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作为中国传统隐逸方式之一的渔隐，剖析其内涵，既有逍遥容与的一面，又有志在功业及精神慰藉的一面。考察其发展，唐宋时期诗化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而明清时期则物化于园林营造与书画创作中。源于先秦，兴于六朝，承传于唐宋，延续至明清，无疑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系统中鲜明的意象符号之一。
关键词： 隐逸文化 渔隐 诗化 物化
五代词人李珣《渔父》词云：“莫道渔人只为鱼。”作为传统隐逸方式之一的渔隐，源于先秦、兴于六朝、承传于唐宋、延续至明清，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系统中一个鲜明的意象符号，其蕴含和传递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共性之处皆志不在鱼。
一、先秦渔隐意象的产生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于农业文明，发源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很早就懂得渔猎技巧。所谓“生活是文学的物象，文学是生活的镜像”[1]，从先秦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见渔父形象以及对鱼钓情节的描述和由此延伸的议论，比较典型的有史书中记载的姜尚及《庄子》和《楚辞》中刻画的渔父形象。
关于姜尚垂钓的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太公钓于滋泉”，并未多作渲染。汉代《尚书大传》则加以神化，称“周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望钓得玉璜”，在这里姜尚所钓已非鱼，显然是刻意强调天意天命。《说苑》和《列仙传》中也有类似记载，所钓是鱼，但鱼腹中分别藏有“吕望封于齐”的天书和象征权力的印章。这些记载到了后来的《武王伐纣王平话》便进一步演绎又成今天耳熟能详的“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着重渲染的是姜尚“因命守时”志在功业的渔父形象。姜尚志在功业的渔父形象与传统隐逸文化“林泉高致”的主旋律并不相同，但不能否认这也是渔隐的一种，不过是在闲适怡然的表象之下掩藏了功利之心。
《庄子》一书中多处涉及鱼、鱼钓、渔父。《秋水》篇中著名的濠梁之辩，机缘即在于庄子见“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在道家看来鱼是最能够传达道家“逍遥”观的自然物象。《刻意》篇中说“江海避世之士，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连用两个“闲”字，描写鱼钓活动的轻松闲适。关于渔父的形象，《庄子》中主要是两处，一是《渔父》篇，设孔子与渔父主客问答，且不论所论之道，单就其所刻画的渔父形象“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到“刺船而去，沿缘苇间”，飘然而至、翩然而去，悠游于江湖之间。这里没有渔者的生计艰难，纯粹是隐士的逍遥容与；二是《秋水》篇中所描写的庄子本身，钓于濮水，面对楚王重金厚币“持竿不顾”，这一渔父形象与姜尚相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为对名利的淡泊。
《楚辞》中也有一篇《渔父》，是以屈原和渔父主客问答，表现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坚持理想至死不渝的形象。但是文中渔父“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劝词及所歌“沧浪之水”折射出乱世中隐士的睿智与通达，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渔父历尽沧桑看透世事之后，以其睿智通达所歌唱的“沧浪之水”常常在后世文人心中荡起层层涟漪。显然，这里的渔父形象顺应自然，与庄子笔下道家的渔父形象更为接近，但略有不同：庄子侧重于表现渔父对名利的淡泊，而屈原笔下的渔父更多是对世事的通达；前者是隐士在面对物质诱惑时的表白，后者是隐士在面临政治困惑时的回答。毫无疑问，这两类渔父形象更契合于后来隐逸之士的心理，因此成为后世渔隐意象最主要的源头。
一者志在功业，一者逍遥容与，一者智慧通达，这是渔隐最初意象所传递的三种内涵。
二、唐宋渔隐意象的诗化
