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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用一种概括性的表达方式来讲，是一个“短暂世纪”末期的巨大冲击。我和其他的当事人亲身经历了这一不仅对罗马尼亚历史而言，更对整个国际社会而言的高峰期。1989年的革命最终以苏联在1991年的颠覆作为终结，影响了整个当代历史。
“短暂世纪”这个概念，是由艾瑞克·霍布斯邦在他的《极端时代》一书中提出来并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令人深思。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都一直经历着这一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19世纪的延续。我们上一世纪暂时选择的定位并没有错，那个世纪有着一战的爆发，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世纪末的颠覆，苏联和欧洲那些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这一前景看来，过去的不仅是一个短暂的世纪，更是一个厚重、活跃和戏剧性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和后果史无前例。19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间激烈对抗的时代，带来了现代民主原则和宪法的形成，而20世纪则充满了狂热的崇拜。意识形态转变为狂热运动，立足于狂热主义的政治体制出现，特别是希特勒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都催生了让我们终生批判的暴行和罪恶。
我们不应忽视，这个世纪从经济角度来讲是一个活跃的时代。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加深了狂热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实际上，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这个世纪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唯一手段。
由此看来，20世纪是属于国家的世纪，国家或通过民主方式，或通过独裁方式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生活。无论民主或独裁，国家只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它的职能只是解决公民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威胁。
为了理解东欧社会主义的表征，理解这一被认为在历史中很长阶段作为西方体系的对立面的制度，我们必须从东欧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相对于西方，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处于一种倒退状态，他们为摆脱落后需要一种集中化的目标和手段。这种落后在一战——这一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战争期间更加明显和激烈。
此外，国家还被看成是减少极端分化、保持机会平等和公平需求的工具，而左翼正是这一观点的推动力。因为，虽然与国家消亡的命题相矛盾，但除此之外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他手段。这点在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和苏联成立之初最为明显。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是国家角色绝对化最鲜明的产物。也许，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过激行为(无序的自由市场)，这些也将不存在或者没有如此之大的危害性。
斯大林主义只能看做是左翼政策的过度表现。对于我来讲，“左翼”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社会实践不能成为一种建立在犯罪、践踏道德价值和忽视公民权利和自由之上的模式或政治行为。不幸的是，斯大林思想的后遗症、专制和排斥不仅在如今的左翼，更在右翼的精英圈子中存在着，他们忽视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这种思想让我们为民主感到担心。
二战后的冷战、两极化及潜在的核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在西欧则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有助于战后经济恢复，促成了西方中产阶级的产生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如果说在初期，东欧的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相对于以前取得了较大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新技术日益发展这一背景下。东欧专制体制的另一个失败因素是大规模工业化后新兴中产阶级的产生，这一人群有着更接近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并要求国家减少对社会的控制。
“1968年事件”在东欧有着强烈回响，导致包括在这些国家占据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对此有所反应，并开始就发展道路或者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进行探讨。迫于苏联的压力，或多或少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所谓的“布拉格之春”的影响，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但是，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创立区别于这些国家现行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民主模式的可能性。他们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会群体，一旦机会来临，会在已有的计划基础上推动政治制度的转变，这在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保加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得到体现。
为什么在罗马尼亚未能实现一种如捷克“天鹅绒革命”这样和平方式的革命，为什么我们未能像波兰那样实行一种圆桌会议似的政治换轨，当局和反对派在民主、文明、正常和和平方式下谈论变革，我们甚至没能学习保加利亚人，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决定推翻日夫科夫。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使齐奥塞斯库放手，将会使我们免受诸多的苦难，也会使转轨走上另一条道路。在党内讨论中没有谈及任何此类“阴谋”，事实上，这在当时也鲜有支持者。
如果在罗马尼亚，“阴谋者”能够取得成功，将齐奥塞斯库隔离起来或者推翻，这些人将会被视为国家的英雄，因为他们将使罗免受生命和财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未曾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最终付诸于一种社会爆炸似的手段，一种主要在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进程中积聚起来的大爆炸。
