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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脏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回答。大体而言，“脏话”是相对于“净语”的一个概念，多指羞辱、诅咒对方，以及涉及秽物、性行为或和人体器官的语汇。不过，对“脏”与“净”的看法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比如女性性器官常被当成脏字骂人，因为它除了具有隐蔽性之外，在男性视角中它还可能成为欺骗或背叛行为的发生地；在男尊女卑的社会，它既是生理发泄之处，同时又被视为秽物。但在十三世纪的英国，它却被视为寻常物。比如1223年英国伦敦有一条街道竟以它命名，甚至在这个名词之前还加一个动词“摸”（Gropecuntlane）。这件事见诸文汇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脏话文化史》，作者为露丝·韦津利。同一书还举例说，在《圣经》时代，拿国王的睾丸来宣誓忠诚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又说，胡须在伊拉克文化中占有神圣的位置，所以2003年在一次阿拉伯高层会议上伊拉克代表用“胡须”来诅咒科威特外交官。这些都说明对于“肮”与“不脏”，不同民族在不同历史阶段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中国关于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古老描绘见诸《易经》。今人多不识古文字，以及某些古文字意义的转化，并不将其划入脏话的范畴。比如“运转乾坤”，今天多用于表达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但在《易经》中，乾坤两卦明明是两性生殖器的符号。八卦的根底，即古代生殖崇拜的遗风。《周易》中的“云行雨施”，即古代性行为的术语。至于“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咸其訆”、“咸其辅颊舌”，更把性行为的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一般读者并不以为污染耳目，只有像潘光旦这样博学的人类学家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
在一定条件下，脏话的含义还可以淡化或转化。比如号称中国国骂的“他妈的”，原由五个字合成——前面有一个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名词，借破坏对方母亲的贞操侮辱、激怒对方，而使谩骂者一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它由五个字压缩为三个字和两个字的骂语之后，其攻击性逐渐淡化，有时化为了口头禅和感叹词。在特定场合，这个脏词骂语还能转化为一种爱称。中国现代对脏字有独到研究的鲁迅在他的著名杂文《论“他妈的”！》中举例说：“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不要吃。妈的你去吃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流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出口成章，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文化境界。即使有些妙笔生花的文人，口头表达能力也未必能跟他的书面表达能力相称。但“出口成脏”却是一件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尤其对于男权社会的男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动过粗口。蒋介石的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就是浙江的骂人话“娘希匹”，当代观众已经在有关电影和电视剧中聆听过了。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结句为“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也成为中华诗词史上的一种壮举。毛泽东说过，中国古代圣人是孔子，现代圣人是鲁迅。但这两位圣人也都动过粗口。孔老夫子删削的《诗经》，其中的不少篇什就是当时的猥亵歌谣，其中保存着赤裸裸的性语汇。孔夫子还把自己那位“利口辩辞“的弟子宰予骂作“朽木“和“粪土”。鲁迅是严词反对辱骂和恐吓的作家。但作为一个不但有七情六欲，而且爱憎之情特别强烈的人，鲁迅的私人信件中多次出现过骂人话，比如致钱玄同信中，骂刘师培计划创办的《国故》月刊是“坏种”办“屁志”，在致许寿裳等亲友信中还使用过“仰东石杀”或“娘东石杀”这类浙东流行的骂人秽语，其侮辱性远远超过了绍兴的常用骂语“小娘生”和“贱胎”。
