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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发源于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口述史在20世纪70年代进入博物馆领域。随着博物馆自身的相关概念与理念的发展，口述史在博物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材料的真实性、潜在的法律纠纷以及如何保持技术与内容的平衡等问题也困扰着口述史的发展。
关键词 口述史 博物馆 多元化 转型
0 引言
简单来说，口述史是将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进行有意识的记录，其中含有收集记录的方法和内容这两层含义。具体来说，用口头叙述的方法表达个人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后，就是口述史料，也称口碑史料。以各类形式的口述史料为基础编写成的历史，一般被称为口述史[1]。口述史是综合口述史料、文献史料等多方面印证后的结果，其可信度会较口述史料大幅提升。口述史学，是指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整理、保存、传播史料，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学科[2]9。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标志着现代口述史正式形成。20世纪70年代，口述史关注的重心从过去的政治文化精英转变为底层民众，口述史也因此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的历史。除美国外，英国、加拿大的口述史开展也较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口述史在澳洲、欧洲大陆以及亚非国家地区都活跃开展起来，并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中国的现代口述史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国际接轨。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收集与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的博物馆收藏使用口述史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21世纪初，口述史开始进入国内博物馆的视野，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一部分。
1 口述史进入博物馆的原因
口述史是普通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表述，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称口述史的出现“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3]8，因此民主性是口述史的基本特性之一。此外，口述史是“有声音”的历史，它需要借助书籍、录音、录像等载体才得以呈现，具有“非物质”的特性。口述史的这些特性与博物馆观念发展的契合，是口述史能够进入博物馆并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1.1 实物概念的变化
对博物馆而言，“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收藏与利用实物可以说是博物馆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判断博物馆的主要依据[4]22。在现代博物馆体系中，博物馆实物被定义为人类与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它应当是真实的、具有实体的。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博物馆中传统实物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甚至被移出了展厅，取而代之的是如视听设备、互动装置等教育工具[5]，而高精度的复制品、照片、录像等元素的出现也模糊了博物馆实物的传统定义中的真实性、三维性、不可复制性等特征[4]22。于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相比于实物，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各种辅助设施诸如视听设备被引入了博物馆，而口述历史得以依托这些载体形式，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起到为传统实物展品提供解释说明等作用。
1.2 非遗的影响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从而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產”这一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以国际性法律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6]25。概念的提出与公约的颁布，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在这一风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进入博物馆的关注范围内。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的定义修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7]，从而正式将非物质遗产也纳入博物馆的藏品范围当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当中，往往需要通过采访非遗传承人，记录下该非遗项目与传承人自身的一些信息，这实际上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一些口述史的理念与方法。因此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紧密结合，口述史也自然被运用在了博物馆当中。
