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火药对世界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它改变了现代世界的格局，还体现在它影响了人类的生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吉星如是评价，“以此看，明末清初无论如何都算是一个十字路口。”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最早发明火药的中国，在军用火器的道路上被西方远远甩在了身后，但却在民用烟火之路上一承前朝的绚烂，渐行渐远。
　　
　　甲申之年的火器
　　
　　1644年，按中国传统干支纪年法轮至甲申，真可谓小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
　　一年时间里，叫崇祯、大顺、大西、清顺治，不管国号如何更迭，帝位如何轮换，却少不了火药的影子。虽不能说“得火药者得天下”，但无疑，“火药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中已经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年的农历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云集北京城外，与明崇祯帝的秘密谈判破裂后，里应外合轻取北京，架在城墙上的火炮甚至尚未填装弹药即被缴获。当日，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盛极一时的明王朝宣告灭亡。一个多月后消息才辗转传到四川，当地官员惊慌失措，但此时，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在首领张献忠的带领下已经逼近蜀中大地。
　　六月，张献忠用火药炸开厚厚的城墙，攻陷重庆。八月，遭成都守军奋勇抵抗，三日攻城未果后，张献忠命令士兵将城外的大树砍下，将树干掏空后填上火药、穿入引线，再派人于夜间秘挖地道直通城墙之下。正当明朝守军们为张献忠部队撤退欢呼时，火光冲天，城墙坍塌，成都被攻占。
　　远在北京的李自成，这位在两年前用火药攻克开封城的起义军首领，并未能用火药巩固自己的政权。是年四月底，被吴三桂与清摄政王多尔衮联手打败的大顺军仓皂逃出京城。十二月，被逼至潼关的大顺军又遭清军围困。大顺军列阵迎战，清军因大炮尚未到达，坚守不战，直到第二年初清军才以装备精良的大炮攻破潼关。
　　这一年，亚欧大陆的另一端也弥漫在火药之中。7月，英国议会军首领克伦威尔率领他的“铁骑军”在马斯顿荒原打败了王军，成为英国国内战争的重要转折点。随后，迅速壮大的新军很快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
　　明代是继宋代之后火药发展的又一个高潮，“可谓集历史之大成”。宋末元初之年广泛应用于军事上的火器，在明朝得到进一步发展，“最典型的就是火箭，宋代的一级火箭到明代发展成多级火箭，大大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扩大了作战范围”。明朝已有专门的火器部队，名为“神机营”，相比元代的“炮手军”更为先进。
　　以此往前，中国对火药的利用一直处于世界前列。据中国当代民族史学家冯家升在其专著《中国火药的发明和西传》中所记载，虽然早在八九世纪，中国的炼丹术和医药就已经传入回教国家，可直至宋理宗年间的阿拉伯文兵书虽提到了火攻法，但仍未提到火药的主要成分——硝，反而将其归入同时期的药典中。
　　据考证，“元大军将火器与骑兵结合，使得哪怕是欧洲最精锐的骑兵部队也不堪一击。攻打莫斯科用火炮，攻打巴格达用火箭，波兰和德国联合抵抗，结果被元大军围困，用火药攻克”。此后，元朝在当地建立政权，招募当地士兵制造火药，将火器技术传入欧洲。
　　历史并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400年后，当年被蒙古骑士们带到西方的火药又回来了，但形势已不可同日而语。
　　
　　打捞“红夷大炮”
　　
　　看起来似乎一切都在一夜间发生了变化，但如果将这些变化都归于1644年，显然是有失公允的。其实自明中期开始，虽然我们的火器仍在发展，但相比西方已开始显现落后的趋势了。明嘉靖元年(1522年)，由葡萄牙传入中国的“佛朗机”已装配了用于瞄准的准星和照门，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这时候，我们的火炮仍大多是前膛装，每发射完一发炮弹都要清除炮筒中的药渣，费时费力。此后，明朝廷很快就招募工匠，仿制了一批“佛朗机”，装备明朝陆军及海军使用。
　　然而至明朝末年，当西方第一批真正的“红夷大炮”来到中国时，仍令当时的有识之士们吃了一惊。据考证，有关明朝末年朝廷从西方引进“红夷大炮”的说法多半并不属实。
　　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时任肇庆推官的邓士亮主持了一项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难度最大的打捞工程。当年，一艘名为“独角兽号”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行驶至广东沿海时遇台风沉没，船上配有数十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夷大炮”，这种以射程远、威力大而闻名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武器之一。
