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采用词汇flanker任务分析认知和情绪冲突及其冲突适应效应。结果发现，在认知和情绪flanker任务中，相对于目标词与干扰词一致的情况，被试在目标词和干扰词不一致的情况下反应更慢，正确率更低。这表明认知词和情绪词flanker任务都能诱发冲突效应。本研究还发现认知冲突适应效应的存在，但没有发现情绪冲突适应效应，该结果可能与刺激材料的复杂性和范式选取有关。此外，研究还发现，相对于目标刺激是金属的认知词和积极的情绪词，被试对目标刺激是水果的认知词和消极的情绪词反应更快。特别是在目标词与干扰词不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对水果词和消极词判断的正确率要显著高于对金属词和积极词的判断。未来的研究需要在刺激和范式的修正上进一步探索，并加强情绪冲突与认知冲突适应效应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神经机制的研究。关键词认知冲突，情绪冲突，冲突适应，flanker范式。
分类号 R842
1 引言
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其实验范式的探讨始终是冲突研究的先导。在认知冲突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使用刺激一反应相容任务（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lity task）考察认知过程中的执行控制和冲突解决（Korn，blum，Hasbroucq，& Osman，1990）。冲突效应（conflict effect）表现为被试在目标刺激属性不一致条件下（incongruent trial）比目标刺激属性一致条件下（congruent trial）的反应更慢、正确率更低。冲突适应效应表现为在一致性任务的试次序列中，被试在前一试次中经历冲突后会使其在当前试次中更好的解决冲突。目前常用的认知冲突研究范式主要包括颜色命名的stroop范式、simon范式和flanker范式（Eriksen & Eriksen，1974）。
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会经历认知冲突，很多时候也会经历情绪冲突。近几年来，情绪冲突的研究在认知冲突研究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情绪冲突是指无关的情绪性刺激对当前认知任务的干扰，或者效价相反的两种情绪（opposite emotion）的同时存在导致情绪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悲喜交加”）（胡志国，刘宏艳，2008）。目前情绪冲突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冲突范式的变式，例如情绪stroop范式、词-面孔stroop范式和情绪flanker范式，均是将认知材料转化为情绪词或面孔表情等情绪性信息。情绪stroop范式的操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操作方法是，要求被试对情绪词（如“death”）或中性词（如“apple”）的书写颜色进行命名，结果会发现，相对于中性词，对情绪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间更长，该效应被称为情绪stroop效应（胡志国，刘宏艳，2008）。在该操作中，情绪词的语义吸引了被试的注意，对当前的知觉判断产生了干扰作用，从而导致了冲突。这实质上是一种以注意为中介的间接的情绪冲突。情绪stroop范式的第二种操作方法是在情绪面孔上叠加情绪词，要求对面孔或词的情绪价（emotional valence）进行判断，称为词一面孔情绪stroop范式。当词和面孔情绪类型的不一致（比如，悲伤面孔上有一个词“happy”），就会导致对同一神经资源的竞争，从而引起情绪冲突。在该范式中，当情绪词和情绪面孔的效价相对立时，可以直接考察情绪信息的相互干扰。Etkin等（2006）、Xu和Zhou（2007）采用词一面孔情绪stroop范式不仅检测出情绪冲突适应效应，还通过与认知stroop效应比较，发现在内隐情绪冲突加工过程中前扣带回与杏仁核之间的连结失败是广泛性焦虑症主要原因（Etkin.et al.，2010）。科学界对这一研究范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范式一小步，科学一大步（SmallParadigm Twist，Large Scientific Leap）”（Ernst，2010）。由此看来，研究范式的开发和探索对于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词汇为刺激材料的flanker范式已经应用于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脑机制研究中，通过比较两种刺激材料的flanker任务效应，进一步确认了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的不同脑区激活模式（Ochsner，Hughes，Robertson，Cooper，& Gabrieli，2009）。与stroop范式相比较，flanker任务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同时运用词汇作刺激材料的条件下，做出认知冲突与情绪冲突的操作，便于排除刺激材料差异所带来的干扰。将词汇flanker范式引入国内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研究中，用中文词汇替代英语词汇，需要对研究范式进行有效性检测。另外，在Ochsner等（2009）的研究中，并没有考察词汇flanker任务对冲突适应效应检测的有效性，本研究也希望补充此项工作。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采用词汇flanker任务，选取中文认知词和情绪词作为刺激材料，考察认知和情绪词汇flanker任务的冲突和冲突适应效应，并比较flanker任务范式条件下，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效应及冲突适应效应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6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8名男性，18名女性，年龄范围在18-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8.30岁。所有被试身心健康，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均签署了实验知情同意书。其中有1名被试（女性）由于正确率不到50%被剔除，最后纳入统计分析的被试共25名。