外国名人也有爱骂人的。据说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就有骂脏话的习惯。他的太太不堪忍受，终于有一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一大串脏话掷向丈夫，借此让丈夫知道她平时是如何痛苦。不料马克·吐温彬彬有礼地聆听之后，淡淡地对妻子说：“亲爱的”，虽然你用词都正确，但语调有些走样。令妻子啼笑皆非。行文至此，又读到一则新华社专电，说1997年英国女王的丈夫因首相府插手戴安娜王妃的丧事，出“粗口”呵斥首相府的工作人员，此时女王在旁，对丈夫的做法露赞美之色。可见在讲绅士风度的英国，尊贵如女王丈夫者在情不可遏之时也用脏话伤人。
脏话既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自然也会成为文学作品——包括经典名著中的常客。不但中国的《诗经》、《易经》中有所谓脏话，《圣经》“雅歌”中并不雅驯的内容也颇不少。西方的文学名著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因有脏字被检方控为“有伤风化”。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有脏话一度被禁，作者也被送上了法庭。外文跟中文一样，也有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Congress”，普遍的字义是“国会”，但亦含性行为之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就有一些这样的双关语，被选作教材时，常常在课堂上引起学生的窃笑。近些年来，为了纠正神化英雄人物的倾向，中国的“红色经典”中常借助脏话表现人物的人性和个性。比如优秀电视剧《亮剑》、《狼毒花》中的主人公，都是名副其实的“出口成脏”。这是否会给中国的观众造成“听觉污染”，颇值得作家认真考虑。还是鲁迅说得好：“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
在文明社会，当然不会放纵不文明的脏话肆意泛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标榜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其中并不包括诽谤、中伤和随意骂脏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英文俚语与非传统用词辞典》因为收入了脏话，在图书馆一直被控制使用，只有事先办理特别申请手续才能借阅。2003年12月，美国摇滚明星波诺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出“粗口”，引起了舆论的谴责。加州议员道格·欧瑟特为此提出了一个名为《广播电视清洁法》的议案，要求禁掉八个脏字，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瞩目。
不过也有人对脏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男人骂脏话跟女人哭泣一样，能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人认为使用口语暴力，有时可以缓解乃至避免肢体暴力，压抑肢体的攻击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对脏话的正面效应不宜估计过高，它至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吐一时之快。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两军对垒，主将照例先对骂一番，然后开打，恰如斗蟋蟀，先要撩拨它的触须一样。在这种场合，语言暴力就不是肢体暴力的缓冲器，而是催化剂。用脏话以恶制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2008年秋天，在北京松榆里社区某一栋楼内，贴出了一张“脏话公告”，臭骂一周三次在楼道内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公告”下方注明：“谁撕就是谁干的！”因为不愿背黑锅，无人敢揭这张“公告”。结果由居委会出面，表示要调查处理行为不文明者，同时批评“公告”作者对居民造成“视觉污染”，表示一旦查明，也要追究作者的行为负责。
作为脏话的清洁剂是委婉语。如果说脏话把语言带进了阴沟，那么委婉语就可能将脏话带出阴沟。比如用“排泄物”代替屎尿，用“例假”“大姨妈”代替月经，用“胸”代替乳，用“下部”代替阴部。最有意思的是上厕所，一般场合称之为“去一号”，“去洗手间”，“去卫生间”，“去化妆间”。我在韩国餐厅如厕，看门前挂有卷帘，上书“解忧处”三字，顿时感到这个排泄秽物的场所诗意盎然。有人还告诉我，台湾有一个地方的男厕称为“听雨轩”，女厕称为“观瀑楼”，那就更显雅致。当然，还应配有其他图案作为标志，如在“听雨轩”画上烟斗或礼帽，在“观瀑楼”画上高跟鞋或红嘴唇，否则误入“白虎节堂”，势必会引起误会，产生尴尬。用委婉替代脏话固然可取，但也不能走向极端。1926年10月2日，周作人在《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发表《违碍字样》，批评出版界对“违碍字样”的删削和不必要的避讳。比如，由于神经过敏，连“子宫”都不敢写，避讳作“子Ｘ”，甚至创造出一个怪字（“子”旁加一“宫”字）作为替代。像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步入魔道了。