六朝时期，玄学兴盛、清谈流行，士人常以不俗相互标榜，因此隐逸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山水鱼钓等隐士的寻常行为成为士人竞相模仿的行迹。如《晋书》记载石秀“性放旷，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钓鱼成为个体淡泊功名利禄的宣示方式之一。如果说六朝的渔隐更多的是表现在行为层面的话，唐宋伴随着诗词艺术创作高峰的到来，渔隐被广泛地诗化，从而真正成为一种文学中的意象。回溯源流，一类是追蹑姜尚，肯定并羡慕姜尚的渔隐行为，比如骆宾王《钓矶应召文》中说：“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以钓国耶？”并赞之为“大丈夫之所钓哉”。李白更是以之为人生榜样，在《梁甫吟》、《行路难》等诗作中屡屡用此意象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但是这一类在盛唐以后鲜有见，盖因盛唐之风崇尚建功立业，而中晚唐之后隐逸之风渐盛，至于南宋末年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中说“磻溪未遇”则是江山倾颓背景下对自己澄清天下理想的剖白，纯粹是化用典故，与渔隐本身并不相关。另一类是追蹑《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这在唐宋诗词中最为多见，但有所差别。
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其钟爱鱼钓的原因一是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愉悦的精神休憩，二是体现其不流于俗的人格标志[2]。后者显然是延续魏晋遗风而来，如李白《独钓清溪江》“永望坐此台，长垂严陵钓”，事实上李白与严子陵根本不同调，这里说希望像严子陵一样永远渔隐顶多是一时心血来潮之语。其他如沈佺期《钓竿篇》描写“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尽管丽词美景，但因为作者并没有隐逸之心，所以此类渔隐形象颇有附庸风雅之嫌。
渔隐意象的真正诗化还是得益于那些具有隐逸情怀的文人群体的诗词创作，这里最典型的便是张志和。《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载张志和“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尝作《渔父歌》五首，尤以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流传最广，将渔隐的诗情画意传写得淋漓尽致。其勾勒的“青箬笠，绿蓑衣”的渔父形象，相较于先秦具有哲理气质的渔父形象更具有鲜明的诗化特质，对后世诗词的创作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词牌中的“渔歌子”即渊源于此，李珣、李煜、孙光宪等五代词人屡有翻唱，苏轼曾以原作成句入于《鹧鸪天》，黄庭坚亦曾以其词增为《浣溪沙》，所表现的大抵都是对归隐的真实向往或是对摇首出红尘的渔隐生活的欣然感受。
第三类则是柳宗元开创的渔父形象。不同于张志和笔下渔父温暖的色调、闲适的风格，柳宗元笔下渔父呈现的是冷色调、孤洁的风格，这在《江雪》一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万千静寂世界愈显一船一人一钓竿的孤独，琉璃冰雪世界愈衬一船一人一钓竿的高洁。很明显，这里的渔父形象是结合了失意文人受挫的心灵而诗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人格情操特征。这在柳宗元另一首《渔翁》中也有表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看似写实地叙述渔翁的日常生活，但结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则透露出渔翁的不同寻常。此诗描写的是渔翁在山水间获得内心的宁静，表达的却是作者政治受挫后寻求心境的超脱。这在后世一些词作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倦却诗书上钓舡，身披莎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复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事怨贤良。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可见，对于具有高洁操守和理想怀抱偏又遭遇政治打击的这类文人群体而言，他们笔下的渔隐意象实际上是在逍遥容与的表层意象之下又潜藏了小心翼翼的失落、孤寂甚至不满和怨刺。 一类标举脱俗而附庸风雅，一类闲适怡然充满诗情画意，一类外表宁静却内蕴孤寂失意，这是渔隐在唐宋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三种诗化意象。
