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北京市档案学会面向社会,在东城区图书馆推出了《档案见证北京》的系列讲座。这是档案文化走进大众的可贵尝试,标志着市档案学会的工作取得了新的突破。
　　作为学术性组织的档案学会举办一个讲座,即便是系列讲座,也属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按说不值一提。但此次讲座却与我早些年在学会工作时,举办的那些讲座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从讲座的受众对象看,面对的已不再纯粹是档案界业内的人士,而主要是不在档案部门工作的社会公众。在“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一讲中,我曾特意走访听众,发现社会公众大大多于档案人,这让我很惊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男有女,又以中老年,特别是退休人居多。不过,也有个别年轻人,最年轻的一位是不到30岁的女士,同来的是她年迈的父亲,一家人住在东城区的朝阳门内。老人对逝去的岁月、对往昔的京城有着过多的怀旧情怀,这很自然。原本以为年轻女士是专门陪同老人的,谁知并非如此。她在老父亲的熏陶下,也对老北京的过去同样感兴趣,这又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位退休老者,一直自费订阅《中国档案报》的副刊《档案大观》。当副刊并入正刊后,他改订了全份的《中国档案报》,这同样让我感到意外。由此想到,公众中不乏有醉心档案史料的粉丝。看来,只要档案报刊,努力面向社会公众,是会在读者中有市场的。
　　其次从讲座的内容看,“档案见证北京”这个主题确实选得很有针对性。“谁不说俺家乡好”,北京的公众当然爱北京,而且最希望了解一个在档案见证下的真实北京,而不是戏说了的北京。“档案见证北京”满足了北京公众的求真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吸引了北京公众。无论是“清宫档案解读:雍正皇帝”,还是“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这些内容无疑都吸引着公众。因为前者借助档案,让公众澄清了影视戏说带来的种种迷雾;后者则依靠档案,让公众订正了书刊中的许多误读。总之,“档案见证北京”能给公众以真知灼见。
　　再次从讲座的地点看,选择在了东城区图书馆。这里虽然有着档案馆硬件方面目前尚且比较薄弱的原因,但却表明档案部门已经意识到:档案文化应该走出档案馆,走进社会公众中。毕竟公共图书馆覆盖和包容的公众,不但远远超过了档案馆,就是博物馆也不能与之比拟。凡来图书馆的公众,都是喜欢读书的。要使档案文化走进公众,首先就要走到读书人中。所以,把“档案见证北京”的讲座选在图书馆,可以看作是实施档案文化走进公众战略的一个突破口。
　　另外从讲座的时间看,从最初的周三很快调整为周日,实为方便上班族的明智之举。但我采访的退休人中,也有赞成把讲座调整到双休日的。原来有些退休人平日要给子女带孙子,只有双休日他们才能脱身到图书馆来听讲座。看来,档案馆如不改变双休日休息的传统做法,是很难改变“门前冷落车马稀”的现状的。
　　最后,这次以“档案见证北京”为主题的档案讲座,因其主要面对的是社会公众,所以必须兼顾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三者于一体,于是同以往的档案讲座相比,显然有如下的几个特点:
　　一是讲座不可太专业太高深,最好能雅俗共赏,适合一般听众的口味;否则难免曲高和寡。二是讲座不可搞成纯粹的单向灌输,最好能加入互动,留出时间让听众与主讲人之间畅所欲言地对话,既求生动活泼,又能拉近听众与档案部门的距离,否则难免枯燥无味。三是讲座不可生硬地、说教式地就档案讲档案,最好能结合内容、场景的需要,或适时地见缝插针讲述档案的重要,或水到渠成地顺理成章宣传档案的价值,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难免引起听众的逆反和厌倦。故而,建议讲述前,主持人和主讲人可以适当早来一会儿,以便有时间到台下有意识地与听众交流,从而对听众的情况有所了解,做到心中有数;讲述中,可以根据听众递上来的条子,对讲稿有的放矢地进行取舍;讲述后,可以即兴解答听众提出的问题。
　　在《五十年代十大建筑确定始末》一讲的听众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82岁的退休工程师李忠卿。他回忆当年刚从东北工学院毕业,就来京参加北京站的设计建设时,感慨和激动得老泪纵横。他说,今天的讲座太好了,把我又带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年代。听众对这位十大建筑亲历者的即兴发言,报以热烈的掌声。说明人们没有忘记这些建设者,更说明“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在互动中,找到了听众中的知音。
　　档案讲座走进图书馆是档案部门的一桩亲民之举,尽管听众还不是很多,但讲座结束时,竟然也有听众主动围聚在主讲人身边,就讲座的内容与主讲人探讨,更有甚者要求与主讲人合影留念。这些都说明档案部门只要亲民,民众就会亲近档案部门,甚至可以成为档案的追星族和粉丝。当然,“档案见证北京”系列讲座的开办,还仅仅是档案文化走进社会公众的一个良好开端,一个带有探索性质的可贵尝试。要使参加听讲的公众更加踊跃,要使更多的公众都知道图书馆中不仅有举办了数年的文学讲座、文博讲座,还有方兴未艾的档案讲座,就需要持之以恒地把檔案讲座办下去,并且进一步加大档案宣传的力度,提高档案讲座的知名度和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