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从古至今，既然脏话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文化现象，就有必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乃至进行跨文化研究，目的是了解脏话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个人原因以及遏制和消灭脏话的有效途径。1923年12月，周作人应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纪念增刊之约，撰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文中强调了该刊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脏话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鲁迅。他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指出，晋朝大重门第，子孙即使是酒囊饭袋，依靠祖先的余荫仍然可以得官，所以要攻击高门大族坚固的旧堡垒，就必然去瞄准他的血统。“他妈的”一类的脏话，便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产生的。当然，这只是鲁迅的一家之言，别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也还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脏话文化史》的作者也是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分析脏话产生的原因。该书认为，在战争中清一色男性环境，生理和心理压力极大，造成大量咒骂也就不足为奇。有一句世界广泛流行的骂人话，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传播开来的，因为对于处境险恶、离乡背井的美国大兵，有这个情绪字眼可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福气，尤其是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
窃以为，世界各国的脏话语多以母亲做标靶，是因为骂语必须有冒犯性，能犯禁忌，从而引起对方的震怒。在人世间母爱最为神圣，最为伟大。亵渎母亲就是亵渎神圣，因而最能侮辱对方的人格，伤害对方的感情。当然也有人把辱骂的对象上溯到祖母、外祖母甚至祖宗，或旁及到姨妈（如保加利亚语）、姐妹、小舅子。这类脏话肯定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在有些场合，脏话骂语也施之于物。比如不小心碰了头，恼怒之时脱口就是一句脏话，这时只是一种本能的宣泄，没有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内涵，就如同打嗝和生理排放一样。
在当代中国，脏话泛滥成灾是发生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国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文献。一时间，“他妈的”、“放他妈的屁”、“造他妈的反”一类豪言壮语充斥于大街小巷。我当时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曾奉工宣队之命撰写一篇批判“走资派”的稿子。送审之后，工宣队找我谈话，认为稿子毫无战斗性，辜负了组织期望。结果我被迫在一篇千字文中加入了五至十句“国骂”，才最终获得通过。我的这一亲身经历说明，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时代，骂脏话就等同于革命。人性的扭曲、语言的扭曲竟到如此地步，实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这也证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总的说来，骂脏话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用脏话骂人的方式并不可取。但骂可骂之人的可骂之处，跟骂不该骂之人的不该骂之处，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据已故贾植芳教授回忆，在1955年全国文联批判胡风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用五个字的“国骂”痛骂胡风。这件事散文家柳萌可以证实，相关文献也能证实（见王春瑜：《琐忆贾植芳》，《芳草地》2008年第4期，第65至66页）。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像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应该充分吸取的。
