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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来临的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周年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建部60周年。在这重要时刻，回顾我党90年来汹涌澎湃的战斗历程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对外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对振奋革命精神，全身心地投入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更好更快地开创美好未来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成功的法宝
1、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经历漫漫28个春秋，坚持不懈地领导人民投入革命洪流，其中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坚持用“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武装抗击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武装，前仆后继，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解放以来的60余年中，我们党引领各族人民，在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上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历无数次严重的挫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呢?!我的体会是，尽管我们党无论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集中到一点，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
要真正做到把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准确结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里很重要的至少有以下三点：首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其次，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重视借鉴别国别党的成功经验，但决不照抄照搬。第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又不把它看成是僵化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反映客观世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的科学总结。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是变化多端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将随着形势的变化、时代的特征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着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2、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随着我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2004年5月，美国政论家乔舒亚-库伯·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更加使“中国模式”问题受到热炒。许多国家的政论家、学者、企业家等各方人士，通过不同形式和渠道纷纷进行研讨。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进行评议，什么“独裁的资本主义”、“市场影响力加上独裁统治的稳定性”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也有不少严肃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媒介热情客观地评价“中国模式”。2010年5月8日，突尼斯《新闻报》报道发展中国家百人记者团的访华观感说：“中国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一是中国人民创造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不是从国外引进的，也不会对外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折射出中国民众身上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和文明印记，并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说：“中国模式确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灵活地改造从国外引进的要素，将其嫁接到各个领域，形成一个独特的兼收并蓄的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之所在。”
探讨“中国模式”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要解答什么是我国成功发展的基本经验。我以为用模式来概括我国发展的基本经验不够贴切。首先，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固定的格式(注：《语言大典》2417页)，而我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次，我们历来不主张输出我国的经验，因为各国有各国特定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能由各国自己选择和决定。正如1994年5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时指出：“现在看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不同，很难求得一个统一的模式，还是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线。”同年11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智利社会党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既然是科学，就不应该是僵化的教条，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而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我们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某些国内外人士还是要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发展基本经验的话，这个“中国模式”也只能概括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武装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较确切。
我们的这个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的。当然，任何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辩证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生动地体现出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党在同各国政党交往中，准确而又实事求是、有血有肉地介绍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使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对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增强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都有深远和现实意义。
3、党的优良作风是选定正确道路的重要保证
90年来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党的优良作风就谈不上也找不到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成功寻找正确道路需要具备几个重要条件：
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真正掌握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以此为武器正确认识和剖析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
第二，任何正确的道路、路线、方针，必须经过无数次实践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真正的社会实践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一个党如果脱离群众，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要求、思想，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只能是一事无成的空头理论家。
第四，革命与发展实践是硬功夫，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要经历曲折、挫折。如果不能从失败、错误中，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找到真理，继续前进。
