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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5月份，3家商业银行相继发行了4只次级债，规模总计394亿元，其中3只为2家城商行——上海银行和成都银行发行。更为显见的是，城商行次级债发行利率大幅攀升。5月31日发行完毕的成都银行10年期、24亿元次级债的票面利率飙升至7%。而五年以上银行贷款利率仅为6.8%。
在大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商行也加入此行列。特别自去年11月以来，城商行发债趋于密集，至今年5月底，共有8家城商行发行了次级债，其中高息债不在少数。
分析人士指出，监管趋紧之下，城商行借助次级债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必然选择。但不惜高息发债，则折射出贷款集中度高特别是高权重类贷款过多的风险。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为抢占未来异地开设分行甚至谋求上市的先机。
利率高涨
“7%太高了，原来都是5%、6%。”国泰君安分析师伍永刚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产生了资金的收缩效应，发债利率如此之高，与此不无关系。
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四次加息后，基准利率累计已上浮100个基点。未来加息预期仍然不断增温，使得次级债发行利率水涨船高。
更主要的原因是，近期银监会对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包括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和拨贷比新规。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分析师周文渊认为，在此情况下，各家银行纷纷发债，次级债的供给上升，投资主体主要是保险机构、基金和国有大行，这些需求方势必就要求更高的收益。尤其对未上市的城商行来讲，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发行次级债成为其必然选择，而最终的发行价则是一个市场博弈的结果。
“发债利率，除了反映资金链的紧张状况，另外也反映发债主体本身的信用。”一位城商行人士认为，未上市的城商行，次级债信用评级肯定不如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而且也要低于已上市的城商行。
在这一点上，成都银行不是孤例。今年3月，徽商银行发行的15年期、40亿元次级债，利率高达6.55%。去年底，营口银行发行的10年期、6亿元次级债，利率更高到6.8%。
7%的利率意味着成都银行年付息高达1.68亿元，占2010年净利润16.25亿元的10.34%。徽商银行年付息2.62亿元，占其2010年净利润27.02亿元的9.70%。营口银行年付息4080万元，占其2009年净利润36227.7万元的11.27%。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以贷款）来背发债的成本，实际上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润。在监管趋严之下，一般银行只有在指标跟不上、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去搏高息债。”河南银监局局长李伏安说，要注意这些发高息债券的城商行，是否过去两年扩张太多；或者地方融资平台类贷款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是否较高。
银监会近日下发了新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对信用风险权重体系进行大幅修改，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放贷款的风险权重在100%~300%之间，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10%，房地产信贷的风险权重将由100%提高到150%。
交银国际研究报告认为，若按上述标准来看，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1~2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产生至少4000亿左右的融资需求。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来测算资本充足率。如果采用内部评级法会对银行影响偏正面，但只有国有大行和招行有条件使用这一方法。”一位券商分析师指出，“城商行还不具备采用内部评价法的条件，他们只能使用权重法。未上市城商行的数据不好测算，但是根据已经上市的城商行数据测算可得，按照上述风险权重的大幅提高，他们就逃不过资本金的压力。”
中金公司发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次级债进入供给高峰》报告摘要中提到，预计今年银行次级债净增量将达到1300亿~1500亿元，是去年净增量的3倍以上，二季度将是供给高峰期，发行量不会低于800亿元。
平台贷压力剧增
在发债过程中，成都银行被央行要求就三个问题做出说明：跨区域发展问题、平台贷款情况、中长期贷款占比。
在这份上报央行的文件中披露出，截至2010年12月末，成都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共有75户，贷款余额185.84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27.36%。平台贷款的前五大客户占比达到36.98%。在平台贷款的担保结构方面，信用贷款余额68.24亿元，占比达36.72%。
同时，在成都银行公布的2010年年报中显示，其房地产业贷款年末余额为140亿元，居各行业贷款之首，占贷款总额比为20.67%。