1989年，罗马尼亚相对于其他经互会国家，有着更加尖锐的体制矛盾，其他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出台后已经开始了政治、经济的转轨进程。戈的改革正是使这种制度的诸多矛盾大白天下，并公开进行讨论。赫鲁晓夫发出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信号，并消除了斯大林主义一系列后果，尤其是释放了政治犯，而戈尔巴乔夫则掀起了一场深刻的讨论，即这种制度是否可以进行改革。讨论实际上开始于1985年，是由客观事实引起的，而并非戈的主观意愿，即人们确信这种制度已陷于停滞，不能再有效运转，需要进行改变。而在当时的罗马尼亚甚至不能进行这样的探讨。
随着1964年事件的发生，情况愈加严重。罗马尼亚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创性事件，即认为各国的共产党需要有自主决策权，应接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多元化。1968年齐奥塞斯库鼓起勇气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之后却未能坚持下去。他感觉受到了威胁，认为“有人可能要窃取他脚下的土地”，并相信找到了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北朝鲜模式，把这种模式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环境下实施，将我们重新领人曾经付出重大牺牲才摆脱的死路中。这是我们的最大不幸2：--。
罗马尼亚曾经是经互会成员国中在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对西方及世界各国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但在80年代又重新封闭起来，将国家陷于隔离状态，当时正是世界上科技大发展的高潮时期。齐奥塞斯库作出偿还外债的决定，并停止引进技术，强制食品和能源及自然资源出口，这导致国内市场上缺乏基本食品供应，经济也因缺乏能源而无法进行现代化革新，加速了罗马尼亚经济的衰退，人民生活的恶化。以及国内矛盾的激化，由此形成了一种没有出路的局面，缺乏一种民主机制来进行危机管理，最终导致爆发激烈的变革，即上面提到的社会大爆炸。
我从两个根本方面出发来讨论1989年共产党政权倒台这一现象。
首先是体制。共产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被进步知识分子和国际工人运动所接受，这个制度承诺在政治方面将会比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更有民主性，将以自由选举为基础，通过投票行使民主权，即民主代表制，保障人民的根本民主权利，即今天所说的直接参与式民主。这些理论最终产生了苏联和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東欧社会主义国家，但在这些国家却施行了与民主大相径庭的制度——极权主义。
德国人巴赫罗在其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抉择》一书中讲到“专制制度”套上了新的包装——苏维埃，转化为对政治、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损害了支撑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
其次是经济。在这一领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所实行的集中经济体系进行着最直接的对抗，后者在经济稳定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错误也愈加明显。
共产主义体制的理论家们宣称，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计划性和国家指导型经济是有效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的解决方案，而资本主义由于竞争导致了一些价值因素和资源在经济生活中消失。
我看得到结果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机构性、次序性的金字塔形体系得以实施，通过统一命令运转。这在历史上有过实践，历史中的很多文明曾建立在此种体系基础上，并长期存在。在一些领域集中领导不可或缺，例如军队采用的就是金字塔形领导结构，有着军阶次序和统一命令。然而，这种制度在特定时刻会对科技和经济发展产生制约，僵化的、缺乏灵活性的制度无法应对20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变革，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则证明其作为一种制度的可控性和灵活性，有适应变革的能力。从这一理论差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刘娟娟)
“短暂世纪”这个概念，是由艾瑞克·霍布斯邦在他的《极端时代》一书中提出来并加以解释的，这本书令人深思。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都一直经历着这一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19世纪的延续。我们上一世纪暂时选择的定位并没有错，那个世纪有着一战的爆发，一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世纪末的颠覆，苏联和欧洲那些实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垮台，这些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
从这一前景看来，过去的不仅是一个短暂的世纪，更是一个厚重、活跃和戏剧性的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争的残酷和后果史无前例。19世纪是一个意识形态及意识形态间激烈对抗的时代，带来了现代民主原则和宪法的形成，而20世纪则充满了狂热的崇拜。意识形态转变为狂热运动，立足于狂热主义的政治体制出现，特别是希特勒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都催生了让我们终生批判的暴行和罪恶。
我们不应忽视，这个世纪从经济角度来讲是一个活跃的时代。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加深了狂热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实际上，在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这个世纪一个巨大变革就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唯一手段。
由此看来，20世纪是属于国家的世纪，国家或通过民主方式，或通过独裁方式主导了经济和社会生活。无论民主或独裁，国家只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形式，它的职能只是解决公民所面临的复杂情况和威胁。
为了理解东欧社会主义的表征，理解这一被认为在历史中很长阶段作为西方体系的对立面的制度，我们必须从东欧国家的具体情况出发。相对于西方，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处于一种倒退状态，他们为摆脱落后需要一种集中化的目标和手段。这种落后在一战——这一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战争期间更加明显和激烈。
