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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的两种形态，两者功能互补，辩证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两者逐步分离。在移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工具理性僭越带来的消极后果，主流价值被遮蔽、主体间性被遮蔽、受教育者思维批判力被遮蔽。因而迫切需要价值理性回归，但价值理性回归实质上是基于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回归。通过加强主流价值引领、凝聚主体性合力、扬弃资本逻辑，推动两者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切实保障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关 键 词]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微时代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27-0001-03
随着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三微一端）的广泛普及与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麦克风，万物皆媒、万人皆媒的“微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领域正在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1]“微时代”的急剧变革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愈加凸显，价值理性逐渐被遮蔽。大学生淹没在浩瀚复杂的信息中，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非主流文化乘虚而入，侵蚀大学生的思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种基本形态，两者的内涵是什么？工具理性膨胀与僭越给“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哪些困境？如何超越困境，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内涵意蕴
理性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创造性和自觉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呈现的两种样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在资本主义扩张以来，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使得两者走向分离。事实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相互依赖、功能互补。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性的两种形态
理性属于人类独有的品质，探索与反思理性也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活动。人类对理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努斯”和“逻各斯”，阿拉克萨戈拉认为“种子”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但“种子”本身是不变的，无限的“努斯”是支配一切事物的推动力量。斯多亚学派提出“逻格斯”作为一种规则和理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准则与尺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是构成世间万物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逻格斯”是混乱宇宙中内含的一种理性秩序，黑格尔把两者主要解释为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范畴，前者指向“实然”状态的既存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追求事物的最大效用性和功利性的理性形式;后者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旨归，回答“应当如何”的问题，致力于为主体设定一套行动的目标、原则、理想、信仰等，为主体实践提供终极关怀的理性形式。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的统一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分化的结果。事实上，早期的工具亦有价值属性，价值也体现效用性特征。一方面工具本身从设计到应用都负载价值，它是价值理性的基础。“（1）科学期望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即逻辑上和事实上被评价为正确的结果;（2）科学期望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即科学兴趣意义上重要的结果。此外，材料的选择已经包含着一种‘评价’”。[2]另一方面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根本、更为深沉，对后者具有向导和统摄作用。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归根结底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社会将很难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就个体而言，若没有终极价值的引领，很容易迷失方向，感觉人生没有意义。相反，只讲价值理性，而排斥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将失去存在的根基。马克思曾下过一个断语：“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依赖、功能互补，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二、“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工具理性僭越
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是“微时代”的重要表征。自媒体的普及与推广为大学生充分展示个性、积极主动的参与社交和学习提供了便捷。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改造传统灌输式、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式，重塑教育主客体提供了契机。然而，过分夸大自媒体的作用，强化工具理性，将强调信仰、理想、信念的思想政治教育打上工具化的烙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大降低。
（一）主流价值被遮蔽
“微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动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义被遮蔽。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各门学科千差万别。它们讨论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再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4]大卫·哈维曾提出“时空压缩”范畴，乌尔里希·贝克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比喻成“压缩饼干”，即在众多领域发展快、空间不足导致相关政策制定严重滞后。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丰硕，但很多研究并没有聚焦两者的深度融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回应大学生精神家园的荒芜、价值如何重建与修复等问题，这就造成主流价值式微，非主流价值乘虚而入，蚕食与挤压主流价值的空间。比如一些西方意识形态打着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旗帜，柔性渗透，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在“微时代”智能算法技术的助推下，根据大学生喜好“精准推送”信息，“导致流动多变、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思潮和多元文化充斥于网络空间，有的无筋骨、缺道德，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有的媚俗低级、粗制滥造。”[5] （二）主体间性被遮蔽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主体间性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交往中互相影响的有机联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道”轻“器”，侧重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忽视大学生的主体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只是主客体的二元关系。网络创造了全新的育人模式，大学生自主性大大提高，但当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却有些过往矫正，即走到了重“器”轻“道”的另一个极端。一些思政教师离开网络寸步难行，讲义、课件、论文、作业等过度依赖网络，内容千篇一律。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将拷贝的课件和讲义作为考试突击的“法宝”。可以说，网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为虚幻化，尤其在常态化线上教学境遇下，主客体屏对屏、键对键，不再具象化，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在场”的互动，教育者的权威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大学生由于缺乏自制力，容易在虚拟世界迷失，有的甚至网络成瘾。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中缺乏有效互动，主体间性被遮蔽。究其原因：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主客体关系更为复杂，教育者与时俱进，不断充电，完善知识结构的客体化过程与受教育者分享知识和技能，自主学习的主体化过程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教育主客体身份切换频繁，即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不断转换;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是“土著”，教育者是“移民”，较之于前者，后者的网络认知及运用网络的能力滞后于前者，导致前者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知识。
