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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格曾帮助很多硅谷公司获得成功，卖了6家公司给微软，15家卖给思科。
编者按：
硅谷，这里聚集了多所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是上千家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硅谷，经常被人们与创新、创业、风险投资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硅谷的魅力何在?它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中国创业者究竟该从中学习哪些经验和教训?《创业邦》杂志特地推出“硅谷创业鉴”栏目，通过寻访那些曾经深深影响过硅谷成长的著名CEO与创业者，将他们的思想精华呈现给国内的读者。
谈起硅谷，我们可能最先会想到那些最有名气的企业家：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雅虎的杨致远，等等。而这些人背后的King-Makers(拥王者)，在硅谷同样受到了很高的尊敬。曾经在1997年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影响硅谷的25个“推动者和影响者”之一的美国著名律师克雷格·约翰逊(Crajg W.Johnson)，也是这样一个受到尊重的King-Makers。2008年，已经退休三年的克雷格于61岁时再度创立自己新的律师公司时，有美国媒体这样评价：他回来了，正在追求自己的下一个大事件。《创业邦》杂志在近日对克雷格进行了专访。《创业邦》：您原本在耶鲁大学主修历史，后来又当了老师，怎么最终会成为一个技术方面的律师呢?
克雷格：我曾在大学毕业后去埃塞俄比亚当了一年半老师，回到美国后进入一家计算机公司担任系统设计师，但发现晋升很难，于是就想返回学校读法律。我的叔父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当老师，弟弟也在斯坦福医学院念书，所以选择了那里的法学院。在法学院学习的前两年，我期望将来成为一个环境方面的律师，因为这个领域的律师更可能被政府雇佣。但是假期在一家软件公司的兼职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更适合跟这些技术公司打交道，于是决定成为为技术公司服务的律师。当时硅谷还没有形成气候，但很多技术公司正在聚集，后来很快名气就出来了。我抓住了先机。
《创业邦》：从法学院毕业后，怎么选择自己的职业?
克雷格：从斯坦福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同处一地的小法律公司wilson Mosher＆sonsini工作，当时这家公司仅仅有12名律师。在初期的业务构成中，几乎有一半客户都是小的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人。在这里我工作了19年，很幸运学到了很多东西，教会我如何与高科技公司一起工作。今天的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Wilson Mosher ＆ Sonsini后来的名字)律师事务所已经有了600多名律师，是美国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
《创业邦》：为什么离开了Wilson Sonsini呢?
克雷格：其实，我在wilson Sonsini的待遇很高，我也爱这个公司。我有许多能让律师事务所做得更好的想法，但也意识到，如果在Wilson Sonsini这些想法都不可能实现。我与公司其他一些律师私下交流时，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1993年，我和14个律师离开了wilson Sonsini，一起创立了Venture Law Croup(下称“VLG”)，我们放弃了很好的待遇和保障，尝试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幸好客户都支持我们。
《创业邦》：VLG与其他大律师事务所有哪些区别?
克雷格：我们想要创立一个关注早期技术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希望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和标识。很多大公司从名称上来看，看不出他们到底要做什么。而“VLG”这个名字的意义正是“告诉人们我们的公司在做什么”，就是为创业服务。我们把公司设立在很多风险投资公司聚集的硅谷沙丘路(sandHill Road)地区。与一般的律师所不同的是，VLG在服务的每一个家客户公司中都有股份，虽然很小，但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这种股份投资后来作为激励手段，用来留住公司里的律师。我们创立的时机非常好，恰好赶上互联网起步。
《创业邦》：VLG后来很成功，当时碰到哪些难题了吗?
