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于19世纪末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与当时美国企业与经济的工业化过程紧密相连。大企业的出现导致了企业在经济和社会中权力的膨胀,其所拥有的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与其对社会或环境所承担的责任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引起了人们对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人们开始要求公司承担与其权力相匹配的社会责任,开始要求企业培养“企业良知”。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较晚。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通过一系列制度变革,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切实改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并不断扩大对外贸易,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与此同时,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产品安全、员工保护以及商业道德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断出现,给企业、政府、社会及环境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商业社会责任中国区总监周伟东将我国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进程总结为三个阶段(周伟东,2006)。第一阶段是从1996年至2000年,我国开始引入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主要的途径是通过跨国公司对我国供应商的审核。在第二阶段,也就是2000年至2004年,我国政府和学者对企业是否要承担社会责任采取了观望的态度,主要是担心如果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将会被用来作为阻碍我国出口的非关税壁垒。从2004年开始,我国政府、媒体和企业开始致力于将企业社会责任介绍到中国,并推进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2006年10月,我国政府明确提出202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从经济增长和企业经营层面上看,可持续发展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一脉相承,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2008年11月22日,国家领导人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企业应该树立全球责任观念,自觉将承担社会责任纳入经营战略,遵守所在国法律和国际通行的商业习惯,完善经营模式,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这是在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高层领导人首次正式阐述中国政府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立场,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与促进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关系。我国领导人的态度说明了在国内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不仅仅是企业自身经营决策的经济问题,更加上升为战略发展层面上的政治问题,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了我国政治氛围中的重点与热点问题。当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的高度,成为中央政府关注的热点时,企业社会责任就成为了官员晋升锦标赛的竞赛标准,此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很可能是政府干预下的摊派,政府官员有可能为了完成政绩,将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强加于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这同时也成为了国有企业高管政治寻租的便利条件,成为企业高管为了自身提拔与晋升而达到地方政府政绩要求的一种手段。总之,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或者道德目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不同,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主要是由于我国领导人的态度说明了在国内的社会环境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上升为战略发展层面上的政治问题。基于此,论文以“企业社会责任、高管薪酬与相对绩效评价”为选题,主要研究当企业社会责任影响财务绩效时,企业高管为了自身薪酬如何影响相对绩效评价的实施。具体来说,论文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上,首先,论文根据博弈论,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角度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部驱动,以及分析如果在管理者薪酬激励时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产生管理者的柠檬市场的;其次,论文从政治干预与寻租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总结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简单分析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状的现实状况。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以及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论文开始围绕企业社会责任与相对绩效评价进行实证分析。首先,论文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企业的财务绩效是管理者最主要的薪酬依据,而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也是为了更准确的对财务绩效进行评价,因此论文首先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作为后续实证分析的理论支撑,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最为根本的命题。其次,论文实证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之所以要对此进行研究,是因为,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可以作为企业社会责任与相对绩效评价之间的桥梁。具体来说,一方面,当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导致财务绩效降低时,企业的管理者并不愿意自身的薪酬因此而下降,这会影响相对绩效评价的实施;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是相对绩效评价实施的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对管理者薪酬-业绩敏感性产生影响,这也会影响相对绩效评价的实施。最后,论文实证研究了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相对绩效评价实施的影响。一方面,当企业社会责任降低财务绩效时,管理者出于自身薪酬的考虑有可能并不希望使用相对绩效评价,因为,如果使用相对绩效评价过滤企业业绩中由共同外部因素影响的那部分,使得企业业绩因为与参照企业相比而变得更低,此时,管理者的薪酬会因此而变得更少,除此之外,股东为了企业长远利益打算,也愿意减少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以鼓励其更好的承担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对相对绩效评价的实施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具体来说,当企业因承担社会责任导致财务绩效降低时,如果企业的管理者能够利用手中权力降低其薪酬-业绩敏感性,导致其薪酬不会因为财务绩效的降低而下降,那么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就不那么重要了。论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如下:(1)我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显著降低了其财务绩效;企业对社会责任不同方面关注的越多,其财务绩效越低;企业社会责任的5个方面(环境、员工、消费、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对其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与民营企业相比,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更会降低其财务绩效,且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其财务绩效在政府干预较严重的地区更显著。(2)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显著降低了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企业对社会责任不同方面关注的越多,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降低得越多;企业社会责任的5个方面(环境、员工、消费、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对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显著的负面影响。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其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是由高管权力导致的,且在政府干预较严重的地区更显著。(3)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显著减少了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企业对社会责任不同方面关注的越多,相对绩效评价使用减少得越多;企业社会责任的5个方面(环境、员工、消费、社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均减少了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我国国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减少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是由高管权力导致的,且政府干预较严重的地区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可以说明:首先,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不同,当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战略发展层面的高度时,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可能更多地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大多是政府的摊派。而政府官员有可能为了完成政绩,将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强加于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其次,政府官员将企业社会责任直接强加于与政府具有天然联系的国有企业,这也为国有企业管理者自身提拨与晋升的政治寻租提供了条件。既然国有企业管理者承担社会责任已经变成其自利行为的一种手段,那么当企业承担社会责任降低财务绩效时,管理者有动机利用手中的权力降低其薪酬-业绩敏感性,以致自身薪酬不会因此而下降,除此之外,即使管理者利用手中权力降低了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同时会减少相对绩效评价的使用以保持自身薪酬。论文的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以及相对绩效评价等相关文献为以后研究提供充分的理论基础与实证依据,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论文根据博弈论,从政府监管的角度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从管理者薪酬激励的角度分析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内部驱动,以及分析如果在管理者薪酬激励时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是如何产生管理者的柠檬市场的,丰富了社会责任、政府监管以及高管薪酬激励等相关理论。第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起步较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范围还比较狭窄,与西方发达国家企业出于股东利益最大化或者道德目的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动机不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很可能是政府干预下的摊派,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则可能是一种寻租行为。论文从我国制度背景出发,从政治寻租的视角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研究,丰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研究。第三,相对绩效评价在薪酬合约中通过与同市场或同行业的企业业绩的比较过滤掉一些影响共同业绩的因素,这样对管理者努力程度的评价更为准确。相对绩效评价虽然从理论上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但是学者们针对其是否使用的检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近年来,开始有学者对相对绩效评价实施的影响因素进行讨论,例如,最终控制人性质(Chen et al.,2012)、产品市场竞争(周宏等,2014)等。论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相对绩效评价实施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第四,现有文献从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角度研究我国国有企业管理者薪酬激励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只有少数的文献研究我国国有企业冗员对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张敏等,2013),以及对高管晋升的影响(刘青松和肖星,2015;廖冠民和沈红波,2014)。论文利用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更为综合意义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五,虽然学术界已经就企业社会责任承担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关系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Margolis et al.,2007)。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存在内生性的问题,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程度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双向关系(Margolis et al.,2007)。而论文采用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的方法控制内生性,实证检验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