2.2 刺激材料
在正式实验前，根据词次及频率对140个词语进行前测，分别从效价和唤醒度两个方面对词语进行1到9点的等级评定。然后，共筛选出24个词语，包括判断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词语12个，其中积极词和消极词各6个，例如“活泼”或“出卖”；判断金属或水果的认知词语12个，其中金属词和水果词各6个，例如“白银”或“香蕉”。该评定结果为：测量情绪冲突的积极词和消极词在效价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积极词的效价为M=7.74，SD=0.14，消极词的效价为M=2.17，SD=0.55，t（10）=21.77，p=0.000。两者在唤醒度上无显著差异，其中积极词的唤醒度为M=6.65，消极词的唤醒度为M=6.12，p=ns。 2.3 实验设计
采用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trial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目标刺激属性：积极的或消极的、金属或水果）的重复测量实验设计，其中实验任务和刺激类型均为被试内变量。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目标刺激属性指两种不同的情绪效价，分别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目标刺激属性指不同的认知范畴，分别为金属或水果。
借鉴Eriksen flanker任务范式（Ochsneer et al.，2009），本研究采用两个实验任务，分别考察情绪冲突和认知冲突。实验刺激由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构成，即中间的目标词的上下两端分别围绕着干扰词。目标词和干扰词构成的词语序列在每一个类型的flanker任务中有四种组合。例如，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目标词是消极词，干扰词是积极词，或者目标词是积极词，干扰词是消极词，这两种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条件：目标词和干扰词均为积极词或消极词，这两种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的条件。认知flanker任务与情绪flanker任务的刺激组合相似，即认知flanker任务中目标词和干扰词分别为金属或水果，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十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四种条件（见图1）。
2.4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 2.0编程。刺激呈现在屏幕中央，背景为白色，字体均为36号，黑色楷体。被试端坐于屏幕前55cm处。中间的目标词的水平视角约为1.5°，垂直视角为3°。所有试次（trials）呈现刺激的顺序是：首先，呈现注视点“+”（2000msec），紧接着呈现目标词和干扰词（2000msec），被试需要一边小声读出屏幕中呈现的刺激序列，一边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在其呈现的2s内尽快做出反应，即判断中间的目标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金属还是水果。待被试做完反应后，开始下一个trial。一个完整trial运行时间为4s。在正式实验前，被试先进行若干次练习。在每个实验任务中，每种实验条件下进行2次练习，每个实验任务有4种实验条件。因此，每个实验任务中，每个被试完成8次练习以保证其熟悉并理解实验的操作流程。
在正式实验中，每个被试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分别为情绪flanker任务和认知flanker任务，并且两个任务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问进行平衡。每个实验任务有4组（block）。根据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四种实验条件，每个实验条件为1组（block），每组有该实验条件的刺激组合为30个试次，共有120个试次。当每个被试完成一个任务后，提示被试休息2-5分钟，然后继续完成下一个实验任务，整个实验流程不超过20分钟。
3 结果
3.1 冲突效应
3.1.1 反应时
剔除了9.4%的错误反应时，以正确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试次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目标刺激属性：积极的或消极的、金属或水果）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实验任务和目标刺激属性均为被试内变量。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试次类型[F（1，24）=33.82，p<0.001]与目标刺激属性[F（1，24）=8.44，p<0.01]的主效应均显著，但是实验任务、试次类型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针对trial类型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无论情绪flanker任务还是认知flanker任务。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M=978.53）显著慢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M=938.13）（见图2）。