既然“出口成脏”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而发明脏话绝不可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发明者确是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鲁迅语）。有趣的是，竟还有人争夺脏话的发明权。这个人就是狂飙社的主将高长虹。为了拥有“他妈的”这三个字的知识产权，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锦袍的世界》里才初次使用。”查这篇作品，结尾确有“他妈的”三个字，不是具体骂某个人，而是骂爱国者反被人斥为卖国这种社会现象。《莽原》周刊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4月24日，而鲁迅的《论“他妈的！”》作于同年7月19日。高长虹的上述表白看来是要跟鲁迅争夺“他妈的”的发明权或首发权。但鲁迅讲得很清楚：“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关的口头禅。”可见“他妈的”这三个字早已有之，任何人想拥有这个词的专利都是办不到的。
消灭脏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人把骂人比喻为一种跟抽烟差不多的恶习。戒烟很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戒掉。一个人一辈子绝对不骂一句脏话也很难，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日趋和谐，文明用语的日趋普及，用脏话骂人的陋习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些年最壮观的骂人场面多出现在中国男足的赛场上。那万人齐骂“傻Ｘ”的声音，简直可以上遏行云，下断流水。但在今年北京的“两奥会”上，这种骂声已经绝迹，而代之以掌声、欢呼和加油声。外国运动员也报之以“谢谢北京”、“谢谢香港”、“谢谢青岛”、“谢谢中国”等热情友好的话语。可见经过提倡、引导，任何陋习都可以逐渐得到改变。
中国关于性器官和性行为的古老描绘见诸《易经》。今人多不识古文字，以及某些古文字意义的转化，并不将其划入脏话的范畴。比如“运转乾坤”，今天多用于表达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但在《易经》中，乾坤两卦明明是两性生殖器的符号。八卦的根底，即古代生殖崇拜的遗风。《周易》中的“云行雨施”，即古代性行为的术语。至于“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执其随”、“咸其訆”、“咸其辅颊舌”，更把性行为的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一般读者并不以为污染耳目，只有像潘光旦这样博学的人类学家才能破解其中的奥秘。
在一定条件下，脏话的含义还可以淡化或转化。比如号称中国国骂的“他妈的”，原由五个字合成——前面有一个动词，后面还有一个名词，借破坏对方母亲的贞操侮辱、激怒对方，而使谩骂者一时获得某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它由五个字压缩为三个字和两个字的骂语之后，其攻击性逐渐淡化，有时化为了口头禅和感叹词。在特定场合，这个脏词骂语还能转化为一种爱称。中国现代对脏字有独到研究的鲁迅在他的著名杂文《论“他妈的”！》中举例说：“我曾在家乡看见乡农父子一同午饭，儿子指一碗菜向他父亲说：‘这不坏，妈的你尝尝看！’那父亲回答道：‘不要吃。妈的你去吃罢！’则简直已经醇化为现在流行的‘我的亲爱的’的意思了。”
出口成章，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文化境界。即使有些妙笔生花的文人，口头表达能力也未必能跟他的书面表达能力相称。但“出口成脏”却是一件难以完全避免的事情——尤其对于男权社会的男人。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动过粗口。蒋介石的那句著名的口头禅就是浙江的骂人话“娘希匹”，当代观众已经在有关电影和电视剧中聆听过了。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的结句为“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也成为中华诗词史上的一种壮举。毛泽东说过，中国古代圣人是孔子，现代圣人是鲁迅。但这两位圣人也都动过粗口。孔老夫子删削的《诗经》，其中的不少篇什就是当时的猥亵歌谣，其中保存着赤裸裸的性语汇。孔夫子还把自己那位“利口辩辞“的弟子宰予骂作“朽木“和“粪土”。鲁迅是严词反对辱骂和恐吓的作家。但作为一个不但有七情六欲，而且爱憎之情特别强烈的人，鲁迅的私人信件中多次出现过骂人话，比如致钱玄同信中，骂刘师培计划创办的《国故》月刊是“坏种”办“屁志”，在致许寿裳等亲友信中还使用过“仰东石杀”或“娘东石杀”这类浙东流行的骂人秽语，其侮辱性远远超过了绍兴的常用骂语“小娘生”和“贱胎”。
外国名人也有爱骂人的。据说美国小说家马克·吐温就有骂脏话的习惯。他的太太不堪忍受，终于有一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把一大串脏话掷向丈夫，借此让丈夫知道她平时是如何痛苦。不料马克·吐温彬彬有礼地聆听之后，淡淡地对妻子说：“亲爱的”，虽然你用词都正确，但语调有些走样。令妻子啼笑皆非。行文至此，又读到一则新华社专电，说1997年英国女王的丈夫因首相府插手戴安娜王妃的丧事，出“粗口”呵斥首相府的工作人员，此时女王在旁，对丈夫的做法露赞美之色。可见在讲绅士风度的英国，尊贵如女王丈夫者在情不可遏之时也用脏话伤人。