　　在潜水设备尚未问世的400年前，如何打捞起那些在沉船上固定得相当牢靠的重达几千斤的大炮，对于明朝进士邓士亮来说似乎是个不小的挑战。为此，邓士亮专门造了一艘更大的船，装满石块后，行驶到沉船正上方停下来。他首先让人潜入水底，将铁索迅速套到大炮上，这似乎是他们全靠憋一口气所能完成的最复杂的工作了。浮出水面的士兵将铁索固定在打捞船的一个三脚架上，然后将满满一船的石块抛向海里。利用强大的浮力，伴随着水下几声闷响，“红夷大炮”被挣开了沉船，后再经人力拖拉至船上，最终被打捞上岸。
　　被打捞上来的22门“红夷大炮”很快就启程赴京。在北京稍作停留后，其中的 10门“红夷大炮”继续北上，达到宁远城，交给了当时镇守宁远的明朝大将袁崇焕。1626年，袁崇焕就是用这批架在城墙上的火炮，打退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大军，取得宁远大捷。
　　其实，当时中国的火器制造技术并不比西方差。英国伦敦皇家火炮博物馆中有一门中国人于1620年制造的火炮，其水平与“红夷大炮”相差无几。万历末年，担任协理京营戎政的黄克缵，即曾招募能铸“吕宋大铜炮”的14位工匠至京，铸成各式大炮28门。这些仿制的“红夷大炮”，均比此前打捞上来的铁制英国舰炮还大。此外，当时中国还制造出了更为先进的铁心铜体大炮，既可以节省铸造成本，又可以保证其坚固。
　　但是从武器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时中国的火炮还是落后了。西方的火炮不仅都有准星和照门，还有两个“耳朵”，可以支在炮车上，发射时调整仰角，其射程和准度都比较高。另外，其炮管设计前薄后厚，可以有效避免膛炸。
　　历史常常充满了造化弄人的意味，我们拥有一流的铸造技术和工匠，却没有将科学知识应用上。到了清代中后期，朝廷一味追求火炮的重量，但真正影响战斗力的瞄准、发射以及火药配制技术却没有提高。以致于鸦片战争时，西方火炮的炮弹早已实现空心爆炸、碎片杀伤，而我们使用的炮弹仍旧是实心的。虽然中国人在火器上停滞不前，一落千丈，但在民用烟火方面却发展得有声有色，从来没有落后过。
　　
　　 从火器到烟火
　　
　　火器与烟火孰先孰后的问题，由于史料有限，已很难考证。
　　与民众常常将“火树银花不夜天”理解为古代烟火表演不同，根据史学家的考证，这里所谓的“火树银花”实际上是对树上所挂灯笼的一种诗意化描写。据考证，真正的烟火出现在1163至1189年(南宋孝宗年间)，当时已有炮仗、屏风、地老鼠等形式。史书有记载，宋理宗初年上元日，理宗和杨太后在庭中看焰火，“地老鼠”直闯至太后座下，太后惊惶而走。理宗心里不安，打算惩罚承办焰火的人，后来因为杨太后觉得放焰火的人不是出于敌意才作罢。
　　除了在宫中燃放，当时的烟花也深得达官贵人们的喜爱，吴自牧在《梦粱录》中就说当日杭州有“市爆仗、成架焰火之类”。烟火的兴盛与日渐发达的商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朝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剩余劳动产品日渐增多，孕育了发达的商业市场。除去闻名于世的晋商与徽商之外，苏杭一代的商业贸易也有声有色。虽然当时的官府视火药的主要原料硝为“战略物资”，严禁民间私自开采、交易，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使得朝廷法令根本无法得到严格贯彻。民间制造烟火的工匠属于高级工人，除了有众多的烟火艺人外，手艺好的匠人还会被选拔到宫廷专门制造高级烟火。
　　与此同时，烟火技术也在不断提高。制造烟火的前提是必须有粉末状的固体火药做原料，以前膏状的火药对震动和火花很敏感，经常出现爆炸事故。自南宋年间出现粉末火药后，烟火的种类也开始多起来。除了追求爆炸带来的声音效果之外，技师们开始钻研如何让烟火做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和造型。清代赵学敏的《火戏略》、《帝京岁时纪胜》分别记叙了制作、燃放“盒子灯”的状况，这种将花灯与烟火结合起来的艺术，在燃放时可以呈现出多种复杂的形象，成为当时宫廷庆祝元宵佳节的重头戏。
　　烟火制作技术的先进从明代著作《墨娥小录》里便可窥见一斑。这部后来被李约瑟称作“关于炼丹操作和设备的通俗百科全书”的杂录，最早记述了各种烟火的科学配方，其卷六列举了“金盏银台”、“金丝柳”、“赛明月”、“紫葡萄”等22种烟火配方。
　　除了烟火表演，火药在开矿、修路、医学等方面也大有作为。根据考证，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并没有提到用火药开矿，是因为中国煤矿的瓦斯浓度较高，运用火药容易引起爆炸。但根据河北《唐县志》所记载的明代开采露天铁矿的情景，“天崩地裂、硝烟弥漫”，可以推断其使用了火药。
　　此外，当初由炼丹家发明的火药一直是备受推崇的药材，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亦有专门论述。
　　中国火药的发明，谁也没想到会产生两种结果：民间应用成了庆祝节日、婚丧嫁娶的必备品，军事应用成了战争中的利器，甚至直接影响了改朝换代和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