（三）大学生思维批判力被遮蔽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旨趣是立德树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大学生随时随地浏览感兴趣的知识带来便捷，但海量信息极易造成“信息过载”。智能算法针对个体的兴趣“投其所好”，为个体“量身定制”信息，与此同时，形成“过滤气泡”，将其不感兴趣的信息拒之门外，催生了“信息茧房”。资本与技术“联姻”，过度迎合大学生的偏好，“低头族”遍布课堂内外。无营养的碎片化信息挤占学生思考的空间，“过于倚重技术手段，把自由思考的权利交付给技术，那么技术反过来会窒息思想的活力”。[6]当碎片化信息充斥于大学生的生活时，日常思考受到了遏制，思维批判力降低，而思维批判力降低又会削弱其对错误信息的“免疫力”。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碎片化信息使大学生思维批判力降低，思维批判力降低又使其辨别信息的能力降低，辨别信息能力降低又会导致更多的碎片化信息，甚至錯误信息被吸收。工具理性遮蔽了大学生的思维批判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大多数学生丧失思维批判力时，容易造成群体性盲从，形成“乌合之众”。
三、“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价值理性回归
价值回归并非否定或抛弃工具理性，而是合理使用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重要的分支，两者缺一不可。价值理性回归实质上是基于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回归。因此，“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出路是采取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法、途径推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切实保障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主流价值引领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主流价值引领是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7]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教师“政治要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严私德、守公德，不逾矩、不越轨，严守政治纪律，讲得清大是大非，指导学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领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用经典涵养信仰、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要提供丰富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和符号，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力量。当前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供给不足，要进行网络文化“供给侧”改革，打造一批体现民族特色、彰显时代特色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提高网络优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契合度。同时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微学习平台”，建成“第二课堂”，把网络优秀文化产品渗透到大学生“数字化”生活场景中，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凝聚主体性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主要包括思政课教师、管理者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教育者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融入思想政治价值塑造过程，追求主客体统一;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选择性、评价性和接受度等。凝聚主体性合力意味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形成有机联系，凝聚强大合力，共同打造“网络同心圆”。尽管教育者意识到“微视代”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冲击，也极力摆脱灌输的痕迹与说教的色彩，积极探索插上“互联网+”翅膀的路径，但在实际融合中并没有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形式创新”与“内容为王”的有机统一，一些创新只是将宣传主流价值的内容机械地搬到网上，忽视了学生的主观感受和个体诉求，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方面教育者要提高网络素养。思政工作者面对“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形势，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提高网络驾驭能力，增强网络风险预判的能力。同时坚持“虚实联动”原则，虚拟世界源于现实，也服务于现实，其根本落脚点也是现实。积极打造线下线上“双维度”育人模式，以网络热点事件、热点现象为素材，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建立带入感强、形象生动的混合式情境化育人体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要增强网络自律。大学生要有网络自律意识，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可以匿名攻击、言论放肆、恶意宣泄。同时要用丰富的理论武装大脑、洗涤灵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坚守底线，养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
（三）扬弃资本逻辑
纵观人类历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演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效率与效用，这正好与资本的扩张的内在逻辑相契合。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理性被片面地理解为达到实用目的的科技手段，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工具理性日益膨胀，挤压、排斥甚至吞噬价值理性，使人类理性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原本的批判性功能丧失，人文精神被“遮蔽”。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早期，工具理性因能提高工作效率，迎合了新教伦理倡导通过勤勉、刻苦工作获得救赎的需求，因而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目标逐渐隐退，金钱、物质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标，手段成为目的，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因此，扬弃资本逻辑是应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重要路径，但扬弃资本逻辑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资本，而是“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8]，就是说，将移动互联网技术从资本逻辑控制下解放出来，实现技术与资本剥离，促进技术与人和谐共生。一方面发挥微媒介的特殊优势，筛选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信息，有效过滤不良和错误信息，创建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利用基准算法推送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进行精准控制，根据学生特点、兴趣、心理动态，精准分组，分类推送信息资源，实现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的效果。 參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 坚持强军为本 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人民日报，2015-12-27.
