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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著名核物理学家、中科院资深院士、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王淦昌诞辰100周年。回顾他91年的生命旅程，他始终站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与和平利用核能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核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是科学工作者的一代师表。王淦昌离我们而去已经9年了，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耳边又一次响起这位科学巨匠说过的三句话：知识在于积累，才智在于勤奋，成功在于信心。这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鞠躬尽瘁献身核科研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诞生于江苏常熟县支塘镇枫桥湾村一个中医之家，他自幼家境不好，父母早逝，靠外婆和哥哥抚养长大。但他聪慧好学，读书非常刻苦，先是在私塾读了两年，8岁时到太仓沙溪镇的洋学堂求学。在沙溪小学，他从一年级读起，课程有国语、算术、美术、体育等。他对算术特别感兴趣，解算术题成了最喜欢的游戏。小学毕业后，他到上海浦东中学就读，用4年时间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
探寻科学奥秘所带来的无穷乐趣，促使年轻的王淦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物理学研究的道路。
1961年4月，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回国的王淦昌，接到二机部(后改名核工业部)刘杰部长约见的通知。刚一见面，刘部长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次日，王淦昌就到二机部九局报到。报到后，彭德怀、陈毅、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实验室去看望王淦昌等核科学家，外交部长陈毅紧紧握着王淦昌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在当时，研制原子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到二机部系统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并接受保密教育，而九局更是二机部的核心部门，不仅要求绝对保密，还要求断绝一切海外联系，长期隐姓埋名。这一切王淦昌都答应了，并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达17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恢复原名。
在九局(又称第九研究所，后改名第九研究院)，王淦昌先后任副所长、副院长。他原先是搞实验物理的，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不很熟悉，为了挑起领导实验工作的重担，他挤出时间认真学习，弄懂了就去工地讲课，带领大家一起从事实验工作。从1961年4月至1964年10月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带领研究人员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爆轰实验，逐步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爆轰物理实验先是在河北省怀来县长城脚下一个工程兵部队的靶场内进行。这里地处风口，严冬风雪交加，寒气刺骨，盛夏骄阳似火，挥汗如雨，一年四季，浑身上下不是沙，就是土。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王淦昌也不例外，但他全然不顾，带领几十名试验队员一心扑在实验工作上。1963年3月，从事核试验的工作人员须去西北某核试验基地。当王淦昌回家与家人告别时，只说要到西安去工作，其他就缄口如瓶。天苍苍，野茫茫。这里平均海拔在3200米以上，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处处荒山秃岭，飞沙走石，不但霜冻期长，年均气温在零下0.4度，且高寒缺氧，气压很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路走快了要气喘，头晕目眩、心悸厌食等高原反应屡见不鲜。对此，王淦昌从不叫苦，干任何工作都身先士卒，绝不马虎。同时他对身边的年轻人疼爱有加，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鼓劲加油。他告诫年轻人：“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生活，对待工作一定要周密细致，严肃认真。对核试验要绝对保证一次成功，万无一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所有参加核试验的单位都协同作战，严格把关，因此试验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稳步推进。
1964年9月下旬，一列由解放军押运的装有原子弹的专列从青海高原驶出，直奔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再由直升机运往大漠深处的罗布泊试验现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戈壁深处成功起爆。中国人民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核垄断被打破了!试验现场欢声雷动，王淦昌眼中饱含激动的泪花，与年轻人一起欢呼雀跃，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辉煌胜利。接着，王淦昌又和其他核科研专家一起，马不停蹄地投身于氢弹的研制工作。经过两年八个月的艰苦奋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够制造氢弹的国家。之后，我国又于1969年、1975年、1976年成功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这一切都渗透了王淦昌的无数心血。在他心目中，事业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凭着这一坚定信念，他经受着来自自然界、技术上的、生活上各种困难的挑战，同时他还要努力排除“文革”的种种干扰，坚决顶住造反派对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与冲击，忍辱负重，从而确保核科研工作顺利推进。