平台贷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高，也促使成都银行在贷款集中度上高企。其2008~2010年三年的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分别为179.61%、136.99%、69.19%，始终超标。
据银监会的要求，最大单一客户和最大十家单一客户贷款总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分别不得超过10%和50%。
同样发行高息债的徽商银行，则在上述两个指标中出现了连年上升的状况：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比，2008~2010年分别为6.27%、7.86%、9.10%；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2008~2010年分别为43.77%、52.55%、58.92%。徽商银行的贷款去向，与成都银行情况大同小异，无外乎是各类平台贷款和房地产企业。
徽商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最大十户客户贷款比例”显示，前六位均为平台公司，贷款余额总计达62.25亿元。
北京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前十名贷款客户情况”中，有5家是平台贷和房地产背景：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铁道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朝阳分中心、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5家公司贷款余额总计98.63亿元。
联合资信对大连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次级债评级中的“关注”中均提到：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和房地产类贷款规模较大。对成都银行的“关注”提到：信贷规模高速增长，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可能会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在未来在资本充足率新规正式出台后，风险权重的调整对城商行的压力显而易见，它们急于补充资本金的行为就不难解释。
“要说坏账风险的话，城商行可能会比已经上市的银行更大一些。”渤海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李科说，“这也取决于县级本身的财政实力。很多融资平台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县级土地的变现能力相对于城市就比较差一些，其坏账风险就大一些，需要多计提拨备。举个例子，像北京银行，我就不担心它的坏账会高企，因为北京的地很值钱，而且财政创收能力非常强。”
跨区经营诱惑
国泰君安分析师伍永刚提到，城商行急于补充资本金，可能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争取未来符合开设分行的标准，以及更长远的上市目标。
“对于一些准备上市的城商行来讲，发行次级债应该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先做实资本是关键，成本还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北京银行一位董事也表示，城商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以前虽然有标准，但各项监管指标比较宽松，所以导致城商行异地开分行的情况有些泛滥。
2009年4月，银监会出台《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宽对银行分支机构管理要求。2010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含筹建)，扩张速度远超2009年。目前国内148家城商行在异地(包括省内和跨省)设立分行的数量接近300家。
然而，部分城商行相继出现“监守自盗”的案件。本刊记者采访的多家城商行均表示，2010年12月齐鲁银行伪造金融票据诈骗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银监会专门向各家城商行下发了文件，要求其注意提高内控管理能力。2011年，王岐山在两会中也点名批评北京银行在异地的快速扩张。
至此，虽然城商行异地新开分行并未公开叫停，但基本属于停滞状态。
2011年4月2日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曝出“假担保”事件的汉口银行一位中层称，该行一直想在北京设立分行，“都已派人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了，就是不批。前两年比较松，一些二级城市的城商行（比如锦州银行）都在北京开了分行，没有抓住机会。现在基本都停了，两三年内都比较难了。”他说，“这次事件（假担保）后，上市就更别提了。”
相比汉口银行的尴尬，包商银行一位中层则显得自信许多。该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业内闻名，并曾被银监会树立为微小企业贷款典范。“包商银行的业务特色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区域生存发展下来。我们行未来肯定还是要走异地设立分行的路子，因为我们现在的布局还没有完全覆盖到目前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需要微小企业服务的地方还很多。”该人士表示。