三、明清渔隐意象的物化
渔隐意象发展到元代，依然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诗化路径，但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以元曲的形式表达从而开始走向俚俗化、生活化；二是不再具有多元性，侧重于表现渔隐意象逍遥出世的一面，如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父》堪为代表。明清时期，渔隐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立意已难以创新，大都是炒唐宋人冷饭，但是却在园林建造和书画创作中寄托渔隐之思，可谓别开生面。当渔隐意象与园林、书画结合在一起时，这便是渔隐意象的物化。
渔隐意象在园林中的物化其实可以远溯及六朝。《世说新语·言语》中就曾经记载梁简文帝游览华林园的一段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从中可见当时的世族名士已经开始在别墅中凿池养鱼，模仿江湖隐士的持竿而钓。宋代苏舜钦退隐苏州后亲自营造沧浪亭，表达渔隐之志。但是文人大规模地参与到园林营造是从明代开始，典型如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的拙政园，全园以水为核心，建筑错落其间，“小沧浪”和舫形建筑“香洲”都可见渔隐元素。再如清代网师园，园以网师名，网师者，渔人也，园内很多建筑如“濯缨水阁”、“潭西渔隐”等皆是物化了的渔隐意象。
渔隐意象在书画中的物化在宋代文人画中已有出现，最著名的莫过于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叶扁舟漂浮于烟涛微茫的江面之上，一位渔翁垂竿独钓构成整幅画作的焦点，其精神意趣与柳宗元的《江雪》诗有异曲同工之处[3]，不过《江雪》是渔隐意象的诗化，而《寒江独钓图》则是渔隐意象的物化。事实上略早于此，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论及山水画布局时就曾说“水以鱼钓为精神”。一直到元代，很多画家都画有渔隐题材，如吴镇存世作品中的《渔父图》、《洞庭渔隐图》等，颇有清旷野逸之趣。但更为广泛地还是在明清文人画发展之后，不同于之前画家大都职业画师的身份，明清很多画家是文人与画师的双重身份，且文人身份更为凸显，这就决定了文人画具有更加强烈的个体精神。文征明的《渔父辞》和《石湖诗图》、董其昌的《秋江渔父图》、八大山人的《游鱼图》等莫不如是，而且文人画常有题画诗以宣明画作所传达的文人精神意趣。可以说传统的渔隐意象在明清文学作品中乏善可陈时却在书画作品中绽放出了异彩。
参考文献：
[1]邹祥平.“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03.
[2]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2.
[3]潘丽莉.漫谈山水画中的渔父意象美[J].艺术探索，2004.0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育人——传统官德教育实践研究”（2012SJB880073）。
关键词： 隐逸文化 渔隐 诗化 物化
五代词人李珣《渔父》词云：“莫道渔人只为鱼。”作为传统隐逸方式之一的渔隐，源于先秦、兴于六朝、承传于唐宋、延续至明清，是中国传统隐逸文化系统中一个鲜明的意象符号，其蕴含和传递的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共性之处皆志不在鱼。
一、先秦渔隐意象的产生
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于农业文明，发源于长江黄河流域的华夏民族很早就懂得渔猎技巧。所谓“生活是文学的物象，文学是生活的镜像”[1]，从先秦的文学作品中常常可见渔父形象以及对鱼钓情节的描述和由此延伸的议论，比较典型的有史书中记载的姜尚及《庄子》和《楚辞》中刻画的渔父形象。