1978年6月16日，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7月20日，又任命他兼任原子弹研究所所长。
积极倡导和平利用核能源
午年浩劫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呼声日益强烈。经济要发展，能源须先行，因此，能源建设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淦昌认为，从长远看，核能必然会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把核电站建设起来，让原子能造福人民。为此，他与部里几位专家于1978年10月2日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和平利用核能源，全面规划和发展我国的核电建设。邓小平很快将信批转给有关部门，要求认真听取专家意见。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2号文件，就核电建设作出规划。同年，中央书记处为了提高中央领导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南海开设了“科学技术讲座”，邀请中科院的专家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讲课。获此信息，王淦昌主动找到中科院有关领导，建议在原定讲课计划中，增加《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内容。他拿出一张世界上几个大国核电发展情况的统计表，指着上面的数字说，现在美国核电容量达5200万千瓦，苏联达1150万千瓦，可我国还是零。我们只有尽快开发利用核电，才能解决能源危机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王淦昌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并确定由他主讲。为讲好这一课，年逾古稀的王淦昌作了充分准备，不但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还要求助手将主要讲解内容与图片制成50张彩色幻灯片，又铅印了大字号讲义。为保证讲座效果，他作了多次试讲，力求全面准确，清晰透彻。当年8月14日，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核能讲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130多位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满头银丝的王淦昌精神抖擞，他从“什么是核能”、“世界核能发展概 况”讲到“核电站的安全性与经济性”、“我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指出我国发展核电是解决能源分布不均匀的最好途径，还就如何开发利用核能提了五点建议。课后，胡耀邦对王淦昌说：核电站不可怕，我是相信科学的，相信你们这些科学家。并语重心长地说，所谓能源危机，其实就是科技危机。从历史发展看，总是新能源代替旧能源，关键是科学技术水平，科学家的担子重啊!面对总书记充满期望的目光，王淦昌决心积极推进核能源工程的建设。
由于搞核电站建设在我国是个从无到有的重大建设工程，各种疑虑不断出现。有的讲，核电投资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也有的认为，只需花钱购买国际成熟技术就行，没有必要自己搞等等。王淦昌力排众议，以各种方式释疑解惑。他认为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个现代化，必须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1983年、1986年、1990年，王淦昌又与其他核科学家一起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提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国发展核工业的根本方针，发展核电一定要有战略决心和长远打算，应及早制定我国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等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其中，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3月2日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就作出了“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准了由国家科委制定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一计划纲要简称为“863”计划。如今“863”计划和它的倡导人--SE淦昌等4位科学家的姓名已被镌刻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巍巍丰碑上。
情系教育传道授业
