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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宪义，曾任台湾中山科学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是核武计划的关键研发人员之一。1988年1月，他辞职离台，带着秘密“叛逃”美国，导致台湾“最接近成功”的核武计划胎死腹中。时过29年，他现身揭开了其中的内幕。
蒋介石：一手催生“核梦想”
1964年10月16日，原子核裂变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戈壁荒漠升起，第一颗原子弹在大陆试爆成功。此时，台北的蒋介石有些惶恐。虽然他对核武器的研制已经有所准备。
一年前，日月潭的涵碧楼宾馆，蒋介石以上宾之礼，接待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与他密谈三日，当即决定模仿该国模式，设立研发专责机构，在桃园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第二年，即1964年年初，蒋介石任命台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兼“筹备处主任”，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台湾新武器系统。
核武研究虽已上马，但随着新疆的巨大火球升空，蒋介石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其时，张宪义刚从陆军理工学院（后改名中正理工学院）毕业，到筹备处工作。那时，筹备处下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所，其后化学研究所也加入其中，分别负责研究核弹的弹头、弹体、导引与推进剂。
1968年，一个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正式启动，筹备处也在1969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礼聘伯格曼为顾问，试图师以色列之长技。
可是这一方案并不顺利，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反对台湾发展核武，认为既浪费，又不实用。他建议，将核计划交给民间的“原子能委员会”管理，这样台当局便可以改以发展电力之名从美国购买核原料，他日再另谋发展。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1970年，台湾向美国采购核能发电厂，也就是后来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厂，虽确是因应台湾工业起飞所需的电力，但利用核电厂使用过的核燃料提炼钸同位素，也是重要用途之一。
同时，台湾还从加拿大订购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四十兆瓦的重水式核子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在1972年首次达到临界点。此时，另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方案正式启动——还是为了研制核武器。
就在蒋介石“核梦想”膨胀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了访华，美国已决心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允许台湾节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胁要派人去台湾拆除核设施，蒋介石此时承诺再不从事核武器研发。
可是，“桃园计划”的反应堆却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运转，制造核武所需的原料。“台北在发展其核计划时，显然有一个核武器的选项。”美国2013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秘密报告中称，1974年，核反应堆如果开足马力，伴随相关设施辅助，一年内就可以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的原料，四五年内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
一年后，蒋介石去世，没能亲眼目睹他一手推动的核武器诞生。巧合的是，协助台湾发展核武的伯格曼，也在蒋过世的第二天离世。
蒋经国：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
台湾的核武计划并未因为“老蒋”的死而破产。“希望能看到我们人造的大红太阳。”一次，张宪义与时任核研所所长钱积彭一起乘车，望着红色的夕阳，钱积彭表达了实现试爆核武器的希望。
1976年，赴美留学的张宪义返台，再次回到核研所，此时，这里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
当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北的核设施中，有500多克的钚不翼而飞，这显然不是为了供电；同时钚燃料试验室里，已经能生产钚金属。当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时，台湾保证“绝不参与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动”。
“台湾已经拥有核武能力，尽管并不打算制造核武器。”蒋经国曾公开表示，将“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說，“光复大陆”以后，大陆的核设施“也仅用于和平目的”，这是他的“基本政策”。可这是一种假意的保证，台湾只是汲取了教训，改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继续研制，且进展颇为顺利。