[2]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7.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6：136.
[5]王贤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技术异化挑战：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信息传播效应[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6）：24-31.
[6]赵庆寺.现代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的异化及其超越[J].学术论坛，2018（5）：162-167.
[7]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3-1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7.
◎编辑 张 慧
From the Arrog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icro Era
GAO Pan
Abstract：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re two forms of rationality.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function and unify dialectically. With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superior to value rationality， and the two are gradually separated. In the“micro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rminal technolog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the arrog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mainstream value is covered， the intersubjectivity is covered， and the critical thinking power of the educated is covered.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but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y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of mainstream value， condensing the joint force of subjectivity and sublat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we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Keyword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icro era
[关 键 词] 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微时代
[中图分类号] G7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1）27-0001-03
随着微信、微博、微视频、移动客户端（三微一端）的广泛普及与无线网络的全面覆盖，人人都是自媒体、人人都是麦克风，万物皆媒、万人皆媒的“微时代”已经到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在，媒体格局、舆论生态、受众对象、传播技术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互联网领域正在催发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1]“微时代”的急剧变革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严峻的挑战，工具理性膨胀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愈加凸显，价值理性逐渐被遮蔽。大学生淹没在浩瀚复杂的信息中，腐朽落后的意识形态、非主流文化乘虚而入，侵蚀大学生的思想，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作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的两种基本形态，两者的内涵是什么？工具理性膨胀与僭越给“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哪些困境？如何超越困境，促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统一，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本文將围绕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内涵意蕴
理性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创造性和自觉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人类理性呈现的两种样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在资本主义扩张以来，工具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使得两者走向分离。事实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的统一，两者相互依赖、功能互补。
（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理性的两种形态
理性属于人类独有的品质，探索与反思理性也是人类特有的认知活动。人类对理性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努斯”和“逻各斯”，阿拉克萨戈拉认为“种子”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但“种子”本身是不变的，无限的“努斯”是支配一切事物的推动力量。斯多亚学派提出“逻格斯”作为一种规则和理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准则与尺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认为“努斯”是构成世间万物的一种纯粹的精神实体，“逻格斯”是混乱宇宙中内含的一种理性秩序，黑格尔把两者主要解释为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概念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rationality）范畴，前者指向“实然”状态的既存事实，回答“是什么”的问题，通过实践途径确认工具的有用性，追求事物的最大效用性和功利性的理性形式;后者指向“应然”状态的价值旨归，回答“应当如何”的问题，致力于为主体设定一套行动的目标、原则、理想、信仰等，为主体实践提供终极关怀的理性形式。
（二）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的统一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理性在发展过程中分化的结果。事实上，早期的工具亦有价值属性，价值也体现效用性特征。一方面工具本身从设计到应用都负载价值，它是价值理性的基础。“（1）科学期望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即逻辑上和事实上被评价为正确的结果;（2）科学期望获得‘有价值的’结果，即科学兴趣意义上重要的结果。此外，材料的选择已经包含着一种‘评价’”。[2]另一方面价值理性比工具理性更为根本、更为深沉，对后者具有向导和统摄作用。也就是说，工具理性归根结底是为价值理性服务的。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社会将很难健康、有序、和谐的发展。就个体而言，若没有终极价值的引领，很容易迷失方向，感觉人生没有意义。相反，只讲价值理性，而排斥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实现将失去存在的根基。马克思曾下过一个断语：“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互依赖、功能互补，两者是辩证的统一。
