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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抱怨,就会遇上更多抱怨的事。”
“优秀的人从不抱怨。”
2012年,心灵导师威尔·鲍温《不抱怨的世界》一书风靡欧美,掀起千万人参与“不抱怨行动”。
然而,采访重庆民营企业,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抱怨——抱怨市场环境,抱怨金融环境,抱怨政务服务,抱怨人才环境,甚至抱怨重庆的区位、人文乃至天气……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
威尔·鲍温说:“停止抱怨,你就在通往你想要的生活的路上了。”
内伤一:小富即安
早上6点起床,熬40多公斤牛肉,煮50多公斤小面,晚上8点关门。
这就是25年来,“眼镜面”老板蒋树林的生活。
虽然累,蒋树林很知足——每天收入4000余元。
重庆市工商局统计,像蒋树林这样年利润在50万元以上的个体户,占全市个体户总数的10%。
这些个体户,早已具备升级为企业的条件,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更上一层楼。
“搞不懂他们咋想的。”小天鹅集团董事长何永智说。
与蒋树林同时创业的何永智,如今早已成为“甩手掌柜”——每天睡到自然醒,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战略思考和考察上。
悠闲并不意味着生意的荒疏,小天鹅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超过20亿元。
“干个体户找钱太辛苦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创建品牌、招揽人才,也难以拿到贷款,人、财、物都不具备,怎么做大做强?”何永智说。
蒋树林也想把事业做大,但他担忧:“升格为企业,我就要把技术传出去,别人都懂了,我吃什么?”
这种担忧,在何永智看来纯属多余:“餐饮行业没什么秘诀,品牌才是持续发展的动力。”
何永智说:“小富即安,才是他们不愿升级的原因。”
对这一论断,台胞李纯平心有戚戚。
2011年,李纯平赴渝旅游——爷爷叮嘱:“带点‘悦来兴’巫山雪枣回来。”
李纯平找遍商场,也没找到巫山雪枣。最后,在一家副食店,女老板从仓库里翻出几包布满灰尘的巫山雪枣。
曾被列为国宴食品的巫山雪枣,为何沦落至此?
“悦来兴”传人刘廷权说:“没想过要做大,有点盈利就可以了。”
很多渝商不仅小富即安,还贪图享乐。
百万级豪车保有量,重庆居全国第三;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说,重庆是中国奢侈品消费最具潜力的四个地区之一。
很多渝商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一旦达到,就开始纵情享受。“我连续十次拜访一家民企,想助其上市,都被拒绝了。”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江甫说。
所有世界冠军都有一个共同点——梦想当世界冠军。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没有梦想的渝商又怎能做大?
内伤二:创新乏力
浙江永康一位官员至今依然承认:“上世纪90年代,在五金行业,除了重庆大足,没人敢称第一。”
大足,曾是全国五金企业崇拜的偶像。
上世纪90年代,浙江“梅花锁业”老板郑隆喜不远千里,赶到大足。“想拜‘金鸡挂锁’为师。”郑隆喜说。
“我不想跟你合作。”“金鸡挂锁”老板道。
“我们可以一起开发新技术。”
“你也配?”
悻悻而归的郑隆喜,开始全力创新。
五年后,“梅花锁业”崛起为中国最大挂锁企业。
而大足“金鸡挂锁”却早已销声匿迹。
“金鸡挂锁”的闭关自守,正是大足五金企业的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永康全部工序都采用机械化作业时,大足还在用土法淬火。
上世纪90年代末,当永康开始生产七彩军刀时,大足还满足于传统刀剪生产。
21世纪初,当永康从小五金迈向现代五金时,大足还在沉迷于套刀生产。
技术上的闭关自守、小进则满,让大足五金企业全面溃败。
“即便在重庆本土超市,也很难看到龙水五金的踪影。”市民张强说。
“大足五金是败在自己手上——长期闭关自守、止步不前。”浙江鹰达刀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应卫忠一语中的。
大足区“五金办”提供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个观点:2007年申报专利仅31个,平均每个企业0.05个。而浙江永康在2006年时,平均每个企业拥有专利6.8个。
“企业想做大做强,就得靠产品创新。不管你原来的产品做得多好,不与时俱进地创新,就会被消费者抛弃。”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
但这一点,并没被大多数渝商所重视。
2008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重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到2%。
2012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重庆98%的企业仍没有专利。
四年里,在自主创新上,重庆民企作为甚少——多数民企现有生产技术并非是自主研发获得的,而是源于购买。
如此渝商,怎能做大做强?