脏话既然在日常生活中频繁出现，自然也会成为文学作品——包括经典名著中的常客。不但中国的《诗经》、《易经》中有所谓脏话，《圣经》“雅歌”中并不雅驯的内容也颇不少。西方的文学名著如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因有脏字被检方控为“有伤风化”。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因有脏话一度被禁，作者也被送上了法庭。外文跟中文一样，也有一词多义的现象。比如“Congress”，普遍的字义是“国会”，但亦含性行为之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就有一些这样的双关语，被选作教材时，常常在课堂上引起学生的窃笑。近些年来，为了纠正神化英雄人物的倾向，中国的“红色经典”中常借助脏话表现人物的人性和个性。比如优秀电视剧《亮剑》、《狼毒花》中的主人公，都是名副其实的“出口成脏”。这是否会给中国的观众造成“听觉污染”，颇值得作家认真考虑。还是鲁迅说得好：“现在有些作品，往往并非必要而偏在对话里写上许多骂语去，好像以为非此便不是无产者作品，骂詈愈多，就愈是无产者作品似的。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作者不应该将上海流氓的行为，涂在他们身上的。即使有喜欢骂人的无产者，也只是一种坏脾气，作者应该由文艺加以纠正，万不可再来展开，使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中，一言不合，便祖宗三代的闹得不可开交。”
在文明社会，当然不会放纵不文明的脏话肆意泛滥。西方国家的宪法中标榜保护个人的言论自由，但其中并不包括诽谤、中伤和随意骂脏话。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英文俚语与非传统用词辞典》因为收入了脏话，在图书馆一直被控制使用，只有事先办理特别申请手续才能借阅。2003年12月，美国摇滚明星波诺在金球奖颁奖典礼上出“粗口”，引起了舆论的谴责。加州议员道格·欧瑟特为此提出了一个名为《广播电视清洁法》的议案，要求禁掉八个脏字，引起全球媒体的高度瞩目。
不过也有人对脏话持比较宽容的态度，认为男人骂脏话跟女人哭泣一样，能缓解压力，宣泄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益。还有人认为使用口语暴力，有时可以缓解乃至避免肢体暴力，压抑肢体的攻击性。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对脏话的正面效应不宜估计过高，它至多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吐一时之快。中国古代的战争中，两军对垒，主将照例先对骂一番，然后开打，恰如斗蟋蟀，先要撩拨它的触须一样。在这种场合，语言暴力就不是肢体暴力的缓冲器，而是催化剂。用脏话以恶制恶也不是解决问题的良方。2008年秋天，在北京松榆里社区某一栋楼内，贴出了一张“脏话公告”，臭骂一周三次在楼道内随地大小便的行为。“公告”下方注明：“谁撕就是谁干的！”因为不愿背黑锅，无人敢揭这张“公告”。结果由居委会出面，表示要调查处理行为不文明者，同时批评“公告”作者对居民造成“视觉污染”，表示一旦查明，也要追究作者的行为负责。
作为脏话的清洁剂是委婉语。如果说脏话把语言带进了阴沟，那么委婉语就可能将脏话带出阴沟。比如用“排泄物”代替屎尿，用“例假”“大姨妈”代替月经，用“胸”代替乳，用“下部”代替阴部。最有意思的是上厕所，一般场合称之为“去一号”，“去洗手间”，“去卫生间”，“去化妆间”。我在韩国餐厅如厕，看门前挂有卷帘，上书“解忧处”三字，顿时感到这个排泄秽物的场所诗意盎然。有人还告诉我，台湾有一个地方的男厕称为“听雨轩”，女厕称为“观瀑楼”，那就更显雅致。当然，还应配有其他图案作为标志，如在“听雨轩”画上烟斗或礼帽，在“观瀑楼”画上高跟鞋或红嘴唇，否则误入“白虎节堂”，势必会引起误会，产生尴尬。用委婉替代脏话固然可取，但也不能走向极端。1926年10月2日，周作人在《语丝》周刊第九十九期发表《违碍字样》，批评出版界对“违碍字样”的删削和不必要的避讳。比如，由于神经过敏，连“子宫”都不敢写，避讳作“子Ｘ”，甚至创造出一个怪字（“子”旁加一“宫”字）作为替代。像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步入魔道了。
语言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心灵的一面镜子。从古至今，既然脏话是一种普遍的语言现象、文化现象，就有必要从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乃至进行跨文化研究，目的是了解脏话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个人原因以及遏制和消灭脏话的有效途径。1923年12月，周作人应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纪念增刊之约，撰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文中强调了该刊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