针对目标刺激属性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消极词判断的反应时（M=955.36）显著快于对积极词的判断（M=968.69）；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的判断的反应时（M=942.12）要显著快于对目标同是金属的判断（M=967.13）。
3.1.2 正确率
以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与反应时相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trial类型[F（1，24）=6.60，p<0.05]的主效应显著。事后检验发现：无论情绪flanker任务还是认知flanker任务，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M=0.94）显著低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M=0.96）（见图3）。
实验任务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者：F（1，24）=15.43，p<0.01；试次类型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24）=6.51，p<0.05。两个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对积极词和消极词判断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判断的正确率（M=0.95）显著高于对目标词是金属的判断（M=0.93），F（1，24）=4.66，p<0.05；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对消极词和水果词判断的正确率（M=0.96）要显著高于对积极词和金属词判断的正确率（M=0.93），t=4.59，p<0.001，然而，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对消极词和水果词判断的正确率与被试对积极词和金属词判断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
3，2 冲突适应效应
根据冲突适应效应的定义，先前（previous）冲突事件的觉察促进了当前（current）冲突事件的解决。在本研究中，如果前面呈现的trial类型的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即不一致试次（in-congruent trial，Ⅰ），当前试次类型也为不一致试次，这种情况定义为Ⅱ试次：如果前面呈现的tri-al类型的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即一致试次（congruent trial，C），当前试次类型为不一致试次，这种情况定义为CI试次。先前试次类型分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试次，当前试次类型也是如此，因此组合为CC、CI、IC和Ⅱ试次四种情况（见图4）。在进行数据整理时，将当前试次类型作为一列变量（共有n个试次），命名为当前冲突（cc），一致试次编码为0，不一致试次编码为1，将先前试次类型作为另一列变量（共有n～1个试次），命名为先前冲突（pc），一致试次也编码为0，不一致试次也编码为1：然后再分别纳入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数据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即可。 3.2.1 反应时
以正确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先前trial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当前试次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实验任务、先前试次和当前试次类型均为被试内变量。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先前试次[F（1，24）=10.09，p<0.01]与当前trial类型[F（1，24）=33.78，p<0.001]的主效应均极其显著，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6.38，p<0.05]。此外，实验任务、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9.85，p<0.01。进一步检验发现，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只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显著，F（1，24）=10.88，p<0.01，而在情感flanker任务中不显著。
对于认知flanker任务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CC显著快于CI，t（24）=-6，22，p<0.001；IC和II没有显著差异。此外，CC要显著快于IC，t（24）=-3.61，p<0.01；CC要显著快于Ⅱ，t（24）=-4.60，p<0.001。然而，在CI或Ⅱ的条件下，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不一致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3.2.2 正确率
以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与反应时相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当前trial类型[F（1.24）=7.82，p<0.05]的主效应均显著，而其他因素的主效应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见表1）。
4 讨论
4.1 冲突效应