虽然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银监会已让各家城商行做内部自评，并于6月底出结果。但本刊记者走访的几家城商行高官均表示，行里未接到有关通知，他们推测，应是各地银监局在对各家银行做每年例行的“监管评级”，按照往年的时间估算，今年的结果近期就应该出来。
城商行人士猜测，未来拟出台的指标，“可能会比原来的要求更高，将与（上述的）监管评级挂钩，总体速度会放慢。”
河南银监局局长李伏安也提醒，上市还是应该以银行的质量、效益、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基础，不应该以规模论英雄，否则可能导致整个市场都走偏方向。
在6月15日的一次中小商业银行论坛上，肖远企也特别提醒城商行“要抗拒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股东、各级政府、员工，来自各个方面。最近很多银行来谈，他们年初的时候本来想把速度降下来，但是第一季度的信息披露出来后，其他银行增长速度和利润都非常高，他们就受到来自股东的强烈压力，要求他们赶快把度增长上去，于是就制订了一个更高的目标。银行之间的互相攀比，推波助澜，使得银行的资产和利润增长速度不断攀新高。”肖远企说。
在大行发行次级债补充附属资本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城商行也加入此行列。特别自去年11月以来，城商行发债趋于密集，至今年5月底，共有8家城商行发行了次级债，其中高息债不在少数。
分析人士指出，监管趋紧之下，城商行借助次级债提高资本充足率是必然选择。但不惜高息发债，则折射出贷款集中度高特别是高权重类贷款过多的风险。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其为抢占未来异地开设分行甚至谋求上市的先机。
利率高涨
“7%太高了，原来都是5%、6%。”国泰君安分析师伍永刚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是产生了资金的收缩效应，发债利率如此之高，与此不无关系。
自去年10月以来央行四次加息后，基准利率累计已上浮100个基点。未来加息预期仍然不断增温，使得次级债发行利率水涨船高。
更主要的原因是，近期银监会对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加强，包括杠杆率、资本充足率和拨贷比新规。国泰君安固定收益部分析师周文渊认为，在此情况下，各家银行纷纷发债，次级债的供给上升，投资主体主要是保险机构、基金和国有大行，这些需求方势必就要求更高的收益。尤其对未上市的城商行来讲，没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发行次级债成为其必然选择，而最终的发行价则是一个市场博弈的结果。
“发债利率，除了反映资金链的紧张状况，另外也反映发债主体本身的信用。”一位城商行人士认为，未上市的城商行，次级债信用评级肯定不如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而且也要低于已上市的城商行。
在这一点上，成都银行不是孤例。今年3月，徽商银行发行的15年期、40亿元次级债，利率高达6.55%。去年底，营口银行发行的10年期、6亿元次级债，利率更高到6.8%。
7%的利率意味着成都银行年付息高达1.68亿元，占2010年净利润16.25亿元的10.34%。徽商银行年付息2.62亿元，占其2010年净利润27.02亿元的9.70%。营口银行年付息4080万元，占其2009年净利润36227.7万元的11.27%。成本之高可见一斑。
“（以贷款）来背发债的成本，实际上是他们愿意牺牲自己的利润。在监管趋严之下，一般银行只有在指标跟不上、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才会去搏高息债。”河南银监局局长李伏安说，要注意这些发高息债券的城商行，是否过去两年扩张太多；或者地方融资平台类贷款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是否较高。
银监会近日下发了新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对信用风险权重体系进行大幅修改，其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发放贷款的风险权重在100%~300%之间，铁路、公路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贷款的风险权重为110%，房地产信贷的风险权重将由100%提高到150%。
交银国际研究报告认为，若按上述标准来看，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产生1~2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产生至少4000亿左右的融资需求。
“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权重法和内部评级法两种方法来测算资本充足率。如果采用内部评级法会对银行影响偏正面，但只有国有大行和招行有条件使用这一方法。”一位券商分析师指出，“城商行还不具备采用内部评价法的条件，他们只能使用权重法。未上市城商行的数据不好测算，但是根据已经上市的城商行数据测算可得，按照上述风险权重的大幅提高，他们就逃不过资本金的压力。”
中金公司发给《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次级债进入供给高峰》报告摘要中提到，预计今年银行次级债净增量将达到1300亿~1500亿元，是去年净增量的3倍以上，二季度将是供给高峰期，发行量不会低于800亿元。
平台贷压力剧增
在发债过程中，成都银行被央行要求就三个问题做出说明：跨区域发展问题、平台贷款情况、中长期贷款占比。
在这份上报央行的文件中披露出，截至2010年12月末，成都银行的地方融资平台共有75户，贷款余额185.84亿元，占全行贷款总额的27.36%。平台贷款的前五大客户占比达到36.98%。在平台贷款的担保结构方面，信用贷款余额68.24亿元，占比达36.72%。
同时，在成都银行公布的2010年年报中显示，其房地产业贷款年末余额为140亿元，居各行业贷款之首，占贷款总额比为20.67%。