1.3 “从物到人”的转变
1987年，苏东海先生与日本学者鹤田总一郎的一场对话揭开了博物馆界关于“物”与“人”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在此之后，“从物到人”、“以人为本”等观点在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而“以人为本”这一系列理念中的“人”，至少应当包含博物馆观众、物品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三层含义[8]。就观众这一层面而言，“以人为本”意味着博物馆应当将观众视作其“顾客”，尽力理解、满足观众的诉求与愿望;当博物馆从“圣殿”走下而成为倾听观众诉求的“论坛”时，建立一个馆方与观众的有效沟通机制是必须的，而博物馆工作人员必然将成为这种沟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物品背后的人而言，“以人为本”意味着关注物品的持有者、流传的经手者以及其他的相关人物，从而挖掘对物件功能的原初解释、物件的意义与价值的流变，以及物件所承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关系[8]。当代口述史的工作对象一般都是普通民众，因此社会性、民主性被认为是口述史的基本特点。在“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之下，口述史能够发挥多种作用：（1）口述访谈能成为收集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2）口述访谈是一项需要博物馆工作人员与观众双方互动、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博物馆与观众的双向沟通也能够实现;（3）口述史料则能为博物馆对物的阐释与解读带来极大的帮助。因此，在“以人为本”“物人结合”的博物馆理念之下，引入口述史料和口述访谈这一方法是必然的趋势。
2 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博物馆语境下的口述史，实际上涉及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保存、对口述史料和口述史的应用以及相关的口述史学研究等方面，其中，在展览中运用口述史，最能体现博物馆语境的特殊性。
2.1 发掘藏品信息 博物馆收藏是展览的前提与基础，口述史在博物馆的收藏工作中，能够帮助人们挖掘藏品背后的相关信息，为之后的展览工作奠定基础：对藏品的捐赠者、所有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进行访谈记录，能够获取大量与该物品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对藏品的理解与保存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993年，美国怀俄明州立博物馆（Wyoming State Museum）收到了五卷彩色的胶片，这组胶片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几艘木筏在还未建起大坝的科罗拉多河上漂流的场景。在接受捐赠时，馆方对捐赠人进行了口述采访，捐赠人讲述了这趟旅行开始的原因、发生的地点、参与的人员、沿途的故事等内容，其中大部分都是难以直接从胶片中获得的信息。这些口述采访用录音磁带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些片段随后被引用到这些胶片的展览当中[9]。
怀俄明州立博物馆的实践证明，相比于传统的手写记录，以口述采访的方式进行藏品信息的收集具有多种优点：首先博物馆对藏品提供者进行采访，能够向提供者表示馆方对他们及其提供的藏品的尊重与重视，从而促进了博物馆与藏品提供者的良好关系的建立，使他们更愿意提供藏品的相关信息;其次，由于口述采访常常采取问答形式，博物馆能够更有效地引导藏品提供者进行回忆，从而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此外，相比于书写，说话对藏品提供者造成的负担更小，因此口述的方式能够促使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2.2 作为展览的补充
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能够提供一定的历史信息，填补传统文字、实物史料的空缺或为已有史料提供印证，因此口述史可以直接用于对展览内容的补充。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中，“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单元“大搜捕”部分展示了一份幸存者登记表（见图1），记录了幸存者杨品贤的口述证词，证词说明了日军搜捕检查的五个依据，为一同展出日军搜捕投降的中国军人的照片提供了补充说明。将口述史作为实物展品的补充说明组合展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物展品信息体现不直观的缺点。