克雷格：最大的挑战就是留住员工，我将“零流失”作为最大目标。因为只有律师不流失，才能保证对公司的客户和经手案子的前后情况有透彻了解，才可以为对方提供优秀的高性价比服务。VLG就不断挖掘新的优秀公司，也为那些想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人提供指导。同时，VLG也开始从其他的律师事务所吸引一些律师。到1996年，VLG的律师达到了40人2000年超过了100人。
在市场繁荣期，要保证员工不流失，确实有很大压力。一些年轻律师相信自己离开VLG以后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认为以小时制收费，看起来没有拿科技公司的股权那样有吸引力，那样可能一夜就变成百万富豪，不少人纷纷加入了客户的公司。1990年代中后期硅谷的情形就好像1849年旧金山那些五金店主掀起的西部淘金热一样，我的许多雇员就解下围裙，拿起铲子和筛子，跑向了那些金矿。
《创业邦》：那你怎么留住律师和员工呢?
克雷格：我们尝试了很多手段，设立商业委员会来批准和控制律师们的项目，以不至于让他们太疲劳，还给予律师和其家庭成员全球各地带薪休假旅行的机会，给予他们在投资项目中很大的参与权。后来，哈佛商学院甚至把VLG的措施当作留住员工的教学案例。但最后这些努力还是没起到很大的作用，人们仍然会离开。对于像我这样要承诺给客户高质量服务的人来说，压力更大。
《创业邦》：在VLG帮助过的众多硅谷高科技公司中，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
克雷格：VLG所帮助的很多公司后来都很成功。比如卖了6家公司给微软，15家卖给思科。其中Hotmail和WebTV各以4亿美元卖给微软，StrataCom公司和Cerent公司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均以超过70亿美元的价格被思科并购。
我们帮助过的最著名的公司当属雅虎。VLG的办公室离斯坦福大学不到1英里，1994年的一天，我们的一个年轻律师去斯坦福演讲，告诉学生们如何创立公司。之后的第二周，有两个听过演讲的学生打电话过来，希望进行咨询，他们想知道能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一个公司，我亲自接待了他们。他们就是在自己的网站上以目录的形式收集其他网站的地址和链接，而且是免费的服务。在当时看来，这种模式没有进入的门槛，似乎并没有什么前途，但是这个网站的访问流量很大。这两人就是雅虎的创始人大卫-费罗(David，Filo)和杨致远。当时并不清楚他们的服务能不能做成一个成功的公司，但我们还是决定帮助雅虎，向潜在的投资人进行推荐。很快，有不少投资人对此感兴趣，最终红杉资本决定投资100万美元，占25％股份。这是雅虎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我们也做了跟投。
《创业邦》：VLG为什么会在2003年被Heller Ehrman合并?
克雷格：VLG在互联网繁荣期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我们只做一些特定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企业合作、财务顾问、并购、IPO、人力资源等，不做诉讼和破产清算业务，2000年3月，NASDAQ开始崩盘，导致业务萎缩，我们努力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全球互联网行业都进入了“核战后的严冬”。当时硅谷的律师事务所最繁忙的业务就是诉讼和破产清算。为了应对危机，我们开始节省开支，合伙人的工资也比市场繁荣时期低很多。挺了三年后，市场还没有回暖，我们决定与其他律师所进行合并，当时硅谷的前三大律师公司都对VLG有兴趣，最后我们选择了与拥有很长历史、律师规模达到600人的Heller Ehrman进行合并，他们的战略看起来与我们更接近。
《创业邦》：Heller Ehrman律师事务所在2008年解散了，这对VLG意味着什么?
克雷格：Heller Ehrman失败的原因很多，包括管理上的决策，当然还有运气不好。当时Heller Ehrman已经有几个大的诉讼案马上就可以结案，但回款还是不够快。此前，Heller Ehrman也在某些城市过度的大规模扩张，所以利润下降，合伙人开始离开。2008年秋天时，有一个很大部门的人都离开了，所以Heller Ehrman就不得不宣布倒闭了。VLG也不存在了，其中一些律师去了另外两大著名律师公司Orrick Herrington和Cooley Godward工作。VLG的文化很强大，很遗憾它不存在了。
《创业邦》：2008年，你与合伙人又创立了一家新的律师公司Virtual Law Partners(下称“VLP”)。你已经61岁了，为什么还要创业?