平台贷和房地产类贷款占比高，也促使成都银行在贷款集中度上高企。其2008~2010年三年的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分别为179.61%、136.99%、69.19%，始终超标。
据银监会的要求，最大单一客户和最大十家单一客户贷款总额与银行资本净额的比例分别不得超过10%和50%。
同样发行高息债的徽商银行，则在上述两个指标中出现了连年上升的状况：单一最大客户贷款占比，2008~2010年分别为6.27%、7.86%、9.10%；前十大客户贷款占比，2008~2010年分别为43.77%、52.55%、58.92%。徽商银行的贷款去向，与成都银行情况大同小异，无外乎是各类平台贷款和房地产企业。
徽商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最大十户客户贷款比例”显示，前六位均为平台公司，贷款余额总计达62.25亿元。
北京银行2010年年报披露的“前十名贷款客户情况”中，有5家是平台贷和房地产背景：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铁道部、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朝阳分中心、北京市公联公路联络线有限责任公司、唐山曹妃甸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有限公司。5家公司贷款余额总计98.63亿元。
联合资信对大连银行和上海银行的次级债评级中的“关注”中均提到：贷款行业集中度较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类贷款和房地产类贷款规模较大。对成都银行的“关注”提到：信贷规模高速增长，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可能会对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在未来在资本充足率新规正式出台后，风险权重的调整对城商行的压力显而易见，它们急于补充资本金的行为就不难解释。
“要说坏账风险的话，城商行可能会比已经上市的银行更大一些。”渤海证券银行业分析师李科说，“这也取决于县级本身的财政实力。很多融资平台是以土地为抵押物，县级土地的变现能力相对于城市就比较差一些，其坏账风险就大一些，需要多计提拨备。举个例子，像北京银行，我就不担心它的坏账会高企，因为北京的地很值钱，而且财政创收能力非常强。”
跨区经营诱惑
国泰君安分析师伍永刚提到，城商行急于补充资本金，可能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争取未来符合开设分行的标准，以及更长远的上市目标。
“对于一些准备上市的城商行来讲，发行次级债应该是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先做实资本是关键，成本还不是很重要的因素。”北京银行一位董事也表示，城商行异地开设分支机构，以前虽然有标准，但各项监管指标比较宽松，所以导致城商行异地开分行的情况有些泛滥。
2009年4月，银监会出台《关于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政策的调整意见(试行)》，放宽对银行分支机构管理要求。2010年，有62家城商行跨区域设立103家异地分支行(含筹建)，扩张速度远超2009年。目前国内148家城商行在异地(包括省内和跨省)设立分行的数量接近300家。
然而，部分城商行相继出现“监守自盗”的案件。本刊记者采访的多家城商行均表示，2010年12月齐鲁银行伪造金融票据诈骗案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当时，银监会专门向各家城商行下发了文件，要求其注意提高内控管理能力。2011年，王岐山在两会中也点名批评北京银行在异地的快速扩张。
至此，虽然城商行异地新开分行并未公开叫停，但基本属于停滞状态。
2011年4月2日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曝出“假担保”事件的汉口银行一位中层称，该行一直想在北京设立分行，“都已派人在那里待了两年多了，就是不批。前两年比较松，一些二级城市的城商行（比如锦州银行）都在北京开了分行，没有抓住机会。现在基本都停了，两三年内都比较难了。”他说，“这次事件（假担保）后，上市就更别提了。”
相比汉口银行的尴尬，包商银行一位中层则显得自信许多。该行的小微企业贷款业内闻名，并曾被银监会树立为微小企业贷款典范。“包商银行的业务特色决定了我们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区域生存发展下来。我们行未来肯定还是要走异地设立分行的路子，因为我们现在的布局还没有完全覆盖到目前经济比较活跃的地方，需要微小企业服务的地方还很多。”该人士表示。
虽然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银监会已让各家城商行做内部自评，并于6月底出结果。但本刊记者走访的几家城商行高官均表示，行里未接到有关通知，他们推测，应是各地银监局在对各家银行做每年例行的“监管评级”，按照往年的时间估算，今年的结果近期就应该出来。
城商行人士猜测，未来拟出台的指标，“可能会比原来的要求更高，将与（上述的）监管评级挂钩，总体速度会放慢。”
河南银监局局长李伏安也提醒，上市还是应该以银行的质量、效益、盈利能力和竞争能力为基础，不应该以规模论英雄，否则可能导致整个市场都走偏方向。
在6月15日的一次中小商业银行论坛上，肖远企也特别提醒城商行“要抗拒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股东、各级政府、员工，来自各个方面。最近很多银行来谈，他们年初的时候本来想把速度降下来，但是第一季度的信息披露出来后，其他银行增长速度和利润都非常高，他们就受到来自股东的强烈压力，要求他们赶快把度增长上去，于是就制订了一个更高的目标。银行之间的互相攀比，推波助澜，使得银行的资产和利润增长速度不断攀新高。”肖远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