要做到这几点就要有过硬的作风。我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把它看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 党在延安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大会在系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突出阐明和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党始终坚持和弘扬这三大作风，并结合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特征辅之以新的内涵，从而確保我党在正确道路上与时俱进，胜利前进。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开创政党外交新局面
1、党的对外工作是我党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对外工作是我党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党的性质和战略任务所决定的。党在成立之初，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宝贵同情和支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同外国政党和进步组织之间交往也逐渐增多。为了加强党的对外工作，中央于1951年初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并于1月16日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部长。之后，中联部将这一天确定为建部纪念日。同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通知，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对外交往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对外交往大大增多。截止2010年5月，我党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个各类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党际关系，保持着形式多样的联系。政党外交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以党的调查研究传统作风为建部之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担任中联部首任部长以来，对调研丁作极为重视。他在中联部成立大会上就强调要把调研丁作摆到重要位置上。他提出了“了解对象党、对象国”的调研方针，鼓励大家认真看书、看报、听广播做调研，并要求每个业务干部每天至少写出500字的调研材料给他，内容包括各自分管的对象国、对象党及群众运动等情况；方式上，翻译的资料、做的摘记或卡片都可以，最好是写成简报。对这个任务，一些当时在部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开始时许多同志叫苦，后来硬着头皮干”，逼着大家钻研思考问题。不少干部正是在500字的要求下苦练成才的。
稼祥同志还强调反映情况要“新、快、短、尖、深、广”，为此，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发扬十年磨一剑的韧性，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卧薪尝胆的恒心。正是在稼祥同志的严格要求和率先垂范的带动下，使中联部在一开始就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一心为党、埋头苦干的优秀人才。很多同志为了党的对外事业，甘心做默默无闻的基础性工作，为提高工作质量，开拓政党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可贵贡献。
3、坚持党性原则和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
中联部作为党中央的外事职能部门，必须遵循“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躺在中央指示精神上墨守成规，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形势和实际情况的发展与变化，在对事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开拓工作的意见，认真做好中央在党的外事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参谋。王稼祥、耿飚、姬鹏飞、李一氓等老一辈的部领导正是以身作则成为全部同志的学习榜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纠正“文革”期间“左”的错误，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也作了重大调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各类政党。
在此之前，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贝宁、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圭亚那等亚、非、拉特别是黑非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多年来曾以不同方式要求同我党建立某种关系。根据这些情况，1977年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联名向中央建议开展同黑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
1979年12月4日至1980年2月7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同志，应出访国执政党的邀请，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索马里、坦桑、赞比亚、布隆迪、扎伊尔、多哥、贝宁、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十个非洲国家。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访问全过程。这是中共接受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邀请，以党的名义派出的第一个出访团。
十国党对我党应邀来访十分高兴和满意，普遍认为是对他们的很大支持，对促进双方友好合作具有很重要意义。代表团受到各国党的破格接待。十国中有八国总统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同十国党领导人进行了二十次政治会谈，接触了一百三十五位中委、部长以上领导人。塞内加尔社会党政治局两次讨论了接待我团工作问题。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等党政第一把手还亲自布置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多数国家的报纸、电台、电视作为重要新闻报道了代表团的活动。
根据我党同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精神，特别是确立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以来，我党逐步和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和在野的合法政党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经我部建议、中央同意，我党还逐步开展了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交往。1981年2月，应我党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率团访华。这是西欧各国社会党中第一个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党。当时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推举的竞选法国总统的候选人，访华三个月后竞选获胜，当选为总统。之后不久，我党和西欧国家主要社会党都相继建立了关系，并于1983年2月和社会党国际也正式开展交往。
1977年8月底，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前夕，耿飚、李一氓同志亲自向中央建议并获中央赞同，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先后和老党也都恢复了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谈中，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随即同苏共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由于坚持党性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有机结合，使我党对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务真求实敢于讲真话
我们重视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但是，要真正落实，必须提倡敢于讲真话，并为此要有不惜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在这方面王稼祥同志是我们的楷模。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在国际斗争中也遇到新的挑战。稼祥同志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顾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倾向正在上升发展的情况，于1962年春，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四点建议，其要点是：第 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第二，对外采取缓和，避免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我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但是，稼祥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左”的倾向下，不仅未被采纳，反被指责为“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所谓“三和一少”。“文革”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使稼祥同志因此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遭到了种种不公正对待。在逆境中，他无怨无悔，仍然嘱咐部下“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党忠心耿耿。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王稼祥同志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个历史事件给我部同志以深刻的教育与启示。