王淦昌不但是享有盛誉的核物理学家，还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在他长达9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他接受教育，从乡村私塾到清华大学，又从清华大学到留学柏林，饱尝接受教育、潜心学问的无穷乐趣；再是学成回国，先后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及系主任达15年之久，充分感受到执教杏坛、传道授业、桃李遍布的极大幸福。即使在他从事艰苦繁重的核科研岁月里，他也十分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就有14位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指导。晚年，他更是将教育事业的发展时时萦念于怀，其心之诚、情之真，真是弥老弥浓。1997年12月12日，笔者去北京医院拜谒王淦昌院士，请其为《常熟年鉴》题词，王老在病榻上写下了“抓好经济，教育先行”寄语，并说发展经济，离开教育不行，教育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发展。教育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行。德，就是要培养学生有好的品质。有一次，他对去北京看望他的常熟市领导同志说，现在提“科教兴国”，依我看，应该提“教科兴国”，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早在1946年春夏之交，王淦昌借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返杭州在沪短休之机，回支塘老家探亲。乡亲们向他诉说，原有的“王氏私立枫塘小学”因办学经费拮据而停办。对此，他动情地说：“孩子们没有书读怎么行!”当即决定用自己老家的木料、门板添置课桌、坐凳，将他家收取的田租充作教学经费，凡贫家子弟入学均免收学费。乡亲们对此感激不尽，并传为佳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老尽管工作繁忙，还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建设，他先后为《常熟教育志》题写书名，为支塘中学题写校牌和题辞，还亲临视察指导。2000年4月19日，王老子女遵照父亲遗愿，将王老生前获得的最后一笔科研奖金10万元，捐赠给支塘中学，设立“王淦昌奖学基金”，以勉励故乡学子勤奋好学，早日成才。在他逝世前两年，他已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子弟学校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捐资4万元。
王老在1985年8月21日致常熟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封建议信中说：“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重视发展教育，是一些发展较快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希望我们常熟的教育能走在江苏的前面，甚至于全国的前面，把教育置于特殊的地位，各方面都予以重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造福子孙万代的问题，比单靠搞活经济等措施，重要程度真不可同日而语!”接着，王老提出三点建议：一要有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这对于乡村教育尤其如此；二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相当一部分学生能在中学阶段就接受职业技术的教育，成为高质量的劳动后备力量；三要发动全民办教育，特别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发展职工技术教育中的作用。王淦昌早年在西德留学，对西德的职业教育有着很深的印象，他在建议信中指出，“西德人在强调职业教育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教儿童手艺，等于教儿童盗窃’，我们应当让青少年从小就有一技之长”。
王老循循善诱地寄语年青一代：“你们代表着未来，影响着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创造。要建设祖国就必须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是人们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手段，你们现在只有学好文化知识，长大了才能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可靠的接班人。”这是王老于1989年9月12日对北京市月坛中学初三班同学演讲中的话。这是这位科学巨匠对全国所有学子倾吐的肺腑之言。虽然将近20年过去了，他的声音却依旧余音绕梁，难以忘怀。
(作者为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局长)
鞠躬尽瘁献身核科研
1907年5月28日，王淦昌诞生于江苏常熟县支塘镇枫桥湾村一个中医之家，他自幼家境不好，父母早逝，靠外婆和哥哥抚养长大。但他聪慧好学，读书非常刻苦，先是在私塾读了两年，8岁时到太仓沙溪镇的洋学堂求学。在沙溪小学，他从一年级读起，课程有国语、算术、美术、体育等。他对算术特别感兴趣，解算术题成了最喜欢的游戏。小学毕业后，他到上海浦东中学就读，用4年时间学完了中学的全部课程。1925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清华大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助教。
探寻科学奥秘所带来的无穷乐趣，促使年轻的王淦昌走上了一条漫长的物理学研究的道路。
1961年4月，刚从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职期满回国的王淦昌，接到二机部(后改名核工业部)刘杰部长约见的通知。刚一见面，刘部长就开门见山地说：“王先生，今天请您来，是想请您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次日，王淦昌就到二机部九局报到。报到后，彭德怀、陈毅、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实验室去看望王淦昌等核科学家，外交部长陈毅紧紧握着王淦昌的手，高兴地说：“有你们这些科学家撑腰，我这个外交部长也好当了。”
在当时，研制原子弹是国家的最高机密，到二机部系统工作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并接受保密教育，而九局更是二机部的核心部门，不仅要求绝对保密，还要求断绝一切海外联系，长期隐姓埋名。这一切王淦昌都答应了，并毅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达17年之久，直到1978年才恢复原名。