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所表达的观点通常局限在官方记载、正史、策展人自身等观点之内[10]，叙事角度往往是宏大、权威、单一的，而一些官方话语体系之外的、多元化的内容与观点是难以在展览中呈现的。口述史作为一种关注普通个体生命经验的历史书写方式，能够对传统展览单一的宏大叙事角度进行补充。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在2015年开设了“7艘船，7段口述史（7 Ships， 7 Stories）”展览。该展览分为7个展区，各个展区分别有一段视频，内容是相应时代中的某一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例如“发现世界的故事”展区，视频内容是一位“地理大发现”时代早期的探险帆船制图员在介绍他的工作职责与成果[11]。尽管视频中的人物与事件都并非完全真实，但该展览借用口述这一形式，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航海事業的发展这一宏大的历史主线当中，插入了小人物的个体经历故事，从而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内实现了叙事角度的多元化。
2.3 提供展览的主要内容
将口述史用于展览，以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对展览内容、实物展品进行补充性的说明，是目前博物馆运用口述史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这一模式下，口述史只是实物展品的辅助设施，传统实物展品仍是展览的核心，人作为历史和遗产创造者的主体性地位仍然是被忽视的。因此，一些博物馆开始尝试以个人的故事作为展览的主题与线索，而口述史作为一种记录个人故事的资料，则成为挖掘展览主题与内容的源泉。
位于英国朴茨茅斯的皇家海军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oyal Navy）是较早将口述史运用于展览主题策划的博物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该馆举办的“被遗忘的舰队：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Forgotten Fleets：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War）临展中，负责人克里斯·霍华德·贝利（Chris Howard Bailey）从预先进行的20位受访对象中选出了6位，将口述的内容与传统文献相结合后，作为展览的重点来呈现。一些口述史片段以标签的形式出现在实物展品的附近，例如有一位战俘在口述中提到了他在军营里穿的短裤，这段描述就被放在了他捐赠的那些短裤旁边。但更多的口述史片段并非与实物展品处于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些口述史片段成为展现战俘的经历、情感的主要方式，这是一般实物展品难以做到的。在这类展览中，口述史不再是实物展品的辅助，而是展览的主要内容来源。口述史是一种个人对记忆的表述，记忆研究表明，记忆的过程依赖于理解与兴趣[3]139，也就是说口述史所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感兴趣的、有意义的。因此从口述史项目所收集的信息中提炼出的展览主题与内容，更容易与观众自身的经验建立联系，因而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
2.4 应对敏感、争议话题的方式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兴起，呼吁博物馆转型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传统博物馆展览总是以一种公正的、普世的、严肃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事实上展览所表达的意义受到博物馆自身的理念观点、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以及观众的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真实、客观”的展览背后隐藏的是博物馆与其受众之间不平衡的权力话语体系。因此，连续的、一元的、线性的传统展览观念[12]15受到了包容多元观点、体现差异性的展览组织理念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也开始涉及一些在过去被自身所忽视的敏感话题，如战争、大屠杀、奴隶制度等等。
然而在展览中呈现多元观点并非易事，观点的分享交流可能会因多种因素干扰而演变成冲突，展览可能会变成不同群体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牺牲品。加拿大战争博物馆（Canadian War Museum）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就曾出现过因退伍军人群体向博物馆施压而迫使博物馆最终对展览内容进行大幅度删改的情况[13]。为此，用口述史的方式，将矛盾乃至冲突的观点摆放出来，引导观众自行寻找结论成为一些博物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推出了“冷酷地带：有关美国血汗工厂的对话（1820—现在）”（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weatshops， 1820-Present）展览[14]。该展览以1995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的一座服装血汗工厂为线索，讲述了1820年以来美国制衣产业的相关情况，涉及移民、种族、性别歧视等多个敏感话题。展览的结尾部分有一个名为“对话”的单元，就血汗工厂是否存在、应当如何解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展览并未简单地垄断话语，也没有一味地回避争议，而是通过类似于口述采访的方式等，将包括观众在内的各个群体观点全部引入，形成了共同讨论的局面：该单元首先展示了与制衣产业相关的六位代表性人物的“演讲”，他们从政府官员、劳工组织者、工厂管理层等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血汗工厂的反对态度，并提出了解决血汗工厂问题的建议[15];其次展区中心设置了一些桌椅，展示着相关的报纸复印件，内容是一些服装制造商因认为此类展览意图表现他们在雇用关系中的消极面而质疑其合理性[13]142;此外桌面上还放有供观众留言的区域，欢迎观众发表自己的看法。相比于其他涉及敏感话题的展览，该展览获得的正面评价要广泛得多。这也证明了通过口述史收集各方意见而将展览设计成一场讨论的方式或许是博物馆处理争议话题的可行方法之一。 2.5 增加与观众的互动