内伤三:模式老套
2004年,三峡洗衣机厂破产。
分管销售的副厂长潘宁,无比失落。
“当年,重庆家电无比辉煌,电视有‘金鹊’、‘红岩’,冰箱有‘五洲阿里斯顿’,洗衣机有‘三峡’。”潘宁说。
“三峡”的破产,标志着重庆家电全军覆没。
“我不甘心。”2005年,潘宁凑了两万元,创办欧凯电器——生产洗衣机。
“凭这点钱,不可能生产出洗衣机,怎么办?”潘宁说,“我召开了经销商大会。”
会上,潘宁激动地说:“国内外家电巨头,在大中城市鏖战正酣,无暇顾及农村。而这片被冷落的市场,是一块2300亿元的‘大蛋糕’……”
潘宁画了一个“饼”,让经销商心旌摇荡。 连图纸都没看到,经销商就预付了1800万元货款。
“我们不具备与‘狼’共舞的实力,那就避实就虚,到‘狼’们还无暇顾及的农村地区,抢先建立根据地。”潘宁说。
这就是潘宁推出的“农村根据地”商业模式——从价格上顺应农民需求,同级别洗衣机,欧凯比其他品牌便宜两百元以上;从实用上顺应农民需求,可满足任何农村环境。
一次,欧凯洗衣机在一个偏远山村出现问题——接上电源能空转,但洗不了衣服。
潘宁赶到农民家里一看,发现不是洗衣机的故障,而是电压太低。
潘宁立即要求整改:“现在,欧凯在200伏以下的电压中也能正常运转。”
凭借价格优势和实用优势,欧凯迅速打入全国各地农村市场。2008年,欧凯洗衣机斩获三亿元。
“我们用三年时间走完了大企业十年走的路。”潘宁说。
同是那批人,为何“三峡”破产了,而“欧凯”会成功——原因就在于“欧凯”找到了好的商业模式。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
渝商难以做大做强,正是缺乏模式创新。
“这些年来,很多渝商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供小于求,企业不愁没订单,敢于冒险就能做大。现在供大于求了,还用那套作坊式的商业模式,必然会遭遇发展瓶颈。”潘宁说。
内伤四:管理粗放
1998年,江津农民郭家富四兄弟拼凑三万元,在九龙坡区租下一间门面。
一家名叫“富侨”的洗脚店悄然开张。
彼时,“足浴”几乎是色情服务的代名词,而“富侨”决定——要做靠技术取胜的正规店。
尽管开始生意冷清,但“富侨”的坚持,很快迎来转机——五个月后开始盈利。
为让人才储备跟上店铺扩张,郭氏兄弟又创办了职业按摩学校。
有了人才,“富侨”便开始攻城掠地——至2004年,“富侨”已拥有数亿元产业。
但危机正在酝酿。
事业一大,四兄弟都想自己说了算,于是“时常争得不可开交”。
2004年的一天,“掌门”大嫂胡芝容出差北京。
她前脚一走,后院立即起火。“四兄弟悄悄分了家。”胡芝容说。
一分为四的“富侨”,影响力大减。再加上相互牵制,至今没有一家做强。
“富侨”难“富”,正是受制于粗放的家族式管理。
“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要经历产品、市场、资本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产品生产出来就有市场,做到价廉物美就可以;产品竞争激烈后看市场;市场竞争激烈后看资本,所以决策层的素质尤其重要。”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说。
但很多渝商的素质却停留在第一阶段。
“很多民企老板,连起码的三年至十年的国家形势都无法判断,怎么能做好业务?”何永智说,在市场竞争中,很多渝商只能算“业余选手”,“业余选手”在比赛中或许能得分,但想有大突破则难如登天。
本就能力不济,如果再搞家族式管理,那便是雪上加霜。
“企业向多元化、异地化方向扩张时,家族式管理的弊端便会集中爆发,而且留不住人才。”严介和说。
“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才来公司一周就辞职了,他觉得公司内部斗争太激烈。”重庆文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老总漆文邦说。
一不小心发财的老板,也容易一不小心就破了产。
商界云:赢在模式,败在管理。
而可怕的是,重庆70%的民企采用的都是家族式管理。
“优秀的人从不抱怨。”
2012年,心灵导师威尔·鲍温《不抱怨的世界》一书风靡欧美,掀起千万人参与“不抱怨行动”。
然而,采访重庆民营企业,听到最多的话就是抱怨——抱怨市场环境,抱怨金融环境,抱怨政务服务,抱怨人才环境,甚至抱怨重庆的区位、人文乃至天气……我们,是不是应该从反思自己开始?