克雷格：2005年，我从Heller Ehrman退休。后来一直在各地旅行，同时也在管理自己几年前创立的一家面向种子期企业的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没有外部LP，我与合伙人是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当时有过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我觉得没有挑战性，希望能够做点挑战性强的事情。2007年初，我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虚拟的、扩展性很强的高质量律师公司，这个公司将不占用物理空间，可以通过网络解决问题。十分巧合的是，当时我陆续碰到几个小律师公司的人来咨询我如何将公司做大，大家的想法一致，于是便决定一起创立一家虚拟的法律公司。我的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RoseAnn Rotandaro创立了Armor法律咨询公司，Andrea chavez创立了Lion技术法律公司，当时都只有3～4名律师，苦干无法扩大。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来规划公司如何运作。2008年VLP正式成立时，只有8个合伙人，现在已经达到了30人，我估计到2009年底将实现翻番。
《创业邦》：美国有许多律师公司，VLP的竞争优势在哪些方面?
克雷格：对客户来讲，他能从我们这里以传统法律服务一半的费用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我们的律师都是合伙人级别的，都拥有至少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大部分人的职业生涯更长。客户不在意律师来自哪个公司，甚至不介意你有没有办公室，他们更关注的是服务和价格。对于律师来讲，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项目，制定自己的收费标准和工作时间，更能平衡工作和家庭。我们所有的律师和工作人员都在家里工作，他们也能决定自己住在哪里。只要你有律师执照，高速的网络，值得信任并且富有经验，不管你来自那里，都可以申请加入VLP。VLP将会吸引到全球各地的律师。
《创业邦》：VLP这种虚拟公司的模式在中国行得通吗?
克雷格：我认为完全没问题。在中国做业务的美国公司将会以更低的费用获得好的法律服务，所以中国的客户也应该可以。他们都理解我们的模式，我已经跟许多在美国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律师谈过以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事情。我们也与中国的一家知名律师公司建立了联盟关系，以后我们会先参考学习他们的一些项目。
《创业邦》：您帮助过很多企业获得成功，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将造就成功的企业家?
克雷格：伟大的创意当然是成功的基础，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建立起商业模式并做到成功的决心，不管这条路会有多长。许多伟大公司在创业初期并没有清晰的产品概念，惠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要的是，要倾听潜在顾客的意见，发现他们的需求，你才能找到让消费者付钱的理由，这样就能保持公司活力，那么他就不可能失败。对企业来说，资金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用光了钱，公司也就可能面临倒闭，这也是让公司存活的重要保证。不过也不要太依赖投资人的钱，这样会有很大的风险。
《创业邦》：您怎么看待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克雷格：每个人都会感觉到生命的不同阶段中都有挑战，但是律师都很容易太顾及工作，而忽视家庭和生活。在VLP，我们强调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工作很重要，但不是惟一。我们的合伙人中还有发表了很多小说的作家和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我与大家共同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目标及价值，我希望VLP取得成功，同时自己也能有很多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
《创业邦》：在工作以外，您的休闲方式有哪些?
克雷格：闲暇时，我喜欢做那些能将运动、旅行、访友结合起来的事情，后来发现骑自行车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过去15年里，我曾经和许多朋友在法国、意大利、新西兰、加拿大、瑞士、中国等很多国家骑自行车旅行，自行车多达十几辆。除了骑车，我还喜欢徒步旅行，登上过美国怀俄明州最高的三座山。
《创业邦》：您害怕失败吗?
