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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从理论发展历史的角度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考察，主要有以下脉络组成：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代表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卡多尔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关键词：投资；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古典经济学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最早开始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中，亚当认真研究了资财蓄积对资本的影响以及资本不同用途会对国民产业会直接发生什么不同的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然后得出结果：国民产出增加，主要有两个要素来决定，一是资本累计，二是资本的正确配置。
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收入分配和对外贸易，和亚当·斯密相同的是，他也认为增长是由于“累积”形成的。
1848年，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但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在穆勒百年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技术变革出现规模经济两个变化，除了熊彼得等少数经济学家外，其他经济学家一直忙于研究短期问题，而忽视了长期增长问题。
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该模型认为，凯恩斯的投资需求不足引起总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以及企业家预期对投资起决定作用的两个观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唯一的不足是，凯恩斯理论只注重研究静态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是一种短期静态分析，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变化进行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历的长期相对繁荣局面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论述不切实际，这主要是因为该模型的一些假设条件不符合西方世界在战后的现实情况。例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资本产出比具有不变性，哈罗德和多马都意识到这一假设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哈罗德认为，从技术上说，资本和劳动是可替代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率缺乏易变性将导致资本和劳动难以相互替代。因此，哈罗德提出他的理论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年代，西方经济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利率降低到无法再进一步降低的程度，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缺乏替代性。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这一假设具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用这一模型解释西方战后的繁荣时期就不太适宜，因为这时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并不能说这一理论错了，我们只能说，在二战后，随着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再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事实变得不太适宜了。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索洛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符合西方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索洛等人修正了该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假设，建立新的增长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般是指由索洛和斯旺创立的，后经卡斯和库普斯曼重新说明的一个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
新古典增长理论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理论价值，但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虽然有明显缺陷，但是不可置否的是这一理论对今天我们认识经济增长问题具有的指导作用。
第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一部分经济增长事实提供了一种解释。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率的上升只有在其能带来资本边际产品增加的前提下，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可是因为资本的边际产品最终将无限降低，所以经济长期均衡率不受影响。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在强调技术进步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索洛等人首先提出了这点，并为日后的经济学家们指明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三，很多经济学家运用了该理论模型的框架考察分析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激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热情，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
第四，尤其是在卡斯和库普曼斯两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代表第一次将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带到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从而为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强而有效的分析工具，至今，这一分析方法一直被经济学家广泛运用于大量的模型研究，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近乎完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该理论所提出的经济模型，一方面把技术的进步设定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子，另一方面又假设技术的进步是外生变量而不把它列入考虑之中，这个假设将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子。于是乎该模型就无法解释一些重要的增长事实，譬如各国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差异等系列问题。除此而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一点要求，就是模型外生的技术变量必须是哈罗德中性意义上的，否则就得不出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适应能力。
其次，新古典经济模型所蕴含的政策含义使得它难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指导，很多该理论的代表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是由于经济的自发运行，而不是经济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告诉我们，政府的某些政策既能影响收入水平，也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现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
最后，有缺陷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和总资本。琼·罗宾逊（1953）指出，用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简直得不到支持，存在着混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四、新剑桥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分支是新剑桥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J·罗宾逊和N·卡尔多。新剑桥理论批评新古典理论对储蓄和投资的古典式研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研究方法上去。新剑桥理论认为，投资取决于企业家们的决策，而并非取决于储蓄倾向，而决策又依赖于他们在不久前的经验、政府的政策、承担风险的意愿和社会文化影响之类的因素；新剑桥理论还拒绝接受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函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的完全边际生产率理论，而提出了另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作为替代。