威尔·鲍温说:“停止抱怨,你就在通往你想要的生活的路上了。”
内伤一:小富即安
早上6点起床,熬40多公斤牛肉,煮50多公斤小面,晚上8点关门。
这就是25年来,“眼镜面”老板蒋树林的生活。
虽然累,蒋树林很知足——每天收入4000余元。
重庆市工商局统计,像蒋树林这样年利润在50万元以上的个体户,占全市个体户总数的10%。
这些个体户,早已具备升级为企业的条件,但他们就是不愿意更上一层楼。
“搞不懂他们咋想的。”小天鹅集团董事长何永智说。
与蒋树林同时创业的何永智,如今早已成为“甩手掌柜”——每天睡到自然醒,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战略思考和考察上。
悠闲并不意味着生意的荒疏,小天鹅集团年销售收入已超过20亿元。
“干个体户找钱太辛苦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经营模式不利于创建品牌、招揽人才,也难以拿到贷款,人、财、物都不具备,怎么做大做强?”何永智说。
蒋树林也想把事业做大,但他担忧:“升格为企业,我就要把技术传出去,别人都懂了,我吃什么?”
这种担忧,在何永智看来纯属多余:“餐饮行业没什么秘诀,品牌才是持续发展的动力。”
何永智说:“小富即安,才是他们不愿升级的原因。”
对这一论断,台胞李纯平心有戚戚。
2011年,李纯平赴渝旅游——爷爷叮嘱:“带点‘悦来兴’巫山雪枣回来。”
李纯平找遍商场,也没找到巫山雪枣。最后,在一家副食店,女老板从仓库里翻出几包布满灰尘的巫山雪枣。
曾被列为国宴食品的巫山雪枣,为何沦落至此?
“悦来兴”传人刘廷权说:“没想过要做大,有点盈利就可以了。”
很多渝商不仅小富即安,还贪图享乐。
百万级豪车保有量,重庆居全国第三;摩根士丹利最近发布的《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说,重庆是中国奢侈品消费最具潜力的四个地区之一。
很多渝商给自己设定了目标,一旦达到,就开始纵情享受。“我连续十次拜访一家民企,想助其上市,都被拒绝了。”重庆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江甫说。
所有世界冠军都有一个共同点——梦想当世界冠军。不是杰出者才做梦,是善于做梦者才杰出。没有梦想的渝商又怎能做大?
内伤二:创新乏力
浙江永康一位官员至今依然承认:“上世纪90年代,在五金行业,除了重庆大足,没人敢称第一。”
大足,曾是全国五金企业崇拜的偶像。
上世纪90年代,浙江“梅花锁业”老板郑隆喜不远千里,赶到大足。“想拜‘金鸡挂锁’为师。”郑隆喜说。
“我不想跟你合作。”“金鸡挂锁”老板道。
“我们可以一起开发新技术。”
“你也配?”
悻悻而归的郑隆喜,开始全力创新。
五年后,“梅花锁业”崛起为中国最大挂锁企业。
而大足“金鸡挂锁”却早已销声匿迹。
“金鸡挂锁”的闭关自守,正是大足五金企业的缩影。
上世纪90年代初,当永康全部工序都采用机械化作业时,大足还在用土法淬火。
上世纪90年代末,当永康开始生产七彩军刀时,大足还满足于传统刀剪生产。
21世纪初,当永康从小五金迈向现代五金时,大足还在沉迷于套刀生产。
技术上的闭关自守、小进则满,让大足五金企业全面溃败。
“即便在重庆本土超市,也很难看到龙水五金的踪影。”市民张强说。
“大足五金是败在自己手上——长期闭关自守、止步不前。”浙江鹰达刀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应卫忠一语中的。
大足区“五金办”提供的一组数据印证了这个观点:2007年申报专利仅31个,平均每个企业0.05个。而浙江永康在2006年时,平均每个企业拥有专利6.8个。
“企业想做大做强,就得靠产品创新。不管你原来的产品做得多好,不与时俱进地创新,就会被消费者抛弃。”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说。
但这一点,并没被大多数渝商所重视。
2008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重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到2%。
2012年,全国工商联调查称:重庆98%的企业仍没有专利。
四年里,在自主创新上,重庆民企作为甚少——多数民企现有生产技术并非是自主研发获得的,而是源于购买。
如此渝商,怎能做大做强?