本研究发现情绪与认知的冲突效应，结果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表现为目标刺激为积极词（或消极词），干扰刺激为消极词（或积极词）：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表现为目标刺激为金属词（或水果词），干扰刺激为水果词（或金属词）。说明冲突情况下对情绪词和认知词的反应更慢，正确率更低。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4.2 情绪和认知冲突适应效应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只有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先前试次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存在冲突适应效应。然而，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不存在冲突适应效应。具体来讲，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1）当先前试次类型一致时。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一致的反应时（CC）显著快于对当前trial是不一致的反应时（CI），即RTCCCI；（2）当先前试次类型一致时，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一致的反应时（CC）要显著快于当先前试次类型是不一致时（IC），即RTCCCI；（3）当先前试次类型一致时，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一致的反应时（CC）要显著快于当先前试次类型不一致时，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不一致的反应时（Ⅱ），即RTCCⅡ。
该结果支持了冲突适应效应的特征整合理论（Hommel，et al.，2004）。根据该理论的解释，若刺激和反应同时发生，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就会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情境记忆表征中，或者说两种特征捆绑在一起。这样，一种情况是如果当前试次与先前试次中的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完全重复（CC）时，那么当前试次中一种特征的激活会自动激活另一种特征，最节省资源，反应速度最快：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当前试次与先前试次的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完全改变（Ⅱ）时，当前试次中特征的表征就不会受先前试次中记忆表征的影响，只是速度较完全重复慢。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和当前试次中只有一个特征相同，另一个特征不同，即部分重复（IC和CI），相同特征的出现不但不能激活不同的特征，反而因为另一特征的不同需要努力克服这种特征的捆绑，因此完全重复和完全改变时的反应快于部分重复（刘培朵等，2012）。然而。该结果与冲突检测理论（Botvinick，et al.，1999，2001）相矛盾。如果先前trial为不一致的情况，认知系统提高了对当前试次中任务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提高了对任务相关信息的加工，而减少了无关信息对行为表现的影响；而先前试次为一致的情况，没有冲突信息触发调整机制，按照此逻辑推理，结果应表现出RTCI>RTⅡ，RTCC>RTIC。显然，本研究不支持冲突检测理论的假设。
没有发现情绪的冲突适应效应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相对于经典的flanker范式的刺激材料，本研究的情绪flanker任务所使用的刺激材料更加复杂。例如，早期发现冲突适应效应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不同方向的箭头作为一致或不一致的刺激（Gratton，et al.，1992），被试只需要判断箭头的空间方向即可，但是本研究中被试需要对刺激词所表达的积极与消极信息进行语义理解的基础上再做出判断。这样一来，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认知控制加工的提高没有进一步地促进认知冲突的解决，相反使解决机制进入一个更为谨慎的模式，无论trial类型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这将降低下一个试次的反应速度。有些研究者将反应速度变慢的现象归因于控制机制并将之命名为冲突后减慢效应（Post-conflict slowing effect）。该效应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被试做出一个错误反应后对下一个trial的反应会变慢：另一个是当单一特征的刺激呈现在包含不一致的两种特征的刺激序列中，对单一特征刺激的反应就会变慢（Grundy，et al.，2013；Woodward，Meier，Tipper，& Graf，2003；Woodward，Metzak，Meier，& Holrovd，2008）或者当单一特征的刺激立刻出现在一个包含不一致的两种特征的trial之后也会出现反应变慢的现象（Verguts，Notebaert，Kunde，& Wuhr，2011）。除了刺激材料的复杂性造成任务难度的原因，范式的选取可能是造成没有发现情绪冲突适应效应的另一个原因。已有研究者采用词一面孔 Stroop范式，在表达积极或消极情绪的黑白面孔刺激的中间位置写上红色的情绪词（比如高兴或恐惧），从而构造出面孔表情与情绪词之间一致或不一致的条件下，发现了情绪冲突适应效应（Etkin，et al.，2006；Xu &Zhou，2007）。这提示未来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研究应更多地尝试使用真实的面孔表情，或引起趋近和回避动机的图片、场景等作为刺激材料并在此基础上修正范式，才可能具有更好地生态学效度。