克雷格：我不喜欢失败，但不害怕失败。我们有许多失败的投资和项目，我会不停的学习，了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硅谷，失败并不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只要你够诚实。对我来说，好消息是，过去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高过那些曾经的失败，所以我很幸运。
编者按：
硅谷，这里聚集了多所顶尖大学和科研机构，也是上千家高科技公司的总部所在地。硅谷，经常被人们与创新、创业、风险投资联系在一起，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风向标。硅谷的魅力何在?它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中国创业者究竟该从中学习哪些经验和教训?《创业邦》杂志特地推出“硅谷创业鉴”栏目，通过寻访那些曾经深深影响过硅谷成长的著名CEO与创业者，将他们的思想精华呈现给国内的读者。
谈起硅谷，我们可能最先会想到那些最有名气的企业家：英特尔的安迪格鲁夫，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雅虎的杨致远，等等。而这些人背后的King-Makers(拥王者)，在硅谷同样受到了很高的尊敬。曾经在1997年时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影响硅谷的25个“推动者和影响者”之一的美国著名律师克雷格·约翰逊(Crajg W.Johnson)，也是这样一个受到尊重的King-Makers。2008年，已经退休三年的克雷格于61岁时再度创立自己新的律师公司时，有美国媒体这样评价：他回来了，正在追求自己的下一个大事件。《创业邦》杂志在近日对克雷格进行了专访。《创业邦》：您原本在耶鲁大学主修历史，后来又当了老师，怎么最终会成为一个技术方面的律师呢?
克雷格：我曾在大学毕业后去埃塞俄比亚当了一年半老师，回到美国后进入一家计算机公司担任系统设计师，但发现晋升很难，于是就想返回学校读法律。我的叔父当时在斯坦福大学当老师，弟弟也在斯坦福医学院念书，所以选择了那里的法学院。在法学院学习的前两年，我期望将来成为一个环境方面的律师，因为这个领域的律师更可能被政府雇佣。但是假期在一家软件公司的兼职经历改变了我的想法，我意识到自己更适合跟这些技术公司打交道，于是决定成为为技术公司服务的律师。当时硅谷还没有形成气候，但很多技术公司正在聚集，后来很快名气就出来了。我抓住了先机。
《创业邦》：从法学院毕业后，怎么选择自己的职业?
克雷格：从斯坦福毕业以后，我进入了同处一地的小法律公司wilson Mosher＆sonsini工作，当时这家公司仅仅有12名律师。在初期的业务构成中，几乎有一半客户都是小的技术公司和风险投资人。在这里我工作了19年，很幸运学到了很多东西，教会我如何与高科技公司一起工作。今天的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Wilson Mosher ＆ Sonsini后来的名字)律师事务所已经有了600多名律师，是美国著名的大律师事务所。
《创业邦》：为什么离开了Wilson Sonsini呢?
克雷格：其实，我在wilson Sonsini的待遇很高，我也爱这个公司。我有许多能让律师事务所做得更好的想法，但也意识到，如果在Wilson Sonsini这些想法都不可能实现。我与公司其他一些律师私下交流时，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于是，在1993年，我和14个律师离开了wilson Sonsini，一起创立了Venture Law Croup(下称“VLG”)，我们放弃了很好的待遇和保障，尝试全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冒险，幸好客户都支持我们。
《创业邦》：VLG与其他大律师事务所有哪些区别?
克雷格：我们想要创立一个关注早期技术公司的律师事务所，我们希望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和标识。很多大公司从名称上来看，看不出他们到底要做什么。而“VLG”这个名字的意义正是“告诉人们我们的公司在做什么”，就是为创业服务。我们把公司设立在很多风险投资公司聚集的硅谷沙丘路(sandHill Road)地区。与一般的律师所不同的是，VLG在服务的每一个家客户公司中都有股份，虽然很小，但给了我们很多帮助：这种股份投资后来作为激励手段，用来留住公司里的律师。我们创立的时机非常好，恰好赶上互联网起步。
《创业邦》：VLG后来很成功，当时碰到哪些难题了吗?
克雷格：最大的挑战就是留住员工，我将“零流失”作为最大目标。因为只有律师不流失，才能保证对公司的客户和经手案子的前后情况有透彻了解，才可以为对方提供优秀的高性价比服务。VLG就不断挖掘新的优秀公司，也为那些想在互联网领域创业的人提供指导。同时，VLG也开始从其他的律师事务所吸引一些律师。到1996年，VLG的律师达到了40人2000年超过了100人。
在市场繁荣期，要保证员工不流失，确实有很大压力。一些年轻律师相信自己离开VLG以后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他们认为以小时制收费，看起来没有拿科技公司的股权那样有吸引力，那样可能一夜就变成百万富豪，不少人纷纷加入了客户的公司。1990年代中后期硅谷的情形就好像1849年旧金山那些五金店主掀起的西部淘金热一样，我的许多雇员就解下围裙，拿起铲子和筛子，跑向了那些金矿。
《创业邦》：那你怎么留住律师和员工呢?