卡尔多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内在不稳定性固然令人伤脑筋，但新古典模型通过其特有的要素替代，对要素价格作瞬时的和完全的调整，其内涵同样使人费解。卡尔多试图克服这两个困难。由于现存机器所含的技术是固定的。因此卡尔多反对资本和劳动力间的轻易替代，相对于他的角度，他认为在物质资本里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技术。技术的进步是由于资本的参与。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不管有投资的参与还是没有资本的参与，技术都将随着时间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证明所有技术进步都是“非物化”的。非物化的技术进步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企业家可对企业现存企业战略资源进行凋整，作出新的安排，不用增加资本存量就能得到更大产出。
在卡尔多认为，只要把最关键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率的关系联结起来，就能有效地避免不稳定性。如果技术进步比资本存量增长的速度快，于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导致产生更多的投资。与之相反的是，如果资本投资比技术进步增长的速度快，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这就会使投资的增长速度放慢。
此外，卡尔多也并不同意把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动因。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由物质资本所体现。中性变动不可能发生，由于技术进步必须体现在新设备上，对土地和劳动来说也是同样如此，技术进步既能改变土地的数量或质量，也能改变劳动的数量或质量：如果不换新工人或者不对工人进行新的技能培训，那就几乎不能采用新技术，因此得出技术变革可能需要伴以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如自动化向我们表明的那样，因技术变革而废弃了过时的旧机器、旧技艺，因而会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而提高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因而，卡尔多模型并未认真考虑独立于土地、劳动或资本变化的技术进步概念。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论是否体现出来，总是被普遍认识到的。但是，实证性研究提出了很多候补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中的“剩余”，即增长中不是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较为传统的要素投入增加而形成的那个部分。早期的实证性著作常常把“剩余”归因于未包括在模型内的技术变革。后来由于数据和估算过程有了改进，提出了其他解释，如教育、资源配置的改善以及规模经济。从丹尼森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增长的源泉多种多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五、新增长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最近三十年来，一些非主流学派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观点逐渐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有的还成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19世纪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哈里·G·约翰逊在他的著作《走向通往经济发展的一般化的资本积累途径》一书中提出，通过一个通向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的一般途径来研究，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最好的影响。同时他也提出：“定义经济发展的收入增长必定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结果；但是‘投资’的定义不等同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在这里的定义为包括诸如增加物质资本、提高人口的训练、健康、技能和教育水平、把劳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职业和地点、运用现有的知识或发现以及操作方法等多种多样的活动，而上述的多种行为都包含了现有资源成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资本带来的价值增量大于为获得这些资本而发生的成本支出，又或者减去成本之后的报酬率超过一般利润率，那说明，投资在这些活动中是有价值的。从计划的角度看，有效的经济发展涉及到按照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报酬率所确定的优先顺序对投资资源进行分配。”在他的观点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投资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受到投资活动的影响，甚至还能影响决定其他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约翰逊特别强调只有对投资的内涵进行外延的扩宽，才能更好地通过研究投资的途径来研究经济增长。
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马克思多次使用了“投资”概念，而且对投资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由此看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投资的结果。
马克思对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认识有如下特点：第一，重视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把技术进步与资本投资联系在一起。第三，把资本或投资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与他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
关键词：投资；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古典经济学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最早开始于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中，亚当认真研究了资财蓄积对资本的影响以及资本不同用途会对国民产业会直接发生什么不同的影响这两方面的问题，然后得出结果：国民产出增加，主要有两个要素来决定，一是资本累计，二是资本的正确配置。
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进一步把研究重点转向了收入分配和对外贸易，和亚当·斯密相同的是，他也认为增长是由于“累积”形成的。
1848年，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对该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但主要侧重于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在穆勒百年之后，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和技术变革出现规模经济两个变化，除了熊彼得等少数经济学家外，其他经济学家一直忙于研究短期问题，而忽视了长期增长问题。
二、凯恩斯主义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该模型认为，凯恩斯的投资需求不足引起总有效需求不足从而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以及企业家预期对投资起决定作用的两个观点有着重要的意义。唯一的不足是，凯恩斯理论只注重研究静态均衡和非均衡问题，是一种短期静态分析，没有对国民收入的动态变化进行说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经历的长期相对繁荣局面使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论述不切实际，这主要是因为该模型的一些假设条件不符合西方世界在战后的现实情况。例如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一个核心假设是资本产出比具有不变性，哈罗德和多马都意识到这一假设的成立是有条件的，哈罗德认为，从技术上说，资本和劳动是可替代的，但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利率缺乏易变性将导致资本和劳动难以相互替代。因此，哈罗德提出他的理论时正值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的年代，西方经济陷入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利率降低到无法再进一步降低的程度，因而导致资本和劳动缺乏替代性。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这一假设具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用这一模型解释西方战后的繁荣时期就不太适宜，因为这时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因此，并不能说这一理论错了，我们只能说，在二战后，随着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再用这一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事实变得不太适宜了。