不过1984年，所长钱积彭因病退休，原本“蒋介石、蒋经国、唐君铂、钱积彭”的核武研究单线领导制发生了改变，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加入了进来，变成“蒋经国、郝柏村、‘国防部计划次长’叶昌桐、核研所所长刘光霁”。
1986年郝柏村巡视核研所时，对所方报告“可在3至6个月内完成核弹”表示肯定——从郝柏村与核研所人员的角度，这只是精进“国军”战力，并没有违反“基本政策”，但对美方而言，“红线”已经被踩到了。
据张宪义称，美国很忌惮郝柏村参与核武研究的中心，因为“美国人向来对企图心旺盛的军事将领很有戒心，不希望看到后蒋经国时代出现军事强人”。
张宪义：我只是背叛了郝柏村的“企图心”
1984年，张宪义升任核研所副所长，晋升为大校军衔。同是那年，他通过了美国的测谎程序，被其“视为自己人”。此后，他与美方大约每隔两三个月便要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会面，交谈内容大都与核武研发的采购或会议相关，相对应的，他也获知了一些美国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情报交换”，已经意味着张宪义成为一名“通美间谍”。
“我没有背叛蒋经国，只背叛了郝柏村。”张宪义认为自己没违反“不制造核武”的号召，背叛的只是长官郝柏村的“企图心”。
在离开核研所前，张宪义曾在办公桌上留下辞呈，称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滥用核武的威力，似乎指向郝柏村。虽在辞呈中，他提到的是刚刚建立两年的民进党，称担心民进党执政因拥有核武，采取冒进策略，危及台湾安全。
自郝柏村成为核武研究的重要人员，美方便开始以“踩到红线”为由说服张宪义“叛逃”，并希望他将更确凿的研究进度以证据的形式透露给美方。
这所谓的“红线”，张宪义称，就是“能在3至6个月制成核弹，且能投到指定目标”。从此显见，最起码在美国眼里，台湾的核武发展在那几年已接近成形。
一位核研所退休官员称，1987年，台湾距离拥有真正的核弹只一步之遥，“计算机仿真数据都已完成，能携带弹头的长程投射载具虽然不够稳定，但也有了，只差没做核试爆。”除了“一步之遥”外，能“投到指定目标”则是张宪义首次曝出。
此前，岛内舆论中，总有人认为台湾的核武器“无法投射，只能自己打自己”。前核能研究所空军上校贺立维便持这种观点：“两蒋”研发核武，但缺乏投射核弹的载具，只是用来“玉碎”，同归于尽。
对此，张宪义非常不认同，他称中山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中，一所是核能研究所，二所是机械研究所。其中核弹的投射载具，就是二所的责任。“研发核弹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炸自己，这种看法不但没有常识，更是羞辱参与核能研究者的良心。”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露，除被美国勒令停止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马”外，当时还在研发中、尚未试飞的自制多功能战机——IDF经国号，也被考虑作为核弹的载具。
“当年曾研究如何将原子弹小型化，以便能装进IDF经国号战机的副油箱里面。”张宪义解释道，“之所以选用经国号战机，是因为那是我们设计开发的，能够自行修改作战半径。当时我们希望将作战半径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这样才能有效配合核弹的射程。”
但一旦改装副油箱后，战机的燃料只能飞单程。也正因如此，他称台湾曾打算仿效“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挑“没有结婚、没有家人，志愿執行任务的人”。只不过，这些都未能变成现实。1988年1月9日，张宪义“叛逃”。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此后，美方派员到核研所，强行拆除与核武发展相关的设施，并把反应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
台湾发展核武的计划自此“胎死腹中”，有关的数据和记忆，也统统失落，走入历史。
（水云间荐自《看天下》2017年03期）
蒋介石：一手催生“核梦想”
1964年10月16日，原子核裂变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戈壁荒漠升起，第一颗原子弹在大陆试爆成功。此时，台北的蒋介石有些惶恐。虽然他对核武器的研制已经有所准备。
一年前，日月潭的涵碧楼宾馆，蒋介石以上宾之礼，接待以色列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伯格曼，与他密谈三日，当即决定模仿该国模式，设立研发专责机构，在桃园成立“中山科学研究院筹备处”。第二年，即1964年年初，蒋介石任命台陆军总部“供应司令”唐君铂为“国防部常务次长”兼“筹备处主任”，发展包括核武在内的台湾新武器系统。
核武研究虽已上马，但随着新疆的巨大火球升空，蒋介石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其时，张宪义刚从陆军理工学院（后改名中正理工学院）毕业，到筹备处工作。那时，筹备处下设核能、火箭、电子三个研究所，其后化学研究所也加入其中，分别负责研究核弹的弹头、弹体、导引与推进剂。
1968年，一个代号“新竹计划”的原子弹发展方案正式启动，筹备处也在1969年被正式命名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礼聘伯格曼为顾问，试图师以色列之长技。