5、以“忠诚敬业、求实开拓”的部风精神加强队伍建设
历届中联部的领导一贯重视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1996年10月10日，党的第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的新局面。要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当时我部业务工作大忙季节已经揭开序幕，但是，本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业务工作越忙、越要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决心挤出时间，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我主持召开了多次部务会议，讨论如何结合中联部情况做出切实有效的部署。大家认为我部有優良作风的传统，可以在总结建部以来这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联部的部风，并以部风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全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此，专门成立了以部领导为首的中联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我们强调充分发动群众，让每个同志都参与到征集最佳部风方案的讨论中来，使每人都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接受一次很好的爱部教育，推动大家关心我部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部领导决定于1997年3月4日
6日举办部、局、处三级领导干部精神文明建设研讨班。首先“抓头头”，统一三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接着是“头头抓”，切实把计划落到实处。
在反复研究、广泛征求各部门及广大干部职工意见的基础上，1997年第十四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最后确定了“中联部部风”的提法及内容和要求，并于1997年6月9日正式颁布。
中联部的部风为：“忠诚敬业、求实开拓。”部风内容的要点是：
忠诚：忠于党、祖国和人民，在对外工作中立场坚定，坚决维护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个人利益服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清正廉洁，乐于奉献。
敬业：热爱党的对外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忠实履行工作和岗位职责，高效优质完成各项任务。
求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讲求实效；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开拓：主动积极和创造性地工作，善于总结经验，刻苦钻研，开拓创新。
八字部风确立后，在全部通过多种渠道和丰富新颖的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宣传，使部风精神深入人心。任举一例：2010年4月22日，部机关团委举办青年部史知识竞赛，将来自22个局级单位的选手，按照部风命名，组成四支队伍，使竞赛全过程成为部史、部风、爱岗敬业教育的过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还把部风教育和先进性建设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实效。从1997年到2009年的十几年中，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总之，通过教育，使部风逐渐成为我部同志的共同精神追求和道德行为准则。当前党的对外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纷繁多样意识形态的汇集与交错，又使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多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以王家瑞部长为首的中联部现任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部机关的精神文明和干部职工队伍的建设，引领全部同志弘扬部风谱新篇，发奋图强，埋头苦干，进一步开创政党外交的新局面，决心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建党90周年和建部60周年。
(责任编辑：王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
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是成功的法宝
1、坚持走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经历漫漫28个春秋，坚持不懈地领导人民投入革命洪流，其中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坚持用“小米加步枪”的革命武装抗击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武装，前仆后继，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成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解放以来的60余年中，我们党引领各族人民，在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的基础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走上了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
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经历无数次严重的挫折，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呢?!我的体会是，尽管我们党无论是在革命和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有着十分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但是集中到一点，最基本的经验是坚持并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有中國特色的革命和发展道路。这是我们战胜困难走向胜利的法宝。
要真正做到把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准确结合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这里很重要的至少有以下三点：首先，坚信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和改造世界。其次，坚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重视借鉴别国别党的成功经验，但决不照抄照搬。第三，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又不把它看成是僵化不变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是反映客观世界规律和人类社会实践的科学总结。客观世界和社会实践是变化多端不断发展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也将随着形势的变化、时代的特征和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而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着重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它“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2、对“中国模式”的思考
随着我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模式”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2004年5月，美国政论家乔舒亚-库伯·雷默发表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更加使“中国模式”问题受到热炒。许多国家的政论家、学者、企业家等各方人士，通过不同形式和渠道纷纷进行研讨。他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角度进行评议，什么“独裁的资本主义”、“市场影响力加上独裁统治的稳定性”等等，不一而足。但是，也有不少严肃的政治家、学者和新闻媒介热情客观地评价“中国模式”。2010年5月8日，突尼斯《新闻报》报道发展中国家百人记者团的访华观感说：“中国模式之所以能成功，一是中国人民创造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既不是从国外引进的，也不会对外输出”；“‘中国式共产主义’折射出中国民众身上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社会和文明印记，并促进了国家的发展，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拥护”。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沈大伟教授说：“中国模式确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能灵活地改造从国外引进的要素，将其嫁接到各个领域，形成一个独特的兼收并蓄的体系——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之所在。”
