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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收藏界，许多人收藏和研究的领域与自己职业往往无关。由于纯粹出于喜爱，多能另辟蹊径，获得意外效果。我与龚晏邦认识多年，志趣相投。他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却以收藏与中国有关的西方藏书票为乐，积以时日形成规模，研究也有相当深度。近年，他将淘到的藏书票及相关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出版了《方寸书香——早期中国题材藏书票》(新华出版社2011年1月版，以下简称《方寸书香》)。
藏书票起源于五百多年前欧洲，属微型版画的一种，票面标有拉丁文“EX－LIBRIS”(属于某人的书)，通常贴在藏书家珍藏书籍的扉页前或环衬上，既是藏书归其所有的标记，又作为艺术品欣赏珍藏。中国早期藏书票大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来华的传教士、学者、外交官、商人、冒险家及出国留学人员传人。关祖章是中国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者之一，民国时曾任平汉铁路工程处处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关祖章藏书票充溢传统文化气息，在藏书人中名气很大。收藏、研究民国期刊的谢其章曾撰文自述他在2006年初第一次见到关祖章藏书票时顶礼膜拜的状态：“我近得不能再近地端详着它，足足十分钟没挪地方。”龚晏邦淘到的关祖章藏书不但贴有他的藏书票，还钤有他的藏书章，并有关祖章亲手写下的题跋、题诗和题释，集“五绝”于一身。如此“艳遇”，能有几人?
《方寸书香》收入龚晏邦多年收集的中外藏书票近百张，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差异与审美趣味。作者并不仅限于展示这些珍稀藏书票，同时讲述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及书票主人的传奇人生，使原本充满个人趣味的藏书票与历史相接，丰富了内涵。
与“常胜军”洋枪队队长华尔有关的藏书票：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他的妹妹和弟媳把华尔留给她们的部分财产捐给华尔老家塞勒姆的埃塞克斯研究所。该研究所为此成立“华尔纪念基金会”，并为基金会特制了藏书票。藏书票上有华尔画像及位于上海松江的“华尔祠”。这枚藏书票粘贴在1667年里昂出版的法文本《大中国志》上。此书由葡萄牙神甫曾德昭所著，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代表作。曾德昭1613年到达南京，在中国生活22年，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书是善本，票是珍品，珠联璧合。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的藏书票：国内一些报刊、书籍或电视剧把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位置的澳大利亚人的中文名译为“莫理逊”，这是错误的。“莫理循”这三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在护照上使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是“莫理循”。莫理循1862年出生于英属澳大利亚，1897年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身份来华，走遍了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份，拍摄了大量照片。1912年，莫理循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后又效力于黎元洪、冯国璋和徐世昌，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许多著名事件。1919年，他作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巴黎，从此离开中国。北京王府井大街曾有一个英文街名Morrison Street(莫理循大街)，这个英文街名牌从1915年一直挂到1949年春。莫理循曾在王府井大街的寓所创办私人图书馆——亚洲图书馆，藏书2万余册，且多珍本，时称“莫理循文库”。遗憾的是，“莫理循文库”于1917年被卖给日本三菱财团。龚晏邦收藏的这枚莫理循藏书票贴在一本1887年于伦敦出版的英文书上，图案是一幅充满明媚阳光的澳洲山野风光画，里面有袋鼠、桉树等澳洲特有的动植物，以纪念莫理循的家乡澳大利亚。莫理循当年出售藏书时曾留下一小部分自用书，这本书也许是其中之一。