二、“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工具理性僭越
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自媒体是“微时代”的重要表征。自媒体的普及与推广为大学生充分展示个性、积极主动的参与社交和学习提供了便捷。同时为最大限度地改造传统灌输式、说教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模式，重塑教育主客体提供了契机。然而，过分夸大自媒体的作用，强化工具理性，将强调信仰、理想、信念的思想政治教育打上工具化的烙印，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大大降低。
（一）主流价值被遮蔽
“微时代”移动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动摇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意义被遮蔽。海德格尔曾深刻指出：“各门学科千差万别。它们讨论对象的方式根本不同。这许多支离破碎的学科，在今天只是被各大学科系的技术组织维系在一起，并且是靠各学科的实际应用目的而保持其意义。反之，各门科学的根株再其本质深处则已经死亡了。”[4]大卫·哈维曾提出“时空压缩”范畴，乌尔里希·贝克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增长比喻成“压缩饼干”，即在众多领域发展快、空间不足导致相关政策制定严重滞后。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丰硕，但很多研究并没有聚焦两者的深度融合，移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的同时，并没有及时回应大学生精神家园的荒芜、价值如何重建与修复等问题，这就造成主流价值式微，非主流价值乘虚而入，蚕食与挤压主流价值的空间。比如一些西方意识形态打着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旗帜，柔性渗透，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尤其在“微时代”智能算法技术的助推下，根据大学生喜好“精准推送”信息，“导致流动多变、纷繁复杂的各类社会思潮和多元文化充斥于网络空间，有的无筋骨、缺道德，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有的媚俗低级、粗制滥造。”[5] （二）主体间性被遮蔽
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的主体间性指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交往中互相影响的有机联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重“道”轻“器”，侧重自上而下的单向灌输，忽视大学生的主体性，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只是主客体的二元关系。网络创造了全新的育人模式，大学生自主性大大提高，但当前信息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却有些过往矫正，即走到了重“器”轻“道”的另一个极端。一些思政教师离开网络寸步难行，讲义、课件、论文、作业等过度依赖网络，内容千篇一律。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将拷贝的课件和讲义作为考试突击的“法宝”。可以说，网络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更为虚幻化，尤其在常态化线上教学境遇下，主客体屏对屏、键对键，不再具象化，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在场”的互动，教育者的权威被大大削弱。与此同时，大学生由于缺乏自制力，容易在虚拟世界迷失，有的甚至网络成瘾。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网络空间中缺乏有效互动，主体间性被遮蔽。究其原因：一方面网络空间中主客体关系更为复杂，教育者与时俱进，不断充电，完善知识结构的客体化过程与受教育者分享知识和技能，自主学习的主体化过程在同一时空中进行，教育主客体身份切换频繁，即主体客体化、客体主体化不断转换;另一方面受教育者是“土著”，教育者是“移民”，较之于前者，后者的网络认知及运用网络的能力滞后于前者，导致前者并不心甘情愿地接受知识。
（三）大学生思维批判力被遮蔽
思想政治教育的终极旨趣是立德树人，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伴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大学生随时随地浏览感兴趣的知识带来便捷，但海量信息极易造成“信息过载”。智能算法针对个体的兴趣“投其所好”，为个体“量身定制”信息，与此同时，形成“过滤气泡”，将其不感兴趣的信息拒之门外，催生了“信息茧房”。资本与技术“联姻”，过度迎合大学生的偏好，“低头族”遍布课堂内外。无营养的碎片化信息挤占学生思考的空间，“过于倚重技术手段，把自由思考的权利交付给技术，那么技术反过来会窒息思想的活力”。[6]当碎片化信息充斥于大学生的生活时，日常思考受到了遏制，思维批判力降低，而思维批判力降低又会削弱其对错误信息的“免疫力”。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碎片化信息使大学生思维批判力降低，思维批判力降低又使其辨别信息的能力降低，辨别信息能力降低又会导致更多的碎片化信息，甚至錯误信息被吸收。工具理性遮蔽了大学生的思维批判的广度与深度，如果大多数学生丧失思维批判力时，容易造成群体性盲从，形成“乌合之众”。
三、“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出路：价值理性回归
价值回归并非否定或抛弃工具理性，而是合理使用技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理性重要的分支，两者缺一不可。价值理性回归实质上是基于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回归。因此，“微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出路是采取一系列可操作性的方法、途径推动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深度融合、协同发展，切实保障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一）加强主流价值引领
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强调主流价值引领是践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什么人和为谁培养人”的必然选择。一方面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在高校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7]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的关键环节，教师“政治要强”，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严私德、守公德，不逾矩、不越轨，严守政治纪律，讲得清大是大非，指导学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感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学生领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用经典涵养信仰、指导实践。另一方面要提供丰富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象征和符号，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和国家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力量。当前优秀网络文化产品供给不足，要进行网络文化“供给侧”改革，打造一批体现民族特色、彰显时代特色的优秀网络文化产品，提高网络优秀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契合度。同时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技术，开发“微学习平台”，建成“第二课堂”，把网络优秀文化产品渗透到大学生“数字化”生活场景中，激发大学生的学习热情。