在九局(又称第九研究所，后改名第九研究院)，王淦昌先后任副所长、副院长。他原先是搞实验物理的，对炸药学、爆轰学、爆炸力学不很熟悉，为了挑起领导实验工作的重担，他挤出时间认真学习，弄懂了就去工地讲课，带领大家一起从事实验工作。从1961年4月至1964年10月的三年半时间里，他带领研究人员不知经过了多少次爆轰实验，逐步掌握了原子弹内爆的规律和实验技术。爆轰物理实验先是在河北省怀来县长城脚下一个工程兵部队的靶场内进行。这里地处风口，严冬风雪交加，寒气刺骨，盛夏骄阳似火，挥汗如雨，一年四季，浑身上下不是沙，就是土。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由于营养不良，许多人得了浮肿病，王淦昌也不例外，但他全然不顾，带领几十名试验队员一心扑在实验工作上。1963年3月，从事核试验的工作人员须去西北某核试验基地。当王淦昌回家与家人告别时，只说要到西安去工作，其他就缄口如瓶。天苍苍，野茫茫。这里平均海拔在3200米以上，自然条件非常恶劣，处处荒山秃岭，飞沙走石，不但霜冻期长，年均气温在零下0.4度，且高寒缺氧，气压很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路走快了要气喘，头晕目眩、心悸厌食等高原反应屡见不鲜。对此，王淦昌从不叫苦，干任何工作都身先士卒，绝不马虎。同时他对身边的年轻人疼爱有加，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鼓劲加油。他告诫年轻人：“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不能过多考虑个人生活，对待工作一定要周密细致，严肃认真。对核试验要绝对保证一次成功，万无一失。”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所有参加核试验的单位都协同作战，严格把关，因此试验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稳步推进。
1964年9月下旬，一列由解放军押运的装有原子弹的专列从青海高原驶出，直奔新疆核武器试验基地，再由直升机运往大漠深处的罗布泊试验现场。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戈壁深处成功起爆。中国人民自行研制的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少数几个国家的核垄断被打破了!试验现场欢声雷动，王淦昌眼中饱含激动的泪花，与年轻人一起欢呼雀跃，庆贺这来之不易的辉煌胜利。接着，王淦昌又和其他核科研专家一起，马不停蹄地投身于氢弹的研制工作。经过两年八个月的艰苦奋斗，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成为世界上第4个能够制造氢弹的国家。之后，我国又于1969年、1975年、1976年成功进行了三次地下核试验。这一切都渗透了王淦昌的无数心血。在他心目中，事业高于一切，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正是凭着这一坚定信念，他经受着来自自然界、技术上的、生活上各种困难的挑战，同时他还要努力排除“文革”的种种干扰，坚决顶住造反派对他这个“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与冲击，忍辱负重，从而确保核科研工作顺利推进。
1978年6月16日，国务院任命王淦昌为二机部副部长，7月20日，又任命他兼任原子弹研究所所长。
积极倡导和平利用核能源
午年浩劫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破坏。粉碎“四人帮”后，大力发展经济建设的呼声日益强烈。经济要发展，能源须先行，因此，能源建设对经济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王淦昌认为，从长远看，核能必然会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把核电站建设起来，让原子能造福人民。为此，他与部里几位专家于1978年10月2日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和平利用核能源，全面规划和发展我国的核电建设。邓小平很快将信批转给有关部门，要求认真听取专家意见。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2号文件，就核电建设作出规划。同年，中央书记处为了提高中央领导的科学技术知识，在中南海开设了“科学技术讲座”，邀请中科院的专家为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讲课。获此信息，王淦昌主动找到中科院有关领导，建议在原定讲课计划中，增加《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的内容。他拿出一张世界上几个大国核电发展情况的统计表，指着上面的数字说，现在美国核电容量达5200万千瓦，苏联达1150万千瓦，可我国还是零。我们只有尽快开发利用核电，才能解决能源危机问题，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王淦昌的建议很快得到中央书记处的批准，并确定由他主讲。为讲好这一课，年逾古稀的王淦昌作了充分准备，不但收集了大量资料，反复修改讲稿，还要求助手将主要讲解内容与图片制成50张彩色幻灯片，又铅印了大字号讲义。为保证讲座效果，他作了多次试讲，力求全面准确，清晰透彻。当年8月14日，由胡耀邦总书记主持的核能讲座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130多位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满头银丝的王淦昌精神抖擞，他从“什么是核能”、“世界核能发展概 况”讲到“核电站的安全性与经济性”、“我国发展核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他指出我国发展核电是解决能源分布不均匀的最好途径，还就如何开发利用核能提了五点建议。课后，胡耀邦对王淦昌说：核电站不可怕，我是相信科学的，相信你们这些科学家。并语重心长地说，所谓能源危机，其实就是科技危机。从历史发展看，总是新能源代替旧能源，关键是科学技术水平，科学家的担子重啊!面对总书记充满期望的目光，王淦昌决心积极推进核能源工程的建设。