此外，国家还被看成是减少极端分化、保持机会平等和公平需求的工具，而左翼正是这一观点的推动力。因为，虽然与国家消亡的命题相矛盾，但除此之外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其他手段。这点在俄罗斯苏维埃政权和苏联成立之初最为明显。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是国家角色绝对化最鲜明的产物。也许，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过激行为(无序的自由市场)，这些也将不存在或者没有如此之大的危害性。
斯大林主义只能看做是左翼政策的过度表现。对于我来讲，“左翼”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一种社会实践不能成为一种建立在犯罪、践踏道德价值和忽视公民权利和自由之上的模式或政治行为。不幸的是，斯大林思想的后遗症、专制和排斥不仅在如今的左翼，更在右翼的精英圈子中存在着，他们忽视了政治自由主义的价值，这种思想让我们为民主感到担心。
二战后的冷战、两极化及潜在的核威胁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社会方面的作用，在西欧则形成了社会市场经济。这种经济运行模式有助于战后经济恢复，促成了西方中产阶级的产生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如果说在初期，东欧的专制体制在经济方面相对于以前取得了较大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新技术日益发展这一背景下。东欧专制体制的另一个失败因素是大规模工业化后新兴中产阶级的产生，这一人群有着更接近于西方的价值观，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和思想自由，并要求国家减少对社会的控制。
“1968年事件”在东欧有着强烈回响，导致包括在这些国家占据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对此有所反应，并开始就发展道路或者制度改革的可能性进行探讨。迫于苏联的压力，或多或少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即所谓的“布拉格之春”的影响，这些努力最终失败。但是，在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创立区别于这些国家现行模式之外的另一种民主模式的可能性。他们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社会群体，一旦机会来临，会在已有的计划基础上推动政治制度的转变，这在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或者保加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得到体现。
为什么在罗马尼亚未能实现一种如捷克“天鹅绒革命”这样和平方式的革命，为什么我们未能像波兰那样实行一种圆桌会议似的政治换轨，当局和反对派在民主、文明、正常和和平方式下谈论变革，我们甚至没能学习保加利亚人，通过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来决定推翻日夫科夫。如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能使齐奥塞斯库放手，将会使我们免受诸多的苦难，也会使转轨走上另一条道路。在党内讨论中没有谈及任何此类“阴谋”，事实上，这在当时也鲜有支持者。
如果在罗马尼亚，“阴谋者”能够取得成功，将齐奥塞斯库隔离起来或者推翻，这些人将会被视为国家的英雄，因为他们将使罗免受生命和财产损失。可惜的是，我们未曾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最终付诸于一种社会爆炸似的手段，一种主要在8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进程中积聚起来的大爆炸。
1989年，罗马尼亚相对于其他经互会国家，有着更加尖锐的体制矛盾，其他国家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出台后已经开始了政治、经济的转轨进程。戈的改革正是使这种制度的诸多矛盾大白天下，并公开进行讨论。赫鲁晓夫发出了批判斯大林主义的信号，并消除了斯大林主义一系列后果，尤其是释放了政治犯，而戈尔巴乔夫则掀起了一场深刻的讨论，即这种制度是否可以进行改革。讨论实际上开始于1985年，是由客观事实引起的，而并非戈的主观意愿，即人们确信这种制度已陷于停滞，不能再有效运转，需要进行改变。而在当时的罗马尼亚甚至不能进行这样的探讨。
随着1964年事件的发生，情况愈加严重。罗马尼亚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创性事件，即认为各国的共产党需要有自主决策权，应接受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多元化。1968年齐奥塞斯库鼓起勇气批判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但之后却未能坚持下去。他感觉受到了威胁，认为“有人可能要窃取他脚下的土地”，并相信找到了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北朝鲜模式，把这种模式在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环境下实施，将我们重新领人曾经付出重大牺牲才摆脱的死路中。这是我们的最大不幸2：--。
罗马尼亚曾经是经互会成员国中在经济、技术等各方面对西方及世界各国最开放的国家之一，但在80年代又重新封闭起来，将国家陷于隔离状态，当时正是世界上科技大发展的高潮时期。齐奥塞斯库作出偿还外债的决定，并停止引进技术，强制食品和能源及自然资源出口，这导致国内市场上缺乏基本食品供应，经济也因缺乏能源而无法进行现代化革新，加速了罗马尼亚经济的衰退，人民生活的恶化。以及国内矛盾的激化，由此形成了一种没有出路的局面，缺乏一种民主机制来进行危机管理，最终导致爆发激烈的变革，即上面提到的社会大爆炸。
我从两个根本方面出发来讨论1989年共产党政权倒台这一现象。
首先是体制。共产主义体制在历史上出现的时候被进步知识分子和国际工人运动所接受，这个制度承诺在政治方面将会比所谓的“资产阶级民主”更有民主性，将以自由选举为基础，通过投票行使民主权，即民主代表制，保障人民的根本民主权利，即今天所说的直接参与式民主。这些理论最终产生了苏联和包括罗马尼亚在内的其他東欧社会主义国家，但在这些国家却施行了与民主大相径庭的制度——极权主义。
德国人巴赫罗在其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抉择》一书中讲到“专制制度”套上了新的包装——苏维埃，转化为对政治、国家和整个社会生活的控制，损害了支撑共产主义理论的政治思想基础。
其次是经济。在这一领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共产主义极权制度所实行的集中经济体系进行着最直接的对抗，后者在经济稳定和有效利用资源方面的错误也愈加明显。
共产主义体制的理论家们宣称，从经济效率角度来讲，计划性和国家指导型经济是有效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的解决方案，而资本主义由于竞争导致了一些价值因素和资源在经济生活中消失。
我看得到结果是，国有经济作为一种机构性、次序性的金字塔形体系得以实施，通过统一命令运转。这在历史上有过实践，历史中的很多文明曾建立在此种体系基础上，并长期存在。在一些领域集中领导不可或缺，例如军队采用的就是金字塔形领导结构，有着军阶次序和统一命令。然而，这种制度在特定时刻会对科技和经济发展产生制约，僵化的、缺乏灵活性的制度无法应对20世纪下半叶的飞速变革，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结构则证明其作为一种制度的可控性和灵活性，有适应变革的能力。从这一理论差别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责任编辑：刘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