克雷格：我们尝试了很多手段，设立商业委员会来批准和控制律师们的项目，以不至于让他们太疲劳，还给予律师和其家庭成员全球各地带薪休假旅行的机会，给予他们在投资项目中很大的参与权。后来，哈佛商学院甚至把VLG的措施当作留住员工的教学案例。但最后这些努力还是没起到很大的作用，人们仍然会离开。对于像我这样要承诺给客户高质量服务的人来说，压力更大。
《创业邦》：在VLG帮助过的众多硅谷高科技公司中，哪些你印象比较深刻?
克雷格：VLG所帮助的很多公司后来都很成功。比如卖了6家公司给微软，15家卖给思科。其中Hotmail和WebTV各以4亿美元卖给微软，StrataCom公司和Cerent公司分别在1996年和1999年均以超过70亿美元的价格被思科并购。
我们帮助过的最著名的公司当属雅虎。VLG的办公室离斯坦福大学不到1英里，1994年的一天，我们的一个年轻律师去斯坦福演讲，告诉学生们如何创立公司。之后的第二周，有两个听过演讲的学生打电话过来，希望进行咨询，他们想知道能不能把自己的爱好做成一个公司，我亲自接待了他们。他们就是在自己的网站上以目录的形式收集其他网站的地址和链接，而且是免费的服务。在当时看来，这种模式没有进入的门槛，似乎并没有什么前途，但是这个网站的访问流量很大。这两人就是雅虎的创始人大卫-费罗(David，Filo)和杨致远。当时并不清楚他们的服务能不能做成一个成功的公司，但我们还是决定帮助雅虎，向潜在的投资人进行推荐。很快，有不少投资人对此感兴趣，最终红杉资本决定投资100万美元，占25％股份。这是雅虎获得的第一笔风险投资，我们也做了跟投。
《创业邦》：VLG为什么会在2003年被Heller Ehrman合并?
克雷格：VLG在互联网繁荣期间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我们只做一些特定类型的法律服务，业务包括企业合作、财务顾问、并购、IPO、人力资源等，不做诉讼和破产清算业务，2000年3月，NASDAQ开始崩盘，导致业务萎缩，我们努力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但全球互联网行业都进入了“核战后的严冬”。当时硅谷的律师事务所最繁忙的业务就是诉讼和破产清算。为了应对危机，我们开始节省开支，合伙人的工资也比市场繁荣时期低很多。挺了三年后，市场还没有回暖，我们决定与其他律师所进行合并，当时硅谷的前三大律师公司都对VLG有兴趣，最后我们选择了与拥有很长历史、律师规模达到600人的Heller Ehrman进行合并，他们的战略看起来与我们更接近。
《创业邦》：Heller Ehrman律师事务所在2008年解散了，这对VLG意味着什么?
克雷格：Heller Ehrman失败的原因很多，包括管理上的决策，当然还有运气不好。当时Heller Ehrman已经有几个大的诉讼案马上就可以结案，但回款还是不够快。此前，Heller Ehrman也在某些城市过度的大规模扩张，所以利润下降，合伙人开始离开。2008年秋天时，有一个很大部门的人都离开了，所以Heller Ehrman就不得不宣布倒闭了。VLG也不存在了，其中一些律师去了另外两大著名律师公司Orrick Herrington和Cooley Godward工作。VLG的文化很强大，很遗憾它不存在了。
《创业邦》：2008年，你与合伙人又创立了一家新的律师公司Virtual Law Partners(下称“VLP”)。你已经61岁了，为什么还要创业?