4.3 目标词属性对冲突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只有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与目标词是金属相比，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的判断的反应时更快，正确率更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词语的熟悉度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有关，于是在本实验之后研究者进行了词语熟悉度的补充实验，发现被试对水果词的熟悉度显著地高于金属词的熟悉度（t=8.371，p<0.001），被试对积极词的熟悉度显著地高于消极词的熟悉度（t=2.366，p<0.05）。进而，研究者扩大范围选择更多的水果词和金属词，试图找到一些稍显生僻的水果词与金属词匹配，以便更好地对词语熟悉度进行控制，仍然发现水果词的熟悉度高于金属词的熟悉度。该结果可能源于生活经验，由于水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或接触的频次比金属高，而且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水果属于食物，与人类的基本生存息息相关，认知程度远远早于金属。
另一方面，虽然被试对积极词的熟悉度高于对消极词的熟悉度，但是，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消极同判断的反应时更快，并且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对消极词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积极词的正确率。这与目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一致，即冲突解决的能力会在威胁性等消极信息的条件下增强，表现为在冲突条件下反应时会更快（LeDoux，2007）。然而，还有一些研究不支持这一结果，发现积极的情绪刺激或与奖赏相关的刺激具有促进冲突加工和解决的作用，这说明积极的情绪刺激，作为一种潜在的奖赏信号，与动机趋近系统相关联（胡治国，刘宏艳，2010；Kanske &Kotz，2011）。因此，当前对于积极还是消极刺激能够增强冲突加工的问题还存在争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fMRI等神经影像学的方法进一步探究积极与消极情绪刺激在冲突加工上的差异。
分类号 R842
1 引言
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是近年来心理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其实验范式的探讨始终是冲突研究的先导。在认知冲突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使用刺激一反应相容任务（stimulus-response compatiblity task）考察认知过程中的执行控制和冲突解决（Korn，blum，Hasbroucq，& Osman，1990）。冲突效应（conflict effect）表现为被试在目标刺激属性不一致条件下（incongruent trial）比目标刺激属性一致条件下（congruent trial）的反应更慢、正确率更低。冲突适应效应表现为在一致性任务的试次序列中，被试在前一试次中经历冲突后会使其在当前试次中更好的解决冲突。目前常用的认知冲突研究范式主要包括颜色命名的stroop范式、simon范式和flanker范式（Eriksen & Eriksen，1974）。
现实生活中人们不仅会经历认知冲突，很多时候也会经历情绪冲突。近几年来，情绪冲突的研究在认知冲突研究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情绪冲突是指无关的情绪性刺激对当前认知任务的干扰，或者效价相反的两种情绪（opposite emotion）的同时存在导致情绪之间的直接冲突（如“悲喜交加”）（胡志国，刘宏艳，2008）。目前情绪冲突研究主要采用认知冲突范式的变式，例如情绪stroop范式、词-面孔stroop范式和情绪flanker范式，均是将认知材料转化为情绪词或面孔表情等情绪性信息。情绪stroop范式的操作有两种方法，一种操作方法是，要求被试对情绪词（如“death”）或中性词（如“apple”）的书写颜色进行命名，结果会发现，相对于中性词，对情绪词的颜色命名反应时间更长，该效应被称为情绪stroop效应（胡志国，刘宏艳，2008）。在该操作中，情绪词的语义吸引了被试的注意，对当前的知觉判断产生了干扰作用，从而导致了冲突。这实质上是一种以注意为中介的间接的情绪冲突。情绪stroop范式的第二种操作方法是在情绪面孔上叠加情绪词，要求对面孔或词的情绪价（emotional valence）进行判断，称为词一面孔情绪stroop范式。当词和面孔情绪类型的不一致（比如，悲伤面孔上有一个词“happy”），就会导致对同一神经资源的竞争，从而引起情绪冲突。在该范式中，当情绪词和情绪面孔的效价相对立时，可以直接考察情绪信息的相互干扰。Etkin等（2006）、Xu和Zhou（2007）采用词一面孔情绪stroop范式不仅检测出情绪冲突适应效应，还通过与认知stroop效应比较，发现在内隐情绪冲突加工过程中前扣带回与杏仁核之间的连结失败是广泛性焦虑症主要原因（Etkin.et al.，2010）。科学界对这一研究范式给予了高度评价“范式一小步，科学一大步（SmallParadigm Twist，Large Scientific Leap）”（Ernst，2010）。由此看来，研究范式的开发和探索对于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以词汇为刺激材料的flanker范式已经应用于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脑机制研究中，通过比较两种刺激材料的flanker任务效应，进一步确认了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的不同脑区激活模式（Ochsner，Hughes，Robertson，Cooper，& Gabrieli，2009）。与stroop范式相比较，flanker任务的优势在于可以在同时运用词汇作刺激材料的条件下，做出认知冲突与情绪冲突的操作，便于排除刺激材料差异所带来的干扰。将词汇flanker范式引入国内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研究中，用中文词汇替代英语词汇，需要对研究范式进行有效性检测。另外，在Ochsner等（2009）的研究中，并没有考察词汇flanker任务对冲突适应效应检测的有效性，本研究也希望补充此项工作。