关于姜尚垂钓的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吕氏春秋》“太公钓于滋泉”，并未多作渲染。汉代《尚书大传》则加以神化，称“周文王至磻溪，见吕望，文王拜之尚父，望钓得玉璜”，在这里姜尚所钓已非鱼，显然是刻意强调天意天命。《说苑》和《列仙传》中也有类似记载，所钓是鱼，但鱼腹中分别藏有“吕望封于齐”的天书和象征权力的印章。这些记载到了后来的《武王伐纣王平话》便进一步演绎又成今天耳熟能详的“姜尚因命守时，直钩钓渭之鱼，不用香饵之食，离水面三尺，尚自言曰：负命者上钩来”，着重渲染的是姜尚“因命守时”志在功业的渔父形象。姜尚志在功业的渔父形象与传统隐逸文化“林泉高致”的主旋律并不相同，但不能否认这也是渔隐的一种，不过是在闲适怡然的表象之下掩藏了功利之心。
《庄子》一书中多处涉及鱼、鱼钓、渔父。《秋水》篇中著名的濠梁之辩，机缘即在于庄子见“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在道家看来鱼是最能够传达道家“逍遥”观的自然物象。《刻意》篇中说“江海避世之士，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连用两个“闲”字，描写鱼钓活动的轻松闲适。关于渔父的形象，《庄子》中主要是两处，一是《渔父》篇，设孔子与渔父主客问答，且不论所论之道，单就其所刻画的渔父形象“下船而来，须眉交白，被发揄袂”到“刺船而去，沿缘苇间”，飘然而至、翩然而去，悠游于江湖之间。这里没有渔者的生计艰难，纯粹是隐士的逍遥容与；二是《秋水》篇中所描写的庄子本身，钓于濮水，面对楚王重金厚币“持竿不顾”，这一渔父形象与姜尚相比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表现为对名利的淡泊。
《楚辞》中也有一篇《渔父》，是以屈原和渔父主客问答，表现屈原不肯随波逐流、坚持理想至死不渝的形象。但是文中渔父“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劝词及所歌“沧浪之水”折射出乱世中隐士的睿智与通达，对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渔父历尽沧桑看透世事之后，以其睿智通达所歌唱的“沧浪之水”常常在后世文人心中荡起层层涟漪。显然，这里的渔父形象顺应自然，与庄子笔下道家的渔父形象更为接近，但略有不同：庄子侧重于表现渔父对名利的淡泊，而屈原笔下的渔父更多是对世事的通达；前者是隐士在面对物质诱惑时的表白，后者是隐士在面临政治困惑时的回答。毫无疑问，这两类渔父形象更契合于后来隐逸之士的心理，因此成为后世渔隐意象最主要的源头。
一者志在功业，一者逍遥容与，一者智慧通达，这是渔隐最初意象所传递的三种内涵。
二、唐宋渔隐意象的诗化
六朝时期，玄学兴盛、清谈流行，士人常以不俗相互标榜，因此隐逸的观念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山水鱼钓等隐士的寻常行为成为士人竞相模仿的行迹。如《晋书》记载石秀“性放旷，常弋钓林泽，不以荣爵婴心”，钓鱼成为个体淡泊功名利禄的宣示方式之一。如果说六朝的渔隐更多的是表现在行为层面的话，唐宋伴随着诗词艺术创作高峰的到来，渔隐被广泛地诗化，从而真正成为一种文学中的意象。回溯源流，一类是追蹑姜尚，肯定并羡慕姜尚的渔隐行为，比如骆宾王《钓矶应召文》中说：“夫如是者，将以钓川耶？以钓国耶？”并赞之为“大丈夫之所钓哉”。李白更是以之为人生榜样，在《梁甫吟》、《行路难》等诗作中屡屡用此意象表达对建功立业的渴望。但是这一类在盛唐以后鲜有见，盖因盛唐之风崇尚建功立业，而中晚唐之后隐逸之风渐盛，至于南宋末年文及翁《贺新郎·游西湖有感》中说“磻溪未遇”则是江山倾颓背景下对自己澄清天下理想的剖白，纯粹是化用典故，与渔隐本身并不相关。另一类是追蹑《庄子》和《楚辞》中的渔父，这在唐宋诗词中最为多见，但有所差别。
对于士大夫群体而言，其钟爱鱼钓的原因一是活动本身所带来的愉悦的精神休憩，二是体现其不流于俗的人格标志[2]。后者显然是延续魏晋遗风而来，如李白《独钓清溪江》“永望坐此台，长垂严陵钓”，事实上李白与严子陵根本不同调，这里说希望像严子陵一样永远渔隐顶多是一时心血来潮之语。其他如沈佺期《钓竿篇》描写“人疑天上坐，鱼似镜中悬”尽管丽词美景，但因为作者并没有隐逸之心，所以此类渔隐形象颇有附庸风雅之嫌。
渔隐意象的真正诗化还是得益于那些具有隐逸情怀的文人群体的诗词创作，这里最典型的便是张志和。《新唐书》卷一百九十六载张志和“以亲既丧，不复仕，居江湖，自称烟波钓徒”，尝作《渔父歌》五首，尤以第一首“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流传最广，将渔隐的诗情画意传写得淋漓尽致。其勾勒的“青箬笠，绿蓑衣”的渔父形象，相较于先秦具有哲理气质的渔父形象更具有鲜明的诗化特质，对后世诗词的创作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词牌中的“渔歌子”即渊源于此，李珣、李煜、孙光宪等五代词人屡有翻唱，苏轼曾以原作成句入于《鹧鸪天》，黄庭坚亦曾以其词增为《浣溪沙》，所表现的大抵都是对归隐的真实向往或是对摇首出红尘的渔隐生活的欣然感受。