在互动理念已成为博物馆界共识的当下，口述史也以多种形式推动着博物馆与观众的联系，增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末尾部分设有一处互动装置，该装置以幻影成像的方式再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坐在椅子上接受采访的场景。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选择预先设置的问题，随后老人会进行回答。这一组装置还原了口述史采访的情景，让观众能够体验口述采访中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建构回忆的过程。
此外，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博物馆对口述史的运用也早已突破了展厅实体空间的限制。2008年，在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馆和博物馆（Tyne
关键词 口述史 博物馆 多元化 转型
0 引言
简单来说，口述史是将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进行有意识的记录，其中含有收集记录的方法和内容这两层含义。具体来说，用口头叙述的方法表达个人对过去事件的回忆，这些内容被记录下来后，就是口述史料，也称口碑史料。以各类形式的口述史料为基础编写成的历史，一般被称为口述史[1]。口述史是综合口述史料、文献史料等多方面印证后的结果，其可信度会较口述史料大幅提升。口述史学，是指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整理、保存、传播史料，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进行分析的学科[2]9。1948年，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成立“口述史研究中心”，标志着现代口述史正式形成。20世纪70年代，口述史关注的重心从过去的政治文化精英转变为底层民众，口述史也因此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的历史。除美国外，英国、加拿大的口述史开展也较早，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口述史在澳洲、欧洲大陆以及亚非国家地区都活跃开展起来，并且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中国的现代口述史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国际接轨。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收集与应用，始于20世纪70年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的博物馆收藏使用口述史的情况已经相当普遍。21世纪初，口述史开始进入国内博物馆的视野，成为博物馆工作的一部分。
1 口述史进入博物馆的原因
口述史是普通个体对自身经历的表述，英国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Paul Thompson）称口述史的出现“让历史变得更加民主”[3]8，因此民主性是口述史的基本特性之一。此外，口述史是“有声音”的历史，它需要借助书籍、录音、录像等载体才得以呈现，具有“非物质”的特性。口述史的这些特性与博物馆观念发展的契合，是口述史能够进入博物馆并迅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
1.1 实物概念的变化
对博物馆而言，“物”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收藏与利用实物可以说是博物馆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我们判断博物馆的主要依据[4]22。在现代博物馆体系中，博物馆实物被定义为人类与人类环境的见证物，它应当是真实的、具有实体的。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一些博物馆中传统实物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甚至被移出了展厅，取而代之的是如视听设备、互动装置等教育工具[5]，而高精度的复制品、照片、录像等元素的出现也模糊了博物馆实物的传统定义中的真实性、三维性、不可复制性等特征[4]22。于是人们逐渐意识到，相比于实物，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才是最重要的。各种辅助设施诸如视听设备被引入了博物馆，而口述历史得以依托这些载体形式，成为展览的一部分，起到为传统实物展品提供解释说明等作用。
1.2 非遗的影响