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采用词汇flanker任务，选取中文认知词和情绪词作为刺激材料，考察认知和情绪词汇flanker任务的冲突和冲突适应效应，并比较flanker任务范式条件下，认知冲突和情绪冲突效应及冲突适应效应的差异。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26名在校大学生作为被试，其中8名男性，18名女性，年龄范围在18-2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8.30岁。所有被试身心健康，均为右利手，视力正常或矫正后正常，均签署了实验知情同意书。其中有1名被试（女性）由于正确率不到50%被剔除，最后纳入统计分析的被试共25名。
2.2 刺激材料
在正式实验前，根据词次及频率对140个词语进行前测，分别从效价和唤醒度两个方面对词语进行1到9点的等级评定。然后，共筛选出24个词语，包括判断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词语12个，其中积极词和消极词各6个，例如“活泼”或“出卖”；判断金属或水果的认知词语12个，其中金属词和水果词各6个，例如“白银”或“香蕉”。该评定结果为：测量情绪冲突的积极词和消极词在效价上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积极词的效价为M=7.74，SD=0.14，消极词的效价为M=2.17，SD=0.55，t（10）=21.77，p=0.000。两者在唤醒度上无显著差异，其中积极词的唤醒度为M=6.65，消极词的唤醒度为M=6.12，p=ns。 2.3 实验设计
采用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trial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目标刺激属性：积极的或消极的、金属或水果）的重复测量实验设计，其中实验任务和刺激类型均为被试内变量。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目标刺激属性指两种不同的情绪效价，分别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目标刺激属性指不同的认知范畴，分别为金属或水果。
借鉴Eriksen flanker任务范式（Ochsneer et al.，2009），本研究采用两个实验任务，分别考察情绪冲突和认知冲突。实验刺激由目标刺激和干扰刺激构成，即中间的目标词的上下两端分别围绕着干扰词。目标词和干扰词构成的词语序列在每一个类型的flanker任务中有四种组合。例如，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目标词是消极词，干扰词是积极词，或者目标词是积极词，干扰词是消极词，这两种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条件：目标词和干扰词均为积极词或消极词，这两种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的条件。认知flanker任务与情绪flanker任务的刺激组合相似，即认知flanker任务中目标词和干扰词分别为金属或水果，组合为目标刺激与十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四种条件（见图1）。
2.4 实验程序
采用E-prime 2.0编程。刺激呈现在屏幕中央，背景为白色，字体均为36号，黑色楷体。被试端坐于屏幕前55cm处。中间的目标词的水平视角约为1.5°，垂直视角为3°。所有试次（trials）呈现刺激的顺序是：首先，呈现注视点“+”（2000msec），紧接着呈现目标词和干扰词（2000msec），被试需要一边小声读出屏幕中呈现的刺激序列，一边保证正确率的前提下在其呈现的2s内尽快做出反应，即判断中间的目标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或金属还是水果。待被试做完反应后，开始下一个trial。一个完整trial运行时间为4s。在正式实验前，被试先进行若干次练习。在每个实验任务中，每种实验条件下进行2次练习，每个实验任务有4种实验条件。因此，每个实验任务中，每个被试完成8次练习以保证其熟悉并理解实验的操作流程。
在正式实验中，每个被试需要完成两个任务，分别为情绪flanker任务和认知flanker任务，并且两个任务的呈现顺序在被试问进行平衡。每个实验任务有4组（block）。根据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四种实验条件，每个实验条件为1组（block），每组有该实验条件的刺激组合为30个试次，共有120个试次。当每个被试完成一个任务后，提示被试休息2-5分钟，然后继续完成下一个实验任务，整个实验流程不超过20分钟。
3 结果
3.1 冲突效应
3.1.1 反应时
剔除了9.4%的错误反应时，以正确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试次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目标刺激属性：积极的或消极的、金属或水果）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实验任务和目标刺激属性均为被试内变量。
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试次类型[F（1，24）=33.82，p<0.001]与目标刺激属性[F（1，24）=8.44，p<0.01]的主效应均显著，但是实验任务、试次类型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显著。针对trial类型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无论情绪flanker任务还是认知flanker任务。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M=978.53）显著慢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M=938.13）（见图2）。
针对目标刺激属性的主效应的事后检验发现：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消极词判断的反应时（M=955.36）显著快于对积极词的判断（M=968.69）；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的判断的反应时（M=942.12）要显著快于对目标同是金属的判断（M=967.13）。