第三类则是柳宗元开创的渔父形象。不同于张志和笔下渔父温暖的色调、闲适的风格，柳宗元笔下渔父呈现的是冷色调、孤洁的风格，这在《江雪》一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万千静寂世界愈显一船一人一钓竿的孤独，琉璃冰雪世界愈衬一船一人一钓竿的高洁。很明显，这里的渔父形象是结合了失意文人受挫的心灵而诗化的产物，具有鲜明的人格情操特征。这在柳宗元另一首《渔翁》中也有表现，“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看似写实地叙述渔翁的日常生活，但结句“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则透露出渔翁的不同寻常。此诗描写的是渔翁在山水间获得内心的宁静，表达的却是作者政治受挫后寻求心境的超脱。这在后世一些词作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如敦煌曲子词中有一首：“倦却诗书上钓舡，身披莎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复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事怨贤良。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可见，对于具有高洁操守和理想怀抱偏又遭遇政治打击的这类文人群体而言，他们笔下的渔隐意象实际上是在逍遥容与的表层意象之下又潜藏了小心翼翼的失落、孤寂甚至不满和怨刺。 一类标举脱俗而附庸风雅，一类闲适怡然充满诗情画意，一类外表宁静却内蕴孤寂失意，这是渔隐在唐宋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三种诗化意象。
三、明清渔隐意象的物化
渔隐意象发展到元代，依然延续了唐宋以来的诗化路径，但不同之处在于一是以元曲的形式表达从而开始走向俚俗化、生活化；二是不再具有多元性，侧重于表现渔隐意象逍遥出世的一面，如白朴《双调·沉醉东风·渔父》堪为代表。明清时期，渔隐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立意已难以创新，大都是炒唐宋人冷饭，但是却在园林建造和书画创作中寄托渔隐之思，可谓别开生面。当渔隐意象与园林、书画结合在一起时，这便是渔隐意象的物化。
渔隐意象在园林中的物化其实可以远溯及六朝。《世说新语·言语》中就曾经记载梁简文帝游览华林园的一段话：“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从中可见当时的世族名士已经开始在别墅中凿池养鱼，模仿江湖隐士的持竿而钓。宋代苏舜钦退隐苏州后亲自营造沧浪亭，表达渔隐之志。但是文人大规模地参与到园林营造是从明代开始，典型如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的拙政园，全园以水为核心，建筑错落其间，“小沧浪”和舫形建筑“香洲”都可见渔隐元素。再如清代网师园，园以网师名，网师者，渔人也，园内很多建筑如“濯缨水阁”、“潭西渔隐”等皆是物化了的渔隐意象。
渔隐意象在书画中的物化在宋代文人画中已有出现，最著名的莫过于马远的《寒江独钓图》。一叶扁舟漂浮于烟涛微茫的江面之上，一位渔翁垂竿独钓构成整幅画作的焦点，其精神意趣与柳宗元的《江雪》诗有异曲同工之处[3]，不过《江雪》是渔隐意象的诗化，而《寒江独钓图》则是渔隐意象的物化。事实上略早于此，郭熙在《林泉高致》中论及山水画布局时就曾说“水以鱼钓为精神”。一直到元代，很多画家都画有渔隐题材，如吴镇存世作品中的《渔父图》、《洞庭渔隐图》等，颇有清旷野逸之趣。但更为广泛地还是在明清文人画发展之后，不同于之前画家大都职业画师的身份，明清很多画家是文人与画师的双重身份，且文人身份更为凸显，这就决定了文人画具有更加强烈的个体精神。文征明的《渔父辞》和《石湖诗图》、董其昌的《秋江渔父图》、八大山人的《游鱼图》等莫不如是，而且文人画常有题画诗以宣明画作所传达的文人精神意趣。可以说传统的渔隐意象在明清文学作品中乏善可陈时却在书画作品中绽放出了异彩。
参考文献：
[1]邹祥平.“桃源”镜像的圆融与疏隔——从东篱、辋川到石湖[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03.
[2]李红霞.唐代隐逸风尚与诗歌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2.
[3]潘丽莉.漫谈山水画中的渔父意象美[J].艺术探索，2004.02.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育人——传统官德教育实践研究”（2012SJB880073）。