三、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索洛等人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得出的结论难以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不符合西方经济增长的事实，所以索洛等人修正了该模型中关于资本产出比固定不变的假设，建立新的增长模型，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一般是指由索洛和斯旺创立的，后经卡斯和库普斯曼重新说明的一个系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体系。
新古典增长理论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刻的理论价值，但又存在着明显的缺陷。虽然有明显缺陷，但是不可置否的是这一理论对今天我们认识经济增长问题具有的指导作用。
第一，新古典增长理论对一部分经济增长事实提供了一种解释。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储蓄率的上升只有在其能带来资本边际产品增加的前提下，才能促进经济增长，可是因为资本的边际产品最终将无限降低，所以经济长期均衡率不受影响。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重在强调技术进步是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索洛等人首先提出了这点，并为日后的经济学家们指明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第三，很多经济学家运用了该理论模型的框架考察分析了各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激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热情，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认识。
第四，尤其是在卡斯和库普曼斯两位新古典经济学家代表第一次将动态一般均衡分析的方法带到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从而为以后的经济学家研究此类问题提供了强而有效的分析工具，至今，这一分析方法一直被经济学家广泛运用于大量的模型研究，这种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
但是，任何理论都不可能近乎完美，新古典增长理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某些严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该理论所提出的经济模型，一方面把技术的进步设定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子，另一方面又假设技术的进步是外生变量而不把它列入考虑之中，这个假设将使该理论排除了最重要的因子。于是乎该模型就无法解释一些重要的增长事实，譬如各国增长率存在一定的差异等系列问题。除此而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还一点要求，就是模型外生的技术变量必须是哈罗德中性意义上的，否则就得不出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这样一来，就限制了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适应能力。
其次，新古典经济模型所蕴含的政策含义使得它难以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理论指导，很多该理论的代表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最终处于最优增长路径上是由于经济的自发运行，而不是经济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事实告诉我们，政府的某些政策既能影响收入水平，也能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证明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现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
最后，有缺陷的总量生产函数的概念和总资本。琼·罗宾逊（1953）指出，用单一数量测量的新古典资本概念在逻辑上简直得不到支持，存在着混淆逻辑上的循环论证。
四、新剑桥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第三个分支是新剑桥理论，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剑桥大学的J·罗宾逊和N·卡尔多。新剑桥理论批评新古典理论对储蓄和投资的古典式研究，主张回到凯恩斯的研究方法上去。新剑桥理论认为，投资取决于企业家们的决策，而并非取决于储蓄倾向，而决策又依赖于他们在不久前的经验、政府的政策、承担风险的意愿和社会文化影响之类的因素；新剑桥理论还拒绝接受新古典学派的生产函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收入分配的完全边际生产率理论，而提出了另一种宏观经济理论作为替代。
卡尔多认为，哈罗德一多马模型的内在不稳定性固然令人伤脑筋，但新古典模型通过其特有的要素替代，对要素价格作瞬时的和完全的调整，其内涵同样使人费解。卡尔多试图克服这两个困难。由于现存机器所含的技术是固定的。因此卡尔多反对资本和劳动力间的轻易替代，相对于他的角度，他认为在物质资本里已经“包含”了所有的技术。技术的进步是由于资本的参与。但是，在新古典模型中，不管有投资的参与还是没有资本的参与，技术都将随着时间前进，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证明所有技术进步都是“非物化”的。非物化的技术进步的一个例子是，一个企业家可对企业现存企业战略资源进行凋整，作出新的安排，不用增加资本存量就能得到更大产出。
在卡尔多认为，只要把最关键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产出率的关系联结起来，就能有效地避免不稳定性。如果技术进步比资本存量增长的速度快，于是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增加，导致产生更多的投资。与之相反的是，如果资本投资比技术进步增长的速度快，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这就会使投资的增长速度放慢。
此外，卡尔多也并不同意把技术进步视作经济增长的一个独立的动因。在其模型中，技术进步由物质资本所体现。中性变动不可能发生，由于技术进步必须体现在新设备上，对土地和劳动来说也是同样如此，技术进步既能改变土地的数量或质量，也能改变劳动的数量或质量：如果不换新工人或者不对工人进行新的技能培训，那就几乎不能采用新技术，因此得出技术变革可能需要伴以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如自动化向我们表明的那样，因技术变革而废弃了过时的旧机器、旧技艺，因而会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而提高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因而，卡尔多模型并未认真考虑独立于土地、劳动或资本变化的技术进步概念。技术进步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不论是否体现出来，总是被普遍认识到的。但是，实证性研究提出了很多候补因素来说明经济增长中的“剩余”，即增长中不是因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较为传统的要素投入增加而形成的那个部分。早期的实证性著作常常把“剩余”归因于未包括在模型内的技术变革。后来由于数据和估算过程有了改进，提出了其他解释，如教育、资源配置的改善以及规模经济。从丹尼森等人的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经济增长的源泉多种多样，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
五、新增长理论中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最近三十年来，一些非主流学派关于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观点逐渐引起了经济学界的重视，有的还成为新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
19世纪6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哈里·G·约翰逊在他的著作《走向通往经济发展的一般化的资本积累途径》一书中提出，通过一个通向经济增长的资本积累的一般途径来研究，是资源的有效配置对经济增长最好的影响。同时他也提出：“定义经济发展的收入增长必定是资本积累或‘投资’的结果；但是‘投资’的定义不等同传统意义上的‘投资’，在这里的定义为包括诸如增加物质资本、提高人口的训练、健康、技能和教育水平、把劳动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职业和地点、运用现有的知识或发现以及操作方法等多种多样的活动，而上述的多种行为都包含了现有资源成本的增加。如果这些资本带来的价值增量大于为获得这些资本而发生的成本支出，又或者减去成本之后的报酬率超过一般利润率，那说明，投资在这些活动中是有价值的。从计划的角度看，有效的经济发展涉及到按照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的相对报酬率所确定的优先顺序对投资资源进行分配。”在他的观点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一方面投资资源的合理配置不仅受到投资活动的影响，甚至还能影响决定其他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约翰逊特别强调只有对投资的内涵进行外延的扩宽，才能更好地通过研究投资的途径来研究经济增长。
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
马克思多次使用了“投资”概念，而且对投资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由此看出，马克思认为资本是投资的结果。
马克思对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认识有如下特点：第一，重视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第二，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把技术进步与资本投资联系在一起。第三，把资本或投资看作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与他一贯坚持的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