3.1.2 正确率
以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与反应时相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trial类型[F（1，24）=6.60，p<0.05]的主效应显著。事后检验发现：无论情绪flanker任务还是认知flanker任务，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M=0.94）显著低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M=0.96）（见图3）。
实验任务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者：F（1，24）=15.43，p<0.01；试次类型与目标刺激属性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显著，F（1，24）=6.51，p<0.05。两个交互作用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被试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对积极词和消极词判断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只是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判断的正确率（M=0.95）显著高于对目标词是金属的判断（M=0.93），F（1，24）=4.66，p<0.05；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对消极词和水果词判断的正确率（M=0.96）要显著高于对积极词和金属词判断的正确率（M=0.93），t=4.59，p<0.001，然而，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的情况下，被试对消极词和水果词判断的正确率与被试对积极词和金属词判断的正确率没有显著差异。
3，2 冲突适应效应
根据冲突适应效应的定义，先前（previous）冲突事件的觉察促进了当前（current）冲突事件的解决。在本研究中，如果前面呈现的trial类型的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即不一致试次（in-congruent trial，Ⅰ），当前试次类型也为不一致试次，这种情况定义为Ⅱ试次：如果前面呈现的tri-al类型的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即一致试次（congruent trial，C），当前试次类型为不一致试次，这种情况定义为CI试次。先前试次类型分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试次，当前试次类型也是如此，因此组合为CC、CI、IC和Ⅱ试次四种情况（见图4）。在进行数据整理时，将当前试次类型作为一列变量（共有n个试次），命名为当前冲突（cc），一致试次编码为0，不一致试次编码为1，将先前试次类型作为另一列变量（共有n～1个试次），命名为先前冲突（pc），一致试次也编码为0，不一致试次也编码为1：然后再分别纳入反应时和正确率的数据进行下一步数据分析即可。 3.2.1 反应时
以正确反应时为因变量，进行2（实验任务：情绪、认知）×2（先前trial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2（当前试次类型：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或不一致）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实验任务、先前试次和当前试次类型均为被试内变量。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先前试次[F（1，24）=10.09，p<0.01]与当前trial类型[F（1，24）=33.78，p<0.001]的主效应均极其显著，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6.38，p<0.05]。此外，实验任务、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1，24）=9.85，p<0.01。进一步检验发现，先前试次类型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只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显著，F（1，24）=10.88，p<0.01，而在情感flanker任务中不显著。
对于认知flanker任务的简单效应检验发现，CC显著快于CI，t（24）=-6，22，p<0.001；IC和II没有显著差异。此外，CC要显著快于IC，t（24）=-3.61，p<0.01；CC要显著快于Ⅱ，t（24）=-4.60，p<0.001。然而，在CI或Ⅱ的条件下，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不一致的反应时没有显著差异。
3.2.2 正确率
以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与反应时相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当前trial类型[F（1.24）=7.82，p<0.05]的主效应均显著，而其他因素的主效应及彼此之间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见表1）。
4 讨论
4.1 冲突效应
本研究发现情绪与认知的冲突效应，结果为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显著慢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反应时，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一致情况下的正确率。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表现为目标刺激为积极词（或消极词），干扰刺激为消极词（或积极词）：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表现为目标刺激为金属词（或水果词），干扰刺激为水果词（或金属词）。说明冲突情况下对情绪词和认知词的反应更慢，正确率更低。这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4.2 情绪和认知冲突适应效应的比较
