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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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至31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美国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暨中华美国学会2015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20多家单位的近百余学者与会。会议围绕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习主席访美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本刊刊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及部分学者就此议题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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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30日至31日，由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美国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暨中华美国学会2015年年会在上海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等20多家单位的近百余学者与会。会议围绕21世纪的美国与世界、习主席访美与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与中美关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本刊刊发部分与会者的发言及部分学者就此议题所写的专文，以飨读者。
其他文献
《美国宪法》赋予国会对情报机构的监督权。然而，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国会很大程度上从情报机构的“监管者”变为“授权者”和“辩护者”。美国国会情报监督体制总体呈现“失灵”状态。美国国会情报监督“失灵”的深层原因在于情报监督体制趋于“碎片化”、情报活动的特殊性导致美国国会对于情报的高度依赖，以及国会情报委员会成员与“情报复合体”的强大利益关切等。尽管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做出了推进新一轮情报监督体制改革的姿态．然而由于国会内部缺乏改革共识．国内民意分裂，以及国会在情报监督上的实用主义考虑，国会加强情报监
2015年6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举办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新挑战”研讨会暨《美国蓝皮书：美国研究报告（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防应邀与会发言。
本文主要依据侨乡新近发现的各种文献、文物，从侨乡的角度，考察淘金华工、铁路华工去美国追逐梦想的动因和移民机制，初步分析了华工出洋的成本与收益。详细讨论了他们梦想的内涵，他们带给家庭、家族、家乡的各种层面的变化，他们为实现梦想所付出的血汗乃至生命。美国淘金华工、铁路华工生活在现实环境和精神家园两个世界之中，他们不仅是美国西部开发和美国工业化进程的直接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和贡献者．也是侨乡社会转型进步这一“侨乡梦”的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和贡献者。
在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虽然存在正统宗教或“官方宗教”，但这并不等于说清教共同体施行通常所说的“神权政治”，因为一般而言，神权政治的主要特征是政教合一，而新英格兰殖民地从创立伊始其政教就是分离的，且许多清教领袖明确主张“政教分离”，并有充分的法律和文献依据说明这一点。
卡特时期是美国同时面对国际国内重大危机时，利用汇率政策动员国际国内资源应对危机的典型代表时期。研究卡特政府时期美国汇率政策制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卡特政府在继承的制度遗产基础上。及外部冲击与内部博弈的双重作用下。与市场的互动共同促成了美国汇率政策的制定。从国际层面上看，卡特政府调整汇率政策的目标在于阻止美元的过度贬值，防止引发西方盟友问竞争性贬值，防止诱发盟友体系的分裂，以此在苏联的全球攻势下更好地维护美国体系的霸权地位；从国内层面来看，其汇率政策是为了隔离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大通胀对
2009年12月22日，日本《读卖新闻》曝光了日美琉球“核问题”．这在日本政界和日美关系上引起了轩然大波。本文认为，美日在琉球核问题上的立场与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紧密相关，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而且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后者实现的时间和条件。而琉球行政权移交问题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形势、美国对日战略，以及日本自身的变化。在美国统治琉球的27年中，美国对琉球的政策始终是变化的，但是其基本的宗旨一直是维护、巩固和发展美日同盟，将日本培养成在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远东形势，特别是日本本身的变化，
针对2008年至2010年爆发的世界粮食危机，美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和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推出了面向贫困国家的“粮食喂养未来计划”，开展了向受援国增加农业贷救和粮食供应、与受援国开展农业科技合作与交流、改善受援国粮食贸易体系等一系列援助活动。尽管该计划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美国国家利益的局限、私人企业的趋刑性和转基因技术引发的争议影响了其实施效果。由于无法解决土地等资源分配不公的深层次社会问题，且美国为了维护其经济利益和霸权地位而推行贸易保护政策，该计划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受援国面临的粮食危机。
美国联邦政府在全球气候变化应对努力中的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产生了消极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州和市为代表的美国地方政府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积极参与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努力。由于地方政府并不具备宪法授予的外交权力，美国地方政府参与全球气候外交带来了理论挑战。事实上，美国地方政府在全球气候外交中的参与，是一种有益补充，这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可以在不参与或不认真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努力的同时，及时、有效地掌握甚至引领该进程的相关理念、技术和机制发展。换句话说，相较于对美国联邦政府的缺位
从19世纪90年代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决心接替英国领导世界，美国走过了漫长的半个世纪。在此期间，美国曾不顾其他大国的“推举”，两次拒绝接过领导世界的“权杖”。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实际上是一个踌躇、甚至不情愿的霸权。这种“踌躇”与多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包括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其中孤立主义者对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和警告，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愿意领导世界的最重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为维护世界领导地
2014年12月16日，《美国研究》编辑部举办了“美国兴衰与未来世界秩序”研讨会。研讨会由《美国研究》执行主编、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赵梅研究员主持。《美国研究》编辑部特邀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资中筠，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教授，国务院参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教授等资深国际问题专家与会，与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的中青年学者一道，就美国兴衰及未来世界秩序等问题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