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决议，从而正式提出“非物质文化遗產”这一概念;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以国际性法律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6]25。概念的提出与公约的颁布，表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在这一风潮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也进入博物馆的关注范围内。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的定义修改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7]，从而正式将非物质遗产也纳入博物馆的藏品范围当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当中，往往需要通过采访非遗传承人，记录下该非遗项目与传承人自身的一些信息，这实际上就不可避免地会使用到一些口述史的理念与方法。因此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博物馆的紧密结合，口述史也自然被运用在了博物馆当中。
1.3 “从物到人”的转变
1987年，苏东海先生与日本学者鹤田总一郎的一场对话揭开了博物馆界关于“物”与“人”关系的一系列思考，在此之后，“从物到人”、“以人为本”等观点在学界逐渐达成共识。而“以人为本”这一系列理念中的“人”，至少应当包含博物馆观众、物品背后的人以及博物馆工作人员这三层含义[8]。就观众这一层面而言，“以人为本”意味着博物馆应当将观众视作其“顾客”，尽力理解、满足观众的诉求与愿望;当博物馆从“圣殿”走下而成为倾听观众诉求的“论坛”时，建立一个馆方与观众的有效沟通机制是必须的，而博物馆工作人员必然将成为这种沟通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对物品背后的人而言，“以人为本”意味着关注物品的持有者、流传的经手者以及其他的相关人物，从而挖掘对物件功能的原初解释、物件的意义与价值的流变，以及物件所承载的文化体系和社会关系[8]。当代口述史的工作对象一般都是普通民众，因此社会性、民主性被认为是口述史的基本特点。在“以人为本”这一理念之下，口述史能够发挥多种作用：（1）口述访谈能成为收集观众对博物馆展览的评价的一种有效方式;（2）口述访谈是一项需要博物馆工作人员与观众双方互动、合作才能完成的工作，因此在访谈的过程中，博物馆与观众的双向沟通也能够实现;（3）口述史料则能为博物馆对物的阐释与解读带来极大的帮助。因此，在“以人为本”“物人结合”的博物馆理念之下，引入口述史料和口述访谈这一方法是必然的趋势。
2 口述史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博物馆语境下的口述史，实际上涉及了对口述史料的收集保存、对口述史料和口述史的应用以及相关的口述史学研究等方面，其中，在展览中运用口述史，最能体现博物馆语境的特殊性。
2.1 发掘藏品信息 博物馆收藏是展览的前提与基础，口述史在博物馆的收藏工作中，能够帮助人们挖掘藏品背后的相关信息，为之后的展览工作奠定基础：对藏品的捐赠者、所有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的进行访谈记录，能够获取大量与该物品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对藏品的理解与保存等具有重要的作用。1993年，美国怀俄明州立博物馆（Wyoming State Museum）收到了五卷彩色的胶片，这组胶片记录了20世纪50年代几艘木筏在还未建起大坝的科罗拉多河上漂流的场景。在接受捐赠时，馆方对捐赠人进行了口述采访，捐赠人讲述了这趟旅行开始的原因、发生的地点、参与的人员、沿途的故事等内容，其中大部分都是难以直接从胶片中获得的信息。这些口述采访用录音磁带的方式记录了下来，其中一些片段随后被引用到这些胶片的展览当中[9]。
怀俄明州立博物馆的实践证明，相比于传统的手写记录，以口述采访的方式进行藏品信息的收集具有多种优点：首先博物馆对藏品提供者进行采访，能够向提供者表示馆方对他们及其提供的藏品的尊重与重视，从而促进了博物馆与藏品提供者的良好关系的建立，使他们更愿意提供藏品的相关信息;其次，由于口述采访常常采取问答形式，博物馆能够更有效地引导藏品提供者进行回忆，从而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此外，相比于书写，说话对藏品提供者造成的负担更小，因此口述的方式能够促使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2.2 作为展览的补充
口述史作为一种史料，能够提供一定的历史信息，填补传统文字、实物史料的空缺或为已有史料提供印证，因此口述史可以直接用于对展览内容的补充。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中，“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单元“大搜捕”部分展示了一份幸存者登记表（见图1），记录了幸存者杨品贤的口述证词，证词说明了日军搜捕检查的五个依据，为一同展出日军搜捕投降的中国军人的照片提供了补充说明。将口述史作为实物展品的补充说明组合展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物展品信息体现不直观的缺点。
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所表达的观点通常局限在官方记载、正史、策展人自身等观点之内[10]，叙事角度往往是宏大、权威、单一的，而一些官方话语体系之外的、多元化的内容与观点是难以在展览中呈现的。口述史作为一种关注普通个体生命经验的历史书写方式，能够对传统展览单一的宏大叙事角度进行补充。巴塞罗那海事博物馆在2015年开设了“7艘船，7段口述史（7 Ships， 7 Stories）”展览。该展览分为7个展区，各个展区分别有一段视频，内容是相应时代中的某一小人物讲述他们自己的经历，例如“发现世界的故事”展区，视频内容是一位“地理大发现”时代早期的探险帆船制图员在介绍他的工作职责与成果[11]。尽管视频中的人物与事件都并非完全真实，但该展览借用口述这一形式，在加泰罗尼亚地区航海事業的发展这一宏大的历史主线当中，插入了小人物的个体经历故事，从而在有限的展览空间内实现了叙事角度的多元化。