探讨“中国模式”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要解答什么是我国成功发展的基本经验。我以为用模式来概括我国发展的基本经验不够贴切。首先，模式是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固定的格式(注：《语言大典》2417页)，而我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变化的；其次，我们历来不主张输出我国的经验，因为各国有各国特定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只能由各国自己选择和决定。正如1994年5月17日，江泽民同志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时指出：“现在看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发展道路不同，很难求得一个统一的模式，还是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路线。”同年11月27日，胡锦涛同志在会见智利社会党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既然是科学，就不应该是僵化的教条，也不应该有固定的模式，而应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前进。我们总结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如果某些国内外人士还是要用“中国模式”来概括中国发展基本经验的话，这个“中国模式”也只能概括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武装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较确切。
我们的这个理论体系和发展道路是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提出的。当然，任何事物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是辩证的统一，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我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生动地体现出一个普遍真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党在同各国政党交往中，准确而又实事求是、有血有肉地介绍我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使国际社会和各界人士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这对增进相互了解，从而增强相互信任和友好合作都有深远和现实意义。
3、党的优良作风是选定正确道路的重要保证
90年来党领导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没有党的优良作风就谈不上也找不到符合国情的正确道路，
成功寻找正确道路需要具备几个重要条件：
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刻苦学习，真正掌握科学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以此为武器正确认识和剖析错综复杂的客观实际。
第二，任何正确的道路、路线、方针，必须经过无数次实践才能判断其是否正确，否则只是纸上谈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第三，真正的社会实践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一个党如果脱离群众，不和群众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要求、思想，向群众学习，总结他们的实践经验，只能是一事无成的空头理论家。
第四，革命与发展实践是硬功夫，不可能一帆风顺，必然要经历曲折、挫折。如果不能从失败、错误中，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进行深刻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就不可能找到真理，继续前进。
要做到这几点就要有过硬的作风。我党历来重视作风建设，把它看作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 党在延安举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大。大会在系统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突出阐明和强调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意义。在以后的岁月里，我党始终坚持和弘扬这三大作风，并结合形势的发展和时代的特征辅之以新的内涵，从而確保我党在正确道路上与时俱进，胜利前进。
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开创政党外交新局面
1、党的对外工作是我党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近一个世纪的斗争实践，充分证明党的对外工作是我党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党的性质和战略任务所决定的。党在成立之初，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整个革命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力量的宝贵同情和支持。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我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国际威望大大提高，同外国政党和进步组织之间交往也逐渐增多。为了加强党的对外工作，中央于1951年初决定成立对外联络部(简称中联部)，并于1月16日任命王稼祥同志为部长。之后，中联部将这一天确定为建部纪念日。同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通知，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党的对外交往政策的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迅速扩大，党的对外交往大大增多。截止2010年5月，我党已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多个各类政党和组织建立了党际关系，保持着形式多样的联系。政党外交成为我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外交全局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2、以党的调查研究传统作风为建部之本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稼祥同志担任中联部首任部长以来，对调研丁作极为重视。他在中联部成立大会上就强调要把调研丁作摆到重要位置上。他提出了“了解对象党、对象国”的调研方针，鼓励大家认真看书、看报、听广播做调研，并要求每个业务干部每天至少写出500字的调研材料给他，内容包括各自分管的对象国、对象党及群众运动等情况；方式上，翻译的资料、做的摘记或卡片都可以，最好是写成简报。对这个任务，一些当时在部工作的老同志回忆说，“开始时许多同志叫苦，后来硬着头皮干”，逼着大家钻研思考问题。不少干部正是在500字的要求下苦练成才的。
稼祥同志还强调反映情况要“新、快、短、尖、深、广”，为此，要有“甘于寂寞、坐冷板凳”的精神，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发扬十年磨一剑的韧性，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卧薪尝胆的恒心。正是在稼祥同志的严格要求和率先垂范的带动下，使中联部在一开始就逐步形成了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良好风气，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一心为党、埋头苦干的优秀人才。很多同志为了党的对外事业，甘心做默默无闻的基础性工作，为提高工作质量，开拓政党外交打下了坚实基础，做出了可贵贡献。
3、坚持党性原则和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
中联部作为党中央的外事职能部门，必须遵循“外事无小事”的原则，严格遵守政治纪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躺在中央指示精神上墨守成规，恰恰相反，而是要求我们根据中央精神，结合形势和实际情况的发展与变化，在对事物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开拓工作的意见，认真做好中央在党的外事工作方面的助手和参谋。王稼祥、耿飚、姬鹏飞、李一氓等老一辈的部领导正是以身作则成为全部同志的学习榜样。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纠正“文革”期间“左”的错误，党的对外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也作了重大调整。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正式提出“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又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各类政党。