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脏话进行深入研究的首推鲁迅。他在《论“他妈的”！》一文中指出，晋朝大重门第，子孙即使是酒囊饭袋，依靠祖先的余荫仍然可以得官，所以要攻击高门大族坚固的旧堡垒，就必然去瞄准他的血统。“他妈的”一类的脏话，便是在这种社会心理的支配下产生的。当然，这只是鲁迅的一家之言，别的语言学家、民俗学家也还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脏话文化史》的作者也是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分析脏话产生的原因。该书认为，在战争中清一色男性环境，生理和心理压力极大，造成大量咒骂也就不足为奇。有一句世界广泛流行的骂人话，就是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传播开来的，因为对于处境险恶、离乡背井的美国大兵，有这个情绪字眼可用是一种无可比拟的福气，尤其是除此之外他几乎一无所有。
窃以为，世界各国的脏话语多以母亲做标靶，是因为骂语必须有冒犯性，能犯禁忌，从而引起对方的震怒。在人世间母爱最为神圣，最为伟大。亵渎母亲就是亵渎神圣，因而最能侮辱对方的人格，伤害对方的感情。当然也有人把辱骂的对象上溯到祖母、外祖母甚至祖宗，或旁及到姨妈（如保加利亚语）、姐妹、小舅子。这类脏话肯定降低了辱骂的刺激性。在有些场合，脏话骂语也施之于物。比如不小心碰了头，恼怒之时脱口就是一句脏话，这时只是一种本能的宣泄，没有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内涵，就如同打嗝和生理排放一样。
在当代中国，脏话泛滥成灾是发生在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红卫兵运动的推动，“国骂”堂而皇之地进入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色文献。一时间，“他妈的”、“放他妈的屁”、“造他妈的反”一类豪言壮语充斥于大街小巷。我当时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曾奉工宣队之命撰写一篇批判“走资派”的稿子。送审之后，工宣队找我谈话，认为稿子毫无战斗性，辜负了组织期望。结果我被迫在一篇千字文中加入了五至十句“国骂”，才最终获得通过。我的这一亲身经历说明，在那个“人妖颠倒是非淆”的时代，骂脏话就等同于革命。人性的扭曲、语言的扭曲竟到如此地步，实为古今中外历史所罕见。这也证明了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
总的说来，骂脏话是一种消极的语言现象。用脏话骂人的方式并不可取。但骂可骂之人的可骂之处，跟骂不该骂之人的不该骂之处，还是有原则区别的。据已故贾植芳教授回忆，在1955年全国文联批判胡风的运动中，郭沫若曾用五个字的“国骂”痛骂胡风。这件事散文家柳萌可以证实，相关文献也能证实（见王春瑜：《琐忆贾植芳》，《芳草地》2008年第4期，第65至66页）。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学者，像这样的历史教训是应该充分吸取的。
既然“出口成脏”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因而发明脏话绝不可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发明者确是一个天才——然而是一个卑劣的天才”（鲁迅语）。有趣的是，竟还有人争夺脏话的发明权。这个人就是狂飙社的主将高长虹。为了拥有“他妈的”这三个字的知识产权，他在《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说：“直到现在还很风行的‘他妈的！’那几个字，便是《莽原》第一期我在《锦袍的世界》里才初次使用。”查这篇作品，结尾确有“他妈的”三个字，不是具体骂某个人，而是骂爱国者反被人斥为卖国这种社会现象。《莽原》周刊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4月24日，而鲁迅的《论“他妈的！”》作于同年7月19日。高长虹的上述表白看来是要跟鲁迅争夺“他妈的”的发明权或首发权。但鲁迅讲得很清楚：“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关的口头禅。”可见“他妈的”这三个字早已有之，任何人想拥有这个词的专利都是办不到的。
消灭脏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人把骂人比喻为一种跟抽烟差不多的恶习。戒烟很难，但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戒掉。一个人一辈子绝对不骂一句脏话也很难，但随着人类社会的日趋和谐，文明用语的日趋普及，用脏话骂人的陋习是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的。前些年最壮观的骂人场面多出现在中国男足的赛场上。那万人齐骂“傻Ｘ”的声音，简直可以上遏行云，下断流水。但在今年北京的“两奥会”上，这种骂声已经绝迹，而代之以掌声、欢呼和加油声。外国运动员也报之以“谢谢北京”、“谢谢香港”、“谢谢青岛”、“谢谢中国”等热情友好的话语。可见经过提倡、引导，任何陋习都可以逐渐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