（二）凝聚主体性合力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主要包括思政课教师、管理者以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是指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教育者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融入思想政治价值塑造过程，追求主客体统一;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为受教育者主体的选择性、评价性和接受度等。凝聚主体性合力意味着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形成有机联系，凝聚强大合力，共同打造“网络同心圆”。尽管教育者意识到“微视代”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冲击，也极力摆脱灌输的痕迹与说教的色彩，积极探索插上“互联网+”翅膀的路径，但在实际融合中并没有实现“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形式创新”与“内容为王”的有机统一，一些创新只是将宣传主流价值的内容机械地搬到网上，忽视了学生的主观感受和个体诉求，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一方面教育者要提高网络素养。思政工作者面对“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新问题和新形势，要与时俱进，加强学习，提高网络驾驭能力，增强网络风险预判的能力。同时坚持“虚实联动”原则，虚拟世界源于现实，也服务于现实，其根本落脚点也是现实。积极打造线下线上“双维度”育人模式，以网络热点事件、热点现象为素材，引导学生主动参与，建立带入感强、形象生动的混合式情境化育人体验。另一方面受教育者要增强网络自律。大学生要有网络自律意识，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可以匿名攻击、言论放肆、恶意宣泄。同时要用丰富的理论武装大脑、洗涤灵魂，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明辨是非、独立思考的能力，坚守底线，养成良好的网络行为习惯。
（三）扬弃资本逻辑
纵观人类历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离、演化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一致性。工具理性的核心是效率与效用，这正好与资本的扩张的内在逻辑相契合。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理性被片面地理解为达到实用目的的科技手段，异化为奴役人的工具。工具理性日益膨胀，挤压、排斥甚至吞噬价值理性，使人类理性呈现畸形发展状态，原本的批判性功能丧失，人文精神被“遮蔽”。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资本主义早期，工具理性因能提高工作效率，迎合了新教伦理倡导通过勤勉、刻苦工作获得救赎的需求，因而得到了充分的重视与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宗教的动力目标逐渐隐退，金钱、物质成为人们追求的直接目标，手段成为目的，工具理性走向极端。因此，扬弃资本逻辑是应对工具理性僭越的重要路径，但扬弃资本逻辑并不意味着否定和抛弃资本，而是“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8]，就是说，将移动互联网技术从资本逻辑控制下解放出来，实现技术与资本剥离，促进技术与人和谐共生。一方面发挥微媒介的特殊优势，筛选网络上鱼龙混杂的信息，有效过滤不良和错误信息，创建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另一方面利用基准算法推送技术，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进行精准控制，根据学生特点、兴趣、心理动态，精准分组，分类推送信息资源，实现精准思政、精准育人的效果。 參考文献：
[1]习近平.坚持军报姓党 坚持强军为本 坚持创新为要 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思想舆论支持[N].人民日报，2015-12-27.
[2]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李秋零，田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27.
[4]孙周兴.海德格尔选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6：136.
[5]王贤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技术异化挑战：基于智能算法推送的信息传播效应[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6）：24-31.
[6]赵庆寺.现代信息技术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的异化及其超越[J].学术论坛，2018（5）：162-167.
[7]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3-19.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27.
◎编辑 张 慧
From the Arrog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o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Micro Era
GAO Pan
Abstract：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rationality are two forms of rationality.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in function and unify dialectically. With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ism，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is superior to value rationality， and the two are gradually separated. In the“micro era”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bile terminal technolog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brought about by the arrogation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The mainstream value is covered， the intersubjectivity is covered， and the critical thinking power of the educated is covered. Therefor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but the return of value rationality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By 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of mainstream value， condensing the joint force of subjectivity and sublat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we can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two， and effectively guarante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establish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Keywords：instrumental rationality;value rationality;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micro 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