可是这一方案并不顺利，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反对台湾发展核武，认为既浪费，又不实用。他建议，将核计划交给民间的“原子能委员会”管理，这样台当局便可以改以发展电力之名从美国购买核原料，他日再另谋发展。
蒋介石采纳了这个意见，1970年，台湾向美国采购核能发电厂，也就是后来的核一、核二及核三厂，虽确是因应台湾工业起飞所需的电力，但利用核电厂使用过的核燃料提炼钸同位素，也是重要用途之一。
同时，台湾还从加拿大订购了一个“用于研究”的四十兆瓦的重水式核子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在1972年首次达到临界点。此时，另一个代号“桃园计划”的方案正式启动——还是为了研制核武器。
就在蒋介石“核梦想”膨胀之时，美国总统尼克松完成了访华，美国已决心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允许台湾节外生枝。尼克松甚至一度威胁要派人去台湾拆除核设施，蒋介石此时承诺再不从事核武器研发。
可是，“桃园计划”的反应堆却几乎24小时不停地运转，制造核武所需的原料。“台北在发展其核计划时，显然有一个核武器的选项。”美国2013年解密的一份中情局秘密报告中称，1974年，核反应堆如果开足马力，伴随相关设施辅助，一年内就可以生产出制造一枚原子弹的原料，四五年内就有可能造出核武器。
一年后，蒋介石去世，没能亲眼目睹他一手推动的核武器诞生。巧合的是，协助台湾发展核武的伯格曼，也在蒋过世的第二天离世。
蒋经国：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
台湾的核武计划并未因为“老蒋”的死而破产。“希望能看到我们人造的大红太阳。”一次，张宪义与时任核研所所长钱积彭一起乘车，望着红色的夕阳，钱积彭表达了实现试爆核武器的希望。
1976年，赴美留学的张宪义返台，再次回到核研所，此时，这里的研究已经如火如荼。
当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现，台北的核设施中，有500多克的钚不翼而飞，这显然不是为了供电；同时钚燃料试验室里，已经能生产钚金属。当美国对此提出抗议时，台湾保证“绝不参与任何涉及再加工的活动”。
“台湾已经拥有核武能力，尽管并不打算制造核武器。”蒋经国曾公开表示，将“朝向和平而不是武器”。他甚至信誓旦旦地說，“光复大陆”以后，大陆的核设施“也仅用于和平目的”，这是他的“基本政策”。可这是一种假意的保证，台湾只是汲取了教训，改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继续研制，且进展颇为顺利。
不过1984年，所长钱积彭因病退休，原本“蒋介石、蒋经国、唐君铂、钱积彭”的核武研究单线领导制发生了改变，时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加入了进来，变成“蒋经国、郝柏村、‘国防部计划次长’叶昌桐、核研所所长刘光霁”。
1986年郝柏村巡视核研所时，对所方报告“可在3至6个月内完成核弹”表示肯定——从郝柏村与核研所人员的角度，这只是精进“国军”战力，并没有违反“基本政策”，但对美方而言，“红线”已经被踩到了。
据张宪义称，美国很忌惮郝柏村参与核武研究的中心，因为“美国人向来对企图心旺盛的军事将领很有戒心，不希望看到后蒋经国时代出现军事强人”。
张宪义：我只是背叛了郝柏村的“企图心”
1984年，张宪义升任核研所副所长，晋升为大校军衔。同是那年，他通过了美国的测谎程序，被其“视为自己人”。此后，他与美方大约每隔两三个月便要在台北士林夜市附近会面，交谈内容大都与核武研发的采购或会议相关，相对应的，他也获知了一些美国的态度。在很多人眼里，这种“情报交换”，已经意味着张宪义成为一名“通美间谍”。
“我没有背叛蒋经国，只背叛了郝柏村。”张宪义认为自己没违反“不制造核武”的号召，背叛的只是长官郝柏村的“企图心”。
在离开核研所前，张宪义曾在办公桌上留下辞呈，称不希望有政治野心的人滥用核武的威力，似乎指向郝柏村。虽在辞呈中，他提到的是刚刚建立两年的民进党，称担心民进党执政因拥有核武，采取冒进策略，危及台湾安全。
自郝柏村成为核武研究的重要人员，美方便开始以“踩到红线”为由说服张宪义“叛逃”，并希望他将更确凿的研究进度以证据的形式透露给美方。
这所谓的“红线”，张宪义称，就是“能在3至6个月制成核弹，且能投到指定目标”。从此显见，最起码在美国眼里，台湾的核武发展在那几年已接近成形。
一位核研所退休官员称，1987年，台湾距离拥有真正的核弹只一步之遥，“计算机仿真数据都已完成，能携带弹头的长程投射载具虽然不够稳定，但也有了，只差没做核试爆。”除了“一步之遥”外，能“投到指定目标”则是张宪义首次曝出。
此前，岛内舆论中，总有人认为台湾的核武器“无法投射，只能自己打自己”。前核能研究所空军上校贺立维便持这种观点：“两蒋”研发核武，但缺乏投射核弹的载具，只是用来“玉碎”，同归于尽。
对此，张宪义非常不认同，他称中山研究院几个研究所中，一所是核能研究所，二所是机械研究所。其中核弹的投射载具，就是二所的责任。“研发核弹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炸自己，这种看法不但没有常识，更是羞辱参与核能研究者的良心。”
更为重要的是，他还透露，除被美国勒令停止的中程地对地弹道导弹“天马”外，当时还在研发中、尚未试飞的自制多功能战机——IDF经国号，也被考虑作为核弹的载具。
“当年曾研究如何将原子弹小型化，以便能装进IDF经国号战机的副油箱里面。”张宪义解释道，“之所以选用经国号战机，是因为那是我们设计开发的，能够自行修改作战半径。当时我们希望将作战半径提升至1000公里以上，这样才能有效配合核弹的射程。”
但一旦改装副油箱后，战机的燃料只能飞单程。也正因如此，他称台湾曾打算仿效“神风特攻队”，飞行员挑“没有结婚、没有家人，志愿執行任务的人”。只不过，这些都未能变成现实。1988年1月9日，张宪义“叛逃”。1月13日，蒋经国因心脏病逝世。此后，美方派员到核研所，强行拆除与核武发展相关的设施，并把反应堆中的重水全部抽走。
台湾发展核武的计划自此“胎死腹中”，有关的数据和记忆，也统统失落，走入历史。
（水云间荐自《看天下》2017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