上海滩犹太大亨维克多·沙逊的藏书票：在旧上海，说到沙逊几乎妇孺皆知。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北楼(原名华懋饭店)，就是早年的沙逊大厦，建造者就是这位维克多·沙逊。高77米的沙逊大厦在外滩曾一度为最高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楼”。沙逊祖籍巴格达，先人为犹太富商，在反犹浪潮的冲击下，沙逊家族几经辗转迁至印度，并加入英国籍。维克多·沙逊1881年出生，“一战”时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1918年，他在印度孟买继承祖业，成为新沙逊洋行第三代掌门人。昔日上海滩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维克多·沙逊是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冒险家”的藏书票图案呈现的是一只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图案。龚晏邦在《方寸书香》里写道：
我想这是和犹太民族的历史及沙逊家族的迁徒经历相关的。犹太民族亡国后居无定所，虽然他们有着过人的经商天赋，拥有惊人的财富，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能与所居住国家的人民和平相处，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吧。
《方寸书香》里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鄂方智的藏书票；曾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参与挖掘研究“北京猿人”的人类学家许文生的藏书票；将“北京猿人”命名为“北京人”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藏书票；美国社会经济学学者、著名摄影师甘博的藏书票；20世纪初来华，曾任上海华堂公学首任校长及上海《字林西报》记者的英国人李治的藏书票；二战期间接替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战区职务的美军上将魏德迈的藏书票等。这些“洋人”都与中国有过“零距离”接触，留下或深或浅痕迹，他们的藏书票往往折射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理解。《方寸书香》中收有曾任美国驻华公使、汉学家卫三畏和他儿子卫斐列的父子藏书票，图案为一宫廷式门楼，透过门楼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深宅大院，似乎预示着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将要被打开，恰是卫三畏所处的19世纪中期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幕。藏书票上的对联“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出自《论语》，这与卫三畏推崇“孔子加耶稣”的主张是相符合的。
龚晏邦对目前流行的单纯收藏藏书票现象不以为然。他认为：
脱离了书籍的藏书票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它制作的再精美……我不赞同将藏书票从书上取下来单独收藏的做法，因为书上保留了大量书票主人的信息，比如印章、签名、批注、题跋等前人遗泽，对我们研究和鉴赏藏书票有很大帮助，而且有些还是珍本书，就更不能采取这种破坏性的收藏方法。
龚晏邦的看法很对，可谓经验之谈，《方寸书香》就是证明。
(本文编辑 谢宁)
藏书票起源于五百多年前欧洲，属微型版画的一种，票面标有拉丁文“EX－LIBRIS”(属于某人的书)，通常贴在藏书家珍藏书籍的扉页前或环衬上，既是藏书归其所有的标记，又作为艺术品欣赏珍藏。中国早期藏书票大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来华的传教士、学者、外交官、商人、冒险家及出国留学人员传人。关祖章是中国人中最早使用藏书票者之一，民国时曾任平汉铁路工程处处长，“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关祖章藏书票充溢传统文化气息，在藏书人中名气很大。收藏、研究民国期刊的谢其章曾撰文自述他在2006年初第一次见到关祖章藏书票时顶礼膜拜的状态：“我近得不能再近地端详着它，足足十分钟没挪地方。”龚晏邦淘到的关祖章藏书不但贴有他的藏书票，还钤有他的藏书章，并有关祖章亲手写下的题跋、题诗和题释，集“五绝”于一身。如此“艳遇”，能有几人?