本研究发现只有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先前试次与当前试次类型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即存在冲突适应效应。然而，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不存在冲突适应效应。具体来讲，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1）当先前试次类型一致时。被试对当前试次是一致的反应时（CC）显著快于对当前trial是不一致的反应时（CI），即RTCC
该结果支持了冲突适应效应的特征整合理论（Hommel，et al.，2004）。根据该理论的解释，若刺激和反应同时发生，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就会整合到一个共同的情境记忆表征中，或者说两种特征捆绑在一起。这样，一种情况是如果当前试次与先前试次中的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完全重复（CC）时，那么当前试次中一种特征的激活会自动激活另一种特征，最节省资源，反应速度最快：另一种情况是如果当前试次与先前试次的刺激特征和反应特征完全改变（Ⅱ）时，当前试次中特征的表征就不会受先前试次中记忆表征的影响，只是速度较完全重复慢。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先前和当前试次中只有一个特征相同，另一个特征不同，即部分重复（IC和CI），相同特征的出现不但不能激活不同的特征，反而因为另一特征的不同需要努力克服这种特征的捆绑，因此完全重复和完全改变时的反应快于部分重复（刘培朵等，2012）。然而。该结果与冲突检测理论（Botvinick，et al.，1999，2001）相矛盾。如果先前trial为不一致的情况，认知系统提高了对当前试次中任务相关信息的注意偏向，提高了对任务相关信息的加工，而减少了无关信息对行为表现的影响；而先前试次为一致的情况，没有冲突信息触发调整机制，按照此逻辑推理，结果应表现出RTCI>RTⅡ，RTCC>RTIC。显然，本研究不支持冲突检测理论的假设。
没有发现情绪的冲突适应效应的可能原因之一是相对于经典的flanker范式的刺激材料，本研究的情绪flanker任务所使用的刺激材料更加复杂。例如，早期发现冲突适应效应的研究中使用的是不同方向的箭头作为一致或不一致的刺激（Gratton，et al.，1992），被试只需要判断箭头的空间方向即可，但是本研究中被试需要对刺激词所表达的积极与消极信息进行语义理解的基础上再做出判断。这样一来，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认知控制加工的提高没有进一步地促进认知冲突的解决，相反使解决机制进入一个更为谨慎的模式，无论trial类型是一致还是不一致，这将降低下一个试次的反应速度。有些研究者将反应速度变慢的现象归因于控制机制并将之命名为冲突后减慢效应（Post-conflict slowing effect）。该效应一般出现在两种情况下：一是当被试做出一个错误反应后对下一个trial的反应会变慢：另一个是当单一特征的刺激呈现在包含不一致的两种特征的刺激序列中，对单一特征刺激的反应就会变慢（Grundy，et al.，2013；Woodward，Meier，Tipper，& Graf，2003；Woodward，Metzak，Meier，& Holrovd，2008）或者当单一特征的刺激立刻出现在一个包含不一致的两种特征的trial之后也会出现反应变慢的现象（Verguts，Notebaert，Kunde，& Wuhr，2011）。除了刺激材料的复杂性造成任务难度的原因，范式的选取可能是造成没有发现情绪冲突适应效应的另一个原因。已有研究者采用词一面孔 Stroop范式，在表达积极或消极情绪的黑白面孔刺激的中间位置写上红色的情绪词（比如高兴或恐惧），从而构造出面孔表情与情绪词之间一致或不一致的条件下，发现了情绪冲突适应效应（Etkin，et al.，2006；Xu &Zhou，2007）。这提示未来的情绪冲突适应效应研究应更多地尝试使用真实的面孔表情，或引起趋近和回避动机的图片、场景等作为刺激材料并在此基础上修正范式，才可能具有更好地生态学效度。
4.3 目标词属性对冲突效应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只有在认知flanker任务中，与目标词是金属相比，被试对目标词是水果的判断的反应时更快，正确率更高。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与词语的熟悉度没有得到很好地控制有关，于是在本实验之后研究者进行了词语熟悉度的补充实验，发现被试对水果词的熟悉度显著地高于金属词的熟悉度（t=8.371，p<0.001），被试对积极词的熟悉度显著地高于消极词的熟悉度（t=2.366，p<0.05）。进而，研究者扩大范围选择更多的水果词和金属词，试图找到一些稍显生僻的水果词与金属词匹配，以便更好地对词语熟悉度进行控制，仍然发现水果词的熟悉度高于金属词的熟悉度。该结果可能源于生活经验，由于水果在日常生活中出现或接触的频次比金属高，而且从人类进化的角度，水果属于食物，与人类的基本生存息息相关，认知程度远远早于金属。
另一方面，虽然被试对积极词的熟悉度高于对消极词的熟悉度，但是，在情绪flanker任务中被试对消极同判断的反应时更快，并且在目标刺激与干扰刺激不一致的情况下，对消极词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对积极词的正确率。这与目前的一些研究发现一致，即冲突解决的能力会在威胁性等消极信息的条件下增强，表现为在冲突条件下反应时会更快（LeDoux，2007）。然而，还有一些研究不支持这一结果，发现积极的情绪刺激或与奖赏相关的刺激具有促进冲突加工和解决的作用，这说明积极的情绪刺激，作为一种潜在的奖赏信号，与动机趋近系统相关联（胡治国，刘宏艳，2010；Kanske &Kotz，2011）。因此，当前对于积极还是消极刺激能够增强冲突加工的问题还存在争论，未来的研究可以借助fMRI等神经影像学的方法进一步探究积极与消极情绪刺激在冲突加工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