由于搞核电站建设在我国是个从无到有的重大建设工程，各种疑虑不断出现。有的讲，核电投资经济上是否划得来?也有的认为，只需花钱购买国际成熟技术就行，没有必要自己搞等等。王淦昌力排众议，以各种方式释疑解惑。他认为我们不能用钱从国外买来一个现代化，必须艰苦奋斗，才能创造出来，“百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1983年、1986年、1990年，王淦昌又与其他核科学家一起联名写信给中央领导，提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我国发展核工业的根本方针，发展核电一定要有战略决心和长远打算，应及早制定我国核电发展中长期规划等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其中，他与王大珩、陈芳允、杨嘉墀于1986年3月2日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3天后，邓小平就作出了“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的批示。同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批准了由国家科委制定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这一计划纲要简称为“863”计划。如今“863”计划和它的倡导人--SE淦昌等4位科学家的姓名已被镌刻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的巍巍丰碑上。
情系教育传道授业
王淦昌不但是享有盛誉的核物理学家，还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家。在他长达90余年的生命历程中，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他接受教育，从乡村私塾到清华大学，又从清华大学到留学柏林，饱尝接受教育、潜心学问的无穷乐趣；再是学成回国，先后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及系主任达15年之久，充分感受到执教杏坛、传道授业、桃李遍布的极大幸福。即使在他从事艰苦繁重的核科研岁月里，他也十分重视对优秀人才的发现和培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就有14位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指导。晚年，他更是将教育事业的发展时时萦念于怀，其心之诚、情之真，真是弥老弥浓。1997年12月12日，笔者去北京医院拜谒王淦昌院士，请其为《常熟年鉴》题词，王老在病榻上写下了“抓好经济，教育先行”寄语，并说发展经济，离开教育不行，教育必须加大投入，加快发展。教育不仅要给学生传授知识，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才行。德，就是要培养学生有好的品质。有一次，他对去北京看望他的常熟市领导同志说，现在提“科教兴国”，依我看，应该提“教科兴国”，教育是立国之本，是培养人才的关键。
早在1946年春夏之交，王淦昌借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返杭州在沪短休之机，回支塘老家探亲。乡亲们向他诉说，原有的“王氏私立枫塘小学”因办学经费拮据而停办。对此，他动情地说：“孩子们没有书读怎么行!”当即决定用自己老家的木料、门板添置课桌、坐凳，将他家收取的田租充作教学经费，凡贫家子弟入学均免收学费。乡亲们对此感激不尽，并传为佳话。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王老尽管工作繁忙，还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与建设，他先后为《常熟教育志》题写书名，为支塘中学题写校牌和题辞，还亲临视察指导。2000年4月19日，王老子女遵照父亲遗愿，将王老生前获得的最后一笔科研奖金10万元，捐赠给支塘中学，设立“王淦昌奖学基金”，以勉励故乡学子勤奋好学，早日成才。在他逝世前两年，他已向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子弟学校王淦昌基础教育奖励基金会捐资4万元。
王老在1985年8月21日致常熟市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的一封建议信中说：“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重视发展教育，是一些发展较快国家的成功经验……我希望我们常熟的教育能走在江苏的前面，甚至于全国的前面，把教育置于特殊的地位，各方面都予以重视，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造福子孙万代的问题，比单靠搞活经济等措施，重要程度真不可同日而语!”接着，王老提出三点建议：一要有一支合格的师资队伍，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这对于乡村教育尤其如此；二要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让相当一部分学生能在中学阶段就接受职业技术的教育，成为高质量的劳动后备力量；三要发动全民办教育，特别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发展职工技术教育中的作用。王淦昌早年在西德留学，对西德的职业教育有着很深的印象，他在建议信中指出，“西德人在强调职业教育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教儿童手艺，等于教儿童盗窃’，我们应当让青少年从小就有一技之长”。
王老循循善诱地寄语年青一代：“你们代表着未来，影响着未来……我们国家的未来要靠你们去创造。要建设祖国就必须有丰富的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是人们认识自然、驾驭自然、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手段，你们现在只有学好文化知识，长大了才能担当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我希望每个同学都能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可靠的接班人。”这是王老于1989年9月12日对北京市月坛中学初三班同学演讲中的话。这是这位科学巨匠对全国所有学子倾吐的肺腑之言。虽然将近20年过去了，他的声音却依旧余音绕梁，难以忘怀。
(作者为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