《方寸书香》收入龚晏邦多年收集的中外藏书票近百张，将二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差异与审美趣味。作者并不仅限于展示这些珍稀藏书票，同时讲述藏书票背后的故事及书票主人的传奇人生，使原本充满个人趣味的藏书票与历史相接，丰富了内涵。
与“常胜军”洋枪队队长华尔有关的藏书票：华尔被太平军击毙后，他的妹妹和弟媳把华尔留给她们的部分财产捐给华尔老家塞勒姆的埃塞克斯研究所。该研究所为此成立“华尔纪念基金会”，并为基金会特制了藏书票。藏书票上有华尔画像及位于上海松江的“华尔祠”。这枚藏书票粘贴在1667年里昂出版的法文本《大中国志》上。此书由葡萄牙神甫曾德昭所著，是西方早期汉学研究的代表作。曾德昭1613年到达南京，在中国生活22年，历经万历、天启、崇祯三朝。书是善本，票是珍品，珠联璧合。
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的藏书票：国内一些报刊、书籍或电视剧把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殊位置的澳大利亚人的中文名译为“莫理逊”，这是错误的。“莫理循”这三个汉字是他1894年亲自在护照上使用的中文名字，以后一直沿用。中国政府对他的称谓也是“莫理循”。莫理循1862年出生于英属澳大利亚，1897年以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身份来华，走遍了除西藏以外中国所有省份，拍摄了大量照片。1912年，莫理循任袁世凯和中国政府的政治顾问，后又效力于黎元洪、冯国璋和徐世昌，亲身经历和参与了许多著名事件。1919年，他作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巴黎，从此离开中国。北京王府井大街曾有一个英文街名Morrison Street(莫理循大街)，这个英文街名牌从1915年一直挂到1949年春。莫理循曾在王府井大街的寓所创办私人图书馆——亚洲图书馆，藏书2万余册，且多珍本，时称“莫理循文库”。遗憾的是，“莫理循文库”于1917年被卖给日本三菱财团。龚晏邦收藏的这枚莫理循藏书票贴在一本1887年于伦敦出版的英文书上，图案是一幅充满明媚阳光的澳洲山野风光画，里面有袋鼠、桉树等澳洲特有的动植物，以纪念莫理循的家乡澳大利亚。莫理循当年出售藏书时曾留下一小部分自用书，这本书也许是其中之一。
上海滩犹太大亨维克多·沙逊的藏书票：在旧上海，说到沙逊几乎妇孺皆知。上海外滩和平饭店北楼(原名华懋饭店)，就是早年的沙逊大厦，建造者就是这位维克多·沙逊。高77米的沙逊大厦在外滩曾一度为最高建筑，被誉为“远东第一楼”。沙逊祖籍巴格达，先人为犹太富商，在反犹浪潮的冲击下，沙逊家族几经辗转迁至印度，并加入英国籍。维克多·沙逊1881年出生，“一战”时曾参加英国皇家空军。1918年，他在印度孟买继承祖业，成为新沙逊洋行第三代掌门人。昔日上海滩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维克多·沙逊是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冒险家”的藏书票图案呈现的是一只口衔橄榄枝的和平鸽图案。龚晏邦在《方寸书香》里写道：
我想这是和犹太民族的历史及沙逊家族的迁徒经历相关的。犹太民族亡国后居无定所，虽然他们有着过人的经商天赋，拥有惊人的财富，可是他们却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家园，能与所居住国家的人民和平相处，也是他们内心深处所渴望的吧。
《方寸书香》里还有英国圣公会传教士鄂方智的藏书票；曾为孙中山遗体作防腐处理、参与挖掘研究“北京猿人”的人类学家许文生的藏书票；将“北京猿人”命名为“北京人”的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的藏书票；美国社会经济学学者、著名摄影师甘博的藏书票；20世纪初来华，曾任上海华堂公学首任校长及上海《字林西报》记者的英国人李治的藏书票；二战期间接替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战区职务的美军上将魏德迈的藏书票等。这些“洋人”都与中国有过“零距离”接触，留下或深或浅痕迹，他们的藏书票往往折射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理解。《方寸书香》中收有曾任美国驻华公使、汉学家卫三畏和他儿子卫斐列的父子藏书票，图案为一宫廷式门楼，透过门楼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深宅大院，似乎预示着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东方帝国的大门将要被打开，恰是卫三畏所处的19世纪中期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幕。藏书票上的对联“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出自《论语》，这与卫三畏推崇“孔子加耶稣”的主张是相符合的。
龚晏邦对目前流行的单纯收藏藏书票现象不以为然。他认为：
脱离了书籍的藏书票是没有生命力的，即使它制作的再精美……我不赞同将藏书票从书上取下来单独收藏的做法，因为书上保留了大量书票主人的信息，比如印章、签名、批注、题跋等前人遗泽，对我们研究和鉴赏藏书票有很大帮助，而且有些还是珍本书，就更不能采取这种破坏性的收藏方法。
龚晏邦的看法很对，可谓经验之谈，《方寸书香》就是证明。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