在此之前，几内亚、坦桑尼亚、赞比亚、贝宁、索马里、阿尔及利亚、南也门、圭亚那等亚、非、拉特别是黑非洲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多年来曾以不同方式要求同我党建立某种关系。根据这些情况，1977年11月，外交部和中联部联名向中央建议开展同黑非洲民族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工作，得到中央的批准。
1979年12月4日至1980年2月7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吴学谦同志，应出访国执政党的邀请，率领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索马里、坦桑、赞比亚、布隆迪、扎伊尔、多哥、贝宁、塞拉利昂、几内亚和塞内加尔十个非洲国家。我作为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访问全过程。这是中共接受非洲国家民族主义政党的邀请，以党的名义派出的第一个出访团。
十国党对我党应邀来访十分高兴和满意，普遍认为是对他们的很大支持，对促进双方友好合作具有很重要意义。代表团受到各国党的破格接待。十国中有八国总统接见了代表团，代表团同十国党领导人进行了二十次政治会谈，接触了一百三十五位中委、部长以上领导人。塞内加尔社会党政治局两次讨论了接待我团工作问题。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和塞拉利昂总统史蒂文斯等党政第一把手还亲自布置代表团的访问日程。多数国家的报纸、电台、电视作为重要新闻报道了代表团的活动。
根据我党同黑非洲民族主义政党开展党际交往的精神，特别是确立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以来，我党逐步和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和在野的合法政党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经我部建议、中央同意，我党还逐步开展了同欧洲各国社会党的交往。1981年2月，应我党邀请，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率团访华。这是西欧各国社会党中第一个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党。当时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推举的竞选法国总统的候选人，访华三个月后竞选获胜，当选为总统。之后不久，我党和西欧国家主要社会党都相继建立了关系，并于1983年2月和社会党国际也正式开展交往。
1977年8月底，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华前夕，耿飚、李一氓同志亲自向中央建议并获中央赞同，和南共联盟恢复关系。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先后和老党也都恢复了关系。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邓小平同志在会谈中，提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主题，进行了坦率的交谈，随即同苏共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由于坚持党性原则和开拓创新精神的有机结合，使我党对外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务真求实敢于讲真话
我们重视遵循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的工作作风。但是，要真正落实，必须提倡敢于讲真话，并为此要有不惜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在这方面王稼祥同志是我们的楷模。
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在国际斗争中也遇到新的挑战。稼祥同志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不顾当时党内“左”的错误倾向正在上升发展的情况，于1962年春，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向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四点建议，其要点是：第 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的声明，正确地全面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外交政策；第二，对外采取缓和，避免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第三，在国际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孤立和分裂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第四，我国的对外援助要根据国情，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但是，稼祥同志的这些正确意见，在当时“左”的倾向下，不仅未被采纳，反被指责为“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和“对革命斗争支持少”的所谓“三和一少”。“文革”中又被康生诬蔑为“三降一灭”，使稼祥同志因此身心受到折磨和摧残，遭到了种种不公正对待。在逆境中，他无怨无悔，仍然嘱咐部下“要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中国是有希望的”，对党忠心耿耿。直到1979年党中央为王稼祥同志的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彻底平反，推倒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个历史事件给我部同志以深刻的教育与启示。
5、以“忠诚敬业、求实开拓”的部风精神加强队伍建设
历届中联部的领导一贯重视队伍的政治思想建设。1996年10月10日，党的第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精神文明的新局面。要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当时我部业务工作大忙季节已经揭开序幕，但是，本着坚决贯彻中央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业务工作越忙、越要重视抓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决心挤出时间，雷厉风行，狠抓落实。
我主持召开了多次部务会议，讨论如何结合中联部情况做出切实有效的部署。大家认为我部有優良作风的传统，可以在总结建部以来这方面丰富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中联部的部风，并以部风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全部的精神文明建设。为此，专门成立了以部领导为首的中联部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我们强调充分发动群众，让每个同志都参与到征集最佳部风方案的讨论中来，使每人都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接受一次很好的爱部教育，推动大家关心我部的精神文明建设。
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部领导决定于1997年3月4日
6日举办部、局、处三级领导干部精神文明建设研讨班。首先“抓头头”，统一三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接着是“头头抓”，切实把计划落到实处。
在反复研究、广泛征求各部门及广大干部职工意见的基础上，1997年第十四次部务会议讨论决定，最后确定了“中联部部风”的提法及内容和要求，并于1997年6月9日正式颁布。
中联部的部风为：“忠诚敬业、求实开拓。”部风内容的要点是：
忠诚：忠于党、祖国和人民，在对外工作中立场坚定，坚决维护党、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和尊严；个人利益服从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清正廉洁，乐于奉献。
敬业：热爱党的对外工作，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忠实履行工作和岗位职责，高效优质完成各项任务。
求实：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讲求实效；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开拓：主动积极和创造性地工作，善于总结经验，刻苦钻研，开拓创新。
八字部风确立后，在全部通过多种渠道和丰富新颖的形式进行广泛、深入和持久的宣传，使部风精神深入人心。任举一例：2010年4月22日，部机关团委举办青年部史知识竞赛，将来自22个局级单位的选手，按照部风命名，组成四支队伍，使竞赛全过程成为部史、部风、爱岗敬业教育的过程，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我们还把部风教育和先进性建设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实效。从1997年到2009年的十几年中，每年都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总之，通过教育，使部风逐渐成为我部同志的共同精神追求和道德行为准则。当前党的对外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得机遇；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纷繁多样意识形态的汇集与交错，又使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多新的挑战。在此情况下，以王家瑞部长为首的中联部现任领导集体十分重视部机关的精神文明和干部职工队伍的建设，引领全部同志弘扬部风谱新篇，发奋图强，埋头苦干，进一步开创政党外交的新局面，决心以优异的工作业绩迎接建党90周年和建部60周年。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