内伤三:模式老套
2004年,三峡洗衣机厂破产。
分管销售的副厂长潘宁,无比失落。
“当年,重庆家电无比辉煌,电视有‘金鹊’、‘红岩’,冰箱有‘五洲阿里斯顿’,洗衣机有‘三峡’。”潘宁说。
“三峡”的破产,标志着重庆家电全军覆没。
“我不甘心。”2005年,潘宁凑了两万元,创办欧凯电器——生产洗衣机。
“凭这点钱,不可能生产出洗衣机,怎么办?”潘宁说,“我召开了经销商大会。”
会上,潘宁激动地说:“国内外家电巨头,在大中城市鏖战正酣,无暇顾及农村。而这片被冷落的市场,是一块2300亿元的‘大蛋糕’……”
潘宁画了一个“饼”,让经销商心旌摇荡。 连图纸都没看到,经销商就预付了1800万元货款。
“我们不具备与‘狼’共舞的实力,那就避实就虚,到‘狼’们还无暇顾及的农村地区,抢先建立根据地。”潘宁说。
这就是潘宁推出的“农村根据地”商业模式——从价格上顺应农民需求,同级别洗衣机,欧凯比其他品牌便宜两百元以上;从实用上顺应农民需求,可满足任何农村环境。
一次,欧凯洗衣机在一个偏远山村出现问题——接上电源能空转,但洗不了衣服。
潘宁赶到农民家里一看,发现不是洗衣机的故障,而是电压太低。
潘宁立即要求整改:“现在,欧凯在200伏以下的电压中也能正常运转。”
凭借价格优势和实用优势,欧凯迅速打入全国各地农村市场。2008年,欧凯洗衣机斩获三亿元。
“我们用三年时间走完了大企业十年走的路。”潘宁说。
同是那批人,为何“三峡”破产了,而“欧凯”会成功——原因就在于“欧凯”找到了好的商业模式。
现代管理之父德鲁克说:“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商业模式的竞争。商业模式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
渝商难以做大做强,正是缺乏模式创新。
“这些年来,很多渝商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成长起来的——当时供小于求,企业不愁没订单,敢于冒险就能做大。现在供大于求了,还用那套作坊式的商业模式,必然会遭遇发展瓶颈。”潘宁说。
内伤四:管理粗放
1998年,江津农民郭家富四兄弟拼凑三万元,在九龙坡区租下一间门面。
一家名叫“富侨”的洗脚店悄然开张。
彼时,“足浴”几乎是色情服务的代名词,而“富侨”决定——要做靠技术取胜的正规店。
尽管开始生意冷清,但“富侨”的坚持,很快迎来转机——五个月后开始盈利。
为让人才储备跟上店铺扩张,郭氏兄弟又创办了职业按摩学校。
有了人才,“富侨”便开始攻城掠地——至2004年,“富侨”已拥有数亿元产业。
但危机正在酝酿。
事业一大,四兄弟都想自己说了算,于是“时常争得不可开交”。
2004年的一天,“掌门”大嫂胡芝容出差北京。
她前脚一走,后院立即起火。“四兄弟悄悄分了家。”胡芝容说。
一分为四的“富侨”,影响力大减。再加上相互牵制,至今没有一家做强。
“富侨”难“富”,正是受制于粗放的家族式管理。
“一个企业要做大做强,要经历产品、市场、资本三个阶段。在改革开放之初,产品生产出来就有市场,做到价廉物美就可以;产品竞争激烈后看市场;市场竞争激烈后看资本,所以决策层的素质尤其重要。”太平洋建设集团董事长严介和说。
但很多渝商的素质却停留在第一阶段。
“很多民企老板,连起码的三年至十年的国家形势都无法判断,怎么能做好业务?”何永智说,在市场竞争中,很多渝商只能算“业余选手”,“业余选手”在比赛中或许能得分,但想有大突破则难如登天。
本就能力不济,如果再搞家族式管理,那便是雪上加霜。
“企业向多元化、异地化方向扩张时,家族式管理的弊端便会集中爆发,而且留不住人才。”严介和说。
“一个很有才能的人,才来公司一周就辞职了,他觉得公司内部斗争太激烈。”重庆文邦机械有限责任公司老总漆文邦说。
一不小心发财的老板,也容易一不小心就破了产。
商界云:赢在模式,败在管理。
而可怕的是,重庆70%的民企采用的都是家族式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