克雷格：2005年，我从Heller Ehrman退休。后来一直在各地旅行，同时也在管理自己几年前创立的一家面向种子期企业的投资基金。这个基金没有外部LP，我与合伙人是用自己的钱进行投资。当时有过一些成功的案例，但我觉得没有挑战性，希望能够做点挑战性强的事情。2007年初，我有了一个主意，那就是建立一个全球性的、虚拟的、扩展性很强的高质量律师公司，这个公司将不占用物理空间，可以通过网络解决问题。十分巧合的是，当时我陆续碰到几个小律师公司的人来咨询我如何将公司做大，大家的想法一致，于是便决定一起创立一家虚拟的法律公司。我的另外两个联合创始人，RoseAnn Rotandaro创立了Armor法律咨询公司，Andrea chavez创立了Lion技术法律公司，当时都只有3～4名律师，苦干无法扩大。我们花了一年时间来规划公司如何运作。2008年VLP正式成立时，只有8个合伙人，现在已经达到了30人，我估计到2009年底将实现翻番。
《创业邦》：美国有许多律师公司，VLP的竞争优势在哪些方面?
克雷格：对客户来讲，他能从我们这里以传统法律服务一半的费用获得高质量的服务。我们的律师都是合伙人级别的，都拥有至少5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大部分人的职业生涯更长。客户不在意律师来自哪个公司，甚至不介意你有没有办公室，他们更关注的是服务和价格。对于律师来讲，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项目，制定自己的收费标准和工作时间，更能平衡工作和家庭。我们所有的律师和工作人员都在家里工作，他们也能决定自己住在哪里。只要你有律师执照，高速的网络，值得信任并且富有经验，不管你来自那里，都可以申请加入VLP。VLP将会吸引到全球各地的律师。
《创业邦》：VLP这种虚拟公司的模式在中国行得通吗?
克雷格：我认为完全没问题。在中国做业务的美国公司将会以更低的费用获得好的法律服务，所以中国的客户也应该可以。他们都理解我们的模式，我已经跟许多在美国获得律师执照的中国律师谈过以后在中国开展业务的事情。我们也与中国的一家知名律师公司建立了联盟关系，以后我们会先参考学习他们的一些项目。
《创业邦》：您帮助过很多企业获得成功，在您看来哪些因素将造就成功的企业家?
克雷格：伟大的创意当然是成功的基础，但最重要的是要有建立起商业模式并做到成功的决心，不管这条路会有多长。许多伟大公司在创业初期并没有清晰的产品概念，惠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重要的是，要倾听潜在顾客的意见，发现他们的需求，你才能找到让消费者付钱的理由，这样就能保持公司活力，那么他就不可能失败。对企业来说，资金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你用光了钱，公司也就可能面临倒闭，这也是让公司存活的重要保证。不过也不要太依赖投资人的钱，这样会有很大的风险。
《创业邦》：您怎么看待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克雷格：每个人都会感觉到生命的不同阶段中都有挑战，但是律师都很容易太顾及工作，而忽视家庭和生活。在VLP，我们强调了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工作很重要，但不是惟一。我们的合伙人中还有发表了很多小说的作家和多才多艺的音乐家，我与大家共同分享工作和生活的目标及价值，我希望VLP取得成功，同时自己也能有很多时间去做想做的事情。
《创业邦》：在工作以外，您的休闲方式有哪些?
克雷格：闲暇时，我喜欢做那些能将运动、旅行、访友结合起来的事情，后来发现骑自行车是最完美的解决方式。过去15年里，我曾经和许多朋友在法国、意大利、新西兰、加拿大、瑞士、中国等很多国家骑自行车旅行，自行车多达十几辆。除了骑车，我还喜欢徒步旅行，登上过美国怀俄明州最高的三座山。
《创业邦》：您害怕失败吗?
克雷格：我不喜欢失败，但不害怕失败。我们有许多失败的投资和项目，我会不停的学习，了解到底错在哪里。在硅谷，失败并不是令人羞耻的事情，只要你够诚实。对我来说，好消息是，过去取得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远远高过那些曾经的失败，所以我很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