2.3 提供展览的主要内容
将口述史用于展览，以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对展览内容、实物展品进行补充性的说明，是目前博物馆运用口述史较为常见的一种形式。这一模式下，口述史只是实物展品的辅助设施，传统实物展品仍是展览的核心，人作为历史和遗产创造者的主体性地位仍然是被忽视的。因此，一些博物馆开始尝试以个人的故事作为展览的主题与线索，而口述史作为一种记录个人故事的资料，则成为挖掘展览主题与内容的源泉。
位于英国朴茨茅斯的皇家海军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the Royal Navy）是较早将口述史运用于展览主题策划的博物馆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该馆举办的“被遗忘的舰队：对太平洋战争的看法”（Forgotten Fleets： Perspectives on the Pacific War）临展中，负责人克里斯·霍华德·贝利（Chris Howard Bailey）从预先进行的20位受访对象中选出了6位，将口述的内容与传统文献相结合后，作为展览的重点来呈现。一些口述史片段以标签的形式出现在实物展品的附近，例如有一位战俘在口述中提到了他在军营里穿的短裤，这段描述就被放在了他捐赠的那些短裤旁边。但更多的口述史片段并非与实物展品处于一一对应的关系，这些口述史片段成为展现战俘的经历、情感的主要方式，这是一般实物展品难以做到的。在这类展览中，口述史不再是实物展品的辅助，而是展览的主要内容来源。口述史是一种个人对记忆的表述，记忆研究表明，记忆的过程依赖于理解与兴趣[3]139，也就是说口述史所表达的内容是人们感兴趣的、有意义的。因此从口述史项目所收集的信息中提炼出的展览主题与内容，更容易与观众自身的经验建立联系，因而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
2.4 应对敏感、争议话题的方式
20世纪中后期，随着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兴起，呼吁博物馆转型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传统博物馆展览总是以一种公正的、普世的、严肃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事实上展览所表达的意义受到博物馆自身的理念观点、社会环境、意识形态以及观众的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真实、客观”的展览背后隐藏的是博物馆与其受众之间不平衡的权力话语体系。因此，连续的、一元的、线性的传统展览观念[12]15受到了包容多元观点、体现差异性的展览组织理念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博物馆也开始涉及一些在过去被自身所忽视的敏感话题，如战争、大屠杀、奴隶制度等等。
然而在展览中呈现多元观点并非易事，观点的分享交流可能会因多种因素干扰而演变成冲突，展览可能会变成不同群体争夺历史话语权的牺牲品。加拿大战争博物馆（Canadian War Museum）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就曾出现过因退伍军人群体向博物馆施压而迫使博物馆最终对展览内容进行大幅度删改的情况[13]。为此，用口述史的方式，将矛盾乃至冲突的观点摆放出来，引导观众自行寻找结论成为一些博物馆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the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推出了“冷酷地带：有关美国血汗工厂的对话（1820—现在）”（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weatshops， 1820-Present）展览[14]。该展览以1995年于加利福尼亚州发现的一座服装血汗工厂为线索，讲述了1820年以来美国制衣产业的相关情况，涉及移民、种族、性别歧视等多个敏感话题。展览的结尾部分有一个名为“对话”的单元，就血汗工厂是否存在、应当如何解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该展览并未简单地垄断话语，也没有一味地回避争议，而是通过类似于口述采访的方式等，将包括观众在内的各个群体观点全部引入，形成了共同讨论的局面：该单元首先展示了与制衣产业相关的六位代表性人物的“演讲”，他们从政府官员、劳工组织者、工厂管理层等角度表达了自己对血汗工厂的反对态度，并提出了解决血汗工厂问题的建议[15];其次展区中心设置了一些桌椅，展示着相关的报纸复印件，内容是一些服装制造商因认为此类展览意图表现他们在雇用关系中的消极面而质疑其合理性[13]142;此外桌面上还放有供观众留言的区域，欢迎观众发表自己的看法。相比于其他涉及敏感话题的展览，该展览获得的正面评价要广泛得多。这也证明了通过口述史收集各方意见而将展览设计成一场讨论的方式或许是博物馆处理争议话题的可行方法之一。 2.5 增加与观众的互动
在互动理念已成为博物馆界共识的当下，口述史也以多种形式推动着博物馆与观众的联系，增进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的末尾部分设有一处互动装置，该装置以幻影成像的方式再现了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坐在椅子上接受采访的场景。观众可以通过触摸屏选择预先设置的问题，随后老人会进行回答。这一组装置还原了口述史采访的情景，让观众能够体验口述采访中采访者与受访者共同建构回忆的过程。
此外，随着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博物馆对口述史的运用也早已突破了展厅实体空间的限制。2008年，在英国泰恩-威尔郡档案馆和博物馆（Ty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