们应把握好这一机遇，积极推进资本输出。在资本输出中，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并举，既有利于对冲国际货币战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资本输出的背景下，国内的一部分储蓄转化为对外投资，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量走势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时间延续中，中国的M2余额就有减少的可能。
有观点认为，中国货币超发将引致通货膨胀、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要求运用政策机制抑制经济增长率的上行；
也有观点指出，货币超发将引起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大量发生，加大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风险；还有人认为，货币超发将引致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的快速膨胀，给经济社会带来严重隐患。似乎M2的上行将会引发众多问题。
但笔者认为，中国M2余额的上行是一个正常现象，不必大惊小怪，更无需紧张应对，随着经济增长的高位运行，M2余额还将进一步增加。
中国的货币统计有三个口径：M0为人民银行发行的现金，M1为M0+企业等机构的活期存款，M2为M1+准货币（准货币由企业等机构的定期存款、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财政存款及其他存款构成），由此可见，M2-M0的差额为各类存款。以2013年3月底为例，在1036141.16亿元M2中，M0为55723.6亿元，剩余的980417.56亿元为“各类存款”。其中，“住户存款”为447512.01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为362349.84亿元，“机关团体存款”为138834.64亿元，“财政存款”为25298.91亿元，“其他存款”为24183.09亿元。
“存款”所以被统计为货币，既因为这些存款在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位于“负债”一方，又因为理论假定“银行获得的存款均可通过贷款途径放出”。但存款并非货币本身，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人们将手中货币不用于购物而存入银行时，是增加了购买力从而引致物价上涨还是抑制了物价上涨？同理，这一行为对GDP的增加时起到推进作用还是抑制作用？有人强调，这些存款又将被银行贷放出去，因此，它们对物价、GDP等的影响程度依旧。但如果强调的是这些货币的“贷放”，那么，该关注的指标就不是“存款”，而是“贷款”了，更不用说，以“存款”进入银行的资金并不都以“贷款”流出银行。2013年3月底，“各项存款”为980417.56亿元，“各项贷款”仅为704884.99亿元，二者差额达到275532.7亿元。
如果仅将M2看作是货币，减少M2的措施就如一些人强调的那样，人民银行应当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抑制货币增量的过快增加。但由于人民银行发行的只是M0部分的货币，紧缩也只能针对这部分展开，对“各项存款”而言，人民银行几乎无能为力。如果要减少“各项存款”以减少M2的余额，将涉及到减少谁的存款和怎么减少的问题。
假定减少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有三种措施：一是降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使得他们不得不从银行中提取存款以满足消费支出需要；二是停止银行吸收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使得他们将消费剩余资金留于手中；三是像塞浦路斯那样收取存款税。这三种措施恐怕都不具有可行性。如果要减少企业的存款，也有三种措施可选择：一是减少企业的购销活跃程度，令企业库存增加或停产；二是减少给企业发放的贷款，使企业在资金严重紧缺中运行（这将抑制职工收入的提高）；三是暂停企业的发股发债，抑制企业融资规模。面对2013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下落的7.7%、工业增加值跌到10%以下的走势，如果企业面的运作资金进一步紧缩，2013年后几个季度的经济运行态势将令人堪忧。
一些人将近些年中国物价上涨归因于M2余额超过了GDP，认为在货币超发条件下，通胀必然发生。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首先，在中国，M2余额大于GDP是在1995年以后发生的。在此之前，M2余额均小于GDP数额，但中国依然发生过1984-1985年、1988年、1992-1994年等三次通货膨胀。
因此，M2余额是否大于GDP不是决定通胀的主要成因。其次，新世纪以来，中国发生过2003-2004年、2007-2008年、2010-2011年等三次物价上行，其主要成因不在于货币多少。而在于某种或某几种农产品的暂时性供不应求，它们不属于通胀范畴。最后，由于企业并不购买消费品，所以企业存款余额的多少不具有直接引致通胀的功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持续增加的条件下，不具有引致通胀的货币条件；只有在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净额减少的条件下（如1984-1985年、1988等年份），才将引致消费品价格快速上涨。因此，真正需要关注的不是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增加，而是它的突发性减少的成因和去向。
在1995年之前，M2
存款快速增加的一个主要成因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快速增加使得消费剩余资金快速增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突破1000亿元是在1989年，从1949年建国算起，这花了40年时间；突破1万亿元是在2002年，从1989年算起，这花了13年时间；突破2万亿元是在2005年，从2002年算起，仅花了3年时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没有经历3万亿元关口，2008年它直接迈上了4万亿元大关，从2005年算起，也仅花了3年时间；2012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净增额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达到近5.6万亿元；2013年第一季度又新增了37230.85亿元。 因此，GDP中高储蓄率是决定M2高企的根本成因。
近10多年来，在中国GDP构成中，储蓄率占比有着快速提高的趋势，到2011年已超过了50%。一些人直接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对比，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
首先，中国是一个外贸长期顺差国，美国是一个外贸长期逆差国。对中国工商企业而言，外贸顺差获得的资金只能存放于银行中，表现为企业存款的增加。对美国企业而言，外贸逆差借入的只能表现为借款增大，企业在银行的存款较少。
其次，中国的城乡居民消费在总量上处于资金结余状态，美国的居民消费在总量上属于负债消费范畴，因此美国居民在银行的存款较少，居民储蓄率较低。中国城乡居民虽然因按揭贷款等原因，也有负债消费的现象，但这些负债额（2012年底大约在10多万亿元）与储蓄存款余额（2012年底为399551.04亿元）相比，城乡居民消费总体上是一种资金剩余的状态。
最后，且不说各州政府的财政状况，就是美国联邦政府也是债台高筑，债务量超过了GDP的100%。但中国政府的债务量仅为GDP的40%左右，远低于警戒线。如果说要将中国的M2直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对比（且不说各国的M2含义不尽相同），是否意味着中国经济格局应与美国相同？显然，这种情形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针对M2过百万亿元的现实，需要在政策面上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以冷静的态度对待M2的走势，不应对此过度紧张。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M2的余额还将继续上升，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并非不利。为了避免社会各界对“货币超发”的误解以及由此引致的忧患情绪，需要对M2的走势和效应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第二，进一步落实扩大内需的政策，根据消费结构升级的客观趋势，展开经济结构调整，缓解城乡居民在“住、行、学”等方面有效消费供给不足矛盾，加大对医疗保健、教育、住房、道路以及各种城镇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第三，加快资本输出的步伐。中国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美国经济尚处于金融危机的泥沼之中，欧债危机还在延续，这给我们在全球展开资金配置提供了绝佳时机，我们应把握好这一机遇，积极推进资本输出。在资本输出中，借贷资本输出和生产资本输出并举，既有利于对冲国际货币战给我们带来的损失，也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在资本输出的背景下，国内的一部分储蓄转化为对外投资，企业存款和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量走势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在时间延续中，中国的M2余额就有减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